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奸，叫汪精卫。中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唯独他投靠日本，出卖国家。蒋介石也是假抗战，真反共。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回到家中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师和书本怎么都错了？”我颇为惊异。
“错了。”父亲点点头，语气颇为肯定：“蒋介石反共，但他是抗日的，还是领导抗日的领袖。”
我说：“领导抗日的，不是毛主席吗？”
“那时没有毛主席，只有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呢。这不是造谣，我在场。”
父亲的话，我听得发怵又发呆。
提及汪精卫，父亲是一讲再讲，尽管每次说的很零星。他称汪精卫为汪兆铭，说这才是他的姓名。对他的看法，父亲归纳为三点：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男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
“好到什么程度？”我问。
父亲说：“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父亲多次向我背诵他狱中所作《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在决定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前，曾写有一封《致南洋同志书》。书中慨然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父亲说：“那时的汪兆铭和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比，毫不逊色，一样的壮怀激烈。”父亲又告诉我，那篇人人熟读的孙中山《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实则由汪兆铭代笔，孙中山未写一字。
说汪精卫有人品，我有些不解：“汉奸有什么人品？”
父亲说：“政治上从慷慨赴死，到涕泪登场，到客死异国，汪兆铭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
后来，我还知道了“人心思汉”的典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全国派遣接收人员，大家管他们叫“劫收”大员，个个“五子登科”。所谓“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票子、金子、车子和女子。国民党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的报纸就有载有“人心思汉”之说，成语本意是想念家国，但这里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念汉奸汪精卫，思念他的人品。
我再次发呆又发怵。
父亲从书房里，拿出一本可能是香港刊印的《双照楼诗词稿》，翻到《金缕曲》一页。说：“这是汪兆铭在狱中写给陈壁君的情诗，你读读。和你学的那些散曲相比，我看也是不差的。”
汪精卫入狱后，陈壁君直奔京城设法营救，并以密函向汪示爱，愿以终身相托。汪精卫看后万分感动，遂改清初顾梁汾寄吴兆骞之《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旧作而成。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馀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金缕曲》中有报国之志，亦有男女之情，都写得至纯至性，令人感动。我才明白所谓的汉奸，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白鼻梁小丑。在《金缕曲》后面，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叫陈璧君赶快离京。几天后，汪收到陈璧君的一封信，信中再次向汪示好，建议“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
汪精卫被陈璧君的真情打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毫无出狱的希望。即使有相见之日，彼此已为垂暮之人，遂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一个“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的血字，痛哭了三日。
汪精卫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学者叶嘉莹认为，汪诗中蕴涵着一个“精卫情结”，所谓“情结”，即指一个人的内心始终存有一个追求和执着的理念。
汪精卫的名字缘自《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他有“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的诗句。“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一个小鸟，想衔着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沧海，填得了吗？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分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
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叶嘉莹说，精卫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卫所做，正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于是才有一生的“衔石成痴绝”，才有一世的“沧波万里愁”。纵观汪诗，从壮怀激烈到一腔愁苦，这个“精卫情结”贯穿了始终。
2004年，汪氏幼子文悌内弟根据旧日“民信”“泽存”“永泰”诸本细加审定并附补遗重行刊印，成为目前最完善的版本。2005年9月，在美国工作的高伐林先生，受汪氏长女文惺之夫何文杰老人之托，携若干新本酌量赠予国内历史、文艺部门以供研究。高先生拿了两册，一册给我，一册赠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捧读新本，感慨万千。负罪人带着他的心魂走了，不知他进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一往凄清，同诉飘零。无论灵魂停留于何处，我想，在夜的清幽里，他也会显示出属于自己的魅力来。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这是钱钟书的诗句。显然，他很感叹汪精卫——一个政坛人物有那么多的诗人的感情与才华！
2010年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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