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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民的群体犯罪心理和“伪正义”by 鞠家jujia

当代国民的群体犯罪心理和“伪正义”by 鞠家jujia

博客

无名编转按:在天涯的“煮酒论史”,看到鞠家jujia 这两篇文章,虽有可商榷之处,但也不无道理,含有一些积极的思考。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是先有刁民还是先有制度?是因为人性的本恶产生了专制制度?还是因为专制制度而导致了人性的恶劣?
 

 

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群体意识系列之二:群体民众们的“伪正义”

 

题记:“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 卢梭《忏悔录》 


  (上篇)


  上周写了一篇《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可谓毁誉参半,跟帖者不少,不禁有了再写点东西的念头。
  
  一如前一篇文章,我还是开门见山,讲一个故事先。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曾经就发生在天涯网上的真实事件,今年7月份的“菊花香香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一位“菊花香香1986”的女子称自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被高官包养做二奶,该女子在天涯网声称“我就是喜欢做二奶”,并大肆嘲笑网友。一石激起千层浪,天涯诸多网友如过江之鲫,纷纷拍砖,砸贴,用谩骂予以还击,并演化为现实社会中的“人肉搜索”。上万名网友参与了这场搜索“菊花香香”行动,很快,有人称该女子就是成都某个体女老板张静,甚至将她的照片、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小孩的幼儿园地点统统曝光在网上。于是乎,一起网民群体事件爆发,有不少人打电话对张女士进行辱骂、威胁,牵涉到她的家人和子女。张女士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精神接近崩溃,不敢出门。
  
  然而随着事态的演变,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竟然是无辜的受害者。据CCTV-12法制频道报道,张女士并不是网上那位二奶“菊花香香”,她很少上网,对天涯并不知情,也从未发过这样的帖子。在CCTV-12的这起专门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张女士至今还住在70平米的小房子里,生活并不富裕,她已经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与网上盛传的“高官二奶”根本大相径庭,只是她在自己博客上的照片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截取,传到天涯网,被诬陷为那个令人愤恨的“菊花香香”。
  
  无辜的张女士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精神打击和恐吓,而这一切来自于天涯网友的自认为正义的举措。在记者采访时,张女士泪流满面,痛苦不堪:“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菊#花香#香,你们看看我住的这种60多平米的房子,能像是高官包养的二奶的别墅吗?我的女儿都已经四岁了,而那个‘菊花香香’才刚大学毕业,哪里有大学毕业的女人会有4岁的孩子的?”张女士的家人们也作证,说:“她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哪里是什么大学生啊?”亲眼所见张女士家中的情景,及其结婚证、户口本,事实告诉人们,张女士是被人诬陷了。由此,张女士聘请律师,将该事件的诸多当事人告上法庭。
  
  整个事件从开始到落幕,充斥着不同声音,这其中,以网友们自认为“正义”的讨伐声最为刺耳,时到如今,依然不少人质疑张静女士是否买通记者——这姑且不在今天的文章评论范围。但是,随着事件的透明度的公开,张静女士是“人肉搜索”的无辜受害者这一事实,无疑是成立的。再极端一点说:假设菊花香香真的就是张静其人,她是否就真该遭受“人肉搜索”,并遭受到群体性的精神暴力?民众们由虚拟世界延伸到现实社会,对张静女士本人、及其家人的骚扰攻讦,是否构成了犯罪?而网民们所谓的“正义行为”,又有多少能给予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而不是产生更大的社会混乱?
  
