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崔天凯大使与哈佛教授阿利森对话中美关系

有点长，但我觉得这是我最近读过最有参考价值，最理性，最有建设型的美中关系对话。话题涉及历史，台湾，朝鲜，气候变化，流行病，经济危机，反恐等。讨论非常精彩，开诚布公，崔大使非常坦诚明确表达中国的立场和深邃的思想，让人佩服！哈佛大学阿利森教授也一针见血指出中美关系的痛点。核战争没有赢家，所以永远不能打。目前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同时进行合作和竞争。不管怎样，读过这个对话，感觉美中关系不容乐观！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xxx/t1838060.htm

 

转载：

12月3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出席中美研究中心2020年年会，就未来中美关系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进行视频对话。对话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夫·欧伦斯主持，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为年会致开幕词。对话全文如下：

　　欧伦斯：感谢崔天凯大使和阿利森教授。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两位老朋友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真是太好了。我要祝贺吴士存先生召集了美国和中国的顶尖学者共同探讨美中关系。崔大使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时间最长，已超过7年。阿利森教授是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著名学者之一，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 我向两位提出的问题是，美中两国是否已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是，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情况？首先请崔大使回答，然后请阿利森博士回答。

　　崔大使: 非常感谢吴士存院长、欧伦斯会长和阿利森教授。我也祝愿大家平安健康。

　　2020年即将过去。这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可能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恢复全球经济增长、保护人民生计，是当务之急。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疫情正在强化和加速世界上早已出现的一些基本趋势。疫情也使一些重大挑战更显突出，我们唯有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人们已经在讨论“后疫情世界”将是什么样，以及我们为此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显然，没有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后疫情世界”不会稳定，全球治理也不会有效。因此，现在是认真思考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时候了。但这不是因为所谓过去的失败。自基辛格博士首次访华近5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给两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利益。我们需要思考，是因为世界在发生急剧而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带来巨大机遇，也带来巨大风险。我们必须对未来形成共同愿景、作出正确选择，确保中美关系沿着建设性轨道、朝着共同确定的目标发展。这是我们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

　　对中国来说，选择是明确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在给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的贺电中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开展双边和全球合作的需求前所未有，包括在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更包容和公平的全球化进程、促进科技进步以改善更多地区更多人们的生活等方面。为回应所有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扩大国际合作，特别是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脱钩”。

　　中美两国之间一向存在差异，其中许多是世界多样性的一部分。但任何差异都不是对抗和战争的理由，不管冷战还是热战。只要相互尊重和理解，我们就可以管控好分歧，使中美关系保持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

　　几年前，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就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及时的警告。他还曾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掌握我们命运的不是星座,而是我们自己。”的确，“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作出的选择。零和游戏已经过时。企图煽动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疑虑甚至仇恨是极不负责任的。那些沉迷于大国对立的人已经把脚伸进了陷阱。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当今世界的新现实，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第一步就是要摒弃过时的思维。要避免掉入陷阱，最好的办法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拥有的视野和完成的历史使命。我们准备好了吗?

　　史蒂夫，为回答你的问题，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非常感谢。

　　欧伦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讲话。现在请格雷厄姆讲话。

　　阿利森：非常感谢。我要感谢年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很高兴与史蒂夫、尤其是崔大使对话。

　　史蒂夫的问题直指核心。崔大使说的我非常赞同。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和中国已陷入经典的修昔底德式对立中。假设修昔底德正在观察并评论美中关系，他会说这些看起来几乎像是新兴大国威胁取代守成大国的经典版本，而且这一双边关系似乎正在沿着通向有史以来最严重冲突的路径加速前进。

