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国摄影报 访谈丨杨恩璞
高洁慧：当年您是在怎样的情境下投身摄影的？在学习摄影中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杨恩璞：我本来有点绘画基础，因缘巧合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入学后才知道，搞摄影并不是件轻松潇洒的事情。当时学校设置的课程不仅有涉及理工、化学内容的摄影技术，还有摄影本体的造型创作、政治哲学、文艺理论、电影概论、新闻学、绘画和外语等。当时摄影系的掌门人是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吴印咸，吴老说：“培养一个电影摄影师，等于培养一个飞行员花的钱。”前辈摄影师也告诉我们：“过去学摄影是靠师傅带徒弟，仅仅学点经验和手艺，现在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科班培养的高等摄影人才，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这些谆谆教诲让我们明白了学习摄影的荣幸和责任。
50年代那时我们学生自己都没有照相机，开学后每两个人发一台俄罗斯产的“佐尔基”相机。那时候全国搞摄影的真没有多少人，同学们背着相机上街走回头率很高，很有面子。但两个同学一台相机，你背着我没有啊，好多同学因为这个“争吵”。后来干脆把相机跟皮套拆开，你背相机，我背皮套。现在说起来是件很好笑的事情，实际是我们开始对摄影有了自豪感，正是这种对摄影的热爱促使了我们努力向上，学有所成。
早期学习摄影留下最深印象的事情是，吴老特别强调学好图片摄影，他认为：这是一切摄影行当的基本功。我们学习的是电影摄影，而在四年学制中几乎用了两年拍摄图片。第三、四年才学电影摄影（包括新闻片和故事片摄影）。吴老在上海拍摄故事片前就是优秀的图片摄影家，他是从沙龙摄影开始探索摄影，对于用光、构图等非常严谨，基本功特别扎实。所以后来进入制片厂拍摄电影几乎就无师自通，一连接拍了四部故事片，很快成为1930年代当红摄影师。他就是根据自身学影体会亲自授课，给我们打下了图片摄影的坚实基础。
吴老多次再版的那本《摄影技巧表现方法》，就是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讲义。他讲课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践，要我们进摄影棚自己操作灯具，打出各种光效。记得学习人像摄影，我们反反复复对石膏塑像拍照达三、四个月之久，最终使每个人掌握了各种光效的摄影要领。
回想这段时光，我非常感谢前辈老师给我打下的基本功，毕业后遇到各种挑战，一般都能顺利应对。上世纪80年代，许多广告公司要用电影胶片拍5秒左右短片在电视里播出。那时胶片摄影不能使用监视器来调整画面光影，需要一步到位拍摄成功，但电视摄像师年轻没有把握，所以都来找我们掌机。再如1982-1984年，我接受拍摄大型科普片《海上丝绸之路》，率组随我国远洋船出国拍摄，历时七个多月的航行拍摄，那时使用感光度较低的胶片，遇到纷杂多变的场景，中途又不能回放查看拍摄效果，心里有些忐忑。但回国后冲洗一看，拍摄没有什么硬伤，圆满完成任务。
今天到了数码摄影时代，实现了自动化操作，当场还能回放查看结果。于是好多人以数量求质量，有的一天拍摄的画面可能比我们那时一年拍摄的还多，这种不讲构思立意、不讲摄影造型的工作方法，常常是耗片不少，精品不多。所以有必要呼吁学习吴老等前辈刻苦钻研基本功的传统。
高洁慧：您有几十年从事摄影创作和教育的经历，请谈谈您对摄影的理解。
杨恩璞：摄影究竟是什么？我也有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在电影学院执教初期，因为那时摄影人的社会地位不高，被绘画界看不起，所以总是拉大嗓门说：摄影就是艺术、追光逐影的造型艺术。好像是艺术摄影就了不起。其实，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和研究，我发现：摄影是种以影像为载体的多元文化（可简称影像文化），其中有应用摄影（内含新闻摄影、自然摄影、科技摄影等）、商业摄影（内含广告摄影、影楼人像、时装摄影等），以及艺术摄影（内含现实主义摄影、画意摄影和观念摄影、现代探索摄影……等）。摄影与跟艺术只粘了部分关系，所以我认为：摄影大文化中有艺术类摄影，但把总体都定位成艺术是不准确的。
