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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小子是好的

淘小子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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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小子是好的,淘闺女是巧的。

         前五里营子位于锦州东边城乡接壤地带,那里郊区农民和城市居民杂居。城市居民中没有当官的、也没有知识分子、更没有有钱人,木匠一家最殷实,因为木匠业余给人打家具能换来些稀缺物品。木匠给他女儿的班主任打了套家具,给女儿换来了那个班团支书的职位。除了这么一家“能人”以外都是为当天的三顿饭奔波的劳苦大众。我8岁到16岁就生活在这里的一个杂院里。

邻居的哥俩不是一般的淘气,老大被派出所拘留过,老二给家里惹来过法院的传票。这哥俩是我最最亲爱的孔大妈的儿子。

老大比我大两、三岁,时常帮着孔大妈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没有老二那么能打架,被拘留是因为跟几个孩子一起偷公家的东西。“公家”是谁家,我也不知道,不管是谁家,反正偷东西不光彩,孔大妈那段时间总阴着脸。

老二是打架不要命的主儿,即便是偷东西也不会被人逮住,他跑得比别人快。老二打的架得按大中小分等级,中小级的时有发生,只是院子里的人不知道而已。打大架的时候,只见来告状的大人带着受伤的孩子,有时还拿着被老二扯破了的衣服,找孔大妈赔。那时绝对看不到老二的人影,不知他是耍滑头躲了,还是早就跟别人玩儿去了。反正老二只有吃饭、睡觉的时候才回家。

外边谣传说孔大妈护犊子,所以才导致了她的两个儿子爱打架。其实孔大妈也管教孩子,只是她不懂得世上有“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一招,人家来告状时他给孩子撑腰,人家走了,她连骂带打地来一通。她的打骂要是在人前做出来舆论就不一样了。

那次法院来传票的时候,孔大妈真发愁了。孔大妈不识字,让我给她念的,上面写的×月×日×时到凌河区法院。告孔大妈的是同一条街上住的蔺家,祸是老二惹的。

蔺家的大女儿中学时就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从外表上也能看出是个痞子,当地叫“地赖子”。她本来就是五里营子生产队农民的后代,中学毕业后不用到远处下乡,跟着妈下地干活就行了。不知她毕业没毕业,反正一直跟地赖子们混在一起。孔家老二比她小多了,怎么会跟她扭打在一起,怎么敢招惹她,谁都不能理解,这只能说老二真二。

还没到出庭的日子,蔺家的大女儿暴了丑闻---流产了,据说流产跟孔二揪打在一起有关。她要是已婚青年的话,孔二这祸就惹大了。可是她户籍上还没出阁,文革时期未婚女子流产如同犯罪,犯了这样的罪的人没有资格告别人,结果是她被圈起来受审,告孔家的事不了了之了。

那条街上的人们都对孔家敬而远之,孔家全家市民户口更不把那些农家放在眼里。别人怎么看孔家我不管,每天放学后肯定先去孔大妈那里报到。别人叫孔家老二“孔二”,我叫他小二,别人躲着他,我跟他像兄弟。在他家跟他们哥俩争论什么的时候,他争不过了,作个“不息稀待理你”(不愿意理你)的鬼脸就完了,从来不说一个脏字,跟别人打架他脏话一套一套的。

我每年跟他们哥俩共同行动几次,每次的内容都一样:买豆腐。那时只有冬天才供应豆腐,商店贴出告示:××号副食票供应豆腐5块。锦州豆腐不论斤约,论块数。一块有拳头那么大,四块正好是一个四方块。卖豆腐的时间和方法也很怪,每天早上7点以前在商店门前露天卖。每个商店都有个用手推车进货的工人,卖豆腐也是那个人的活,那人一大早推来豆腐,然后一个人在那里卖。现在想想能明白为什么那么早卖,如果等到10点商店开门以后卖的话,豆腐就冻住了。

一辆平板手推车每天来一次,一次能推来的豆腐有限,方圆23里的居民要买到它还得起大早排队。最早的人五点多就出来,最初的几个人心里清楚先来后到的顺序,围在一起跺着脚御寒闲聊,六点多来的人多了,开始排队,为了防止晚来的人夹馅儿(插队·加塞儿),还有人自发地维持秩序,用粉笔在排队的人胳膊上写号。

锦州冬天的早上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为吃点豆腐要起早挨冻。卤水点的豆腐有股苦味,孩子们以前并不喜欢吃。陈三两时代,辽宁的豆腐都是用榨过油的黄豆做的,豆腐缺少了光滑感,更没什么吃头儿了,可是在只有白菜、土豆、胡罗卜的冬季,豆腐成了改善生活的佳品。凡是佳品就只供应给市民,农民没有。我家只有爸和我两口人,爸是农民,我是市民,有一个人的供应量。为了买这一个人的豆腐,我跟孔家兄弟头一天晚上制定行动计划。

