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牛棚晤母泪沾衣
今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冷，才十一月，街上的树便早已掉光了所有的树叶，干黄干黄的叶子被寒冷的空气吸得一点水份也没有了，一阵西北风吹起来，就哗啦啦地在地上无可奈何地顺风疾走，几乎每个墙根底下，都堆着这么一堆夹着一层厚厚尘土的干黄树叶。
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多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和标语的残尸，这些用黑墨写在纸上的铿锵字句，刚贴在墙上的时候，实在是震人心魄，令人景仰，却经不起西北风的一吹。
于是，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冬天，除了往年都有的干黄叶子和西伯利亚吹来的黄土外，还多了比枯叶、黄土还多的大字报残尸。
当年，北京拣烂纸维生的“单干户”（应该是比改革开放还早的第一批单干户），每到晚上便蹬着三个小轮架起来的烂纸筐“出击”了，全盛时期，一个晚上可以拾到卖十元人民币的各式烂纸。
那时，一般人的工资每人只有三四十元左右，然而，這些單幹戶一天便可赚到一般人一个星期能赚到的钱。这，全托赖了文化革命带來的大字报高潮。
我踏着吱喳吱喳的树叶，徘徊在工农兵医院门口，良久，不想进去。
我知道，他们叫我见母亲，目的并非出于探望，而是借我的口，讓母亲交待，利用亲情，向母亲施加压力。我很踌躇，如果我这样向她施压力，她一定会以为我是跟那些红卫兵一伙的，其实，我在学校受的那些歧视、压力，她还不知道呢。
不行，时间到了，不能再徘徊了，我走进医院大门，门诊部贴满大字报，多是声讨医院院长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为工农兵诊病，只为权贵出诊”、“从不面向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来看病竟然收钱”……。
两个年轻人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混身是血的人，从他满头的白发看得出这是位老人，其中一年轻人对护士说：
“您给登记一下，劳您驾了。”
护士是个颇年轻的姑娘，脸上却鄙夷不屑地挂出一层冰霜，毫不客气地质问：
“什么出身？”
“嗯……。”年轻人迟疑着，迅速与另个年轻人焦急地交换着眼色，接着赶紧答道：
“中农，中农出身。”
“中农啊？不是下中农，我们这儿不给看病，你不知道我们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吗？”护士一边说着，一边还整理着襟前的毛主席像章，那像章又大又漂亮，镀铬的，闪闪发光。
“噢，是这么回事，我爷爷那辈儿是中农，到我爸这辈儿就越来越穷了，后来实在没钱，就逃到北京来了，这要在农村划成份，能划上赤贫。”年轻人谦卑地说道。
“唔，那个人成份呢？政治面目？”小护士不动声色地继续盘问。
“政治面目是群众，嗯------，个人成份嘛，他进城之后开过馒头铺、烧饼铺，属于小业主，中央有政策，说是团结对象。”小伙子诚惶诚恐地说完，偷偷舒了一口气。
小护士瞥了他一眼，走上前掀开盖在老人身上的旧毛毡，审视了大约两分钟，突然厉声问道：
“他怎么受伤的？”
“摔的，不小心，嗯，跌了一跤。”
“跌了一跤？”小护士的眼睛直像老鹰捉小鸡时的神情。“谁能证明？谁能证明是跌了一跤受的伤？”
年轻人的动作开始慌乱起来，他走到另个年轻人旁，对护士说道：
“我们呀，我们是他儿子，亲眼看见的。”
小护士一手提起老人满是鲜血的手肘，老人痛得“哎哟，哎哟”叫个不停：
“你们看看，骨折成这样儿，能是摔跤摔出来的吗？八成，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吧？”
老人低声地啜泣着，哀声地叫：
“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吧。”
兄弟俩顿时没了话，呆呆地，不知做什么才好。
护士又发话了：
“我们这儿是工农兵医院，看见了没有？我们不给地富反坏右看病，黑五类一律滚蛋，你们赶紧抬走，别放在这儿碍事。”
“他，他是一时想不开……”
“反正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全是反革命，我们这儿不给看，快抬走！”
我快步走开，找到医院的革命委员会。
“你怎么这样晚才来？”讲话的是那个找我外调的人-----专政队队长，一口的烟味儿，连手指都是黄的。
我没搭腔，心想如果嫌我来得晚，最好别让我见母亲，但是……
“跟我走！”他拿一串钥匙，推门出去。
