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江青 悲剧的诞生（五）
攻坚阶段之四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用红卫兵摧毁刘少奇的政治堡垒，既是一种组织手段也有相当分量的哲学思考。组织手段上面已经阐述了，现在讲一讲其中的哲学思考。人自出生之日起到小学毕业这一阶段，总体上来讲是处于接受父母庇荫的阶段，当然不包括一些个例，如早早失孤等。这个阶段的人，还不具备独立完整的思考能力，一切均以父母的观点为标准，生活的艰苦，能感受到，但体会不会深刻。反倒是生活中的甜，感受得比较深切，所谓童年的记忆非常美好，好就好在，父母膝下的生活无忧无虑，与成人后百事均需操劳的境况相比，当然值得怀念的了。大约在十五六岁以后，人慢慢地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世界观在这个时期逐步开始形成，穷人家的孩子形成得早一些，富裕子弟稍显滞后。一般来说，人在二十二岁左右世界观基本形成，成型的世界观，能决定人生的走向，且一般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除非遇见非常事件，那当属命运的范畴。毛泽东大约是在1910年十七岁时接触到康梁的改良主义，继而又受到孙中山同盟会的影响，最终在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和指引下，确立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毛泽东的世界观形成大约是在17岁到24岁之间。人在这个时期一般都是单身，少有负担和牵挂，最易狂热和冲动，最富有朝气，最具斗争性。大革命期间，国共两党的革命家一般都成名于这个年龄阶段，共产党中的林彪和国民党里的宋教仁就是例证。林彪23岁就担任军长；宋教仁22岁就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有亲身体验的毛泽东对这个年龄段的红卫兵寄予了深切地希望，希望他们能关心国家大事，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社会公正、为摧毁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贡献自己的青春。所以不辞劳苦，八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每次接见都连续劳累八九个小时。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回忆说：“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机会，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呀。’他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接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红卫兵在帮助毛泽东摧毁刘少奇集团后，由于各山头之间不能实现大联合，出现一系列武斗，最终被工人阶级取代，工人阶级由此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在上世纪的1968年，毛泽东支持了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几千万红卫兵几乎全部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人为此说这是毛泽东卸磨杀驴，用完就抛弃。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当时由于教育改革还没有眉目，学校不能复课，而社会也没有力量安置这些人，几千万青年闲散在家，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总得有个出路。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接受锻炼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老一辈革命家对于艰苦并不在意，他们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他就是在艰苦中奋发图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孩子上山下乡与他们而言，利（得到锻炼）弊（多吃一些苦）共存，相比之下利大于弊。同时，知青下乡也会把知识带到落后的农村，促进农村的发展。知青也能通过劳动，深刻地了解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日后的实际情况证明，知青下乡，确实给农村带来新气象，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不可否认，没有任何生活和劳动经验的青年下乡，会给这些少不经事的青年人带来诸多痛苦、悲伤以至怨恨。但事物总是有两面性，人都是从少不经事阶段过来，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可以锻炼人的意志，使之坚韧，特别是在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苦之后，人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成熟了，对于日后道路中可能出现的坎坷，不再心怀恐惧，而是充满信心。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那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并不都是持反对甚至是怨恨的态度。他们中的多数人反倒十分珍惜这段不寻常的生活经历，认为它使自己深刻地了解了社会，了解了生活，学会了应对各种情况的方法和技巧，这些经验对日后的人生旅途弥足珍贵。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当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体就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如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李源潮等人。从他们执政以来的情况看，果敢、顺应民意这两大特点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并从中看到祖国的希望。
2005年3月22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淳安县视察的时候，专门参观了当地下姜村的沼气池。他风趣地说：“我曾经是建沼气的‘专业户’。30年前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当党支部书记时，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当时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一定要把建沼气这件事办好，让群众真正受益。”在这里，总书记对自己当知青时的举措是满意、自豪的。和王岐山一道在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落户的知青丹柯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作为一名知青，尤其是冯庄的知青，大家的心中也有着自豪的一面，在我们之中，在这种锻炼下也必然练就了一些人，由知青成为有作为的人，如：王岐山……”据说，习近平在陕北当知青很羡慕到内蒙牧区的知青有羊肉吃；而王岐山则在当知青时尝到了挨饿的滋味。这些艰苦的体验无疑对他们是一堂实践课，了解了基层生活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