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小子是好的
淘小子是好的，淘闺女是巧的。
前五里营子位于锦州东边城乡接壤地带，那里郊区农民和城市居民杂居。城市居民中没有当官的、也没有知识分子、更没有有钱人，木匠一家最殷实，因为木匠业余给人打家具能换来些稀缺物品。木匠给他女儿的班主任打了套家具，给女儿换来了那个班团支书的职位。除了这么一家“能人”以外都是为当天的三顿饭奔波的劳苦大众。我8岁到16岁就生活在这里的一个杂院里。
邻居的哥俩不是一般的淘气，老大被派出所拘留过，老二给家里惹来过法院的传票。这哥俩是我最最亲爱的孔大妈的儿子。
老大比我大两、三岁，时常帮着孔大妈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没有老二那么能打架，被拘留是因为跟几个孩子一起偷公家的东西。“公家”是谁家，我也不知道，不管是谁家，反正偷东西不光彩，孔大妈那段时间总阴着脸。
老二是打架不要命的主儿，即便是偷东西也不会被人逮住，他跑得比别人快。老二打的架得按大中小分等级，中小级的时有发生，只是院子里的人不知道而已。打大架的时候，只见来告状的大人带着受伤的孩子，有时还拿着被老二扯破了的衣服，找孔大妈赔。那时绝对看不到老二的人影，不知他是耍滑头躲了，还是早就跟别人玩儿去了。反正老二只有吃饭、睡觉的时候才回家。
外边谣传说孔大妈护犊子，所以才导致了她的两个儿子爱打架。其实孔大妈也管教孩子，只是她不懂得世上有“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一招，人家来告状时他给孩子撑腰，人家走了，她连骂带打地来一通。她的打骂要是在人前做出来舆论就不一样了。
那次法院来传票的时候，孔大妈真发愁了。孔大妈不识字，让我给她念的，上面写的×月×日×时到凌河区法院。告孔大妈的是同一条街上住的蔺家，祸是老二惹的。
蔺家的大女儿中学时就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从外表上也能看出是个痞子，当地叫“地赖子”。她本来就是五里营子生产队农民的后代，中学毕业后不用到远处下乡，跟着妈下地干活就行了。不知她毕业没毕业，反正一直跟地赖子们混在一起。孔家老二比她小多了，怎么会跟她扭打在一起，怎么敢招惹她，谁都不能理解，这只能说老二真二。
还没到出庭的日子，蔺家的大女儿暴了大丑闻---流产了，据说流产跟孔二揪打在一起有关。她要是已婚青年的话，孔二这祸就惹大了。可是她户籍上还没出阁，文革时期未婚女子流产如同犯罪，犯了这样的罪的人没有资格告别人，结果是她被圈起来受审，告孔家的事不了了之了。
那条街上的人们都对孔家敬而远之，孔家全家市民户口更不把那些农家放在眼里。别人怎么看孔家我不管，每天放学后肯定先去孔大妈那里报到。别人叫孔家老二“孔二”，我叫他小二，别人躲着他，我跟他像兄弟。在他家跟他们哥俩争论什么的时候，他争不过了，作个“不息稀待理你”(不愿意理你)的鬼脸就完了，从来不说一个脏字，跟别人打架他脏话一套一套的。
我每年跟他们哥俩共同行动几次，每次的内容都一样：买豆腐。那时只有冬天才供应豆腐，商店贴出告示：××号副食票供应豆腐5块。锦州豆腐不论斤约，论块数。一块有拳头那么大，四块正好是一个四方块。卖豆腐的时间和方法也很怪，每天早上7点以前在商店门前露天卖。每个商店都有个用手推车进货的工人，卖豆腐也是那个人的活，那人一大早推来豆腐，然后一个人在那里卖。现在想想能明白为什么那么早卖，如果等到10点商店开门以后卖的话，豆腐就冻住了。
一辆平板手推车每天来一次，一次能推来的豆腐有限，方圆2～3里的居民要买到它还得起大早排队。最早的人五点多就出来，最初的几个人心里清楚先来后到的顺序，围在一起跺着脚御寒闲聊，六点多来的人多了，开始排队，为了防止晚来的人夹馅儿(插队·加塞儿)，还有人自发地维持秩序，用粉笔在排队的人胳膊上写号。
锦州冬天的早上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为吃点豆腐要起早挨冻。卤水点的豆腐有股苦味，孩子们以前并不喜欢吃。陈三两时代，辽宁的豆腐都是用榨过油的黄豆做的，豆腐缺少了光滑感，更没什么吃头儿了，可是在只有白菜、土豆、胡罗卜的冬季，豆腐成了改善生活的佳品。凡是佳品就只供应给市民，农民没有。我家只有爸和我两口人，爸是农民，我是市民，有一个人的供应量。为了买这一个人的豆腐，我跟孔家兄弟头一天晚上制定行动计划。
老大最先去排队，小二战斗力强，6点多人多起来要“维持秩序”的时候去，豆腐车快来的时候我去。我去的晚，胳膊上没有写号，趁刚开始卖那一阵混乱小二使劲把我塞进队里，站到老大前边。旁边的人就是想说什么，看到孔家兄弟俩的厉害样儿，也就把话憋回去了。
