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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 - 我母亲的童年回忆录(50)

往事悠悠 - 我母亲的童年回忆录(50)

博客

(五)迁到道里斜文街(1946年)

一九四六年秋天,北京公寓归了部队,把无处搬迁的廿来户安排到斜纹街原俄国人经管的亚细亚旅馆。离开这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的心情和离开小屋时一样恋恋不舍,然而不舍也得舍,只好带着岁月遗留的情怀和纪念离开了它。

搬家的队伍上路了。马拉的板车载满了家具浩浩荡荡向斜纹街走去。年长的坐在车上,年青的走在车旁,路程并不远。小组长走过来告诉我,那女人远远的跟在后面,她是想知道我们搬向何处。“妈,那女人跟在后面。” 妈皱着眉头说:“咱们算倒了八辈子霉了总是阴魂不散。心想这回可躲了,没成想又跟来了。”我一路上心里都不痛快。
   
亚细亚旅馆是个两层的楼房。一层楼有一间诊所和少数住户。我们都住在二层楼。由于房间不够,我们和二姐一家四口(二姐夫去了沈阳),暂住一个房间里,家具放在过道或放在别人家。六个女性住在一起,又亲近,又热闹。
   
这时吴伯母在和平保险公司上班,吴伯伯教祖祺和他的同学英文,都有了事做。生活很安稳。二姐要照顾两家人,做八口人的饭,忙忙碌碌不得闲,但她还是有说有笑,很快活。
   
一九四六年的最后是在热热闹闹中过去的。

   
一九四七年春。松花江解冻了,大块大块的浮冰,相互碰撞着,簇拥着,流向下游,又一个春天来临了。
   
开学了,这是初二的上学期。同学离校的不少,有的参军,参干,有的进干校,有的退学。富慧娟参了军,付幼亭进了青年干校。二年级重新编了班。李桂兰、吴家珊、顾本莲仍不和我同班。见面的机会也很少,这时我感到很孤单。
   
重新编班以后,我记不清怎样当上了班长,只记得在这期间作了两件事。先说第一件事,上课铃响过之后,政治老师匆匆走到我跟前,说他肚子不好,要去厕所,叫我先在黑板上画个全国地图。自已没把握画好,就去请熟悉的地理老师帮忙。他很痛快的答应了。他很快画好一个标明省界和长江、黄河走向的地图,我心里正高兴,就见两位老师在门口相遇,点了点头就侧身而过。这时我的心七上八下不安起来,怪自已自作主张,让两位老师感到尴尬。这件事叫我懊恼了很久。
   
第二件事是发校徽。校徽是烤瓷的。有些上面有斑点,也有模糊不清楚的。最后一堂课结束,我刚把校徽放到讲桌上,同学们就蜂拥而上,挑选起来。我请她们放下回到座位上去,由我来发。不想有人太挑剔,争来争去,着急回家的就嚷着快发。我把发下去的几枚要回来,通通反扣在讲桌上,挨着个拿着走。这样,好坏就碰自已的运气了。

这件事儿让妈碰上她准拣剩的拿。她常说,吃亏常在。至今不知道吃亏和常在有什么关连。

(六)考入电报电话局(1947年)
   
初中二年结束时,电报电话局招考话务员,我和顾本莲都报了名。七月底,我们都被录取了。我在话务股当话务员,她在报务股窗口当收报员。
   
电报电话局在新城大街,正对中国十六道街。它是一栋三层的大楼,建在十字路口。
   
话务股的工作室宽敞,洁净。南边是一排市内和长途交换台(长途五台,市内二台)北边是长途电话受理台和电话号码查询台。除了工作室外,还有休息室和夜班寝室。
   
话务员中老话务有十几人,都很老练,能说会道,表现积极。新考入的有二十来人都是十五、六岁左右的初中和小学生,思想单纯。
   
报话局的政治空气很浓,文体活动频繁活跃。话务股还要不断开展挑战应战表决心等活动。
   
在这新环境里,我严格遵守制度,认真投入工作,但是我参加活动不主动积极,群众关系不密切。
   
我是新人中最先上长途台的,并能使六对线路(每台六对)无空余和准确记录通话时间,这要精神集中,动作迅速,不偷懒。

我尊重每个同事,但来往很少。我对老话务员敬而远之,对小同事,由于性格不同也不亲近。我只有一个合得来的朋友她叫刘瑞芳。早在女中就见过她留有印象,因为她很有风度与众不同。她单眼皮,白皙的皮肤,淡红的唇,窈窈窕窕,清清雅雅。

