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 － 我母亲的童年回忆录（４８）

十九．人生又一程

（一）搬到北京公寓五楼

自从苏联红军撤退，八路军接管了哈尔滨之后，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们离开了共同生活了八年的吴伯伯家。因为他有了两位女儿在身边照顾，也是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虽然离开了吴伯伯家，关系仍然密切，他和吴伯母对我们仍然关心和照顾。

生活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搬出了小屋。光复资本家逃走了。北京公寓就等待房产处理，临时由茶房顾大叔等人管理。这样我们就和丁大叔、大婶、德子弟弟搬上了五楼日本人空出的房间里。

离开住了八年的小屋，十分留连，那里留下了一个小姑娘耐人寻味的画卷，随着翻去的张张画面，她一天天长大了。这小屋子里曾经装过她的笑声、哭声、歌声和说话声，声声都含满她深深的情和爱……。

搬到了五楼，我喜欢这个属于自已的家。从高高的五楼望出去，能无遮拦的望出好远好远。我爱站在窗前遐想。望着那一片高高低低的屋顶，仿佛站在船上，那似海的屋顶，在目光的波动下和想像中似乎汹涌起来叫人好害怕；那晚霞过后的余辉，虽然它不再那么美丽耀眼，但它很迷人。因为它那复杂的色调，会在你的幻想中变得奇妙起来；那夜幕下的灯光，从千家万户射了出来，它悄悄的告诉你，那里有真实的故事，问你是否想知道？可它不能告诉你。

你想知道我的家吗？它是不错的。房间很宽敞，有旅馆现成的家具。房间东边有两个窗户。靠左窗是一摞箱子用屏风挡在一角。靠右窗是张长桌，上面有只电炉。床的一头顶着墙，一边是屏风一边是五斗柜。柜旁横放一个立柜正好挡住门，给门和柜之间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五斗柜的对面是一个方桌两把椅子。该铺的铺上，该挂的挂上，就成了一个温馨的家了。我喜欢这个属于自已的家，能和妈相伴着生活，是我向往已久的愿望。

（二）可笑的一幕

刚搬来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想起来就怪不好意思的。

晚上我在看小说，妈去了三楼。等她回来门怎么也敲不开了。丁大婶帮着叫，咚咚地敲，仍无动静。

这时惊动了四邻。有人说：“不在屋，先到我家坐坐吧？”

妈说：“这孩子从不满是去，肯定在家。”又叫，又敲。

有人说：“好像屋里有人。”

妈一听，心想莫非屋里藏着人不敢开。心怦怦跳。

有人说：“撬门吧。”

妈想若真藏着人，脸往那儿搁，叫孩子怎么做人？连忙说：
“先甭毁了门，兴许到那儿去了，我先到她丁大婶家等会儿，大家都请回吧。”

说着，丁立钦大叔闻讯赶来，气喘嘘嘘的说：“我怕是用电炉子出了事儿。”

“有道理，若是睡着了，这么折腾也早醒了。”

妈一听心惊肉跳，两腿发软，她顾不了许多，带着哭声说：“快想法子把门打开吧。”说完捂着脸哭了。

丁大叔找来工具，连凿带锯，很快锯了一个刚能伸进手的洞，门开了……。

我一睁眼看见脚下的床头前站满了人，就听这些人不约而同一阵哈哈 大笑。

等众人散去，我拥被坐起来问：“怎么回事？”

“还问呢，都要把我急死了。”妈说了一遍经过。“门一开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没想到你却睡得那么安稳，人走进来刚站在床头，你就醒了，要是早醒不就没事儿了？”

我是在众目睽睽下睁开眼睛的，这许是生理感应吧。想自已在众人面前出了丑，留下笑柄，不高兴地说：“您不早不晚偏等人家刚睡着回来，叫别人看笑话。”

“谢天谢地，没出事就好。”
   
从这个故事里不难知道妈都怕什么了。

（三）考入哈尔滨女子中学

生活的第三个变化，就是我考上了中学。那是一九四五年底哈尔滨各大、中学校招生。我恳求地说：“妈，我想念书，您让我考考试试吧。”

“我怎么不想让你念书，可我那儿有那份力量呵。”

“念书是公费，只要您先别让我去做事儿。”她思量着，我忙说：“如果考上了，先念念试试，念不下去，就去找点儿事做，您看成不成？”