老大最先去排队,小二战斗力强,6点多人多起来要“维持秩序”的时候去,豆腐车快来的时候我去。我去的晚,胳膊上没有写号,趁刚开始卖那一阵混乱小二使劲把我塞进队里,站到老大前边。旁边的人就是想说什么,看到孔家兄弟俩的厉害样儿,也就把话憋回去了。

7点刚过,老大或小二端着大盆,我捧着小白搪瓷盆儿,三个人凯旋。兄弟俩一进杂院的大门口准喊:“妈~、买回来啦~!”,孔大妈准是自豪地回答一声:“哎~、好儿子,真能干!”母子的会话划破杂院早晨的寂静。

那天晚饭我们两家的熬白菜里都有灰了吧唧的豆腐。

……

1976年分别后,再次见到孔家兄弟是2005年。

2005年夏天,我一到锦州就跑到医院去看望孔大妈,孔大妈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看完孔大妈,我问同去的朋友:“为什么没有人陪着?”

“有啊,你进去时出来的那个人是老大呀”。

那人黑瘦憔悴,看不到一点儿老大的影子。为什么他连招呼都不打就出去了,而且我们在的时候一直没有回来。朋友解释说:老大下岗了,骑神牛(蹬三轮车),大概是不愿意跟你说这些吧。

小二很热情,开着他的宝马来接我们去吃农家饭。“农家”建在锦州市南面的一个带游泳池的别墅模样的设施里,院子很大,靠墙盖了一排小房子,每间房子里有农家的大锅台,围着锅台有简单的木桌。

农妇模样的人用大锅炖上鱼,锅边贴了一圈饼子。我在锦州当了8年农家的孩子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那么丰盛的农家饭。

小二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不下乡了,他被安置到园林管理处的苗圃工作。实行承包以后他承包了苗圃,不光给新建的城区、小区提供树苗,还养花给市场,总之小二发了。

但是小二还是小二,走路的姿势跟小时候一样,大概是因为个子小,脚尖总要颠起来一下,没有将军肚,却迈将军步。说话没有大款的架子,跟小时候一样随便。

“你知道不,我搁我们单位还是干部呢?”小二跟我显摆。

“就你~?”我也不客气,略带蔑视的口气说。

“你猜我是咋提成干部的,我进单位没几年的时候,跟主任去郊外看地方,看完了也到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说那嘎有个花卷店,咱就去那儿凑合一顿吧。等到了那儿一看,领导这给我一顿臭骂:你小子好好看看,这念‘花圈’”。

在场的人差点没把嘴里的饭喷出来。

小二接着对我讲:“你知道,我哪认几个字啊,我看那俩字就是念花卷,一点儿都不是装的。别看咱不认几个字,咱腿勤手勤,领导还挺稀罕(喜欢)咱。后来单位有工人提干考试,我们主任给我偷出题来让我背,一共五道题,下功夫背呗。没成想(没想到),考试那天第1题跟第3题换了顺序,我还是按背的顺序答的题。这回又让主任给臭骂了一顿”。

小二小时候挨骂挨多了,主任骂的那几句他根本不在乎,照样跟在主任屁股后头转,最后还是提成了干部。

看他得意,我突然想起一直不解的问题:“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爱打架啊?”

“饿~呀!人家苹果树上的苹果刚长这么大(他做出核桃大的手势)我就给人家摘了,人家追着打我。我恨呀,又拿小刀刻人家的树皮…,打架十回有九回是因为偷吃人家种的东西”。

这个“干部”、大款这么坦诚,再想想小时候的穷日子,突然理解他打架的理由了。

离开锦州的时候,小二拎着5斤虾、5斤干豆腐(卷生菜沾酱用的那种豆腐皮)赶到站台。因为是过路车,要上车的人在车门口挤作一团,突然听小二用路警维持秩序的语调喊“让开、让开”,边喊边挤出一条道来把我送上了车。