  民众们狂热而非理性的群体暴力行为,是这个事件的根源所在。人民高呼着正义的口号,用某种极端、甚至野蛮的方式,在精神上对事件当事人进行摧毁,当这种“群众暴力”发泄在了错误对象上时,所酿成的悲剧会是非常可怖,足以将一个人的精神信仰彻底摧毁,甚于对肉体的损害。
  
  而我们反观中国的历史,竟然惊奇地发现,正是在离我们所不遥远的时间阶段里——仅仅在三十多年前,这片充满“群氓愤青”的土壤上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正义讨伐”、“人格侮辱”群体事件,成百上千的无辜者被群众们谩骂、攻讦,精神上遭受极端的痛苦,许多人因此结束了生命。想必今天许多活着的当事人,都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这种文化基因正是在一代代人潜移默化的遗传下,依然在今天、尤其是充满自由化的网络世界里肆意横行。
  
  张静女士是无辜的,遭受了如此严重的道德谴责,当人民为了心目中的“正义”而讨伐她时,谁又来为张静女士主持正义?难道,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正义么?
  
  社会心理学家庞勒的《乌合之众》一书中,深刻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精神信仰,只有盲目的从众随大流的群体习惯。当一个人做出某件看似正义、又具有潜在危害的事情时,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接踵而至,纷纷效仿,乃至汇聚成一股洪流,最终,个人的理性被淹没在群体行为中,整个群体变得狂热、盲目,变得可怕——这,就是“群氓”。
  
  如果说,“菊花香香事件”鉴于网络信息的不对称,造成“误伤”,网友们的狂热行为多少还具有那么一点点“合理性”的话,那么发生在三年前的“陈易事件”,恐怕就真的是对群氓们的一次精神拷问了:
  
  2005年9月15日,大三女生陈易在网络上发出一封“卖身救母”信,诉说其母亲病重,家庭经济难以支撑,迅速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帖子的最后,作者附上了她的电话以及她和母亲的合影。帖子很快火起来,很快她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0万元的捐款。但同时,陈易此举也遭来一些网友们的质疑,一些网友从她的照片上发现她烫过头发、穿过品牌的运动鞋(事实上,鞋子是几年前买的),于是认为陈易的家庭条件应该不错,进而对其发帖产生质疑;紧接着,有人指出,陈易的母亲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工资收入非常稳定,而不像帖子中所描述的那样经济入不敷出,事态演化明显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形。同时,陈易在网上为自己辩解,母亲确实是公务员,但只是普通职员,家里为了治病,已经欠下巨额债务,陈易声明自己可以公开家庭透明度,由网友们鉴定。但是网上有人恶意挑拨,使得网友们并不相信陈易的解释,纷纷由当初的质疑转为恶语攻击。由此,捐助方与受助方关系演变为恶劣。事情朝更糟糕方向发展,数日之后,一名“黑客”破解了陈易的邮箱、QQ聊天记录等私人隐私,并将陈易所有的私人谈话公布于众。
  
  陈易的同学,付洁说:“在网上质疑声最厉害的时候,她整个人完全处于崩溃边缘,我们必须二十四小时看着她,不然的话真的害怕她会出事。她之所以那么久都没有站出来,一个是我们没有那样足够的经验,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做,不知道该怎样去回应,网友那些质疑声,然后再加上陈易那段时间,网上对她的谩骂声,她都是从朋友处得知的。她自己不敢亲自去看那些东西,所以就导致那些误会就越来越深。”
  
  在网络的巨大压力下陈易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有她的同学在报纸和网络上发布了一份《关于救母事件的联名告公众书》,他们努力想证明陈易的清白,但这种努力在网络中同样被淹没和否定。国庆节前的一天晚上,陈易在宿舍里情绪失控,她试图割腕自杀,好在被同学和老师劝阻下来。
  
  在与网友们的协商过程中,陈易答应网友们可以亲自来家中查询、验证。于是,在天涯网友的民间自发组织下,一位名“八分斋”的网友和一名上海网友作为代表,2005年10月9日,亲自前往陈易家重庆,进行为期十天的实地调查。关于陈易遭遇的种种情况,重病在床的陈易母亲都是知道的。于是悲剧的一幕发生,在网友“八分斋”等人离开重庆后的第二天,陈易的母亲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不去天津动手术了。
  
