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阴柔的力量 序（4）

四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妇女一直是被压迫的阶层，因为男人主宰社会，历史是在男权主义操纵下书写的，体现了男权的意志和他们鄙视妇女的心态。古老的《易经》中，象征男性的乾占主导地位，而象征女性的坤则隶属于从属地位。因此，孔子所著的系辞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他说男人是天，是尊贵的，女人是地，是卑下的。在这里，孔丘深得姬昌的精髓并为之光大，他们一致认为，女性利于“雌马”之贞，获吉于“安贞”，总之，女性只能柔顺地听命于男性，才能有好的结局。

       在男权主义者的眼中，女性集阴柔、狭隘、享乐、妒忌、残忍于一身，她们只配被玩弄、被驱使、被操纵。因为社会为男人所掌控，所以社会是男人的世界，男人的认知不仅会形成法律和条例，同样也左右舆论，同样一件事，发生在男人身上和发生在女人身上，会有天壤之别的评价。比如，和异性发生婚外情，在男人，是风流倜傥，在女性，则是下流淫乱；又如，同样的参与社会活动，在男人，是关心民众疾苦，是济世安民的行为，在女人，则是想出风头，与他人争名夺利；甚至乘船和行军都怕有女性参与，认为会导致船的倾覆和战争的失败。更有一些相信命相的人，望了一眼就会做出某人有克夫相，娶了定会生灾的断语。总之，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没有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一直是男权的附庸，她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超出男权主义者的允许范围，不仅得不到正确评价和认可，还会被妖魔化，处于千夫所指的屈辱地位。

       事实也的确如此。历史上，儒家的三从四德是一座理论大山，半边天的女性一直在这座大山的压制下存活。当鄙视女性成为一种制度和惯例时，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便认命了，反抗又能如何？非死即伤而已。富贵人家的女性，多数在家相夫教子，以求儿子将来出息，给母亲带来荣耀。只有极少数的才女，也像男人一样吟诗作赋，且博得了些许名声，汉代的班昭，宋代的李清照尤为显著。在历史上，有一定社会地位并留下好名声的才女少得可怜，和多如牛毛的男性文人和学者相比，简直沧海一粟。至于贫寒人家的妇女如何，则无从考究，因为历史不记载平民，在士与精英掌控一切的时代，平民一直处于被愚弄的地位，哪能得到记载。想了解，只能从唐人传奇或者宋元话本中搜寻，可是一旦翻开这些传奇和话本，就会发现书里面有一条流淌女性泪水的河流，许许多多个女性都是被蹂躏被糟蹋的悲惨形象。可以这样说，中国自缠足陋习开始，女性则失去了户外活动的空间，这些“雌马”，不“安贞”也得“安贞”，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庸甚至是把玩的宠物。至于能不能达到“利于”和“获吉”的目的，则要看男性的道德修养如何，倘若摊上薛蟠那样的公子哥儿，差不多都会是甄英莲那样的结局。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女性遭受压迫的历史。但也不是全部，历史上也曾破天荒地出现过几个“偶尔露峥嵘”的光点，说明阴柔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力量。上面所说的文艺界的班昭李清照是其中之一；文学界则有杜十娘和尤三姐等这样的烈女形象。政治界也是如此，吕雉、武曌和慈禧等女铁腕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这些超群的政治女性集才智、干练、进取、果敢、宽容、妒忌、凶残于一身，获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玩男性与掌股之上。她们的知名度超出任何一个男性皇帝，妇女和儿童知道唐宗宋祖的怕是不多，可是他们没有不知道的武则天和慈禧的；她们的事迹为人津津乐道，广泛传播于民间。当今，有关她们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层出不穷，颇受大众喜爱。

