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江青 悲剧的诞生（十）强弩之末之一

       强弩之末阶段（1971年9月3日——1976年10月6日）之一

九大之后，本应进入休整期的高层并没有平静下来，两股力量发生了激烈的对撞。

一股是毛泽东的力量。从现有的数据看，让林彪成为接班人可能既是毛泽东的本意，也是为击垮刘少奇集团的一个权宜之计。毛泽东原本可能属意林彪接班，有两件事导致毛泽东改变初衷：一是林彪在5·13事件中无情镇压左派，暴露其保守的政治态度，原来他和刘少奇是一路人，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为了保留特权，享受高质量的文化物质生活，不愿在继续革命道路上迈出一步，这样的人如果接了班，肯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无法接受前门驱虎后门来狼的局面；其二，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林彪乘机在军队扩大自己的势力，干了毛泽东最厌烦的事，也暴露了他意欲在政界和军界扩张的心态。由此，毛泽东不想把班交给林彪，交了，文革等于白搞。此时，毛泽东属意张春桥，曾经当面对林彪提起过让张春桥接班的问题。在接班人面前谈论新的接班人，相当于王朝时期，老皇帝和太子讨论废黜太子的事一样令人匪夷所思。但它却是真实的。且看崇新岳在他的《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一书是怎么说的：“有关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之事，一些严肃的文章和回忆录，都提到过这件事，但都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有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段细节，说毛泽东亲自带领张春桥去林彪在苏州休养的别墅，对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编造出来的细节，不能当作历史真相来相信。但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一事，应该是有的。毛泽东和林彪对话的大概内容是：毛泽东提出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没有说话。”

另一股力量是林彪的力量。林彪本不想当接班人，是毛周强加给他的现实。毛周为什么要安排林彪当接班人，他们当有各自的想法。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虽战功卓著，但由于长期养病，在军界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他能控制的力量也仅限于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将士，让他主管军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两一方面，林彪与资格老且桀骜不驯的彭德怀不同，是小字辈，自己可以以师长的身份随时赐教。周恩来之所以推荐林彪，是因为他不想成为危险的二把手，历史上“太子”是高风险职位，掉脑袋、被废黜的危险时时存在，同时他和林彪的关系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且林彪的身体一直不好，当上接班人，也不会拿走他现在掌控政坛的权柄。更何况，林彪一旦接班，总理的位置还是非他莫属。林彪就这样被两位政治家强行戴上了“太子”的桂冠。

虽然林彪的地位是被强加的，但是一旦准黄袍加身，尝到了受人吹捧甜头，就不愿再赋闲，而是积极地参与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摧毁刘少奇集团，其功甚巨。林彪想登大位，符合这位战将的性格，也有保持脸面的思想因素，在中国的官场上，官位只能升不能降，降了意味着丢脸。因此，上位的林彪，获得接班人的位子之后，安全平稳接班就成为最高要求。但是，想要安全平稳接班却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接国父的班更非易事，他必须有几道关要过：其一，忠诚；其二：上上智；其三：治国观念和国父一致。在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时，在毛泽东眼里，林彪具备过三关的资质，忠诚无需赘言，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城，林彪一直追随毛泽东，学习毛著的热潮就是林彪推动的；上上智也为历史所证明，他是战神，居功甚伟，历史上，凡统兵者，一般都具有上等的智慧和果敢的个性，这是大国最高统帅所必须具备的，林彪也不例外；至于治国观念，只有这一点有些模糊不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林彪自建国后始终未参与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其观点不太明朗，这也只能在日后的实践中观察。

果不其然，林彪之所以没能顺利接班，就是栽在治国理念这一道关口前。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会说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句话，但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文革中后期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我个人理解是：继续革命，群众路线，崭新的全球观。

