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阴柔的力量 序（3）
三
在造神运动中，有许许多多文人参与其中。这些人有的早早就来到延安，有的人则是在胜利几成定局的情况下匆匆赶来的投机者。这些文人，有的是坚定的革命者并终其一生；更多的人是把参加革命作为砸开幸福大门的砖头。他们以左的面目参加革命，在次次的运动中，纷纷以左的甚至是极左的面目出现，一旦气候适合，马上就露出右的本相，这就是毛泽东所斥责的“形左实右”。这些人由于其出身于富裕家庭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刘少奇的精英治国路线有天然的亲和力。由于文化和学历的优势，越是远离战争，他们升迁的机会越多，于是，经过一段和平时期的建设后，这些人占据了大多数的领导岗位，而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杀的工农战士则由于文化低渐渐被逐出权力中心（但他们却在毛泽东的精心安排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这种党的领导阶层中右翼占优势的状况，成为精英治国路线的温床，同样也可称之为腐败的温床，或者是剥削思想的温床。没有任何力量能砸坏这个温床，即便是毛泽东这样比封建君王还要强势的政治领袖也无法彻底摧毁这个温床，他所做的一切只能是给这个温床降温，尽量延迟幼苗（官僚主义，享受主义以及其它腐败现象）露出地面，并一经发现钻出地面便将其铲除。他在某些方面对党内的腐败进行限制，所用的仍然是思想和组织两件武器，思想层面上是斗私批修，组织层面是工农、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三结合领导班子。他想用斗私批修来铲除这些人头脑中的私欲，用三结合来稀释官僚主义，进而保证亲民的群众路线得以执行。实际上，文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两种世界观斗争较量的过程，毛泽东的理想治国路线（群众路线）仅仅坚持了十五个月，之后就在强大的守旧势力面前节节败退。究其原因，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和观念特别超前，在党内一直处于少数状态，他想把党和他的个人团队建设成永不止息的战斗团体，却一直受到党内实权派的阻扰，他想做任何一件事，都得不到党内的支持，只有走到党的大门外面寻求支持者，这也是毛泽东次次要到群众中寻求支持者的根本原因。问题是群众是散沙，毛泽东亲民思想是凝聚剂，二者结合才能形成力量，而刘少奇的精英治国路线则植根于私欲的土壤中，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私欲是人的本性，像草一样遍布大地，像草一样有旺盛的生命力。改革以来，那些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通过制定政策来攫取财富中饱私囊，一步步地把百姓驱赶到贫穷的渊薮，这种被人为拉大的贫富差距受到媒体一致赞扬不足为奇，因为操纵媒体的同属精英一族，他们也可以在剥削得来的财富大锅里分一杯羹。可是，这精英治国路线却受到很多的贫民的喝彩，就令人唏嘘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的头脑里私欲是根深蒂固的，人人都有发财梦，羡慕有钱人，想当有钱人，闻着有钱人的屁香，这就是私欲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所在。由此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是多么的深邃，因为他抓住了人的私欲本质。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私欲是一块臭豆腐，闻了臭，吃了稥，利用它来给子女囤积财富绰绰有余，可用来治国就南辕北辙了，历史上还没听说那个领袖和团体依靠私欲来治国的，因为它太臭了，没有一点号召力。这也是“端碗吃肉、放碗骂娘”的原因所在，钱是共产党的，凭什么只允许你们少数人捞？
综上所述。这种“文幇基本倾向刘，武幇铁心保毛。”的情况，在中国“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境况下，注定了刘少奇和毛泽东进行任何层次的较量都必然失败的命运。同样的，毛泽东的理想治国路线像一朵美丽的牡丹花，在私欲旺盛的草丛中根本无法存活，一旦其驾鹤西游，人亡政息是必然的结局。
按理说，毛刘本是一家，但在治国路线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这一现象一直没得到深刻地研究。他们各自有拥趸，并有各自的拥戴理由，但就没有分析他们为什么在取得政权后却分道扬镳。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在治国的理念上产生分歧？导致对抗，最终弄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大问题。
无论如何，本来亲如手足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或者一些不明的原因，最终分裂了。这一分裂，导致了文革的产生，进而给共和国的道路引向曲折。同样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威信也在文革中迅速下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随着实用主义者的邓小平上台，政策迅速右移，不到十年时间，部分红二代和右翼精英的钱袋装满了，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国家富强了，但执政党中许多人却腐败了；贫富差距达到惊人的地步，极少数的人攫取了巨大的财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却在穷困中遭受煎熬；现今的中华大地上，黑社会横行霸道，卖淫嫖娼遍地开花，贩毒吸毒屡禁不止，环境污染造成东部地区长期雾霾和许许多多的癌症村，疆独、台独、藏独猖獗，它们和国际上的反华势力相互唱和，试图把中国大卸八块；外交上屈辱投降，屡屡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应当承认，十八大后基本改观）。当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火烧圆明园，国人皆感耻辱。而如今，一些数典忘祖的精英分子，却一直把侵略者的治国理念和方式视为圭臬，也就是说，中华的不肖子孙甘愿拜八国联军的后代为师，试图与其握手言欢。用亿万生命为代价创建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和国，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完全蜕化变质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实施专政的政权，根本背离了先烈为之奋斗的初衷。人们不禁要问：先烈们用血肉搭建的历史舞台，却屡屡上演一出出触目惊心的腐败剧目，红二代和富二代们以此舞台来炫耀财富，大做贵族梦。自1840年以来，为救亡图存献出生命的亿万先烈的鲜血是否白流了？
回答是否定的，国人也不必为此自卑自哀，西方的民主方式并非是人类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中华文化历来和西方的文明不同，她有自己的优势所在，否则，她也不会流淌了五千年。过去，她灿烂辉煌过，今天同样会灿烂辉煌，将来更是如此。天佑中华，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在历史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其特定历史内涵，只要我们稍微动脑筋想一想，都会感叹其中“神迹”。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把希望寄托在某一“神迹”上；寄托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上，否则这也是一种自轻自贱。我辈需要加紧努力，自筑信念并躬践其程，为人民争取福利，为人民谋取正当的权力，为社会的清明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同时也要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时刻警惕那些精英分子，及时看穿他们在普世幌子下攫取社会财富的罪恶勾当，戳穿他们一边拿着帝国主义的津贴，一边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的卑劣行径，并将其劣行昭著于世，使其无处藏身。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摒弃当今研究历史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先入证据随行的不良风气，不随大流、不嚼蔗渣，发人之未发，从执政或者生活的细节中发掘能导致历史改变运行轨迹的原因。因为人的认知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世界观的根基是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它在形成的过程中深受亲友以及某些生活细节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