回想起和她初次接触是在休息室。我一推门见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说话。她突然笑着说:“哗,哗,过来过来,来小猫!”两手手心朝上向里勾着,我不知她叫谁,回过头,看看身后没人,才确认是叫我了。我走过去,她说:“你真象只温柔的小猫。以后我叫你小猫好吗?”

我认真的说:“不好,我怕有外号。”

“好吧,不叫了。来坐下吧。”她挪了挪身子,拍拍身边的空位子。从此我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

她会演戏,听说她姨是话剧演员,有些名气。我看过她演《祝福》的戏。只记得一个白发苍苍,拄着棍子的老人躺倒在地,帷幕随即落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现在想想可能是《祝福》吧。我那时连鲁迅的名字都没听说过。那时的我没有欣赏艺术和接受新文化的能力。当时报话局工会的宣传工作很活跃。组织合唱、扭秧歌、排球赛和小话剧等活动。知道她会演戏,让她参加,她拒绝不了,只能勉强参加。听说她是她姨的私生女,所以她具有艺术气质。

我调到业务科计算股不久,她去了广播电台,当播音员了。我想念她去看她,她从楼上跑下来迎我。听她说话,声音沙哑。她说接触麦克风嗓子就发炎。这个工作对她不适应,可是她不愿放弃。几个月后又去看她,她已经调走了。我怨她不应该不辞而别,想她一定是带着遗憾悻悻而去。她在电台改名刘乔。几十年后找刘乔,可是谁都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刘乔。时过境迁,使我心酸,我心中喜欢的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

(七)认识邵炳仁

 在这期间出现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记得那天的下午,刚刚还是睛空万里,倾刻间狂风突起,乌云滚滚,似乎大雨来临。我中、小学的同学李庆荣来电话局找我。

见她急匆匆的样子,我问:“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人求我给你送封信。”

我一怔问“谁呀?”

“我继母的表侄,他叫邵炳仁,我叫他表哥,他人已去了北京,求我一定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感到突如其来“你表哥?我们互不相识啊。”

“他多次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见过你。”我疑问的望着她。

“他见过我和你们一块走。”

“我们几个人一起走,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我呢?”

“他把你穿什么衣服什么样子告诉我又在相册找出你,当然不会错了。”心想这真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他早就求我帮助认识你,我不想管,因为我对他还不了解。他是哈工大的学生,功课不错。人长得如何,信中有张照片。他叔叔是国民党要员叫×××。他这次去北京,就是去找他叔叔的。”我们站在电报电话局的门口,雨点儿稀疏的落下来,她急急的说着。
我要不要接过这封信,在迟疑不定。她见我犹豫,便说:“没关系,愿交个朋友就回信,不愿意,就当没这回事。”又说了两句,就匆匆的走了。

这件事使我感到突然、离奇。我拿着这封信久久的望着,终于象拆彩票一样,拆开了信,心有些紧张。首先映入眼睑的是那刚劲有力的字迹。一张狭长的照片掉了出来,上面站着一个瘦长的人。因为太小,面貌的细节不清晰。拿着这张叫人看不清的照片,有种彩票骗人的感觉。信的内容却含意深深。我确认他不是叫我怦怦动心的人。是否放弃他,在犹豫不决。这件事还没鼻子没眼儿,不能告诉妈。

我找顾本莲商量,问她:“你说我给不给邵炳仁回信?”

“你对这人感兴趣吗?”