关于继续革命，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两个方面。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不是我们一般认识上的阶级斗争（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反映在领导层面上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通俗一点说，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为服务的斗争；关于斗私批修，基本的做法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反对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反对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反对贪图安逸享受的思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人为反对继续革命的理论，抽去了这一理论的精髓——斗私批修，把继续革命的理论删除得只剩下阶级斗争，而他们描绘的阶级斗争，则是刘邓的阶级斗争模式，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关于群众路线，就是各级官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的生活。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群众的名额要保持一定的比例，使得基层群众的观点能得以上达；纵观这个时期，任何一级领导班子，都有群众参与其中。比如：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工农的比例占33%；国家管理机构中有纺织工人出身的吴桂贤和农民出身的陈永贵担任副总理；人大常委会有售货员出身的李素文和工人出身的倪志福担任副委员长。有这些新人参与国家管理，同时代表群众监督官吏，确实可以防止有特权精英思想的人在执行政策时，伤害群众的利益，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关于崭新的全球观，具体的讲就是反对霸权主义；联美抗苏；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有人说毛泽东闭关自守，实在是误解了这位伟人。实际上毛泽东是一贯主张对外开放的，建国初期，他全面对苏联开放，引进苏联的工业技术，为新中国的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被今人屡屡指责的对苏联一边倒政策，是无奈之举。西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技术封锁、政治遏制，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在此情况下，不倒向苏联，就无法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军事工业体系。实践证明，一边倒的政策是正确的，它为国家的基础工业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日后的工业基础设施的建造均从苏联援建的156个基建项目的模仿和发展而来。别小看了当时的工业体系，和西方先进的工业相比，尽管它相对落后，但它起到了保护我们不受欺凌的作用，特别是自力更生地造出核武器和卫星导弹之后，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对我们动手动脚，否则我们真的会像南斯拉夫联盟一样被大卸八块。七十年代的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的举措，是国际环境出现有利于我国的局面时及时做出的，因为美国为了对抗咄咄逼人的苏联，改变了敌视中国的政策，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解禁了许多对华技术和设备的管制。毛泽东和周恩来抓住了这一时机，大量地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诸如十三座大型化肥设备，一米七轧钢机等共计二十六套，总共花去5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当年国家基本投资的一半，这是何等的气魄！这些设备均为国家建设的急需设备，也都是当时世界上的一流设备。这些设备基本解决了国人的穿衣和吃饭问题，也为制造业提供了现实的设备样品，日后国产的大型化工和钢铁设备均从这些引进项目消化改进而来。没有相对先进的工业基础，没有自力更生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成千万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几百万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农业技术人员在七十年代研究出来的高产新品种和十三套先进设备生产出来的大量化肥，进而破解了农业长期低产的局面，改革开放还不知要遭遇多少艰难曲折。读一读陈锦华写的《20世纪70年代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情况》一文，就可了解当时的情况。

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改革戏，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搭建的舞台上唱的。没有这样一个舞台，邓小平的改革戏无法唱，如果硬着头皮唱，也只能在河滩或者山坡上唱，想必听众会寥寥无几，谁会喝彩？可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却被一些人安到邓小平身上，真是咄咄怪事，可见某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无非是八国联军后代们的反毛大合唱的跟屁虫。强盗的后代和西方反华学者之所以反毛，是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他们看来，只要这面大旗不倒，他们的亡华阴谋就不会得逞。

在治国理念上，林彪坚持的是特权精英治国路线，这和刘少奇邓小平别无二致。

什么是特权精英治国路线？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什么是特权。顾名思义，特权就是特殊的权力，它的要点是特殊，所谓特殊，就是游离于政治、经济、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握有这种权利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其他人采取他所想用的方法和措施，来获得物质的满足或者是尊荣，这种满足和尊荣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和法律的。其次要弄懂什么是精英，精英是出类拔萃的人，在某一行业行为优秀突出，获得业界共同认可。因此，各个行业均有精英。人们关注的一般是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和军事精英，因为这些人经常在媒体上出现，同时也和大多数的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精英虽是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诸多方面超过大多数人，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和作用。其中极少数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掌握着重大决策权，他们的政治态度、言行，对政治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政治的性质。精英是一个中性词。如果用特权这个词对精英加以修饰，变成特权精英，那就变成贬义词。历史上，古今中外所有的统治者毫无疑问都是精英，他们的优劣，就是取决于前面的修饰词，凡被加上特权二字的，无一例外的都是走向人民群众反面的人物，因为他们享受着特权，他们的政治取向和经济取向都是为着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这样的人执掌国家权力，肯定走特权精英治国路线。这是一条和毛泽东群众路线相对抗的路线。