穿过医院暖和的大楼，走到大楼的后门，推开后门，一股寒凉的风，像一盆冷水似地扑头盖脸地浇过来，我整理了一下大衣，紧跟在那人后面。
大楼的后面，原来是被揪出来的黑五类，黑帮分子的集中地，若大的院子，十几个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人在劳动，那大牌子有一尺高，二尺宽，挂在脖子上，我想起了母亲，一阵寒战由心中腾起，我不敢仔细看这些黑五类分子，将目光避开，我怕……。
“我告诉你，不许跟她乱说话，不该说的别说，多用毛泽东思想和咱们党的一贯政策教育她，懂了吗？”他停在一间临时搭起来的牛毛毡棚子前面，对我进行最后的教育。
他打开门，几乎是把我推进去的，门在我身后“砰”地关上了。
不到五十平方尺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雙屉的书桌、两把椅子，书桌后面，母亲低头坐着，她穿一件臃肿的灰布棉袄，头发又干又乱，正在调试着她那个挂在胸前的助听器，也许调试得音量不对，助听器在空洞的房间里发出“滋滋”的尖利声音，仿佛试图划破这一屋子的胶着、尴尬的空气。
屋子里不冷，但我仍不愿除去厚厚的大衣和帽子，還有戴得严严实实的口罩，我坐下来，从侧面望着母亲，不知应该怎样说第一句话。
我轻轻咳了一声，想引起她注意。
母亲看都没看我，反而挺直了身子，面对着前面的墙壁，缓缓说道：
“你们让我交待的，我全交待完了，如果你们还认为不够的话……”
我使劲咳了两声，泪水已經在眼眶里打转了，还好有口罩直顶到眼角下面，即使流出来，母亲也看不见。
这时，母亲听到我的假咳声，猛地扭转头望着我，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母亲才惊喜地压低了声叫道：
“是你呀，我以为是他们呢。”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我的喉咙梗咽着，讲不出话，母亲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冷啊？穿这么多衣服？”还是母亲先打破沉默。
我连忙摇头。
“我在这儿挺好的，每天学习毛选和中央文件，下午就参加劳动，晚上……”
“你缺什么东西吗？”我的情绪渐渐恢复，却忘了专政队队长的“教育”训词。
“什么都不缺，这儿什么都有。”
我从大衣口袋摸出一瓶肉末炒咸菜，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这是给你的。”
“是你自己炒的吗？”母亲问道。
“是大妈教我炒的。”
“嗯，真是长大了，还会炒菜呢。”母亲像哄孩子似的，但说得我心酸得要命，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了。
“你还缺什么？”除了这句话，我好像不会问别的。
“不缺啦。我不在家呀，你得学会照顾自己，不懂的事，就问大妈。哎，天越来越冷了，炉子装了没有？烟筒够不够？”
我噙着泪，只管点头。
“对了，冬贮大白菜你要买几棵回来，不然冬天没菜卖，你吃什么。”
我望着天花板，下意识地做深呼吸，据说这可以将就要流出来的泪水“忍”回去。然后，我迅速地摘下口罩，轻声对母亲说：
“他们什么时候让你回家？”
可惜母亲耳聋，助听器又不够灵敏，她疑惑地望着我：
“什么？你说什么？”
我又再重复一遍，母亲依旧一脸茫然。
这时，门打开了，钻进来一股冷风，专政队队长宣布：
“时间到了。黄珍达，你先出去！”
母亲低眉顺眼地走出去。
我站在桌旁，听候发落。队长坐到桌子后面，母亲刚坐过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衔在口中，又拿出一盒火柴，“乞”地打着了火，眯起一双眼睛，凑到口中的香烟头上。
当他吸足了一口烟，又喷出来的时候，不无闲适地问我：
“怎么样？都谈了些什么？”
他没让我坐，我也没敢坐下，支吾着：
“我让她好好交待问题，端正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嗯，还说什么来的？”
“没说什么了。”
“胡说！你也这么不老实！”他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吓了我一跳，心如撞鹿。
“我问她缺什么东西，缺什么日用品。”
“我让你问这个了吗？啊？”
“不，不是，我想问……问她缺……，如果她不缺……，她就可以在……在这儿安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了。”我结结巴巴地圆了场。
队长似乎还满意我的回答，将未吸完的烟头在棉鞋后跟上碾息，然后站起来：
“以后，我们还得需要你来给她做做思想工作，行不行啊？”
“行，行。”
逃也似的离开了工农兵医院。
走到街上，已是中午时分，几列卡车，载着敲锣打鼓的人们，飘扬着××战斗团印着黄字的红旗，呼啸而过。