  由于网友们对陈易母女毫无理由的声讨,导致手术拖延,最终,陈易的母亲因此而去世。陈易在网络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下,精神近乎崩溃。陈母去世后报纸记者发出了报道,但记者却被自己的朋友追问:“陈母真的死了吗?”“你确定棺材里的人是陈母吗?”网上依然有人对陈易不依不饶。
  
  陈易,这个大三的女生,在11年前就死了父亲,当她因为母亲病重、家庭经济难以支撑时,向社会求援,然而,让我们悲哀地看到,这起最初是一个善举的行为,最终演变成了一股群体潮流的质疑、讨伐、充斥各种声音的咒骂。而网友们调查的结果却是:陈易真的是诚实的,她母亲确实是急需手术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病人是无辜的。而那些自认为要“为民除害”的网友们、对无辜者进行“道德谴责”的群众们,却露出了一副副标榜正义的可怕尊荣,他们用他们所谓的“正义”和“道德”,压垮了社会良知的底线,造就了陈易母女的悲剧。不知这些人究竟做何感想?
  
  人民大众的群氓意识,在现今自由化泛滥的网络世界里彰显,但实质上,却不过是历史过往岁月留下的基因传承。人民大众的狂热所针对的往往是弱者,针对的是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对象,尤其是这样一个对象:女人。在“菊花香香事件”、“陈易事件”等最近几年频繁的人肉搜索案中,我惊讶地发现,群氓们所针对的常常是女人——或许,正是因为女性好欺?——当然,时代的不同,人民所欺负的对象也不同,比如在三十年前,在人民大众虚伪的正义压迫下,“知识分子”也是软弱可欺的对象。
  
  道德谴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法律。法律只是一个虚拟的国家形象对你的理性惩罚,涉及的只是你的某一个事件、某一次错误。而道德谴责——尤其是人民大众自认为正义的道德谴责,常常脱离理性的轨道,在一波又一波谣言声中,飞速行驶入狂热、盲目的恐怖轨道,最终,对无辜受害者造成的摧毁,远远超出了这个事件本身,波及到她的家人、她的曾经、她的未来岁月以及她的所有。错误的“道德谴责”,是最可怕的群体杀手锏。
  
  我仿佛看到了一幕古代才有的场景:成百上千的村民,把一个柔弱的女子绑起来,架上柴火,浇上油,点燃的火焰升腾而起,将女子吞没。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火烧活人过程中,旁边伫立着麻木的看客、自认为正义的仲裁者们,他们在疯狂地高声呼喊:“烧死她,烧死她!她是道德败坏者,无耻的,她是该死的……”
  
  什么是人们所谓的“道德”?什么又是人们所谓的“正义”?当人民群众在用貌视正义的野蛮手段去处置那些他们所认为“不道德”的人时,恰恰揭露了人民自身是最大的不正义!
  
  “艳照门”的女主角阿娇,也正是这种虚伪正义下的受害者。对于一个成年人,阿娇的行为犯不上“道德败坏”,她也并没有将之公布于众、挑战社会底线——而真正的罪魁祸首,那个恶意泄露照片、传播照片的人,却逍遥法外。社会舆论所具有的“针对弱者”的本性又一次暴露出来,犹如古代的村民们一样,将她高悬示众,用舆论之火把她活活烧死!最后,大众们还拍手称快: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惩罚了那个不道德的人!
  
  两百年前,卢梭的声音回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如今,我们依然对这声音充耳不闻,在群氓的狂欢发泄下,将舆论之火熊熊燃烧,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道德”批判、“正义”裁决……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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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
  在“陈易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事实:
  
  在网友们自发去重庆实地审查陈易时,网友“八分斋”为这次调查做了一项重要准备,那就是:找了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暗地里给陈易母女捐了数额不等的钱。当然,每一笔捐款都是被八分斋记录在案的。然后,八分斋要求陈易公布所受的所有捐款,并照此一一核实,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明陈易是否存在欺骗。
  
