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与《决定》为何相去甚远？
《公报》与《决定》为何相去甚远？
姜维平
如果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此前出笼的5000字的《公报》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公报》极其僵化与保守地提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等，但是，毛在世时能废除劳教制度吗？邓在世时能敢放开“二胎”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然，除了“废劳教”与“放二胎”，其它承诺目前还只是构想框架，远未落实，但谁敢断言他们不会像对待劳教制度那样，动真格的呢？所以，第一个问题就不得不出来了：为什么3中全会开了四天，此前无声无息，神密兮兮的，而《公报》羞羞答答迟出，又没几句新意？
在我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不仅中共领导人急于把全部的权力抓在手里，而且老百姓，包括一些希望中国变成多党制的海外右派知识分子，也认为掌权者一登基，就能一手遮天，有所改变，其实，习近平上台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面对960万平方公里发号施令，一言九鼎，只不过是给善良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梦想“，不要说人家在骗你，有“梦”总比没有“梦”好，假如薄熙来上台，你连做梦的权利都没有，重庆“唱红打黑”使“红岩”变“黑岩”就是明证。我认为，《公报》之所以成了四处讨好的大杂烩，正说明习近平已远不是“政治强人”，在击败政敌薄熙来之后，他不想，也不敢再得罪其他的同僚，他必须重提“毛泽东思想“而稳住左派，必须重提“三个代表”稳住江的党羽，必须重提“科学发展观”，取悦于胡温，与其说是憨厚包容的性格使然，不如说是他的胸怀，胆识和谋略，试想，他没办的事就先大讲，还四处树敌和出击，能成大业吗？他既便有好的计划，也会“出师未捷身先死”，何况他所倡导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地推行，必得先保证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必得依靠下属的各级政府和官员，因此，现在，就下结论说他是“毛式人物”，是倒退的“保守派”，实在是言之过早。
由于上述的《公报》与《决定》相去甚远，海外與论成了“过山车“，先是一片失望感叹，后是一阵惊呼欣喜，其实，在我看来，不必失落，也不必雀跃，只是多一点理解，多一点耐心与期待，国人谁不讲假话，套话和废话呢？领导人尤为如此。不要看他们讲什么，而要看他们做什么，正如我们在生活中，琢磨身边的人品，谁够不够朋友，讲不讲信誉，要看办事，而不是听花言巧语。语言不过是他人希望你知道的东西，不必认真。因此，《公报》是“谎言大全”，姑且听之，果然，它刚抛出来不久，就漏了“馅”，令人发指的“劳教”不是废止了吗？劳教所关押的大部分是宗教和异议人士，这等于透露了习李的思想底牌，他们是不赞成打击宗教和言论人士的，只不过他们新接班，还得罪不起人脉关系深广的前任，但日后呢？五年，十年之后呢，他们的地位稳固了，时机成熟了，底层民众“倒逼”攻势加剧了，难道他们还不政改吗？
细读《决定》可以看出，它涵盖十五个领域的六十项具体改革的目标，改革力度前所未有，振聋发聩，其重点和亮点包括司法独立、二胎放开、废止劳教、户籍放宽、土地流转、国企让利、自贸区扩大、国安强化，等等。就拿“土地流转”来说吧，它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土地私有化”，只要彻底地私有化了，许多过去贫穷的农民就可以发家致富，官员就不敢强拆，开发商就不敢侵害他们的利益，这前景多好？这不是一场革命吗？只不过，历任的中共领导人都讲土地国有，“国有”是假，“官员私有”才是真的，由名义上国有，实际上官有，改为老百姓私有，这是从官员嘴里抢肉吃，不冒风险吗？所以，胡温习李都不敢，就委婉地说“土地流转”，这有点像刘再复，回国出了一本书《父女两地书》，其中把“流亡文学”叫成“漂流文学”，这样出版社才能通过，而读者一看就懂了，也笑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太极”都体现在《公报》里了，失望什么？
当然，这些改革的构想和承诺，大都还是“吊炉饼”，嗅起来香喷喷的，远远地挂着呢，它还需要有关部门和机构制定落实的具体方案，甚至修改法律，并将面对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包括手中紧握行政审批权的部门，地方政府，央企，等等。也许因为阻力太大而腰折，如果那样，一些“事后诸葛亮”就会说，你看，当初，我就说他是欺骗嘛？不要对他们抱有幻想，果然如此吧。可是，他们别忘了，现在已不是“辛亥革命”的时代了，“南周事件”中站出来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就类似“黄花岗72烈士”了，再鼓吹“暴力革命”与“街头抗议”，老百姓也不领情，更不会参与，因为大部分国人渴望渐进式改良，而不是刀火交加的革命，“袭击天安门”不能使中国进步，只能使国土分裂；过激的言辞，无济于事，只不过是给党内改革派，问罪习李提供了“暴力语言”的把柄而已。
实际上，习李已经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搞不好是要被前后左右的同僚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们暗中勾结杀头的，何况，他们刚把根基深厚的薄熙来拿下来，又抓捕了李春城等周永康的嫡系，从他们数十年权利输送而收买的同党敌视的目光中闪身出来，已是一头冷汗啊，所以，我的想象可能是不离谱的：会议开了四天，争论不休，剑拔弩张，习近平一再安抚，好话说尽，左右逢源，才使《公报》四平八稳出笼，大家都比较满意，才能打道回府，但中共历来如此：讲归讲，做归做，权力独掌到手，会议表决通过了，以后执不执行，怎样执行，要不要依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去修正，那就另说了。
正因为习李感受到了两种挤压，一种是底层老百姓和进步知识分子，要求民主与法制的，一种是党内以权谋私的保守派和利益集团大佬，企图千秋万代作威作福，改革者有点喘不过气来，已经腐败透顶的省市区县乡镇村的大大小小各级贪官，几乎都成了“肠梗阻”，而中央的各部委办也有令不行，有行不止，习近平的想法不能实现，就一方面不断地把心腹安排到党校，宣传，组织能要害部门，一方面大胆地成立“国安委”和“发改办”，这足以表明，他无奈地拿出《公报》哄官员，却并不真的信任他们，而走“国安委”的组织路线，巧妙地绕过“肠梗阻”，这就是为什么本次会议打破了此前的惯例，前几次的三中全会，相关文件都是会议结束一周后由新华社权威发布，而这一次急不可耐，而且声明，习近平领衔。他急于将自己主持拟定的长达两万字的《决定》向外发布，体现了习李对这次重大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的决心。从历届情况看，中共最高领导人出任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习近平尚属首次，仿佛在说，同胞们，别看我下深圳后向左转，有点里外不是人；别看《公报》是左右讨好的“大杂烩”，與论哗然，没办法啊，我希望自己像我父亲，但我没有他的后台支持啊，不过，切莫失望，我会努力的。
2013年11月24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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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记者姜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