装在电线杆子顶上的高音喇叭，也凑兴地播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唱段：
“提起敌寇心肺炸！强忍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天昏地来烧塌！
铁梅我，有准备，不怕抓，不怕放，不怕皮鞭打，不怕监牢押！粉身碎骨不交密电码，贼鸠山你等着瞧吧------”
革命样板戏确是有她的气势，二胡、锣鼓，配上西洋的低音配乐，把李铁梅的那种革命到底的快心，全表现出来了。
“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直唱得我热血沸腾，禁不住一边往家走，一边随着大喇叭里的李铁梅哼起来--------“仇恨入心要发芽”。
家里的大门，自从抽纸烟的小脚女人一家搬来以后，便不再上锁了，狗子和二狗子、小三儿一天不知出出进进多少次，大门形同虚设，连那个黄铜的弹簧锁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拆去了。
走进院子我家门口，忽见窗台上用石头块压着一个素白的信封，拿起一看，信封上是父亲的笔跡-------那硬朗、带棱角的字。照例写着母亲的名字收，他恐怕还不知母亲现正在接受专政队的教育吧？
假如我不拆信，将原信交予母亲，专政队的人一定要过问、查看。我的第六感中预感父亲的信会有一些惹起他们大做文章的材料，与其这样，不如我先拆看了它。
珍达、贝女：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深入发展，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我觉得我越来越跟不上形势，我在解放前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腐蚀，实在太沉重了，我每天都在对照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旧思想。
毛主席说：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
我也是一名医生，也力求在工作中“极端负责任”，以致在文革运动前，几乎每个月都有病人从远道送表扬信来，我以为这已是改造成功的表现了。怎知文革一来，革命群众却写大字报说我假情假意，是拉拢贫下中农，用治病来腐蚀他们……。
我五七年时已经历过这一切，如今又再……，因此，我觉得我的罪恶是太深重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一辈子也抹不下去，又拖累着你们，心中十分不忍，但又无奈，终于，我想到了那条一了百了的路……。
幸亏革命群众挽救了我，我要感谢党和人民再一次给了我新生的机会。
请你们一定原谅我，我是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今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革命群众为了更好地教育我，让我参加挖掘防空洞的工作，當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劳动了半个多月了。我的身体还可以，只是有时血压稍高一些。
珍达，你要多保重，照顾好孩子们。
贝女长大了，要好好学习毛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还要学着做家务事。
夜已深了，我不再多写，明天六点钟便要集合劳动了。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我把两张粗糙的信纸按着原来的折痕，又再叠好，放进信封，蜷缩在抄家剩下的唯一一张破旧的小沙发里。院子里传来小脚女人的叫骂声：
“二狗子，你活腻味了是不是？（注：腻味是北京土语，意即不耐烦）把红宝书给扔在地下乱踩，你想找死呀？”
“不是我扔的，是小三儿。”二狗子的声音。
“我看见二狗子踩来的，我要是告诉居委会的毛大婶，二狗子就是现行反革命，哈哈。”小三儿奶声奶气的声音，幸灾乐祸地。
“你再说，我撕了你嘴！”小脚女人咬牙切齿地骂着她的宝贝儿子。
我将门与窗用力关严实，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脑中浮现出刚才去医院跟母親見面的情景，一会又涌现出父亲割脉自杀后，被人推往急诊室的情景……。“提起敌寇心肺炸，强忍仇恨咬碎牙”，这句李铁梅的《红灯记》唱段，不知怎么又从脑子里冒出来。
“笃，笃！”有人在敲门上的玻璃。
“你们要干嘛？”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下来，心想一定是顽劣的二狗子来捣乱。
用力把门“呼”地打开，原来是林湘子站在门外。
“是你？”
“进屋再说！”林湘子小声说。