过去我们老辩论一个很可笑的问题：摄影是不是艺术？其实是没有弄清楚艺术的美学定位是什么？艺术跟生活不一样，艺术虽然反映生活，但不是生活的原样复制，它与客观相比存在“二致性”。艺术与生活的不同在哪里？一是呈现形态不一定相同，出于审美可以把被摄景物变形变色、甚至可以抽象虚构；二是侧重于表现作者主观情感和审美评判、以及艺术风格和造型才艺，只有达到上述“二致性”才叫做艺术。在摄影大文化中有许多类目承担的职责是写真记录、再现客观原貌，不允许做成有二致性的艺术品。如自然摄影和新闻摄影，拍摄它们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美学价值，而是揭示自然奥秘和社会真谛。如按艺术作品来拍摄，就可能损害其以客观见证的公信力，所以我不把它们列为艺术，应是记录的媒介。当然，自然摄影和新闻摄影也涉及审美，也是需要讲究光影、色彩和构图等，但那属于战术性的技巧措施，而不是战略性的整体格局。
1979年我执导普及李四光地质学的科教片，曾有机会跟李四光的女儿和弟子去黄山拍照，我感觉黄山最美的就是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景象，有意境啊！可地质学家们却说：“这有什么好拍摄的，毫无意义”，他们认为，云开雾散的顺光或是阴天散射光能让地貌一览无余地显露出来，此时拍摄下的照片才有科学价值！后来，我看到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出版的摄影画册《灯下集》，他就是从科学应用的视角拍摄作品的，于是我明白一个道理：摄影并非都是艺术。摄影是人类文化的图像载体，有多种类型、多样功能。把摄影定义为影像文化，其内涵要广于摄影艺术，比仅用摄影艺术来概括更全面。确立上述认识，有利于摄影按照分类、多样化的发展，在各个方面发挥更大潜力。
艺术摄影确实很有魅力，但不是万能的，它主要功效用于净化人类灵魂、陶冶民众情操、培育社会道德的某些领域。人类推进历史，同时还需要民智开发，历史见证、经济繁荣、伦理教化……等多方面的文明建设，对此其它各类摄影就大有用武之地，能补充艺术摄影所不及的作用，非艺术类影像各有特殊功效，它们的价值并不一定亚于艺术图像。经过思考，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把“摄影就是艺术”说得太绝，如把一切摄影都定位于追求艺术，会误导摄影人滑入“唯艺术为上”的片面偏向。可以设想，若李四光把黄山拍摄成云雾弥漫的画意作品，似乎艺术高雅了，实际却会削弱摄影传播文化和科学的作用。
经过几十年从影修炼，我从“摄影是艺术”，伸延再认识：“它不仅仅是艺术……”，并没有觉得摄影掉价了，反而更认识到它的崇高和伟大。
高洁慧：您认为怎样拍照片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杨恩璞：我当了几十年摄影教师，归纳出攀登四个台阶的思路，或者说要攻克四道难关，这就是：技术——技巧——语言——创新。前两者属于基本功，后两者属于光影“写作”。学习摄影应循序前进，需要经历以上四个阶段的修炼，不能投机取巧，企图一步登天。
第一关：掌握摄影器材的操作技术，就是把照相机、存储卡、灯光和图像处理软件等设备玩得融会贯通。当下有点文化的人谁都会拍照，认为这一关很简单。其实，大部分摄影人对自己的照相机还是一知半解，他们往往不认真阅读说明书，并不会使用高档照相器材许多调节设施和多种自控模式。我发现有些名家和土豪挎着好几万买的相机，却像使用普及版傻瓜机一样，主要靠“AUTO”拍摄，购买器材大部分的钱白花啦！
第二关，掌握造型技巧，它属于匠艺手法，如用光、构图和影调控制等。这个阶段追求的目标是：四感两调，“四感”是立体感、轮廓感、纵深感、质感，被摄景物有了“四感”，画面就会造型生动、空间有韵；“两调”是色调和影调，操控两调的目的，就是打造出照片的情绪基调来拨动读者心弦。
一般说，摄影技巧本身并不包含什么具体意义，只是用来表现客观世界的造型手段。但技巧形成的图像符号，从某个角度还能触发人类观赏愉悦，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形式。所以在此阶段，也可以使用单纯技巧创作出唯美、抽象的影像作品。