7点刚过，老大或小二端着大盆，我捧着小白搪瓷盆儿，三个人凯旋。兄弟俩一进杂院的大门口准喊：“妈～、买回来啦～！”，孔大妈准是自豪地回答一声：“哎～、好儿子，真能干！”母子的会话划破杂院早晨的寂静。
那天晚饭我们两家的熬白菜里都有灰了吧唧的豆腐。
……
1976年分别后，再次见到孔家兄弟是2005年。
2005年夏天，我一到锦州就跑到医院去看望孔大妈，孔大妈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看完孔大妈，我问同去的朋友：“为什么没有人陪着？”
“有啊，你进去时出来的那个人是老大呀”。
那人黑瘦憔悴，看不到一点儿老大的影子。为什么他连招呼都不打就出去了，而且我们在的时候一直没有回来。朋友解释说：老大下岗了，骑神牛(蹬三轮车)，大概是不愿意跟你说这些吧。
小二很热情，开着他的宝马来接我们去吃农家饭。“农家”建在锦州市南面的一个带游泳池的别墅模样的设施里，院子很大，靠墙盖了一排小房子，每间房子里有农家的大锅台，围着锅台有简单的木桌。
农妇模样的人用大锅炖上鱼，锅边贴了一圈饼子。我在锦州当了8年农家的孩子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那么丰盛的农家饭。
小二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不下乡了，他被安置到园林管理处的苗圃工作。实行承包以后他承包了苗圃，不光给新建的城区、小区提供树苗，还养花给市场，总之小二发了。
但是小二还是小二，走路的姿势跟小时候一样，大概是因为个子小，脚尖总要颠起来一下，没有将军肚，却迈将军步。说话没有大款的架子，跟小时候一样随便。
“你知道不，我搁我们单位还是干部呢？”小二跟我显摆。
“就你～？”我也不客气，略带蔑视的口气说。
“你猜我是咋提成干部的，我进单位没几年的时候，跟主任去郊外看地方，看完了也到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说那嘎有个花卷店，咱就去那儿凑合一顿吧。等到了那儿一看，领导这给我一顿臭骂：你小子好好看看，这念‘花圈’”。
在场的人差点没把嘴里的饭喷出来。
小二接着对我讲：“你知道，我哪认几个字啊，我看那俩字就是念花卷，一点儿都不是装的。别看咱不认几个字，咱腿勤手勤，领导还挺稀罕(喜欢)咱。后来单位有工人提干考试，我们主任给我偷出题来让我背，一共五道题，下功夫背呗。没成想(没想到)，考试那天第1题跟第3题换了顺序，我还是按背的顺序答的题。这回又让主任给臭骂了一顿”。
小二小时候挨骂挨多了，主任骂的那几句他根本不在乎，照样跟在主任屁股后头转，最后还是提成了干部。
看他得意，我突然想起一直不解的问题：“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爱打架啊？”
“饿～呀！人家苹果树上的苹果刚长这么大（他做出核桃大的手势）我就给人家摘了，人家追着打我。我恨呀，又拿小刀刻人家的树皮…，打架十回有九回是因为偷吃人家种的东西”。
这个“干部”、大款这么坦诚，再想想小时候的穷日子，突然理解他打架的理由了。
离开锦州的时候，小二拎着5斤虾、5斤干豆腐(卷生菜沾酱用的那种豆腐皮)赶到站台。因为是过路车，要上车的人在车门口挤作一团，突然听小二用路警维持秩序的语调喊“让开、让开”，边喊边挤出一条道来把我送上了车。
这种上车方式，让我想起了跟小二一起买豆腐的场面。小二还是小时候的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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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淘气小子就没有孔家兄弟那么仗义了。三年级一次上音乐课的时候淘小子挑起了事端。
那时音乐课既不学乐谱也不讲乐理知识，只是“雄壮地、有力地、严肃地、激昂地”喊语录歌和革命歌曲， 三年级的小孩耐不住这单调枯燥的高歌，一会儿就闹起来了。我后面的孙姓男生开始推桌子挤前排女生的椅子，我快被桌子和椅子夹住了，便转过身制止他，他还是嬉皮笑脸地耍赖，争执中两人动起手来。我用书包砸了他脑袋，他的指甲刮了我的脸。刮的地方开始只是翘起点皮，到家时竟沁出血来。爸看到后急了：“告诉姑奶，找人揍他去！”
一个星期后的课间，姑奶那已经下乡的儿子---我的表叔戴着白手套、黑墨镜来到学校，冲进教室抓住孙男生的脖领子：“就你这小样儿还欺负人呢？”孙男生吓得脸都变白了，跟他一起推椅子的男生撒腿就跑。表叔看他那么小没打他，拽着他的脖领子对围观的孩子说：“我告诉你们，以后谁敢欺负我侄女，我一个也不饶你们”。