今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冷，才十一月，街上的树便早已掉光了所有的树叶，干黄干黄的叶子被寒冷的空气吸得一点水份也没有了，一阵西北风吹起来，就哗啦啦地在地上无可奈何地顺风疾走，几乎每个墙根底下，都堆着这么一堆夹着一层厚厚尘土的干黄树叶。
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多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和标语的残尸，这些用黑墨写在纸上的铿锵字句，刚贴在墙上的时候，实在是震人心魄，令人景仰，却经不起西北风的一吹。
于是，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冬天，除了往年都有的干黄叶子和西伯利亚吹来的黄土外，还多了比枯叶、黄土还多的大字报残尸。
当年，北京拣烂纸维生的“单干户”（应该是比改革开放还早的第一批单干户），每到晚上便蹬着三个小轮架起来的烂纸筐“出击”了，全盛时期，一个晚上可以拾到卖十元人民币的各式烂纸。
那时，一般人的工资每人只有三四十元左右，然而，這些單幹戶一天便可赚到一般人一个星期能赚到的钱。这，全托赖了文化革命带來的大字报高潮。
我踏着吱喳吱喳的树叶，徘徊在工农兵医院门口，良久，不想进去。
我知道，他们叫我见母亲，目的并非出于探望，而是借我的口，讓母亲交待，利用亲情，向母亲施加压力。我很踌躇，如果我这样向她施压力，她一定会以为我是跟那些红卫兵一伙的，其实，我在学校受的那些歧视、压力，她还不知道呢。
不行，时间到了，不能再徘徊了，我走进医院大门，门诊部贴满大字报，多是声讨医院院长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为工农兵诊病，只为权贵出诊”、“从不面向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来看病竟然收钱”……。
两个年轻人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混身是血的人，从他满头的白发看得出这是位老人，其中一年轻人对护士说：
“您给登记一下，劳您驾了。”
护士是个颇年轻的姑娘，脸上却鄙夷不屑地挂出一层冰霜，毫不客气地质问：
“什么出身？”
“嗯……。”年轻人迟疑着，迅速与另个年轻人焦急地交换着眼色，接着赶紧答道：
“中农，中农出身。”
“中农啊？不是下中农，我们这儿不给看病，你不知道我们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吗？”护士一边说着，一边还整理着襟前的毛主席像章，那像章又大又漂亮，镀铬的，闪闪发光。
“噢，是这么回事，我爷爷那辈儿是中农，到我爸这辈儿就越来越穷了，后来实在没钱，就逃到北京来了，这要在农村划成份，能划上赤贫。”年轻人谦卑地说道。
“唔，那个人成份呢？政治面目？”小护士不动声色地继续盘问。
“政治面目是群众，嗯------，个人成份嘛，他进城之后开过馒头铺、烧饼铺，属于小业主，中央有政策，说是团结对象。”小伙子诚惶诚恐地说完，偷偷舒了一口气。
小护士瞥了他一眼，走上前掀开盖在老人身上的旧毛毡，审视了大约两分钟，突然厉声问道：
“他怎么受伤的？”
“摔的，不小心，嗯，跌了一跤。”
“跌了一跤？”小护士的眼睛直像老鹰捉小鸡时的神情。“谁能证明？谁能证明是跌了一跤受的伤？”
年轻人的动作开始慌乱起来，他走到另个年轻人旁，对护士说道：
“我们呀，我们是他儿子，亲眼看见的。”
小护士一手提起老人满是鲜血的手肘，老人痛得“哎哟，哎哟”叫个不停：
“你们看看，骨折成这样儿，能是摔跤摔出来的吗？八成，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吧？”
老人低声地啜泣着，哀声地叫：
“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吧。”
兄弟俩顿时没了话，呆呆地，不知做什么才好。
护士又发话了：
“我们这儿是工农兵医院，看见了没有？我们不给地富反坏右看病，黑五类一律滚蛋，你们赶紧抬走，别放在这儿碍事。”
“他，他是一时想不开……”
“反正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全是反革命，我们这儿不给看，快抬走！”
我快步走开，找到医院的革命委员会。
“你怎么这样晚才来？”讲话的是那个找我外调的人-----专政队队长，一口的烟味儿，连手指都是黄的。
我没搭腔，心想如果嫌我来得晚，最好别让我见母亲，但是……
“跟我走！”他拿一串钥匙，推门出去。
穿过医院暖和的大楼，走到大楼的后门，推开后门，一股寒凉的风，像一盆冷水似地扑头盖脸地浇过来，我整理了一下大衣，紧跟在那人后面。