　　同时，我也非常同意，尽管现实如此，但形势如何发展取决于当事国自己。“掌握我们命运的不是星座”，没有命中注定的历史铁律，一切取决于当事方作出的明智或愚蠢的选择。

　　是的，我们处于修昔底德式的局面之中。在我访问北京时，有人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倡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吗？因为他深知传统的大国关系模式会带来什么。如果任凭历史重演，对中美两国都将是极其糟糕的结果。”但我看不到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这对我们学者、政策顾问或决策者来说极其复杂，尤其是政府。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美国作家）所说，他们必须通过一流智力的考验，即脑子必须能同时容纳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并且仍然保持运作的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将成为修昔底德式的强大竞争对手。很明显，如果中国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北京将取代美国。而在“美国世纪”之下，美国对自己的领导地位已经习以为常。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世界工厂。今年底，中国将是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其他国家都是负增长。这种形势下，除非能够说服中国约束自己、保持克制，否则美中最终将成为敌人。同时，除非美国能够明智地与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否则最终结果也会是个悲剧。

　　因此，挑战在于，两国的决策者同时怀有彼此矛盾的想法。美中将成为激烈的对手，我认为这不可避免。我是非常传统的老派美国人，觉得美国应该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世界，虽然我知道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是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人工智能、太空等领域的强劲对手。这些正在成为现实，虽然难以接受，但这就是生活。除非美中两国能通过构建某种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合作，否则台湾或朝鲜等第三方事件可能会像1914年暗杀奥匈帝国大公事件将欧洲大国拖入悲惨的战争一样，将我们拖入灾难性战争。

　　好消息是，拜登政府即将就职。美中在核领域确保相互摧毁，如果爆发战争，可能同归于尽。此外，两国还在气候领域确保相互摧毁，如果这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没有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的生物圈可能将无法居住。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同时合作和竞争的方式吗？我认为找到答案并不容易，也可能难以接受，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欧伦斯：当选总统拜登谈到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在你们的概念里，美中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扮演什么角色？

　　阿利森：崔大使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得很对。美国希望中国复制美国的基因，这样他们就可以跟我们一样，从而克服价值观冲突。我们进入20世纪时认为那会是美国的世纪。看看美国当时对英国的做法。我们威胁对英国、德国发动战争，还从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手中偷走阿拉斯加。因此，价值观只是两国关系的因素之一。在过去500年中，既有因价值观不同而发生冲突的案例，也有虽然价值观相近但发生冲突的案例。即便在冷战时期，我们仍与苏联建立了某种关系，这里的“战”实际上是一个隐喻。我认为这是成功的案例，因为我们两个大国最终没有相互摧毁。

　　崔大使：我们注意到媒体有关拜登团队言论的报道。双方应在适当时候举行适当级别的沟通和政策协调，但在1月20日之前，中方仍然准备与现政府合作。双方还有一点儿时间。正如毛主席在词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应该只争朝夕。我一直相信，做正确的事永远不会太晚。

　　回到“价值观”问题。“价值”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甚至令人困惑的词。它既有抽象概念的意义，又可能意味着非常具体、真实、物质的东西。 有时候，一些人会以其抽象涵义为名行事，实际却是在力求实现其物质利益。我不知道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否正确。人们经常谈论所谓的普世价值，但坦白地说，如果这些价值只是来自于某种特定的文明，而不考虑其他文明的价值，它们就不是或不能被称为普世价值。

　　即便如此，在今天这个相互联系的全球化世界里，仍然存在全世界人民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大家可以看看习主席今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他主张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比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这些都是很好的理念，可以称为普世价值，已被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如果有人愿意把外交政策建立在这些价值基础上，我们不会有问题，愿意与他们合作。

　　欧伦斯：美国国会、民众和精英对中国的看法非常负面。民调显示，70－80%的美国人不认同中国的行为。崔大使说，要只争朝夕。那中国是否准备重新开放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邀请被驱逐的美国记者返华，并且在国内解禁《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网站？这些都有助于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如同基辛格博士推动的“乒乓外交”一样，有利于在美国形成积极的对华民意基础，然后推动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具建设性的行动。中国是否愿意在1月20日前采取什么行动？