在毛泽东时代，同样的存在特权精英，他们主要存在于军事官僚集团内和党政官僚集团内，同时还有依附在他们周围的帮闲文人。这些人都是打江山为了坐江山的人，集政治权利、物质享受以及尊荣于一身，随心所欲大胆妄为。他们自认是天然的统治者，视群众为草芥，试图通过宣传和教育，把群众教化为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不服教化者，则实行严厉地镇压和打击，他们的一句话便可将反对者投入大牢，他们头脑一时发热，可以让高山让路河水改道，即便投入千万亿也在所不惜，错了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唱高调称之为交学费。由于毛泽东的强势存在，这些特权精英者，不敢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推行特权精英治国路线，因此，特权精英治国路线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党内，存在于某个地区或者某个部门，存在于某一个特殊的时段。

在文革中，区别是否是特权精英治国论者，唯一的标准就是对待造反派的态度，因为造反派的矛头指向就是坚持特权精英治国论的走资派。造反派反对他们，首先反对的就是特权，这特权的本质特征就是肆无忌惮地打压对他们稍有不满的群众，以此来保证他们可以毫无节制地享受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其次反对的是精英，包括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等等，因为他们集傲慢、霸道、自负于一身，压抑、打击、迫害具有挑战他们权威的小人物和基层群众。在特权精英的眼中，群众只有听话、服从的义务，没有任何质疑的权利。当全国的造反派听毛泽东的话，高举造反大旗之后，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夹起了尾巴，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1967年初，面对夺权的风潮，特权精英们像商议好了似的，一齐跳起来反对造反派夺权。因为他们看到上海为全国树立起的政治样板——权力一下子转移到造反派手中，也就是说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冒着丢失生命的危险获得的权利，就这样轻飘飘的地被造反派剥夺了。丢失了权力，意味着失去养尊处优的生活和可以颐指气使的尊荣，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事，因此就极力反对。反对的形式多种多样，最直接的就是发生在怀仁堂的二月逆流，最凶残的就是青海的赵永夫下令开枪屠杀一百多名造反派，较隐晦的就是像武汉的解放军和走资派那样暗中支持保皇的群众起来和造反派对抗，挑动起斗群众，甚至发枪给他们，借保皇派的手屠杀造反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造反派夺权，即便被夺了权，也希望被保皇派夺去。林彪没有像上述的这些人急于行动，因为他有接班人的头衔，不可轻举妄动，同时他也不想和二月逆流中被批判的下山兔子搅合在一起。他采取观望的形式，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采取行动。

       这个时机果然来临了，1967年5月13日，林彪借军队中造反派和保皇派进行文艺演出的时机，以娴熟的军事谋略，组织力量对造反派大打出手，几乎一举将军队内部的造反势力剿灭殆尽，同时也将毛泽东藉以保持军队内部平衡的徐向前元帅撵下军事舞台。5·13事件，反映出林彪是持特权精英治国观点的人，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幼稚，按理说，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治国理念，林彪应当清楚，他本应当和周恩来一样，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如能这样，他完全可以顺利接班。可他偏偏耍了小聪明，为巩固已经取得的一点小利益，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暴露在敏锐的毛泽东面前。5·13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是林彪集团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则是走了一步臭棋，暴露了他是特权精英治国论者，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一旦掌权，必然会和刘少奇一样，背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个暴露对他暂时虽不是致命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由此产生了怀疑，致使他的接班人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动摇。此后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他乘机在军队中扩大自己的实力，军委枢纽——军委办事组，几乎成为他的家天下。此时林彪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可能仅仅是为了顺利接班，可在毛泽东看来，却是心怀异志。如果说毛刘之间的斗争仅限于执政理念的差别和刘少奇的不听话，那么林彪现在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执政理念的差别，还包含着军事政变的危险，因为他在军队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但此时的毛泽东并不想象打倒刘少奇一样的将其打倒，而是抱有希望，希望林彪能够改正错误认识，回归到自己的路线上来，不能像周恩来一样和自己心心相印，起码也得顾全大局，因为林彪和他是一个山头的人，一直是他的亲信，曾在党内斗争的大问题上均毫无保留的支持自己，自己是师长，得给这个学生改正的机会。

