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到抗美援朝----《清日战争》和《朝鲜战争》两部书中不同的中国军队（四）

中国志愿军不仅作战勇猛顽强，而且很会战斗，具有很高的战术素养。美军对此有深刻体会。

“美军战史对中国军队的战术有如下描述：中国军队远比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亚洲的乌合之众”要机敏老练。中国步兵除迫击炮外，没有装备更重的任何武器，但他们却能极好地控制火力，进攻美军和韩军的坚固阵地。尤其是在夜间，他们的巡逻队在搜索美军阵地时成效显赫。他们拟定的进攻计划是从背后发起攻击，切断退路和补给线，然后从正面发动攻势。他们的基本战术是一种V形的进攻队形，他们使敌军在这个队形中运动，然后中国人就会包围这个V形的边沿。与此同时，另一支部队运动到V的开口处，以阻止任何逃跑的企图和阻击增援部队。”（摘自王树增著《朝鲜战争》）

可以说，五次战役志愿军一直使用这一战术。但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中国军队进攻时非常坚决勇猛，但就朝鲜战争总体说，志愿军的进攻战役打的都不好。五次战役没有一次达到预期目标，这一方面是后勤和火力的问题，但很重要的原因是志愿军前期有些过分轻敌，缺乏现代化作战经验和对美军机动能力的了解。在五次战役后战场出现胶着状态的时候，志愿军才认识到敌人的强大和自身的弱点，因此后期的战争才打得有章有法。

“有美军军人回忆道：中国军人不像日军，冲锋的时候不顾一切，很容易被机枪成片地扫射。中国军人很注意隐蔽，一旦遭遇强大火力，他们就会卧倒，一旦枪声稀疏，他们又会顽强前进。”（摘自《朝鲜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为了避己之短，扬己之长，大都采取夜战、近战的战法。夜战时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火力位置，往往大量使用手榴弹。这种战术的确非常有效，美军士兵回忆当年的战场时，都对志愿军的那似乎永远扔不完的手榴弹印象深刻。

写到这我不由想起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的表现。当时的清军虽然装备了现代化火器，可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训练和战术，加上根本没有敢战和敢胜的决心和意志，使其战场表现犹如胡闹。每当日军进攻时，清军士兵离老远就开始放枪。虽然枪械并不差，但却不知道瞄准，而且开枪时眼睛不向前看，而是向后看，据说这是放前膛火枪养成的习惯。这样放枪还不如说是放鞭炮。日军后来发现了这一状况，每次进攻时一遇清军开枪就就地卧倒，一直等清军子弹打光了再冲锋。所以日清战争时，一场上万人的大战下来，给敌人造成的伤亡往往都不到三位数，可子弹却消耗巨大。这种情况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的时候仍没有改变，直皖大战的时候，双方上阵的兵力多达20万，可真正在战场上伤亡的将士不过几百人，而子弹却消耗了上千万发。这几乎等于现代美军的零伤亡战争了。以至于有外国记者实在看不过去了，以恶搞的方式建议中国恢复使用弓箭，因为弓箭不仅便宜，而且杀伤力一定比枪炮要大的多。

而志愿军这支军队，由于从建军开始就一直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作战，弹药从来没有充足过，反倒逼着他们不得不采用近战、夜战和白刃战的办法杀敌，尽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正是这样，促使中共军队必须依靠高超的战术和勇猛顽强的作风来战胜对手。林彪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话是真枪实弹的战争经验。历史证明，强大的军队都是打出来的。

华川水库战斗英雄39军的赵志立连长当年仅仅22岁，他指挥一个连的兵力，巧妙地利用水库悬崖峭壁的有利地形，硬是打退美军最精锐部队的一个营的十几次进攻，并毙伤美军400余人。成为朝鲜战争时的一个传奇故事。可这样一个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的直布陀罗战斗”的传奇英雄，战后竟只获得一个二等功。由此可以推断，志愿军的英雄人物实在是数不胜数。

关于中国志愿军如何善战我不想多说，因为再多的个案也总是缺乏说服力的。最有说服力的应是战争的伤亡统计。有网友提供了华盛顿韩战纪念碑所记录的美军及联合国军伤亡人数如下：

美军阵亡及失踪：60，423人，被俘及负伤：110，420人，联合国军阵亡及失踪为113万人余人，被俘及负伤为：115万余人。而中国志愿 军的伤亡人数即使按美国和韩国最高的估计也仅为90万人，而据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最新统计，志愿军烈士总数为183，108人，在烈士统计名单上，有姓名，籍贯，参军年代和职位，牺牲地等情况，十分具体。必须强调的是，这个183108人的烈士名录，并不仅是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志愿军，而包括了大量病死，救灾，事故的牺牲人数．其中还包括大量死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志愿军烈士。志愿军是1958年才撤回国的。（详见网址：http://www.wangjiwang.com/Matter/859.html）

