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江青 悲剧的诞生（十一）强弩之末之二

         强弩之末之二

9·13事件后，国内政坛出现了一系列戏剧性变化。许多原本被打倒或者靠边的党政军要人差不多完全平反，文革开展差不多六年后，又重新回到原点。只是还有一些令老干部们不能彻底舒畅的遗憾，他们在弹冠相庆的时候，心里还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多数单位执掌牛耳的是权力新贵，即便是在他们担任主要领导的领导班子里，他们还面临造反新人的掣肘，使得他们不能像文革前一样独断专行。同时他们头顶上还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字报，这是一件让群众能很好地监督官僚的利器。此时，多数老干部们并没有为自己为什么被冲击而反思，他们也没能理解毛泽东要将他们烧一烧的用意。在他们心中，文革是一场大动乱，是一股祸水，造反派是一群贼臣逆子。

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找出自己之所以被烧被烤的根源时，政府已经完全由特权精英在治理，党内和社会腐败严重，贪官遍地，黄、黑、毒猖獗，疆独、台独、藏独甚嚣尘上，劳动人民重新沦入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毛泽东当年的担心——资本主义复辟成为现实。他们有的人在晚年进行了反思，说毛泽东比自己早看了五十年，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这话真真假假，前半句当是真心话，后半句应是虚言。他们子女的多数都发了山洪暴发般的钱财，走了名副其实的“洪运”，都把某人当成财神供着，说对不起毛主席，显然是得便宜卖乖，钱也要，脸也要，寄希望于左右通吃。只是有一点令人费解，当年他们出生入死闹革命为了什么？难不成就是为了今天这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家族的财富子孙万代都花不完？果真这样，岂不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都成为一部祸乱史，恰恰这场“祸乱”致使神州大地二十八年间战火纷飞，兵燹之后百业凋敝，这还不包括为共产革命无私地奉献生命的几百万先烈。但愿这不是真的，我真的祈望当年的共产革命是一场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圣战，只有这样，才能出现革命后代恢复老一辈的革命传统的希望，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才会有出路。可是，疑虑还是有的，因为至今也弄不明白毛泽东身边为什么围着一群铁了心要搞特权精英治国路线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寄望于“天佑中华”再出现类似毛泽东的神迹。

       9·13事件后。文革中的左翼力量损失了一大半，特别是军队中的左翼损失惨重，右翼力量取得了主导地位。左翼剩下的一半中，以江青为首的力量势力单薄，虽然掌握了笔杆子，但在对文革一片质疑声中，真理也不再有人相信，而地下时不时会冒出谣言，给他们的人格造出极大的伤害。而左翼中的大多数都是些见风使舵的庸才，他们依附在毛泽东身边，在微弱的烛光中喘息，甚至还做着黄粱梦，根本无视在黑暗中虎视眈眈的精灵。

       江青辜负了上苍的给与她七年时间的恩惠。在这七年时间里，她仍然锋芒毕露，斗士风度不让须眉，致使她的政治空间日益狭小。究其原因，仍然是智慧所限，她忘记了一直是毛泽东这把红伞罩着她的安全，离开了这把红伞，她是这个星球上最不安全的人；同时，她也被毛泽东的过度自信所迷惑，(形成过度自信的原因，是他的辉煌历程，使人产生尊崇、敬畏、胆怯和恐惧的心态而屡屡表现出来的唯唯诺诺。)，错误地认为毛泽东的余荫仍然会庇护她，夫君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既然有这样的威望，他的余威应当能保护她；也许她又拿民国的国母宋庆龄做对照，喜爱暗杀的蒋介石都无奈宋庆龄何？相信毛泽东百年之后，他人也会不看僧面看佛面，允许她在政治大舞台上继续施展抱负。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围绕中共十大的座次争夺；左右势力进行了激烈地争夺。一言九鼎的毛泽东，恰好地利用了自己的威信和娴熟的政治策略，使得左右两方面都各得其所，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在政治局里，左派的力量占多数，常委也是如此。江青及其心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是政治局委员，张春桥还进入常委。这样的政治力量对比，可能是江青有恃无恐的依仗。她利用掌握的权力，开展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政治运动，诸如反儒评法、批林批孔，借评水浒批投降派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是她所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周恩来本是她可以借重的一个重要人物，最终变成了反对的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林彪败亡之后，周恩来就是阻挡她上位的障碍。其实，周恩来一直是她的保护伞，江青之所以能迅速上升，与周恩来的推荐密不可分。因为周恩来能揣测毛泽东的心思，说出毛泽东想说而又不愿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周恩来迟于毛泽东去世，江青以及其三个心腹的结局不会如此悲惨，周恩来一定会把他们放在一定的位置上来牵制极右势力，中国的政治状态会是与现今完全不同的形态，左中右势力保持相对的平衡，腐败、两极分化等政治痼疾必然减轻许多。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坚守的政治力量平衡布局的策略。中国今天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腐败、两极分化，五毒俱现等恶劣现象，就是因为邓陈坚持特权精英治国路线，通过清除领导层中代表基层群众的力量、废除四大、清理三种人等一系列“出气政治”的措施，将左派一网打尽而产生的恶果。当右翼精英失去左派的制衡和监督，便充分地暴露出其卑鄙无耻的本性，他们肆无忌惮的作为，成为党政军界大面积腐败的滥觞。