大楼的后面，原来是被揪出来的黑五类，黑帮分子的集中地，若大的院子，十几个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人在劳动，那大牌子有一尺高，二尺宽，挂在脖子上，我想起了母亲，一阵寒战由心中腾起，我不敢仔细看这些黑五类分子，将目光避开，我怕……。
“我告诉你，不许跟她乱说话，不该说的别说，多用毛泽东思想和咱们党的一贯政策教育她，懂了吗？”他停在一间临时搭起来的牛毛毡棚子前面，对我进行最后的教育。
他打开门，几乎是把我推进去的，门在我身后“砰”地关上了。
不到五十平方尺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雙屉的书桌、两把椅子，书桌后面，母亲低头坐着，她穿一件臃肿的灰布棉袄，头发又干又乱，正在调试着她那个挂在胸前的助听器，也许调试得音量不对，助听器在空洞的房间里发出“滋滋”的尖利声音，仿佛试图划破这一屋子的胶着、尴尬的空气。
屋子里不冷，但我仍不愿除去厚厚的大衣和帽子，還有戴得严严实实的口罩，我坐下来，从侧面望着母亲，不知应该怎样说第一句话。
我轻轻咳了一声，想引起她注意。
母亲看都没看我，反而挺直了身子，面对着前面的墙壁，缓缓说道：
“你们让我交待的，我全交待完了，如果你们还认为不够的话……”
我使劲咳了两声，泪水已經在眼眶里打转了，还好有口罩直顶到眼角下面，即使流出来，母亲也看不见。
这时，母亲听到我的假咳声，猛地扭转头望着我，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母亲才惊喜地压低了声叫道：
“是你呀，我以为是他们呢。”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我的喉咙梗咽着，讲不出话，母亲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冷啊？穿这么多衣服？”还是母亲先打破沉默。
我连忙摇头。
“我在这儿挺好的，每天学习毛选和中央文件，下午就参加劳动，晚上……”
“你缺什么东西吗？”我的情绪渐渐恢复，却忘了专政队队长的“教育”训词。
“什么都不缺，这儿什么都有。”
我从大衣口袋摸出一瓶肉末炒咸菜，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这是给你的。”
“是你自己炒的吗？”母亲问道。
“是大妈教我炒的。”
“嗯，真是长大了，还会炒菜呢。”母亲像哄孩子似的，但说得我心酸得要命，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了。
“你还缺什么？”除了这句话，我好像不会问别的。
“不缺啦。我不在家呀，你得学会照顾自己，不懂的事，就问大妈。哎，天越来越冷了，炉子装了没有？烟筒够不够？”
我噙着泪，只管点头。
“对了，冬贮大白菜你要买几棵回来，不然冬天没菜卖，你吃什么。”
我望着天花板，下意识地做深呼吸，据说这可以将就要流出来的泪水“忍”回去。然后，我迅速地摘下口罩，轻声对母亲说：
“他们什么时候让你回家？”
可惜母亲耳聋，助听器又不够灵敏，她疑惑地望着我：
“什么？你说什么？”
我又再重复一遍，母亲依旧一脸茫然。
这时，门打开了，钻进来一股冷风，专政队队长宣布：
“时间到了。黄珍达，你先出去！”
母亲低眉顺眼地走出去。
我站在桌旁，听候发落。队长坐到桌子后面，母亲刚坐过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衔在口中，又拿出一盒火柴，“乞”地打着了火，眯起一双眼睛，凑到口中的香烟头上。
当他吸足了一口烟，又喷出来的时候，不无闲适地问我：
“怎么样？都谈了些什么？”
他没让我坐，我也没敢坐下，支吾着：
“我让她好好交待问题，端正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嗯，还说什么来的？”
“没说什么了。”
“胡说！你也这么不老实！”他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吓了我一跳，心如撞鹿。
“我问她缺什么东西，缺什么日用品。”
“我让你问这个了吗？啊？”
“不，不是，我想问……问她缺……，如果她不缺……，她就可以在……在这儿安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了。”我结结巴巴地圆了场。
队长似乎还满意我的回答，将未吸完的烟头在棉鞋后跟上碾息，然后站起来：
“以后，我们还得需要你来给她做做思想工作，行不行啊？”
“行，行。”
逃也似的离开了工农兵医院。
走到街上，已是中午时分，几列卡车，载着敲锣打鼓的人们，飘扬着××战斗团印着黄字的红旗，呼啸而过。
装在电线杆子顶上的高音喇叭，也凑兴地播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唱段：