吕雉是汉高祖刘邦的布衣荆钗，后随汉高祖征战天下，楚汉相争时，曾被项羽扣为人质。刘邦登基后，每逢亲征，吕雉便主持朝政。从她将开国元勋、名将韩信骗入长乐宫斩首之事看，她握有权柄，其不恤人言的干练果敢与狠毒超出其夫。刘邦死后，她临朝称制，主持朝政迏十五年之久。在执政期间，她废除挟书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并减租减税放宽对商人的限制。对恢复战乱后的经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太史公为此赞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然而，后世对吕雉的正面评价也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史学家。更多的是负面评价，抓住人彘事件、鸩杀赵王如意和意欲谋害齐悼惠王刘肥以及封诸吕姓为王等事例，认为她妒忌心强烈且凶残歹毒。民间对她更是痛恨尤绝，后汉书就有农民起义军对吕雉掘墓奸尸的记载。农民起义是反对刘氏王朝的，可对一个要颠覆刘氏王朝的女人用如此下流的手段，让人实在摸不清头脑。

武曌在历史上的名气比吕雉要大得多，执政时间也长得多，取得的政绩多得多，而且是五千年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养有男性后宫。其率性所为，可谓举世绝伦。她的足迹世人尽知，无须赘述。就是这样一个女中奇才，却始终得不到广泛的正面评价，很少有人褒扬她任用贤能、科举取士、打击门阀士族、为振兴经济的“劝农桑，薄赋役”十二则建言，致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功业。更没有肯定她自立为皇帝的勇气。有没有人想过，凭什么皇帝都是男人的特权？为什么男皇帝可以三宫六院，女皇帝养面首就被视为淫乱？武曌此举，说明男人所做的事，女人一样可以胜任，为天下女人争得了应有的颜面。可是，这旷世的女豪杰，却一直成为人们的攻击对象，淫乱、狠毒、玩弄权术的恶语一直不绝于缕。说白了，这些恶语，是男权主义作祟，这些男权主义者想过没有，你不也是出之于“玄牝之门”吗？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根本如此蔑视？

慈禧太后则是中国历史上毁誉交加的人物。凊王朝灭亡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她一直为世诟病，专权、奢侈、淫荡、卖国、玩弄权术，挪用军费建造颐和园致使甲午战败等诸多罪名一直缠在她身上。直到近期档案开放，经诸学者潜心研究，方才澄清一些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的部分真实。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地为慈禧洗去了不少冤屈，推翻了长期压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

根据各方举证，平心而论，慈禧身上集有杰出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贪图享乐的陋习两面性。慈禧在内忧外挠纷呈的时代，能重用能臣，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迏半个世纪之久，其功不可没。即便是男皇帝，也难有如此的铁腕与手段。但其在镇南关大捷后，与法国签订耻辱条约，令人匪夷所思；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把丧权辱国推向极致，当是她执政的大污点。因为以当时的国力，和日本长期作战，肯定能拖跨日本——当然，这是当代学者的认识，与当时的语境有多大契合无从考究。