  新闻实录:
   网友 八分斋:“你为什么要给我隐瞒七千多块钱这个事实?”
    陈易说:“是之前我给我母亲的。”
    网友 八分斋:“是,那是别人捐了钱不?”
    陈易说:“是,是别人捐的钱。”
    网友 八分斋:“是别人捐的钱,这笔钱你为什么不在天涯上公布?”
   陈易:“就是七千多,加上后来的两千多,我是因为分是两批取的嘛,因为你没有问我之前的,我是分两批取的。”
  
  陈易解释说,通过各种方式收到的捐款实在太多,而且有些捐款者并未注明是天涯网友汇来的,所以她就没有把这笔钱公布在天涯上。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网友们认为陈易有欺骗行为。
  
  对此,记者曾经问过这位网友:
  
   记者:“你想试探陈易。”
    网友八分斋:“对,假如说我说了一笔,她说有。我说到另外一笔,她说没有。再说一笔,她说有。再说一笔,她说没有,因为我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捐过去。”
    记者:“那你这是设陷井?”
    网友 八分斋:“不是设陷井,如果她诚实,那钱就是她的。如果她不诚实,我有权利把我的钱要回来。”
    记者:“这种方法不可取。”
    网友 八分斋:“但是没有别的方法选择,没有别的规避风险的选择,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记者:“这种方法决不是慈善的方法。”
   网友八分斋:“对,不是,因为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这是一场诈骗,一场骗局,那我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我可以直接把她绳之以法!”
  
  通过这些对话,坦白地说,我丝毫看不到的这位“八分斋”网友的正义形象,反而感觉到他所谓的正义,仿佛掺杂了某种令人生厌的物质。这是一种什么物质?我说不出来。
  
  对此,网友“五岳散人”对“八分斋”行为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你在怀疑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你用另外一种撒谎的手段,来取得其信任。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手段,所以从这一点讲,他的调查就不合法。何况他是因为他事先已经判断陈易在撒谎,带着一种偏见他去调查,再用了这种欺骗的手段。取得其信任和资格,就是他所谓的资格来进行调查。那这个结果,在法律上根本是无法承认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道德上他都将被谴责。你不能说是别人骗了你,你就要去骗她,他本来也不是想要挽救网络公信力的。”
  
  
  而当陈易母亲因为此事件而耽误手术,最终死亡后,“八分斋”对陈母去世表示惋惜,但不同情,他说是咎由自取。在《深圳特区报》对他的专访中,他说如果陈母跳楼,只要不是他八分斋推的,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这句话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采访他的记者觉得八分斋过于理性,甚至残酷。在后来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参加节目的人为此而争论不休,节目结束后,“八分斋”想和一个反对他的网友握手,遭到拒绝,后来这个网友说八分斋手上粘着鲜血,他不会握。
  
  看完这则“陈易事件”,我不禁要问: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正义”?像“八分斋”这样以冷峻的方式去测试陈易,并间接导致了陈易母亲之死的行为,这样的正义,是否就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
  
  正义——这个光鲜无比的词语,不经意间在我的心中露出它可怕的一面。
  
  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峨嵋派掌门人“灭绝师太”是绝对的正义化身:她是正派领袖,大义凛然,正邪不两立,为了维护正义可以牺牲任何东西。然而,正是这位号称“正义”的灭绝师太,武功高强,性情偏激,出手狠辣,毫不容情,只要是对付“魔教”中人,一律痛下狠手,其残忍程度可谓令魔教人也自叹不如。
  
  “灭绝”二字,真是将其人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对于灭绝师太来说,只要是针对魔教的行为,就一定是正义的,哪怕泯灭师徒情谊、长幼之情,也在所不惜。灭绝最欣赏的弟子纪晓芙不肯遵从吩咐暗算杨逍,她便立即动手诛杀,没半分犹疑不舍,冷酷心狠之极;为了铲除自己眼中的“魔头”,便让一向疼爱的弟子周芷若以女色诱惑张无忌,让她假意殷勤将其害死,手段更是卑鄙。她在杀了徒弟纪晓芙后,还要杀徒弟的女儿杨不悔,身为侠义道的出家人,这种株连亲族的行为和佛门“慈悲为怀”以及“侠义”的宗旨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我看到灭绝师太挥舞着倚天剑,在夜色中闪现冥冥青光之时,我仿佛看到一张恐怖的、似笑非笑的面孔,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我是正义。
  