　　崔大使：史蒂夫，我不得不说，并非中方首先关闭美驻华总领馆，也不是中方首先驱离美国在华记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回应美方的行为。因此，如果美国政府愿意逆转这一进程，我们愿意考虑。为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实现真正改善，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善意和诚意。我不认为中国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取悦任何人。我们始终主张与美国保持健康良好的关系，从来不主动采取挑衅行动，但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必须做出回应。以善意对善意，以诚意对诚意。

　　欧伦斯：格雷厄姆，你曾经写道，拜登对华政策不是奥巴马的第三任期。你认为拜登总统1月20日就任后应该面向中国民众讲话吗？

　　阿利森：这是个大问题，我不知道。我认为，拜登总统宣誓就职后，将继承美国很长时间来从未有过的一系列最复杂挑战，正如他非常明确指出的那样，其中大部分在国内。所以他的工作议程会非常庞大。

　　在中国问题上，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拜登不是一个从未面对这个问题的新手，而是经验丰富、风格务实，多年来已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他会花些时间找好方位，努力形成崔大使所说的一些可为对华关系提供战略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可能有很强的竞争性，但同时也会承认双方开展合作的内在必要性。对此进行清晰的阐述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如果拜登在某个时点试图不仅面向中国民众，也面向世界讲话，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拜登知道这些挑战是国际性的，并非美独家面对，也并非要美国优先。所以，我想崔大使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将会比特朗普时期更具挑战。没有人在破坏美国同其盟友关系方面做的比特朗普总统更多。我在北京同一个中国学者交流时，对方说，“我们在判断哪位候选人对中国更好的问题上感到困惑。在破坏亚洲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方面，我们永远也不会做得比特朗普更成功。如果他继续这样做，是很好的事。但另一方面，特朗普特殊、善变的性格会把我们逼疯，因为我们希望保持秩序和常规”。我认为，拜登对这些有很好的理解。正如他明确指出的，重建美同地区关键盟友的关系将是他执政的重要部分。在他的工作计划里，应该包括面向中国等各国民众阐述他所期待的美中关系。

　　欧伦斯：崔大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你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习近平主席是否应该向美国民众阐述对美中关系的考虑，并介绍中国政府的目标？

　　崔大使：中美之间的确缺乏相互理解，但更重要的是缺乏实现相互理解的真正意愿。坦率讲，我的一些美国同事仍然没有意愿真正恪守相互尊重的原则。没有相互尊重，就永远不会有良好的相互理解。

　　中国的意图和战略目标都是公开的。如果你看了最近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决定，以及习近平主席近几个月在国内和国际场合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就会发现中国未来5年和15年的目标很清楚。只要怀有真诚愿望，作出真正努力，就肯定能够实现相互理解。

　　欧伦斯：中国国家主席应该面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吗？

　　崔大使：近几个月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面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发表讲话，国际社会当然包括美国人民，习主席致当选总统拜登的贺电里关键信息十分明确。

　　欧伦斯：您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有7年。您认为这7年中您最大的成功是什么？什么让您最高兴？

　　崔大使：准确地讲，是7年8个月。经过7年多的时间，我更好地理解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发展潜力。我仍相信，只要中美真正携起手来，真正愿意相互尊重、寻求理解，我们就能做成很多事情，能让两国都再次伟大。

　　欧伦斯：阿利森教授，您最担心的是什么？什么让您夜不能寐？您认为哪些领域有潜力，用华尔街用语就是，会出现 “惊喜”？我总是想到疫情，事实简直是雪上加霜。我一直认为，气候变化、流行病、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是能把美中团结到一起的领域。然而，这场疫情让我们更加疏远。我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我们需要合作。