这种上车方式,让我想起了跟小二一起买豆腐的场面。小二还是小时候的小二。

 

~~~~~~~~~~~~~~~~~~~~~~~~

 

学校的淘气小子就没有孔家兄弟那么仗义了。三年级一次上音乐课的时候淘小子挑起了事端。

那时音乐课既不学乐谱也不讲乐理知识,只是“雄壮地、有力地、严肃地、激昂地”喊语录歌和革命歌曲, 三年级的小孩耐不住这单调枯燥的高歌,一会儿就闹起来了。我后面的孙姓男生开始推桌子挤前排女生的椅子,我快被桌子和椅子夹住了,便转过身制止他,他还是嬉皮笑脸地耍赖,争执中两人动起手来。我用书包砸了他脑袋,他的指甲刮了我的脸。刮的地方开始只是翘起点皮,到家时竟沁出血来。爸看到后急了:“告诉姑奶,找人揍他去!”

一个星期后的课间,姑奶那已经下乡的儿子---我的表叔戴着白手套、黑墨镜来到学校,冲进教室抓住孙男生的脖领子:“就你这小样儿还欺负人呢?”孙男生吓得脸都变白了,跟他一起推椅子的男生撒腿就跑。表叔看他那么小没打他,拽着他的脖领子对围观的孩子说:“我告诉你们,以后谁敢欺负我侄女,我一个也不饶你们”。

老师来上课的时候,表叔已经走了。有人向老师告了状,老师说:“现在的孩子就欠家长来收拾。”文革中骂老师、上课捣乱是家常饭,老师们受够了气,表叔整治了淘气的男孩,也帮了老师的忙。

那以后再没遇到过坏孩子的挑衅,但能感到孙姓男生特别恨我。冤家路窄,4年级分班时还跟他在一个班,陈年老冤家路更窄,三个小学的孩子升到同一所中学后又跟他分在一个班。

升中学了,他勇气也恢复了,老想报复我。他个头小,外号“小体格儿”,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我坐教室最后一排,每次上课去自己座位的时候,必定要从他眼前过,那时他不是厌恶地挤挤眼,就是故意咯声痰,我也重重地跺一下脚以示反击。班主任老师发现这俩人有问题,开始在同学中调查,最终也没查出个结果。好在那时男女生互不说话,同班有个男仇家也没有多大不便。

我一直想:小体格儿还是个小心眼,三年级打的架记到中学,太缺少点男子汉气了。后来走南闯北的,偶尔想起东北还有个仇人,心里怪不舒服的。到我女儿中学毕业时,自己中学时的记忆更鲜明了,也明白了小体格儿记恨在心的理由---表叔揪着他脖领子示众太让他丢面子了。

这么一想就觉得我家大人做得过分了些,孩子之间打个架犯不上大人出手。但是也能理解我爸,如果是在正常年分他不会那样做,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剥夺以后,他身边只有我一个必须保护的了。世道变了,人也长大了,我也该给小体格儿道个歉,让他找回那时丢的面子。

 

我那帮同学这30年里结婚育子搬迁下岗,一个也联系不上,想给小体格儿道歉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几经周折联系上了一个老同学,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回信是:我们老念叨你,赶快来吧。

2009年夏天我到锦州的当天晚上,班长把能联系到的人都叫到一起在饭店请了我一顿。小体格儿来电话对我说:今天值班,不能给你接风实在抱歉,明天一定到。

小体格儿在公安局工作,纪律严格,不能因私事请假。第二天,又一次聚会,来的人更多了。乱哄哄中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过来跟我握手,认不出他是谁,看到我狐疑的眼神,对方说:“我是小体格儿啊”。

正说着,漂亮利索的许玲走过来笑着问小体格儿:“孙××,小时候咱俩打架,我爸带着我找到你家告状,你还记得吗?”

班长说话了:“小体格儿,你小子咋竟欺负女生呢?”

声讨和戏笑成了一时间的主题,没有说道歉话的间隙,说了反而会煞风景。

小体格儿已经是一米八几的大体格儿了。他告诉我,他下乡后去当兵,回来后一直在锦州公安局工作。

小体格儿举止稳重,讲话得体,闲聊中讲了很多他工作中的见闻:逮住了朝鲜偷渡过来的年轻姑娘,看她瘦得可怜,虽然违规,队长还是把那姑娘领到了一家朝鲜饭店,托那里的老板照顾啦;半夜去乡下逮嫌疑犯啦;逮住个买春干部是××的丈夫啦……。

他关心的范围挺广,日俄间、中日间的领土问题、经济问题、人的素质问题等等。他还讲了个鲜为人知的事情:一次他去查资料,发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句话最初不是用在租借地,而是用在海滩上。当时外国人把衣物放在沙滩上去海里游泳,当地农民趁机把衣物偷走了。从那以后海滩上出现了那句话。

忘了问他是在哪个地方哪一级公安局的资料室看到的了,言谈中知道他走过全国很多地方。

后来他单独请我们四个同学吃饭时,店老板说赠送一个菜,小体格儿让我挑,我挑了个12元的炒油菜,老板出去后小体格儿跟另外三个同学说:“你们说她有多傻”,埋怨我没挑个价钱贵的菜。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小体格儿马上来电话寻问安否。

2012年王立军刚刚跑进美国领使馆时,他来短信寻问国外能听到的情况。我顺便问了一句:听说王立军在锦州时打压了一批公安干部。  
      
小体格儿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圈外人不知道其中熟黑熟白熟灰,但是看到小体格儿把“与人为善,福虽未至但祸已远离;与人为恶,祸虽未至但福已远离”当座右铭,还有他开的那辆破旧的汽车,应该不会是个坏公安。

 

 

 

锦州—故乡

 

再见、锦州

 

重返锦州

 

《“红太阳”照耀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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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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