老师来上课的时候，表叔已经走了。有人向老师告了状，老师说：“现在的孩子就欠家长来收拾。”文革中骂老师、上课捣乱是家常饭，老师们受够了气，表叔整治了淘气的男孩，也帮了老师的忙。
那以后再没遇到过坏孩子的挑衅，但能感到孙姓男生特别恨我。冤家路窄，4年级分班时还跟他在一个班，陈年老冤家路更窄，三个小学的孩子升到同一所中学后又跟他分在一个班。
升中学了，他勇气也恢复了，老想报复我。他个头小，外号“小体格儿”，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我坐教室最后一排，每次上课去自己座位的时候，必定要从他眼前过，那时他不是厌恶地挤挤眼，就是故意咯声痰，我也重重地跺一下脚以示反击。班主任老师发现这俩人有问题，开始在同学中调查，最终也没查出个结果。好在那时男女生互不说话，同班有个男仇家也没有多大不便。
我一直想：小体格儿还是个小心眼，三年级打的架记到中学，太缺少点男子汉气了。后来走南闯北的，偶尔想起东北还有个仇人，心里怪不舒服的。到我女儿中学毕业时，自己中学时的记忆更鲜明了，也明白了小体格儿记恨在心的理由---表叔揪着他脖领子示众太让他丢面子了。
这么一想就觉得我家大人做得过分了些，孩子之间打个架犯不上大人出手。但是也能理解我爸，如果是在正常年分他不会那样做，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剥夺以后，他身边只有我一个必须保护的了。世道变了，人也长大了，我也该给小体格儿道个歉，让他找回那时丢的面子。
我那帮同学这30年里结婚育子搬迁下岗，一个也联系不上，想给小体格儿道歉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几经周折联系上了一个老同学，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回信是：我们老念叨你，赶快来吧。
2009年夏天我到锦州的当天晚上，班长把能联系到的人都叫到一起在饭店请了我一顿。小体格儿来电话对我说：今天值班，不能给你接风实在抱歉，明天一定到。
小体格儿在公安局工作，纪律严格，不能因私事请假。第二天，又一次聚会，来的人更多了。乱哄哄中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过来跟我握手，认不出他是谁，看到我狐疑的眼神，对方说：“我是小体格儿啊”。
正说着，漂亮利索的许玲走过来笑着问小体格儿：“孙××，小时候咱俩打架，我爸带着我找到你家告状，你还记得吗？”
班长说话了：“小体格儿，你小子咋竟欺负女生呢？”
声讨和戏笑成了一时间的主题，没有说道歉话的间隙，说了反而会煞风景。
小体格儿已经是一米八几的大体格儿了。他告诉我，他下乡后去当兵，回来后一直在锦州公安局工作。
小体格儿举止稳重，讲话得体，闲聊中讲了很多他工作中的见闻：逮住了朝鲜偷渡过来的年轻姑娘，看她瘦得可怜，虽然违规，队长还是把那姑娘领到了一家朝鲜饭店，托那里的老板照顾啦；半夜去乡下逮嫌疑犯啦；逮住个买春干部是××的丈夫啦……。
他关心的范围挺广，日俄间、中日间的领土问题、经济问题、人的素质问题等等。他还讲了个鲜为人知的事情：一次他去查资料，发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句话最初不是用在租借地，而是用在海滩上。当时外国人把衣物放在沙滩上去海里游泳，当地农民趁机把衣物偷走了。从那以后海滩上出现了那句话。
忘了问他是在哪个地方哪一级公安局的资料室看到的了，言谈中知道他走过全国很多地方。
后来他单独请我们四个同学吃饭时，店老板说赠送一个菜，小体格儿让我挑，我挑了个12元的炒油菜，老板出去后小体格儿跟另外三个同学说：“你们说她有多傻”，埋怨我没挑个价钱贵的菜。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小体格儿马上来电话寻问安否。
2012年王立军刚刚跑进美国领使馆时，他来短信寻问国外能听到的情况。我顺便问了一句：听说王立军在锦州时打压了一批公安干部。
小体格儿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圈外人不知道其中熟黑熟白熟灰，但是看到小体格儿把“与人为善，福虽未至但祸已远离；与人为恶，祸虽未至但福已远离”当座右铭，还有他开的那辆破旧的汽车，应该不会是个坏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