她点头说：“那就试试，兴许考不上呢，别高兴的太早了。”
我急切地等待着考试，就这样在惶惶不安中，走出了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初我考入了哈尔滨女子中学（原女高）可以想像我是多么的高兴了。
   
女中在南岗月牙街，这条街名符其实具有诗意。当我走在这条静谧清幽的路上时，会让我不由的想到夜晚。想到夜晚那妩媚的月牙儿就挂在天空。我会感觉到月牙儿在迎接我，月光在追随着我，把它们的温柔送给我。啊多美！
   
我和去年入学的李桂兰、吴家珊、顾本莲、顾本香不同班，但同是一年级，到暑假过后一同升入初中二年级。我们常在路上碰在一起，仍然一路说着走回家。
   
我结识了新朋友付幼亭、富慧娟，她们都出身于知识家庭。素质好，又聪明。付幼亭活泼可爱，富慧娟能歌擅舞。和她们在一起非常愉快。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暑假，我喜欢关在房中看小说，乏了就吹吹口琴。巴金的三部曲 家、春、秋，就是这时看的，它给我一种清新的感觉。
   
班长王惠来看我，带来一套《三国演义》我只是翻一翻，没认真去看。
   
王惠胖墩墩的，笑脸甜甜的，外号叫大美人。听说她有政治背景，我们只是一般关系。她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我还不知道。

付幼亭约我看苏联电影。她爸爸是《莫斯科电影院》的经理，家就住在影院里。伪满时这家高级影院是日本的银座，上映日本电影。为了宣传苏联革命和人民生活专放苏联电影。因为是没翻译的原声电影，看的人很少。诺大的影院，看的人寥寥无几。
   
开学前夕嫂子带翠环来住了几天。翠环的肺病已到了晚期。她的那双大眼睛仍然那么灵秀，她的声音仍然那么清脆，可是她全身无力，再也活泼不起来了。
   
想起那次喂她蛋糕，一丁点儿放在她嘴里，就使她满足的笑着，跳着，啊啊的叫着，是那么欢快。看到面前的她，叫我好心酸。她这些年吃过蛋糕吗？可怜翠环还没品尝过人生的甜美，就要去了。
   
她回到家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又一次破碎了，这年她才九岁。我的亲爱的小侄女安息吧，我的心永远伴着你！

开学进入了初中二年上学期。学校开了政治课，我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
   
因为我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长大，受的是奴化教育，所以没有民族和爱国意识，只是昏昏噩噩的求生存。通过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头脑豁然开朗，认识到应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做一个有思想、有灵魂、有作为的人。
   
我虽然有了进步思想，但行动还远远落后于付幼亭和富慧娟，她们积极参加政治宣传活动，加入学校的歌咏、舞蹈、戏剧等小组。而我一是没这方面天赋，二是受思想束缚，放不开手脚。她们说这不是理由，而是缺乏革命的激情和动力。

孙老师布置每人交张宣传画。我求画家八哥为我画了一张。画的是蒋介石。他光头赤膊，瘦骨嶙峋，两太阳穴贴两张小膏药，裤腰上插把豁齿的单刀，他单腿跪地双手举着过顶的中国版图，面对一个大鼻子美国佬。如果在半年前，见到这幅画，我很难接受，而如今却觉得画的洽如其份了。

画都放在教桌上，孙老师选出几张叫传阅。于是班长王惠走出座位去取画。拿起一张彩色画，举着，抖着，激动得满脸通红，带着鄙夷的笑容，撇着嘴说：“啧，啧，你们看，这叫画的啥呀！赤身露体的，把中国妇女都糟蹋成啥了，画这种画，思想也太西化了。”

画的主人冲过来，一把抢过去撕了。那张画上，画的是一个穿星条上衣，戴着船形帽的美国大兵，他一手举着酒瓶仰脖往嘴里倒，一手搂着一个细腰粗腿，半裸的女郎。

孙老师是一位进步的青年教师。他目光冷峻的望着王惠说：“这回达到你的目的了吧？”他对大家说：“这张画撕了很可惜，它主题鲜明，说明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国土上横行霸道 。为什么？是因为蒋介石丧权辱国，依靠美国。” 又看着王惠说：“为什么你对美国兵侮辱中国妇女无动于衷，却对反映这件事实真像却那么愤慨，可见你的立场了。”

这尖锐的批评，让王惠通红的小脸变白了。她两眼无目标的望着前方，表示她不示弱，不屈服，因为她有自己的立场。这时我觉察到，同学们的思想在一天天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