　　阿利森：台湾是我的主要担心之一，它就像定时炸弹，可能导致悲剧性的冲突。1914年的故事绝对令人难以置信，怎么研究都不为过。当时，德国和英国这两个大国的统治者实际上是表亲，经常一起出游，双方经济关系紧密。1914年之前十年的欧洲头号畅销书称，因为经济关系的制约，战争已经过时，且不会产生预期效果。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恐怖分子刺杀一个大公这种原本不是个太重要的事件，却成为最终触发灾难的火花。

　　过去50年，美中在某种模糊概念下共同成功处理了台湾问题，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从未经历如此长时期的繁荣与和平。当然，也发生过很多不快、一些危机与困难。但这种模式是否可能出差错呢？当然可能。我可以列举5种产生差错的场景。

　　我们近期没有听到朝鲜有什么动静，但请大家持续关注。如果朝鲜再搞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将可获得打击美国本土的可靠能力，可以想象即使是拜登政府也可能对朝鲜进行打击。之后我们会走向何处？我们应记得朝鲜战争，当时美国人与中国人彼此作战。

　　在积极方面，拜登及其团队比大多数战略界人士更清楚，气候遭到破坏、温室气体不经过滤地排放，将导致严重危险。拜登很严肃地发起了宏大的气候倡议。对中方来讲，所涉及的利益更大，因为从短期看，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比对美国来得更早。习近平主席早些时候就已对此给予重视。

　　美中双方必须携手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开展本难开展的合作，并领导世界采取类似行动，否则我们将生活在无法生存的环境中。因此，我们必须在当前即采取行动、付出必要代价，以阻止灾难的爆发。这场灾难也许不会发生在明天，但会在未来10年或50年内发生。在政治方面，应对这样的问题相当困难，尤其在美国。这是拜登的关注点，他任命克里领导气变倡议表明，这是他的优先事项。而对特朗普来说，这不是个问题。

　　欧伦斯：崔大使，您认为“惊喜”会是什么？

　　崔大使：我当然同意你讲的中美可以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展密切合作的观点。你提到了非常好的合作领域，包括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和反恐。我也同意阿利森教授的看法，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本身可以阻止任何冲突或对抗。在特定情况下，密切的经济联系或许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地看问题，要清晰地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一点很明确，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我们必须作出的基本选择。

　　欧伦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首次会晤是什么时候？假设疫情得到控制，习主席和当选总统拜登的第一次会晤会在什么时候？

　　阿利森：我只听说，G20尚未决定是否提前举行峰会，以讨论在疫苗问世的情况下如何应对疫情。当前尽管大家在G20层面和国际上就帮助世界其他国家说的很好，但实际上各国都在开发自己的疫苗。随着美中明年1月开始疫苗大规模接种，在G20框架内可能尽早举行会晤。但我怀疑，距离举行面对面会晤还需一段时间。

　　欧伦斯：崔大使，您怎么看待尽早会晤的价值？当选总统拜登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到，将恢复同盟秩序。阿利森教授谈到重建美盟友关系，以便就对华政策达成统一看法，而不是奉行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或“美国单干”的政策。所以，我预计习近平主席与拜登当选总统单独会晤尚需相当一段时间。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像拜登那样，曾与习主席共同度过28小时。

　　崔大使：现在谈论领导人明年的日程为时尚早。我们要看疫情何时以及如何结束、领导人能否在G20峰会等国际场合进行面对面会晤。

　　我记得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首次会晤是在安纳伯格庄园，那是在习主席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3个月之内，安排得很早。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首次会晤是在海湖庄园，也是在特朗普总统就任后不久。

　　这种高层沟通和工作关系至关重要，有利于引领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我也看到过媒体报道称，拜登先生可能会首先会晤美国的一些盟友或召开相关会议。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决定。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执行单边主义政策还是多边主义政策，并不是美国独自执行对华政策还是与盟友协调对华政策。真正重要的是政策的本质,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果是遏制政策，或建立所谓反华统一战线，那么无论单边还是多边政策，唯一的差别就是自挖陷阱还是与朋友共挖陷阱。这没有实质性区别。

