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王光美 才女上了角斗场之五
文革工作组（中）
刘少奇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他真的是坏人？答案不能轻易做出。因为他有苦衷，党内斗争历来残酷无情，台上台下两重天，整人和被人整结局完全不一样，只要能在台上掌权，就留得青山在。也许是冷静了，他才认识到毛泽东思维的深邃和他那坚如盘石的，无法撼动的政治基础。因此他只有一条路：积极参与并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1957年的老路。1957年他和邓小平依靠基层特权精英的力量，成功地引导了运动的方向，把毛泽东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引向精英官僚集团对整个右翼阵营的反击。在基层干部对右翼一片抱怨的呼声中，在各级党委的积极领导下，把55万之众的对各级领导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右派分子，制造了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从而保住了以他为首的精英阵营（也就是一群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的人）和专制、特权，同时也极大地损坏了共产党的威信。从此，党内党外都讲虚话、大话，再也没人敢讲实话，这种不良风气，成为滋生“五风”的温床。可以这样说，大跃进的“五风”之所以能形成十六级的超强台风，它的风眼就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
刘少奇领导文化大革命，手法老套，走的仍然是依靠党内走资派的力量运动群众、打击群众、保护一小撮的路子。说白了就是土改的那一套，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那一套，桃园经验的那一套。但是，时过境迁，时代背景变了，一切都随之改变。十六条公布以后，被压迫群众有了尚方宝剑，向走资派发动进攻，是党赋予他们的权力；新的中央文革成立后，造反派背后有支持他们的强大政治力量，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文革小组大员时常巡视学校，他们的冤屈有申述的地方。不像土改时蜗居在穷乡僻壤小村庄的地主老财，有冤没处申，只能引颈就戮；也不像四清大兵团作战情境下的农村基层干群，在工作组的天网下，只有被逼屈招、自杀两条路。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依靠党内走资派的力量，再也无法完成他的政治宏愿，他不能再次陷入1957年的漩涡，钻进走资派为他设的套。因此，他于1966年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后，于7月24日公开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问题。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当面尖锐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镇压革命群众”时，刘少奇仍然不服，两人当面发生了争执。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及时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降低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结束了残酷恐怖的五十天的资产阶级专政。
在刘少奇主政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天里，刘少奇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这就是将王光美派到清华大学担任工作组顾问，给王光美带来11年的牢狱之灾。这是一个没经过任何组织任命的职务，因此只能看成是刘少奇的私人决定。联系到女儿刘涛在清华大学担任文革委领导，另一个女儿刘平平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文革委员会的头头，这样，刘少奇一家就深深地卷入文革运动中。据王光美后来回忆，因为女儿平平讲学校出现了反工作组的苗头，刘少奇认为“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这也说明刘少奇一直在观察中央文革小组的动态。他所说的“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可能指的是陈伯达、康生或者江青。因为他也没闲着，经常去各院校了解运动的进展和思想状态。
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后的50多天的时间里，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在手段上仍然延续了四清中《桃源经验》的做法。首先抛出蒋南翔，把他作为“黑帮”提供给青年学生批判。甩开清华校党委，把清华大学当时的各级干部，当成走资派（这样就可以使工作组颐指气使合法化）。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反对工作组的一大批学生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还举行了批判学生蒯大富（蒯大富此时只是个一般学生，没有组织派别，只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会。这样的结果是否定了清华党委的领导，助长了学生造反，乱揪乱斗干部和学生，制造了矛盾，造成了学生的不满与反抗。
作为王光美后盾且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份简报表扬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者张承先，批判的是出身不好的几个学生，中心是支持工作组。刘少奇这样做，再一次将王光美的极左做法扩散到全国，导致全国各地许多人被打成黑帮和反革命。这和四清期间“桃园经验”迅速扩展为全国统一行动有同工异曲之妙。
王光美在清华当工作组顾问，走的仍然是桃园经验的老路，踢开党委，大权独揽，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化身。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事业竟毁在一个年轻的学生手里。这个学生就是蒯大富。蒯大富在刘邓文革五十天的遭遇，就是那个阶段北京的大学文革的缩影。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
用蒯大富自己的话说【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1958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的话，一亩地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因为这事，学校要找他算账。可能是他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他，就护着他。只在他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1963年9月，蒯大富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专业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得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32个同学，到文革前有五、六个党员，其余都是团员，是个团员班。
到了大学后，蒯大富热衷政治的习性不改，用他自己的话说：【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有位学者那儿还保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他还回忆道：【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叽”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种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按照蒯大富的这样说法，比照他入学后的做法，蒯大富当是一个业务、政治双突出的学生。文革的开展，立刻使他有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新天地。
文革开始的时候，蒯大富是保皇派，支持校长蒋南翔。后来受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影响，对党委产生怀疑，由此贴出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结果被校方赶出了学校的广播台。当时，大学生在学校能参与学校广播台活动，是很好的政治荣耀。
彭真倒台，新的北京市委成立后，很快就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清华大学528人工作组是6月8日到校的，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蒯大富回忆说：【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这当是工作组和蒯大富的蜜月时期。但这个蜜月连一个星期也没维持，没几天蒯大富发现：【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大概是这张大字报引起了清华园师生的强烈反应，连薄一波都在6月19日专门到清华看这张大字报，并和蒯大富进行了一次颇有趣的对话。这次对话应当在薄一波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薄一波是刘少奇的得力心腹，薄一波的印象当给王光美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这是猜测。
蒯大富继续回忆说：【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 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蒯大富此时开始绝食，【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冯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冯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从这段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二个问题，一是党内对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一直有不同意见，否则北京市委副书记冯力不会无缘无故地跑到清华看望一个学生；二是由此可看出工作组尽管有很大的权势，但也不是一手遮天，否则，蒯大富的任何信息都无法传递出去。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
6月24日辩论，7月3日被限制自由，蒯大富天天被批斗。就在蒯大富几近绝望的时候，1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19日，毛泽东做出指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20日，蒯大富奇迹般的被释放了。21日王力和关锋去清华园看望了蒯大富。王力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此时的蒯大富根本没听说过中央文革小组，遑论王力和关锋。此时的蒯大富还不太相信王力和关锋，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后，答应写一个材料给他们。毛泽东7月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29日，学校通知蒯大富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
从7月3日被关押，到20日被释放，18天里，蒯大富天天被批斗。20日起，他的人生轨迹转了个陡弯，中央文革小组来人看望，29日出席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蒯大富的感受一定会像坐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但更大的刺激还在7月31日，周恩来亲临清华园接见蒯大富，他对蒯大富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就这样，共和国总理和一个年轻的、普通大学生进行了彻夜长谈，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六七点钟方才结束。临走前，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