“提起敌寇心肺炸！强忍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天昏地来烧塌！
铁梅我，有准备，不怕抓，不怕放，不怕皮鞭打，不怕监牢押！粉身碎骨不交密电码，贼鸠山你等着瞧吧------”
革命样板戏确是有她的气势，二胡、锣鼓，配上西洋的低音配乐，把李铁梅的那种革命到底的快心，全表现出来了。
“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直唱得我热血沸腾，禁不住一边往家走，一边随着大喇叭里的李铁梅哼起来--------“仇恨入心要发芽”。
家里的大门，自从抽纸烟的小脚女人一家搬来以后，便不再上锁了，狗子和二狗子、小三儿一天不知出出进进多少次，大门形同虚设，连那个黄铜的弹簧锁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拆去了。
走进院子我家门口，忽见窗台上用石头块压着一个素白的信封，拿起一看，信封上是父亲的笔跡-------那硬朗、带棱角的字。照例写着母亲的名字收，他恐怕还不知母亲现正在接受专政队的教育吧？
假如我不拆信，将原信交予母亲，专政队的人一定要过问、查看。我的第六感中预感父亲的信会有一些惹起他们大做文章的材料，与其这样，不如我先拆看了它。
珍达、贝女：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深入发展，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我觉得我越来越跟不上形势，我在解放前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腐蚀，实在太沉重了，我每天都在对照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旧思想。
毛主席说：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
我也是一名医生，也力求在工作中“极端负责任”，以致在文革运动前，几乎每个月都有病人从远道送表扬信来，我以为这已是改造成功的表现了。怎知文革一来，革命群众却写大字报说我假情假意，是拉拢贫下中农，用治病来腐蚀他们……。
我五七年时已经历过这一切，如今又再……，因此，我觉得我的罪恶是太深重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一辈子也抹不下去，又拖累着你们，心中十分不忍，但又无奈，终于，我想到了那条一了百了的路……。
幸亏革命群众挽救了我，我要感谢党和人民再一次给了我新生的机会。
请你们一定原谅我，我是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今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革命群众为了更好地教育我，让我参加挖掘防空洞的工作，當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劳动了半个多月了。我的身体还可以，只是有时血压稍高一些。
珍达，你要多保重，照顾好孩子们。
贝女长大了，要好好学习毛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还要学着做家务事。
夜已深了，我不再多写，明天六点钟便要集合劳动了。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我把两张粗糙的信纸按着原来的折痕，又再叠好，放进信封，蜷缩在抄家剩下的唯一一张破旧的小沙发里。院子里传来小脚女人的叫骂声：
“二狗子，你活腻味了是不是？（注：腻味是北京土语，意即不耐烦）把红宝书给扔在地下乱踩，你想找死呀？”
“不是我扔的，是小三儿。”二狗子的声音。
“我看见二狗子踩来的，我要是告诉居委会的毛大婶，二狗子就是现行反革命，哈哈。”小三儿奶声奶气的声音，幸灾乐祸地。
“你再说，我撕了你嘴！”小脚女人咬牙切齿地骂着她的宝贝儿子。
我将门与窗用力关严实，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脑中浮现出刚才去医院跟母親見面的情景，一会又涌现出父亲割脉自杀后，被人推往急诊室的情景……。“提起敌寇心肺炸，强忍仇恨咬碎牙”，这句李铁梅的《红灯记》唱段，不知怎么又从脑子里冒出来。
“笃，笃！”有人在敲门上的玻璃。
“你们要干嘛？”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下来，心想一定是顽劣的二狗子来捣乱。
用力把门“呼”地打开，原来是林湘子站在门外。
“是你？”
“进屋再说！”林湘子小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