（注：据维基百科记载：美国国防部从1954年到196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阵亡33,629人。在1970年代初期，历年各官兵详细个人档案储存处所失火，许多资料焚毁损失。后 来重新根据不同资料库统计时，误把从1950年至1954年的全球美军其他原因死亡人数也计入，得到总死亡54,260人的数字。由于早先数字仅为阵亡数 字，这个新数字是“总死亡数”，所以没有引起怀疑，也被刻在美国抗美援朝战争纪念碑上。但是后来发现错误重新修订。根据2000年修正后的最新统计数字，美军死亡人数为36,570人。但这个说法不知道是否真实，我无法判定，如果有哪位网友有美国官方的文件网址，请提供。）

即使加上北韩军队的损失人数，双方损失比仅仅1：1.17（联合国军：中朝军队）。如果考虑到这样的战果是在中国军队后勤困难，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取得的，双方军队的战力就更是不言自明的了。事实上，中国军队很大一部分伤亡是发生在交通线上，是由美军飞机的狂轰乱炸造成的。在面对面的战斗中，志愿军的战斗力一点不弱于美军，尤其是停战谈判后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打法，将伤亡比例大大逆转。

如果我们将这样的伤亡比例与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军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做对比的话，就更得承认志愿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军队。甲午战争时的陆地之战，清国军队与日军的伤亡比例经常都在10：1之上，并且清国军队的伤亡大都发生在弃阵逃跑的途中。

为什么同为中国人，仅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判为两人呢？志愿军的战斗力是怎样形成的？

有朋友说志愿军是因为被意识形态洗脑才变得英勇无畏的。这种说法虽然带有贬义，但我还是认同的。事实上，毛泽东的军队的战斗力正是来自于洗脑，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思想政治工作。

洗脑也要看是用什么洗，这个用于洗脑的精神是具有正义性还是只具欺骗性才是具有是非意义的标准。严格讲，这个世界没有人不被洗脑的。所谓的洗脑无非就是接受了一种价值观和是非标准而已，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精神。那我们看看中国志愿军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吧。

据维基百科关于朝鲜战争的条目：朝鲜战争中，朝鲜方面存在确凿的屠杀平民的行为；朝鲜也指责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有屠杀平民的行为。最著名的为老根里事件。^[84] 八九十年代后，结束军事统治的韩国也开始承认在本身在战争中肃清平民的暴行，其中的保导联盟事件军方竟屠杀了10-100万的共产党支持者（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与共党关系极浅甚至毫无关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四方中唯一没有被指责屠杀平民的军队。（见维基百科）

为什么志愿军从没发生过这类事件，这不仅仅是因为军纪严明，最主要的是这支军队长期被灌输了一种思想，即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军民一家。在他们思想中，屠杀百姓是可耻的禽兽行为。

文革的时候，我曾亲眼目睹张祥久指挥的辽大红卫兵攻占沈阳市公安局的场面，面对情绪激昂、手握扎枪的红卫兵，赤手空拳的解放军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阻止红卫兵进入公安局，任凭红卫兵对其打骂，甚至被扎枪刺的鲜血直流，他们也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想这样的军队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只此一家。

即使在八九学运时，解放军仍然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才会在军纪严明的军队中发生公然抗命的事件。即使以邓小平在军队的威望也不敢公开说派军队镇压学生，而是欺骗解放军战士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曾亲眼目睹首批到军博附近的戒严部队在学生和老百姓的劝说下，发誓说绝不会向学生开枪，有的军官还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会向学生开枪呢。为了表示态度，他们将本来向东的车头都掉转向西。也许是担心军心不稳，后来这批部队不见了踪影，新换上来的则是来自偏僻地区的军队，因为一路被禁止收听广播，所以根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据说六四入城时的先头部队都是直接从老山前线调过来的，他们同样不清楚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被告知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六四镇压的时候之所以让所有部队都派点人参加，而且有的发子弹，有的不发子弹，就是担心军队造反。杨尚昆后来说派军队入城不是针对学生的话我是相信的，他不是担心学生，而是害怕军队造反。

历史证明，当中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时候，解放军就成为光荣的军队，就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比如：93抗洪和汶川地震救灾时的解放军。反之，则成为耻辱的军队，党国的工具，比如：六四镇压。

志愿军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民，要说他们有什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那是忽悠，因此简单地说他们是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洗脑不是十分准确的。这些原本老实厚道的农民之所以变得英勇顽强是因为他们被灌输了一种崭新的荣辱观。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光荣，临阵逃脱、贪生怕死耻辱。面对要付出重大牺牲的战斗时，志愿军指挥员往往身先士卒，或让共产党员冲在前面，非党战士自愿参加。在这种时候，但凡有点血性的战士都不会退缩，因为退缩带来的耻辱让生命负担不起。轻生死、重荣辱，这是任何有血性的人的价值观。如果这也算洗脑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洗脑。甲午战争时的清国军队之所以为世人耻笑恰恰是因为少了这种洗脑。