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虽然遭受了林彪事件的摧残，但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将党政一把手的位子交给他非常属意的张春桥。因为他知道，追随他南征北战的建国精英们，是一群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的人，他们不愿看到张春桥这样坚定的继续革命派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那将会是他们的噩梦。强行把权力交到张春桥手上，弄不好会翻船，连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伟大历史功绩都会搭进去。因此他采取了妥协的方法，将权力交到了貌似忠厚老实的华国锋手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本意是希望华国锋能坚持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料到华国锋政治弱智，为了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用枪杆子践踏了党规国纪，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把本可以相互伸出援手的战友关进大牢。之后又抱着“施恩于人，人必报之。”幼稚心态，将邓小平这个把政治太极打得极为娴熟，堪称顶级大师的人，重新请上政治舞台。不几日，这个低能儿连同那群既无能又短视的政治附庸统统被邓小平的铁扫把扫进了政治垃圾箱。中国的政治从此步入了稳定的特权精英治国时期。

       有一句成语叫鹬蚌相争，它的道理浅显易懂。可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一群政治精英却在这个巨大蚌壳里斗得天昏地暗，斗死了很多鹬和蚌。请看：毛刘相争，周林得利；林江相争，华国锋得利；华江相争，导致中国的最高权柄最终落在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由此成为文革运动的最大获利者。我们据理分析：如果没有文革，刘少奇接班顺理成章。但是，比刘少奇小六岁的邓小平能否成为第三代领导人却是一个问号。这一点邓小平比谁都清楚，因为他是毛泽东用来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重要人物。建国初期的1952年，中国政坛曾发生过“五马进京”的重要事件，将五大中央局的书记调入北京担任中央重要部委的一把手。毛泽东的本意就是利用这五匹马（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来削弱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利。后来，高岗在权利倾扎中失利身亡，邓小平一马当先，在八大当选为书记处总书记。书记处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它从刘少奇手中收取了许多党权，又从周恩来手中收取了许多政权，这样，中国的政坛就成为一辆三套车：管理党务的刘少奇；管理政务的周恩来和对党务政务监管的书记处。作为车把式的毛泽东可以通过书记处稳稳地操持马车前进的方向。

尽在一段时间内，邓小平有意和毛泽东保持距离，和刘少奇一起搞小合唱。但是，他是毛泽东的亲信却是党内的共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监督原四方面军的将领，他被派往129师担任政委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中国的权力落入刘少奇的手中，何人继承大位，那是刘少奇说了算，他的班底是白区党，他不会轻易地将权柄交到邓小平手中，除非邓小平也像自己在七大前夕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来获取毛泽东的绝对信任一样。所以，在重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的常委投票中，邓小平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使得毛泽东的方案得以通过，刘少奇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失去了接班人的资格，在幽愤中病故。崇新岳在他的《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中说这次投票是四比三，支持毛泽东的是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支持刘少奇的是朱德和陈云。从这一投票结果来分析，说毛泽东杀功臣迫害忠良，就是信口雌黄。朱德和陈云在极为关键的时期支持刘少奇，这是重大的立场问题，如果在封建时期，这可是掉脑袋的罪。但是，在整个文革时期，朱德和陈云安然赋闲，没遭受任何冲击。朱德还在四届人大上，以89岁的高龄当选为人大委员长，陈云也当选为副委员长。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毛泽东并不搞一言堂，任何人在党内都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地表达观点，错了，也只是降职。

       纵观文革发展过程，毛江这对政治夫妻在前期搭配得非常和谐默契。因为在这个时期，江青敢打敢冲的性格，成就了非凡的业绩。她破字当头，毛泽东立在其中，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实现了他们的初步理想，首先在中央一级摧垮了刘少奇集团，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浪潮。但是，在他们即将登上人生的高峰时，突发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使毛泽东陡然发现人心党心和党员之心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已经站在悬崖的边缘上，如果再前进一步，必然是粉身碎骨。所以，他果断拉下手闸，使得正在风驰电掣的文革列车骤然减速，然后转了个大弯，向回行驶。这个时候的江青，不得不收敛锋芒，配合毛泽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致使她以及她的支持者在九大均加入政治局，成为党的领导集团成员。

       9·13事件后，江青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逐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使得她在党内愈加孤立，也使毛泽东逐渐对她失去信心，很长时间不与她见面，还经常对她提出批评和警告，甚至称她和她的支持者为四人帮。但是她仍任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继续保持她的攻击性，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四处树敌。尽管毛泽东对她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毛泽东绝无抛弃她的意愿，反而为她日后的处境堪忧，他在1974年3月20日给江青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是一位老人在辞世前对与之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战友所说的最为凄然、最为关切的话。