       毛泽东是深谙政治斗争艺术的大师，他知道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就是争夺“皇位”，把林彪拉上“皇储”的位子，现在又要将其废黜，不是易事。崇新岳认为毛泽东和林彪谈论让张春桥接班这事是有的，我对此事虽深表质疑，但也不能否认事情的存在。如果毛泽东真的和林彪谈了此事，说明毛林的关系在此之前形同父子，起码也如师生的关系。能“与虎谋皮”，非父子和师生不可，非站在党和国家的前途的高度上分析引导不可。联想到9·13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几近驾鹤西去，这样的推断应当不能算错的。因为一个人死了，能引起他人这样的伤痛，说明死者与伤痛者的关系非同一般。刘少奇和毛泽东原本亲密战友，毛泽东无限信任刘少奇，刘少奇垮台以及逝世，没见毛泽东有何伤感，为什么林彪死了，毛泽东会伤痛到严重损害身心的地步？再联想到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在公开场合大哭一场。这说明毛和周，对林彪自始至终抱有希望，只是做法上按常理出牌，警告有余，防备不足。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为契机，用层层剥笋的方法将投靠林彪的陈伯达打倒，并让“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做检查，以此来警告林彪，迫使其和平地放弃接班人地位。此时的林彪，如果顺应形势，写一份检查或者做口头表示，恢复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的地位尚有可能，而林彪却不能接受毛周的“善意”，以自己的方式行事，结果身败名裂。

       从现有公布的材料来分析，庐山会议后，林彪对自己的前途过度悲观。可能刘少奇的惨死对他影响甚深，他不愿步刘少奇的后尘，铤而走险，让儿子林立果制定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做出了图谋暗杀毛泽东、不成就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实在无路可走就投奔苏联的三步走策略，并付之于行动。林彪英明一世，名副其实的军事天才，竟在此时出此昏招，可悲可叹！这说明林彪充其量只是一个军事家，不具备成熟的政治家的特质。他仅看到了刘少奇的惨死，就没看到位列第二的走资派邓小平作为储备力量被保护起来，而他和邓小平同样是毛泽东十分器重的人，堪称左右手；他仅看到了毛刘分道扬镳的现象，就没看到毛刘的关系，是具有竞争关系的战友，前期是刘靠捧毛而发迹；后期则是刘羽翼丰满欲意取而代之，而他和毛泽东则有师生情分，且又一道从井冈山走到北京城；他仅看到了刘少奇被废黜，而不了解毛泽东是在充分信任刘少奇而被刘少奇挖了墙角后的生出的彻骨之恨，而他自己呢，则是被迫戴上了接班人的桂冠，实在不行，是可以耍一耍孩子气的，把这个帽子甩给他，牢骚一句“我还不想干了呢！”后扬长而去。学生书没读好，委屈得耍小性子，老师又能如何？难不成也会和刘少奇一样的下场？总之，林彪骨骼里都浸透了军人气质，遇见打政治太极的高手，只会出剑，不会委以虚蛇，最后折戟沉沙，差不过走了当年汪精卫走过的路。好在他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不明缘由地坠毁在温都尔汗，否则真不知道这位昏了头的军事天才，一旦出逃成功，能否有智慧来规避石敬瑭和汪精卫那样的汉奸风险，又怎样来打发动辄受咎的寄人篱下的日子。无论如何，林彪死得太愤懑，温都尔汗的腾腾烈火感动了上苍，夺去了毛泽东若干年的阳寿，消减了红太阳的许多光芒，林彪赠送毛泽东的四个伟大的黄袍（既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也在这场大火中被焚烧，剩下的只是一个政客的裸身，人们只能把疑虑的目光投向这位无法无天的老人。反思文革，由此成为亿万群众的思想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