综上所述，班昭、李清照以及其他为数不多的女才子们，她们和吕雉、武曌、慈禧等著名的政治人物一道，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闪光点。中国历史如果没有这些女性经历的记载，一定是一部乏味的历史。不可否认，作为半边天的女性，仅有这些极少的历史记载，足以令人感叹，反映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的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但这些杰出女性的出现，反映出广大女性不甘被压制、能和男性平等治理社会的强烈愿望，以及和男性一样有文艺创作和治理国家的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直有许多卓越的女性参与其中，向警予、杨开慧、何宝珍、陈铁军、金维映、赵一曼、蔡畅、邓颖超、谢冰心、何香凝、江竹筠、刘胡兰就是这一大群女革命者的代表人物。她们的英勇事迹一直为人们所颂扬，也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革命女性奋勇前进。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条例提高了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拔妇女于万丈深渊中，使得妇女有婚姻自主的权力、和男人一样的工作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力。特别是在基层群众家庭中，男女平等，共同操持家庭，妇女彻底改变了此前的附庸地位，千百年囚禁妇女的宗法道统牢笼终被彻底粉碎。可以这样说，就一般情况而言，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应当是最好的，因为她们行走在自由、平等、免受虐待和歧视的道路上。但是，也有美中不足，这就是在高层政治中，还没有体现男女平等，具体表现在在县一级政权和党的机构中，妇女掌权的比例极少，少到百分之一、甚至在千分之一以下。特别是在党的政治局中，建国前没有妇女委员出现；党的九大，政治局有了江青和叶群两个妇女的名额，但都是依靠丈夫的关系而存在，不能体现妇女真正的地位；只有党的十大，出现一个平民出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真正体现了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此后的十一大，仅有一人获得了候补委员地位；十二大上，邓颖超以独特的资格挤进政治局，上一届的候补委员陈慕华仍然保留了候补委员的身份；十三大和十四大，妇女全部被扫地出门，直到十五大才出现一个候补政治局委员；此后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一直保留一个女性委员名额。这保留的一个名额，说是花瓶，也不全是，因为她们在自己分管的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利，被人们当花一样欣赏的同时也能决定一些人的命运。但是，在数十名最高领导层的排座中，仅有一位女性，这不是花瓶又是什么？只能说她是中国当今政治的一朵奇葩，也许这还是中国特色吧！反映的是男权势力的强大， 在一些人心中，女性仍然是卑贱柔弱的，来自女性的要求和呼声，一直受到猜忌和怀疑，歧视压制她们成为理所当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歧视别人的人也一定会被别人歧视；猜忌他人就是猜忌自己；时间可以验证善恶有报的俗谚无比正确。这些富有哲理的语言却一直被一些人遗忘，特别是那些男权思想极为严重的人更容易遗忘。之所以会被遗忘，是因为有人执意要模糊人们的视线，混淆是非，使得恶屡屡再生。比如当今一些精英一而再地暴露群众运动的残酷，却不肯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社会中会蕴藏如此大的仇恨力量？如果我们能从心底同情底层人民，同情女性，社会中会有如此大的仇恨力量吗？再如，我们可以同情当时被戴高帽子的走资派，说他们受到残酷迫害，但有没有人想过那些被走资派整得家破人亡的人几近绝望的心境，有没有想过被男权主义者长期压制的妇女当时的痛苦心境？戴高帽子和家破人亡相比，哪个更残酷呢？一时被批斗的痛苦和几十年被压抑的痛苦相比，哪个更值得人们同情？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划出的55万右派分子，是什么人把这55万人弄到生不如死的境地？这不是群众运动的结果或者哪一位白骨精所为吧！（资料揭示，反右扩大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在文革中被打而不倒的走资派。）历史也一再证明，那些执着事业的人，在长期得不到他人承认后所产生的复仇情绪，像火山喷发一样的强烈，科举名落孙山后的李振、洪秀全们的疯狂报复就是最好的例证。可是，一些为掌握舆论工具而得意的精英，为了得到一份不错的餐饮，为了内心的那些肮脏，枉顾事实，颠倒黑白，肆意妖魔化某些人；更有一些法学精英，用心良苦地进行他们所谓的“顶层设计”，妄图把他们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的政治特权和物质利益通过法律的形式合法化。但他们想过没有，这样做只能使恶行周而复始，也是在自掘坟墓。因为讲假话，只能有一种结果：使自己失去尊严；而妄图把偷来的东西合法化的所谓法律，在即将来临的革命运动中只能是一堆废纸。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如实、合理地记载或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把它（他）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去考虑，并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使错误不再重演；法律的基本宗旨应当是抑恶扬善，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使人民群众真正有参与政治的权力和制定法律的权力，让各种利益更多地流向基层、流向被压迫的人们，避免革命再次发生。

       本文摘取三位当代著名女性的生命历程中某些片段，来显示阴柔的力量。有反应她在男权社会受到压制和被妖魔化的遭遇；也有她甘守“雌马”之贞，获吉于“安贞”的过程。尝试以此揭示压迫与反抗、歧视与反歧视、善恶有报的某些规律，以及阴柔以它特殊的方式改变世界的不可忽视却屡被忽视的强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