       美国学者洛克珊·维克多在她的《江青同志》一书的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此信说：你是被冤枉的。今天我们阴阳隔绝，彼此都可以安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几句话。生命有涯，革命无涯。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顶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落入无底深渊，粉身碎骨。维特克在书中还说，江青的支持者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已广泛传阅了这封信。

我不了解这封信的出处，无法决断其真实性。但是，罗克珊·维特克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江青同志》也是也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读物，基本没有参杂个人的观点。她在最后引用了这么一封信，说明她对这封信是认可的。但从“今天我们阴阳隔绝，彼此都可以安宁。”这句话来分析，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即便不是毛泽东亲笔，但也可能出之非常了解毛江关系的人的手笔。信中的第一句话“你是被冤枉的”是表达歉意的话，更是谢罪之词。这句话，道出了毛江配合默契的根本，这就是江青说的：“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在很多问题上江青是奉命行事，但又不能暴露这是主席的意图。由此得罪了许多人，这冤枉向何人述说？可见江青对毛泽东忠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许多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均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但迫于需要毛泽东这面大旗，不得不继续对毛泽东高唱赞歌。但是肚子里的气还是要出的，由此，他们把对毛泽东的冲天怨气完全发泄到江青身上，邓小平及其他部分政治局委员主张枪毙江青，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可能坚持枪毙的人依然坚持己见。陈云又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由于陈云的坚持，江青这才免于一死。这当是党内“出气政治”的一个典型。

再看看下面的“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顶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这句话。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毛泽东对自己十年的革命历程的自我总结：登顶失败，这个顶峰，就是创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政府。这是毛泽东的最大遗憾，也是毛江悲剧的根源。“你可以做到”这句话，是过度自信。误认自己临终的政治布局，可能会继续为江青提供一个可能实现其政治抱负的环境。其实，文革的命运在七·二〇事件发生时就已决定，人心和党心的多数不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以毛泽东的超人智慧和绝世的威望都没成功登顶，寄望一个锋芒毕露的女人，简直异想天开。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看错了一个人，只看到其貌似的忠厚，没看到其无知无畏的凶残。最终，整个左派阵营在自相残杀中损失殆尽，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中华政治大舞台交给了当代“天佑中华”神迹的第二个领袖人物——邓小平。

当毛泽东带着遗憾辞世后，灾难很快就降临到江青及其战友的身上。他们在同一个夜晚被捕，之后又在一起受审。当年，审判四人帮以及林彪集团搞得轰轰烈烈，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出气政治中的一个闹剧。用法律的方式来审理政治问题，十有八九会失之偏颇，给后人留下笑柄。

江青在审判中的表现堪称上乘。这位被过度妖魔化的国母，在舆论一边倒的法庭上，她直起腰杆，用无可辩驳的事实，义正言辞地为自己进行了有力辩驳，由此保持了应有的尊严。这尊严，既包含着对丈夫的忠贞和爱戴，也有对丈夫威信的捍卫，更有自己作为毛泽东夫人自尊。 读者如有兴趣，可以阅览江青为自己做的辩护词（见附件2），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真实的江青。

由于陈云的坚持，江青保住了性命，被判死缓。政治家坐牢，古今中外都很常见，有的因坐牢积累了政治资本，出狱之后很快就登上人生的登峰，如伊朗的霍梅尼，阿根廷的庇隆。但江青没有这样的运气，她的政治舞台已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永远被关闭，毛泽东长达26年的执政时间和执政风格已使国人深感厌倦，由此，江青绝无翻盘的可能。因此，坐牢还不如被枪毙。甚至不如在1966年10月的政变中被打死，省得再受15年监狱生活的折磨。

江青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少见的革命女性。和吕雉相比，她缺少凶残；和武则天相比，她的夫君非常强势；和埃莉诺相比，她缺少韧性和对政治的亲和力；她和阿根廷总统的第二任妻子艾薇塔倒是十分相似，她们同是出身于寒门，少时受尽苦难，之后在演艺界发迹，后结识从事政治的丈夫，并帮助丈夫取得成功。她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这就是庇隆夫人具有鼓舞人心、笼络群众的天赋，而她却一直是一副冷峻的面孔和好斗的姿态。

我们可以用江青的性格弱点来分析他失败的原因，但也只能是理论上的分析。真实的情况是：如果江青一直坚持继续革命的信念不放，即便她有艾薇塔的鼓动人心、笼络群众的天赋，又能如何？只要那些高级官僚和高级将帅们仍然抓住特权牢牢不放，她的任何努力都是枉然。被发动起来的群众面对的是5·13事件中镇压群众的林彪们，以及下令屠杀造反派的赵永夫们，更不要说意志更为决绝的邓陈。所以，江青的悲剧和毛泽东的悲剧同源，都源之于他们面对的是人的自私之心——兽性；都是把过度超前的理想（人道），付诸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实践。而那个时代的社会属性基本是弱肉强食的兽道，改变它可能需要几十代人的努力。

本文第一章  江青 一座喷发的火山  全部贴完。明日贴第二章，敬请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