第三关，运用摄影语言“发声”，也就是从纯技巧的“照相留影”升华到有内涵的“光影写作”。摄影师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会采用摄影造型元素来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在这第三阶段拍摄摄影作品，其光影、色彩和（点、线、块面）构成等图像符号，不只是美的形式格局，而已演进为叙述故事、隐喻哲理和宣泄诗情的视觉语言，我称它为“无声胜有声”的伟大哑语。
通过摄影语言关难度很大，摄影师不能仅靠课堂学习，关门提高来过关，还需要深入社会生活和不断创作实践才能升华涅槃。只有经历过“光影写作”这个阶段的磨练，摄影人才能成长为有思想、有追求的摄影家，开始真正的摄影生涯。
第四关，发扬创新精神，开拓独特摄影风格，这是成为高级人才的台阶。一般摄影师在第三阶段产生的作品就能被社会承认，就能发表或获奖；但同时也容易满足自己的业绩，养成靠吃老本经营的惰性。摄影师一旦故步自封，就只能模仿他人或重复自己，导致照片陈陈相因、平庸雷同。我认为：摄影师真正走向成熟，成为影坛领军先锋，还得他开创自己风格，不断涌现别开生面的新作。
开创独特的摄影风格，不是故弄玄虚玩噱头，制作唬人的“皇帝的新衣”。货真价实的创新之路，是与时俱进，采用崭新的摄影语言来更深刻地反映民意国情。作品中既有突破前人的哲理高度、思想深度和生活底蕴；还有在继承传统精华基础上的艺术探索，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高难度的技巧。这样就能从一般摄影师发展成专家、乃至大师。
跨过四关，最后登上第四个台阶很不容易。从摄影史看，许多名家为此奋斗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临终还不知何谓开创风格，只能在第三台阶上迷茫。也有的死后才被人发现，原来此人是大师，如在美国当保姆的波兰移民薇薇安女士，她耗尽业余时间，用自己独特的眼光精彩记录了二次大战前后美国社会的众生相。
高洁慧：您从老一辈摄影家那里学到经验，又将严谨的治学精神传递给摄影新生代。在这承上启下的过程中，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当代摄影？
杨恩璞：梁启超说“少年强，则中国强”，中国摄影的未来希望，也要靠当今新一代摄影人来创造。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携他们，向他们传承中国摄影事业的好传统，鼓励他们改革创新，让他们尽早成熟超越我们这些老家伙。
新生代是思维最活跃、创作最超前的摄影群体，他们给摄影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难免与老辈形成某些“代沟”。如何来对待他们那些“前卫”，甚至违反常规的观念和作品？我想从三方面谈一谈。
第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要保护少数。从人类历史看，新思维在开创时往往只是少数精英人士的看法，所以，遇到创新的观点和另类作品，我们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
创新的主张和作品大家很陌生，初看似乎“离经叛道”，其主流是否切合实际，揭示了事物真谛？即使并非全部正确，但有没有局部合理的成分？应给时间让大家仔细了解和认真研究。那样，才有助于鼓励发表创见，促进摄影事业的改革开放。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传统的新观念和新作品，是否有利时代发展和国家进步？是否能得到大众的欢迎和认可？这不是短时间内能作出判断的，也不是依靠个别权威和专家就可马上下结论的，最好的检验办法是通过社会实践。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验，从社会效果来判断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高见还是谬论，然后再提出处理方案。
第三，新生代摄影创作正处在探索试验阶段，为了冲破陈旧观念的羁绊，难免急躁冒进，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欠缺，甚至走入某种误区。我们应该耐心善意地帮助摄影新生代克服初创的稚嫩和极端，而不是简单排斥，让他们保持改革的锐气，创作出富有新意的作品。