我半开玩笑的说:“我对他的哈工大感兴趣。”说完呵呵笑起来。

“先想想再说吧,不过提醒你,这人的政治立场和咱们是对立的。”

隔了很久,又提起这件事,顾本莲说:“我看写封信也没关系,给他上上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说得倒好,我这点儿水平,能说出什么道理来。”

“我看邵炳仁不一定回解放区来,只当作一次交朋友的体会吧。”
   
费了一番脑筋,好不容易写了封回信。在通信不便利的条件下,我收到他四封信,我回了两封。他超出我的文化、知识水平大谈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运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佐证。我感到他在炫耀自己。
   
有天二姐说,她猜我一定有朋友。我把邵炳仁的事告诉了她并把信给她看了。她是否还记得,我不知道了。

又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我的体质极度下降,混身无力,十分疲倦。怀疑生了肺病,经过X光透视,才放了心。原因是工作紧张,睡眠不足。

妈说:“谁叫你独性,放着床铺不睡。回家来又不出屋,整天抱着本小说看。”

“在那通铺上更睡不着。我要是整天不着家,您该说姑娘家那么野。”

“说你一句,你有十句等着。我是着急怕你生病。”

“您就放心吧,没肺病就不害怕。”

夜班分前后两班,可以睡觉。我怕脏不愿在夜班寝室的通铺上睡,不愿盖公用的被褥。我都是坐在转椅上两腿搭在凳子上,盖着自家的小被子,似睡非睡。起来把小被子包好放好,生怕别人顺手牵羊。日久天长就犯了睡不着觉的毛病。

这年年底我请求调换工作,理由是患有淋巴结核。在没得到答复之前赶上了年终鉴定。第一次参加年终鉴定会,我很紧张,怕别人“一针见血”的批评。经过一场“审判”班长汇总了几条:
    优点:工作认真,业务熟练,思想单纯,作风正派。
    缺点:参加活动不积极,群众观念较差,表现孤僻清高。
    希望:提高政治觉悟,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初次鉴定,印象深刻。那上面的缺点和希望竟成了我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断改正的目标。

一九四八年初,我调到业务科计算股。计算股在一层楼的大厅里,大厅的北边是收费窗口。
   
计算股共十多人,相对话务股年龄大,文化程度高,思想进步,作风实在。在他们帮助下,我很快熟悉了计算业务,对政治学习也有了兴趣,参加业余活动也主动了,当了家属识字班老师,更破天荒地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秧歌队。
   
“五 一”节这天,我穿上黄伯母的一套崭新的蛋青色绸衣绸裤,它腰系条花绸带,跳动起来,绸衣绸裤象水样顺畅,象云样飘逸。自已也很得意,不敢坐,不敢靠,怕弄脏它。
   
晚饭后二姐带着妈和黄伯母等来看我扭秧歌。报话局门前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秧歌队都是十多岁的姑娘,象从大门里飞出的一群花蝴蝶,踩着鼓点儿,在宽阔的洋灰地上围成圈跳起来。我在众目之下,拘拘束束,生硬的摇来摆去。远不如同伴。看她们扭的又欢实,又自然,又花样翻新。
   
我本来瞧不起秧歌,认为它不但不是高雅艺术而且认为不叫艺术。亲自参加以后体验到秧歌有它独特的魅力。只要带着内心情感,在咚咚锵锵的伴响中就能跳出你的欢欣,你的渴望,你的美感来。
   
回到家二姐笑嘻嘻的眯着那双美丽的眼睛对我说,她觉得我扭的很好看,我看妈一眼,见她不以为然的样子。

在这不久二姐一家搬到一间带凉台的大房间里。摆上她那套陪嫁的新家具,比在北京公寓的强多了。一家老小,高高兴兴喜气洋洋。我们的房间经过粉刷也豁亮多了。
   
就在这时二姐夫捎信来,让二姐带她家老小去沈阳。吴伯伯、吴伯母一听她们要走,也动了心,想去上海投奔大女儿,于是开始准备变卖东西了。到六月份以后大东西卖完就卖衣物及零碎用品。妈陪二姐每天去拍卖市场。一人挎一个包袱早去晚归,十分辛苦。

妈和二姐去拍卖市场,不到两个月,东西就都卖完了。他们两家人计划着要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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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A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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