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民大到延安抗大－我父亲的红色记忆（１）

（注：山西民大全名：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延安抗大全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一九三七年，丁丑，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在北平、天津、上海大演习之后，七月七日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占领北平、天津；八月十三日大举进犯上海。从此，日军的正面进攻，势如破竹，国军全线溃退，张家口、大同、保定、绥远、太原、济南、苏州、杭州、南京相继沦陷，汉奸走狗纷纷出笼，组织维持会，自治政府：蒙古德王组织蒙疆联合委员会，王克敏组织伪临时中央政府于北京，挂五色旗，梁鸿志组织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于南京。

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中国国民党到“八一三”后，也发表自卫宣言，由不抵抗主义变为全面抗战。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团结起来了，吹响了最壮烈的抗日救亡号角。

长沙离前线尚远，听不见枪炮声，人们的生活节奏，仍在原来的节调上，慢条斯理地进行。

但是，学生们（注：我爸，谭荫溥，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安不下心来了，学生救亡团体在扩大，“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越唱越高，正规军穿西服的飞行员和着制服的女兵，不断在街头出现，引起行人的注目，从南京撤下来的官员，带着穿着时髦的妻小和大皮箱，在机关门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等待着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徐特立在长沙出现了。国民党没有逮捕他，而且允许他到他的母校第一师范做了讲演，允许他在一条偏僻的小巷建立“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虽然又在其周围布置了秘密特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和向生圭同学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见到徐特立同志，要求介绍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说现在应该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这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学校，不分党派，都可以去学政治、学军事，为发展壮大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服务，目标和抗大是一样的。现在闫锡山想抗战，共产党就帮助他，他缺少青年学生干部，就帮助他创办民族革命大学。他招生有困难，抗大就暂时停止招生，他请教员有困难，共产党就动员一些进步人士去当教授，我们希望全国的进步青年都去帮助他支持他办好民族革命大学。现在凡是要去抗大的，我们都介绍去民大，你们放心去吧。他又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进步的教授和学生去得越多，学校就越向进步方向走；反之，进步的教授和学生越少，就不易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们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涂先求，余敏商量，大家同意到民大去看看，合则留，不合则去，从山西去延安，过一条黄河就到了。民先（注：＂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的负责人曹国枢、学联的负责人金汉虚、李谊之都不同意我们去，理由是湖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需要大批进步青年去发展和巩固，湖南更缺少进步青年干部，大家都到北方去了，湖南的救亡工作就要受到影响。我们有徐特立同志的介绍，他们留也留不住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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