  而像网友“八分斋”这样,为了“正义”,通过各种欺骗手段去验证陈易的真实性,与灭绝师太为了正义、派纪晓芙、周芷若用欺骗手段对付魔教中人——就其本质而言,有何区别?五岳散人的话语依犹在耳:你在怀疑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你用另外一种撒谎的手段,来取得其信任,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手段。
  
  而倘若整个群体、整个民#族都以这样一种“正义”为标准时,我就要反问:我们的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历朝历代,孔孟之道无疑是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必要思想。早在春秋百家争鸣时期,孔子就提出天下之道在于“仁”,国家的治理在于道德,国君要统治万民,重要的是修生养性,首先使自己在道德上变得完美,然后百姓们就会效仿,“路不拾遗”、“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父慈子孝”等景象才会出现,此为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当然,孔孟哲学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并不死板,相当人情味和豁达。尽管孔子本人提出“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但他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认为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君子或彻底的小人——这为中国文化的包容留下了巨大空间。
  
  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到了北宋、南宋时期,随着汉文化的高度繁荣逐渐走向自负自闭,儒学逐渐演变为空谈道德的“理学”。程颢、程颐——周敦颐——朱熹,时间的演变,“仁义”、“道德”等词汇成为了完美主义的象征,“存天理,灭人欲”,在后世的理学思想中,把人简单地化为两种:君子和小人。理学对道德的完美要求,使国民群体意识变为简单的二分法:如果你不是君子,那么你就一定是小人!你要当君子,就要在任何事情上都具有崇高、伟大、完美的道德体现,而如果你被划分为了小人,那么你就一定是自私、邪恶、丑陋的代表!
  
  在这种二分法的思想下,正义者为了完美无缺的正义,可以不顾一切地牺牲任何东西,压抑欲望和情感,“道德完美者”们要求寡妇守活寡、子女为父割股疗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是打着“道德”的旗帜,你就可以抛弃任何欲望、情感乃至性命。相反,一旦你在道德上稍有差池,略有微瑕,或是有了一点私欲表现,则立即遭来千夫所指、大逆不道,尤其像某些公众人物(如张居正),不论他有多少丰功伟绩,只要品德沾染了一点瑕疵,就常常被淹没于人民大众的完美道德的口水中,不得翻身。
  
  这种极端思想从明朝被正式确立,延续清朝,直到近代,一直如魔影般根植于国民心灵深处。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一场长达十年的群体事件里,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疾病的复发:为了正义和道德,你必须抛弃所有,家庭、子女、感情,融入到整个社会组织中,献出你的一切!而一旦你有某种私欲或个人情感,拿了或是个人历史曾经有不光彩的事情,就被人民群众贬斥为“走资派”、“反动者”、“黑五类”……如果你不是君子,就必定是小人!——而对于小人,传统理学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将他们连根拔除、斩草除根。只要是为了正义,哪怕使用远比小人更加邪恶、暴力的手段,也是理所应当,值得赞颂。于是,一个个高呼正义、却下手狠毒的“灭绝师太”们出现了,他们挥舞着标榜道德的倚天剑,誓要将社会一切污浊斩初,顿时间,整个江湖血雨腥风、惨景上演,一切达不到完美道德的人们都死于这把剑下。
  
  如果你不是君子,就一定是小人!
  如果你不是好人,就一定是坏人!
  如果你不是为了jie fang全人类,就一定是在bo xue 全人类!
  如果你不是明粉,就一定是满遗!
  ……
  