高洁慧：您认为摄影师对自己要有哪些要求？
杨恩璞：做好摄影工作，涉及到摄影师的艺品和人品两个方面，也就是德艺双馨。摄影师应注重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也不应忽视对人品的自我修炼，例如：拍摄新闻弄虚作假、影赛黑箱操作、组团摄制伪民俗、侵害他人版权，外出采风破坏环境、个别人不择手段争名夺位、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等，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
记得吴老生前曾给军旅摄影家刘铁生写过一个“睁眼闭眼”条幅,他的意思并不是对社会负面现象不闻不问。这“睁眼闭眼”是个幽默双关语，有两层含义：其一说的是摄影的操作状态；其二说的是睁眼认真观察生活才能拍好作品，而对待名利和荣誉要闭眼不屑一顾。他在电影学院也经常对青年教员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奢望，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拍片。”
我从事摄影已有60年，摄影不仅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生命的归宿。人活到老，要学到老，我愿与大家共勉，牢记前辈的谆谆教诲，提高自我修养，不断端正人生观、价值观。
同时我还想补充的，端正创作态度也是摄影师自我修养的必要课题。当下我国摄影极其繁荣，影赛获奖、商业聘请和组团外拍等报酬不菲，在巨大的名利诱惑下，摄影队伍中出现了忽视深度开拓重大题材和追求精品创作的苗头。有些人被名利牵着鼻子转，不再在深入生活和艰辛拍摄上下功夫，整天忙于打沙龙比赛得奖，热衷于在各种摄影活动中抛头露面。我很担心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会使许多有才华的摄影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耽误了探索具有传世价值的创作课题。
高洁慧：从历史纵向和社会层面探讨摄影、思考摄影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师要怎样做才会让影像更有价值？
杨恩璞：如果说，古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依靠文字和印刷促进知识传播，那么现代文明的繁荣，科学文化达到核爆冲击波似的扩展，就是因为摄影图像和数码网络发挥的媒介作用。要让摄影真正发挥出社会价值，首先要营造推广和评介摄影的社会氛围，发挥专家权威和报刊网络的舆论引导，当广大民众具有了读图的审美能力、明辨摄影的美学能量和传播力，他们一定能真正热爱摄影。这样社会各界不仅会投资收藏摄影佳作，而且会大力运用“互联网+摄影图像”来开展自身业务，这样摄影就会走进千家万户、深入各行各业。
其次，我们需要继续扩大国家级影展的社会影响。近几年，全国影展的优秀作品深入到中小城市、工厂与农村基层单位展出，不仅发挥了摄影作品的审美教化作用，而且推动并普及了“摄影热”。另外，发动各行业举办专业性影展，也会对提升国民素质有很大好处。
高洁慧：今年是本报创刊30周年，作为最资深的专家级作者，您能否给我们一些寄语和期望？
杨恩璞：我是中国摄影报创刊之初的特邀作者，同时我也从贵报学到了许多东西。
近年来，贵报推出的一些综合性报道和学术项目，像“伯奇杯”中国创意摄影展、“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展、“郎静山杯”中国新画意摄影展等活动都归纳梳理得不错，有较高的学术性。同时，我也希望报纸能增加一些互动内容，让读者较快地了解中国和世界摄影界的新动向。文章、图片不落俗套，摄影报道言之有物。
办报还有个作用，就是提携选拔新人，把各地摄影事业推动起来。除了开展热闹的地方月赛，还可以组织研讨和设置版面评述基层人才。中国摄影报的前辈编辑历来就有推荐新人的传统，你们新一代报人应该继续发扬这一特色，尤其是对草根新秀们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