　　阿利森：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想法一致，也可能存在分歧。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中之间将存在激烈竞争。这是因为，“中国梦”预示着中国将成为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力量。现在许多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是该地区的仲裁者，这是美国自二战结束70多年来一直享有的地位。这提供了一个所有国家都可以发展的稳定环境，所以是美国议程的一部分，并将成为拜登议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头脑里还存在着矛盾的想法。如果竞争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那么迎来灾难性前景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我们注定要共存，因为另一个选择就是相互毁灭。这意味着应找到能够深入合作的特定领域，如台湾、朝鲜、气候变化、反恐等。我们这些“冷战斗士”长期以来都认同一个看法，里根将其表达得最好，即：核战争没有赢家，所以永远不能打。目前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同时进行合作和竞争。

　　欧伦斯：我认为崔大使说得对，政策是什么很重要。从美国的角度看，单边政策是无效的。如果我们需要同中国解决问题，应该在多边基础上进行。 这就是当选总统拜登要做的事情，他将联合北约、日本、韩国等盟友协调对华政策。中国将需要进行调整，面对更加一致的政策。从美方看，这是一个有效的政策。从中国的角度看，主要是政策的内容问题。我希望政策的重点内容是气候变化、经济增长、疫情应对和预防以及反恐。但双边关系中仍有相互矛盾的方面。崔大使，您想最后发表评论吗？

　　崔大使：我尽量简短。首先，我们必须在不同层面上看待问题。在一个层面上，世界上存在一些基本趋势，如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以及包括供应链调整在内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等。这些客观趋势始终在那里，大体上不以任何一国意志为转移。任何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都将获得成功，任何违背历史潮流的政策都将走向失败。另一个层面是我们设定的国家政策目标。必须把这两个不同层面区分开来。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目标和战略非常明确。即使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也不会谋求支配全球。正如习主席所说，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有一天，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为我们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同时，按照人均水平，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抗不可避免。

　　刚才格雷厄姆提到的几个问题具有不同性质。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攸关中国的主权和统一。朝鲜半岛问题则是国际冲突，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但我们可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找到一些共同点。 例如，台海和平与稳定符合所有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人民的利益。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符合中美两国和其他伙伴国的利益。

　　最后，史蒂夫，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是错误的政策，那么让该政策更有效的意义何在？

　　欧伦斯：显然，政策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和盟友达成一致，这个政策就是正确的。我们需要让盟友参与政策制定，为政策增加约束。过去4年中，美国的一些政策很难说服欧盟、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接受。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将走向正常化。这不是一件坏事，而是有积极意义。

　　崔大使：史蒂夫，恐怕你高估了一些事情。人们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我认为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也是如此，其中也包括美国与一些盟友的关系。不过，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欧伦斯：当选总统拜登正在组建一个一流团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他们是真正了解世界、外交事务和同盟关系的人，不会再有“推特外交”了。

　　崔大使：我对他们的建议是，希望他们深入了解今天的中国。

　　欧伦斯：无论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每个人都在呼吁美国行政部门对中国有更多了解。我们需要培训更多中国问题专家，让更多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加入美国政府。这在美国已成为共识，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

　　崔大使：当选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时，参与了很多中美关系事务。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有时不经意的后果可能比有意为之的后果更糟糕。我认为这是一条非常明智的建议。

　　阿利森：拜登曾亲眼目睹没有以灾难性战争结束的竞争关系。一个崛起大国的正常趋势可以通过其行为、态度和理解观察清楚。所以，习近平主席正在表明，他是一个英明的领袖。他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获得了一面很好的旗帜。我表示乐观。

　　欧伦斯：今天的讨论非常精彩，开诚布公，具有建设性，也非常有用。崔大使能够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明确表达中国的立场和深邃的思想，让人惊叹。我期待能有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参加用中文进行的类似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