  灭绝师太、八分斋们,是这个民族偏激性格的典型代表,他们在自认为无比正义的道德光环下,对那些道德上不完美的明教人士、或是道德尚有质疑的陈易女生,痛下狠手,而丝毫不觉得有任何愧疚——这,就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传唱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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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正义?这个困惑不断萦绕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我们的民众,在百年来“愚min”的教育环境下,在单一思想的极端化下,已经形成了这种思想模式,恐怕,没有百年革新,没有百年树人,是很难病愈根除的。尤其在最近两年,社会民众对公众人物的“道德绑架”事件又频繁发生——针对姚明、刘德华地震捐款太少的口诛笔伐,针对王石“只捐十块”的群起攻讦,针对“范跑跑”的所显露的群体“郭跳跳”们的道德抨击,针对“艳照门”女主角的道德谩骂,以及,一次次网友们自我标榜正义的“人肉搜索”,一次次民族主义者们自认为正义的愤青行为……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人却早已把孔夫子的教诲丢弃在一旁,却牢牢记住了朱熹夫子的话语:欲存天理,必灭人欲。
  
  在人们对他人道德口诛笔伐的时候,请先问问自己:您自己能否做到道德完美?您是否真的是正义的化身?
  
  此文作完,已是夜幕落下,一轮明月当空。世间的浮华喧嚣落尽,唯有寂静无声。蛙声虫鸣,月光如水,我携一缕清风漫步,在无边夜色下,仰望苍穹,细数那点点繁星,叩问一句:哪颗星星才能点燃理性的正义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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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掸子的别院 回复 悄悄话 作者看问题太片面,文章字码的不少,但是谈问题没有触及实质,看待社会问题如果只看老百姓,不看政府政治制度是幼稚的。
一言随想 回复 悄悄话 生物学原理:越是低等的生物,生存力越强,繁殖力也越强。
群氓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也是中国人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方式。
creditscore 回复 悄悄话 回复小泥山的评论:

"要打开这个恶性循环,必须从提高人的素质开始。" Agree!
"没有百年革新,没有百年树人,是很难病愈根除的。”
引人深思的好文章。
小泥山 回复 悄悄话 引人深思的好文章。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以为是先有鸡。先有人,才有的文化和制度。所以要打开这个恶性循环,必须从提高人的素质开始。

我赞同司令的“慎独”,不过我不全盘否定“网络运动”。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工具。
依依汉南 回复 悄悄话 好文!!
北漂的精灵 回复 悄悄话 写得非常好,顶一个
-CC- 回复 悄悄话 感叹中!
mycereal 回复 悄悄话 两篇都是好文!
搏客 回复 悄悄话 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 :)。
dma 回复 悄悄话 “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

“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我们的民众,在百年来“愚min”的教育环境下,在单一思想的极端化下,已经形成了这种思想模式,恐怕,没有百年革新,没有百年树人,是很难病愈根除的。”

写得很深刻,很有道理,很发人深省,也很让人害怕。
Aerie 回复 悄悄话 净空法师说过,要想社会风气良好,多建城惶庙。
他还说,城惶庙就是迷信。但人看到做坏事的后果,就会收敛。
心理震慑作用。
他多聪明。 他多无奈呀。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真想去传道。。。。。。

科学我认为是最具有客观的精神,但科学能否解决人对精神的根本需要,我不知道。
hairycat 回复 悄悄话 严重同意司令的想法,从今儿起,不再参与任何网络运动,静默地以自己的方式做对的起自己良心和准则的事情。

这是我对自己和朋友的承诺!
hairycat 回复 悄悄话 sofa!
处方 回复 悄悄话 “是先有刁民还是先有制度?是因为人性的本恶产生了专制制度?还是因为专制制度而导致了人性的恶劣?”

都不是,是文化开出的恶之花。

国内高人真多,真有时间思考,真有题材研究。
淑女司令 回复 悄悄话 我提倡慎独,尽管有遗世独立孤芳自赏之嫌。
拒绝参与任何网络运动,静默地以自己
的方式做对的起自己良心和准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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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网上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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