习近平打老虎,何以步步升级?
习近平打老虎,何以步步升级?
姜维平
习近平刚接班时,即致力于反腐打老虎,那时有许多议论,有的认为他是走过场,做表面文章,但现在,当“七一”前夕公布了徐才厚案,不论是海内外还是党内外,不论是什么党什么派,都有一致的正面看法,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足证笔者2014年1月3日发表的题为《王歧山打老虎,动了真格的》一文的观点,但如今新的问题又来了,他的立足点是党内权斗和排斥异己吗,或者说,为何他打老虎步步升级呢?笔者认为,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习近平打老虎,确有一些权斗的色彩,但目前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步步升级,左右开弓,已经在淡化这种色彩,也就是说,管他什么派,谁贪腐就抓谁,已有许多案例证实这一意味深长的走向,它不仅由下而上,而且由单向到全面,因此,也使他自己身处极度危险之中。
自从薄熙来案发以来,中南海高层的反腐指向比较明确,站在薄熙来一边的,不论是他的靠山和保护伞,还是荫庇下的一些官员,大都受到贪腐的指控,由于制度性的弥漫整个官场的腐败,不能说他们没有问题,但可以说内斗站队出错是因素之一,所以,要办周永康案,必得抓捕他多年豢养的民企老板刘汉;要办薄熙来案,必得拘捕他的铁哥们,“钱袋子”徐明;而拿下徐才厚,必得法办谷俊山,等等,但是,随着习近平权势的走强,情况发生一点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任职地方,不得不忍辱负重,争取党内各派的支持,但18大之后,一朝权在手,就需要当好政治局的班长,端平一碗水,也就是说,抓了“华南虎”,“东北虎”要攀比,他承受着党内杂七杂八的盘根错节的派别的挤压,于是,打虎不得不升级,也不得不全方位。
归纳这些压力,一是来自于党内,虽然中共是一党独大,总书记一言九鼎,但党内各派五花八门的,随着党员民主意识增强,班长的权威减弱,各种派系更是空前活跃,面对江派人员的纷纷落马,其派系的一些人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习近平施加压力,为什么光抓我们的人?这不公平嘛。以前,被“双归”的官员和国企老总大都与周永康有旧,比如,李春城,蒋洁敏,王永春等,现在,习近平和王歧山就不得不摆平关系,端平一碗水,于是,就有了山西省的官场窝案出笼,甚至挖出令计划的亲哥哥令政策,这显然是在以反腐的方式安抚对立派,以求党内权斗平衡,既然腐败普遍存在,这也容易做到。
第二,习近平还面对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自从“六四”过后,江泽民掌权以来,官员的贪污受贿,愈演愈烈,这已经成为官员们拼命干活,发展经济的一种动力,所以,社会两极分化,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各种群体性事件云集频发,近期又趋向于暴力化,既然习李想救党救国,就必须在反腐方面打“大老虎”,以争取民众的支持,现在的老百姓已完全有别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思维定势,那时,吴德说一声老毛的话:你办事,我放心,愚民一片欢呼;如今官员讲什么,老百姓都不信,而且,网络十分普及,手机功能齐全,领导人像毛邓时代那样靠骗人而统治国家,已十分困难,山西的老百姓会问,为什么不处理胡派的贪腐的人马?于是,就有了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人大副主任金道铭,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等人落马的变故,总之,一场横跨政商两界的廉政风暴正在席卷山西。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来自外界普遍存在的对习近平性格印象的压力,像中共总书记这样的集党政军所有权力于一身的领导人,个人的思想品格尤为重要,何况习还拥更多的名目繁多的“组长”之称,与其说他太有大权,不如说他太担责任,这可能与前任被“九龙”驾空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有关,以前胡锦涛太油菜,现在就要太集权,一党执政的中共必得矫枉过正,而且,以前人们在他任职时看到的,是一个憨厚大度而笑容可掬的“老好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敢于担当,脾气倔犟的领导人,你说腐败各级都有,既严重又面积大,谁也治不了,我非治不可;你说有人后台硬,根子粗,关系广,谁也不敢动,我非抓不可;你说我只抓薄周一派的,不敢动打薄一派的,我非动给你看看不可;你说我胆小,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我非打“大老虎”不可,所以,他上任才一年多,就打掉省部级的“大老虎”30余人,光国企高管就有逾50人落马,连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这样的强势人物也敢打,足见习在挑战人们对他性格认知方面不遗余力。
面对三种压力,习都勇于面对,并正面回应,刚开始是显示了内斗色彩,后是趋向于全面出击,逐步淡化,接下来大概自己也跟着形势走,既抓江派下面的“大老虎”,也抓胡派下面的“大老虎”,只要是身上有问题的老虎都要抓,很可能还要抓“老老虎”,江泽民,曾庆红等人安全吗,谁知道呢。所以,《人民日报》7000多字吹捧李鹏,可见他的家族多么恐慌,这样以来,习的动机已经非常明确了:他六亲不认,他是要救党,并非站在党内哪一派,哪一帮的一边,并坚信反腐是“救党”的一剂猛药,所以,他在7月1号党的生日之前,猛然抛出徐才厚案,我猜想,他是要昭示天下:共产党虽然有些人腐败透顶,但可以刮骨疗伤自救,博得民众一片欢腾,但笔者冷静思索,认为,要救党最好的办法是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也就是说,为避免一朝垮台,政亡人息,主动地向多党制靠拢,与其遮掩不断激化的内斗,不如拿到台面变明争,比如,分成中共两派,各打出公开旗号,在媒体上亮出纲领主张,让老百姓投票决定领导人,这样的权力制衡,最方便而公平地限制官员权力,如此,腐败现象就少了,三种压力也就减轻了。
为了“一党两派”的实验成功,习近平应当拿出父亲习仲勋的勇气,建立“深圳政治特区”,先从父辈留下足迹的地方干起,在经济活跃的大鹏湾,首先让司法独立,即,左右两派的人马都退出公检法司,吸收港澳的法律人材入流,而有志竞选官员的人,可以公开地形成两派:“左共”和“右共”,争取老百姓的选票,一方上台,一方监督,互相制约,能上能下,不断轮替,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已是93岁高龄,专制霸道,老态龙钟的中共,还原成一个正常的党派,再经过几年实验,彻底地放开“党禁”,中国就可以和平民主转型,贪官污吏滋生的沃土消失,习近平就可以青史留名,退休回家了。否则,习王再强势,反腐再给力,毕竟任期是有限的,抓了再多的“大老虎”,但林子太大了,虎还是层出不穷,而且,因为打虎太多,伤及的苍蝇成群,什么派别都得罪了,他们联合起来,一起猖狂反扑,习近平被虎咬伤也说不定呢。
2014年7月5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7月7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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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记者姜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