霍去病当年能率两万铁骑，千里奔袭，大破凶残野蛮的匈奴中军，不仅是善用奇谋，而是他训练出一支敢于胜利，藐视天下劲敌的强军。据说，霍去病的练兵方法就是用的练心之术。这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人喜欢用和平时期的观点去评价战争时期的事，将鼓励和教育战士不畏牺牲，不畏强敌说成是不尊重生命。孰不知，在战场上畏敌如虎的军队不仅容易被击败，往往战士的伤亡更大。比如：甲午战争时期，清国军队大量的伤亡都发生在溃退时；而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保卫战守军的缴械投降和溃散，换来的是被大规模的屠杀。而军队的战败，又导致大量的平民被杀。在战争的年代，个体的生命要服从整体的生命，个体的牺牲换来的是整体的生存，这样简单的道理，现在也有人糊涂了。

也有网友说，军队的战斗力来自军人的国民意识和民主意识，我承认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军队的战斗力除了精神力量之外，还有组织力、兵员素质、实战经验、战术修养以及指挥员的动员力和指挥能力等多种因素。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官兵都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可是战斗力却远远不如北洋军阀。很多士兵错误地理解民主自由的理念，将政治上的民主概念带到部队中，于是下级不服从上级，士兵不服从长官，还以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口号辨之。这样的军队无异于一群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的对手。

中共这个意识形态极强的组织，又经过长期的战争，将集体主义精神和国家的动员力发挥到极致。这种动员力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但这种强大的动员力也是造成后来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因素之一。这证明凡事都有两面性，切不可只见优势不见劣势。一个国家不能只有集体主义，而消灭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这不仅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过分的集体主义一旦决策失误，就会造成灾难式的结果，大跃进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强大的国家动员力的好处，我们也可在抗震救灾这样的行动中深深地感觉到。

三湾改编后的红军将支部建在连队上，实在是一强军的妙策。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军事化，将这支农民军队变成了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悍勇之师。也保证了这支军队全军一心，号令统一，政治决定军事的原则。这是后来解放军战胜国军的最重要的军事因素。

还有朋友喜欢用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来认定战争的正义性。在他们眼里，共产党专制政权是罪恶的，因此这个政权参与的任何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是不能用赞扬的口吻去描述的。对这种观点我也无法认同，中共的好与坏是比较而来的，中共能以弱胜强夺取政权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有其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一个是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一个是来自中共与国民党的对比。当时的中共是清廉、朴素、积极向上的，是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意愿的。即使共产党专制政权是罪恶的，也不能说它所有的战争就都是非正义的。斯大林政权比中共要专制和残暴的多，但我们能说斯大林领导的卫国战争是非正义的吗？

正是这种思维，让布什轻易的用打倒专制，推行民主而化解了世界各国，包括部分美国人民对其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的质疑。似乎一个国家如果是打着推翻专制，推行民主的旗号就有权力侵略和推翻一个为世界各国承认的独立国家。按这样的逻辑，甲午战争时期的日军就成了正义之师，而守土抗战的清军却成了非正义之师。因为日本也是打着类似的旗号侵略中国的。

在对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包括中共掌权后的其它历史事件一样，有些人抱着一概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的逻辑是基于中共政权是一个罪恶的政权这样一个前提认识。我觉得这样的认识和逻辑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因此，基于这个认识和逻辑的任何推断也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比如，中共虽有文革之恶政，但我们也不必应否认建国初期中共根除吸毒、扫清千年匪患、取消娼妓的政绩吧。

在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认识上，我比较倾向于米兰.昆德拉的说法：“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那些早期革命的共产党人，个个都是理想主义者，我完全相信他们都是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的。美好的理想最后异化为罪恶的制度，那是因为对人性有过于美好的期待。大跃进是中共头脑发热的结果，三年饥荒则是大跃进的结果，这实质上属于政治路线和认知上的错误，并不是主观恶意地结果。

如何看待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政治经济后果是我最后要说明的问题，也是回答我一个老朋友的质疑。

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我在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不是侵略战争，中国没有占领朝鲜一寸土地的想法和要求。因此我认为出兵朝鲜的正义性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主动走出国门，但我们打的是防御性战争，是为了拒敌于国门之外，而且是先警告后出兵。如果说中国抗美援朝是非正义的，那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也同样是非正义的。中国和美国从道义上讲是对等的，虽然美国打的是联合国旗号。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国出兵朝鲜师出无名，也不能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德日法西斯犯的是反人类罪，他们是战争的发动者，是主动进攻的一方，而中国人民自愿军并非主动侵略他国，而是受北韩邀请，为自己的国家安全考虑，出于保卫家园的目的才决定出兵的。

至于说抗美援朝的政治经济后果则首先要看两个假设是否成立：第一个假设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放弃意识形态歧见，承认和接纳新中国，并会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第二个假设是，如果中国不出兵，被美国武力统一后的韩国则会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将美军驱除出韩国。我想这两个假设的第一个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冷战期间美国并没有和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妥协，即使他们并没有与美国直接开战；第二个假设成立的可能性也不大，唯一可能的是美军撤出韩国，如果中国与韩国的关系融洽且互相信任的话。

我看过很多人对韩战后果的负面评价，基本都是属于一种假设性判断。两大阵营的冷战并非中国挑起，甚至也不是苏联挑起的，而是英美挑起的。二战后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让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右派政客异常惊恐，将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正是这种恐惧才促成了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其实当时的斯大林根本无心与美国争斗，因为苏联在二战期间遭受的重创一时难以恢复，不仅国土被蹂躏，而且青壮人口锐减，根本不具备再战的能力。中国当时更是百业待兴，还有台湾尚未解放，中共也无心无力干预朝鲜内战。之所以后来排除万难决定出兵实在是长期被列强威胁、蹂躏和欺辱而产生的一种防御性反应。我们可以说是反应过度或错判形势，但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中美两国互不信任，美国还拒绝承认共产党中国。在新中国的眼里美国就是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有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中国后来向苏联一面倒的策略也应历史地来看。我认为这样的策略既是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和迅速强化国防的要求。从李鸿章、孙中山到蒋介石一直采取的是对列强的均势外交，这对于一个被半殖民地的弱国来说是没办法的事。李鸿章正是聪明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才避免了甲午战争后辽东被割让日本的命运，孙中山后来的联俄联共也是为了利用外国的支援，蒋介石面对的日本的野心，则是寄希望依靠列强的调和来达到阻止日本野心的目的。但事实上，他们都没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也没有迅速建立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力量。毛泽东采取的一边倒战略，尽管现在我们用中美友好之后的眼光来看是不对的，但在当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并确实使中国快速地建立起重工业基础。如果当时选择与苏联为敌，以美国为友才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选择，而且也未必会得到美国的支援。

从甲午战争到抗美援朝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人民受尽羞辱、困难深重的半个世纪，但这样的一个苦难深重的中国却锻造出一批中国的草莽精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是他们用整整两代人的牺牲，在血与火中将中华民族从衰败中托起，让我们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凡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对他们那代人充满崇敬之心，而不应为了某种政治观点而诋毁他们的功绩。尤其是对那些为国牺牲的烈士，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应该永远怀念他们。

可让人遗憾和愤慨的是，某些人为了彻底否定共产党和毛泽东，而对毛泽东时代产生的英雄也进行诋毁和污蔑。甚至有人连黄继光、邱少云也说成的是假的，理由竟然是正常人做不到。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事就予以否认这是时下一些人的逻辑。试想，现在什么人能受得了赵一曼和江姐那样的酷刑？难道说赵一曼和江姐也是假的吗?

中共如果当年没有那样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都是假英雄的话，怎们会打败国民党。志愿军如果不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军队，又怎么能将美军打回三八线？

有些自以为聪明的精英认为，打破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偶像和英雄崇拜，中华民族就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孰不知一个想打破一切英雄崇拜的民族，也许确实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可这个民族的精神也会随着某种自由的张扬而堕落和消沉。对自己的英雄和先辈不懂得尊敬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忠厚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也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一个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民族，也不是一个理性的民族。

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在重庆参观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看到那些牺牲在那里的一脸阳光和稚气的年青人的照片，让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样的日子看似遥远，其实离我们不过一代人的时间。那样的野蛮和恐怖，那样的血腥和残忍，那样的坚贞和不屈，那样的纯洁和理想似乎都同时不属于我们了。其实，在文革的极左岁月里，也有同样为理想为真理而勇于牺牲的英雄，比如遇罗克、张志新。他们所面临的恐怖和残忍一点不比在渣滓洞里的那些年青人差，所差的只是被定的罪名。而文革，离我们则更近。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野蛮和恐怖，血腥和残忍，我认为只有靠我们的理性和良知。而这个良知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实事求是。

现在的孩子都喜欢玩穿越，我真希望这些孩子都能穿越到甲午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中国，然后再穿回到抗美援朝时期的中国。有了这样的对比，也许他们才会对志愿军生出由衷的敬佩之心，也会使自己变得更有智慧。

王树增有一段话说的非常好：“在写作中，我常常想，如果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旦遇到危机，年青人是否还会像当年的志愿军一样，挺身而出，是否会像当年那样面对世界最惨烈的战斗而英勇无畏？”

这也是我的忧虑和我写这个贴的初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