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阴柔的力量 序（1）

一

   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像一个晴天霹雳，震醒了所有的华夏儿女。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中国，瞬间成为战败国，屈辱地和西夷签订城下之盟。国门被洋人的大脚强行踢开，洋货如洪水，摧毁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此同时，鸦片像一个黑色旋风，在攫取财富的同时也掠走了多数国人的健康，东亚病夫的帽子一直戴了一百多年。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经历了一场场噩梦般地遭遇，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强迫割让，残存的国土也被划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成为帝国主义的角斗场。他们横行霸道、颐指气使，致使中国大地生灵涂炭、百业凋敝，辉煌的历史几近成为毛边纸上的记忆，五千年文明长河面临断流的危险。

    失去尊严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列强的嚣张气焰吓倒，更没有因遍体伤痕而失去拼搏的勇气，他们一方面奔走呼号，以期唤醒迷蒙的国人；一方面研究探索图存救亡之路，发扬传统、师夷之长，在黑暗中摸爬滚打了一个多世纪，付出了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方才取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确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宪法总纲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崇尚劳动；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建国之初的八年，是五千年文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清明时期。不仅仅是因为共和国的建立使古老中国免除像西瓜一样被列强切割的命运，而是在这期间内，领导阶层相对廉洁，各项政策措施得当，政府有强大的凝聚力；由于及时涤荡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破除封建迷信，割除社会毒瘤，废止一切形式的剥削，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宗法制度，使妇女获得彻底解放，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祥和与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人心思善，互相帮助、助人为乐等社会美德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同样的，在经济领域，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国民经济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雏形。

       众所周知，自1957年之后，共和国经历了数次激烈的政治动荡。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形势下，在个人专断的境况中，加之领导人没认清经济规律且头脑发胀和多数国民的投机心理作祟，原本蓬勃的发展势头被破坏了，继之而来的是1960年恐怖的大饥馑和国民经济严重地衰退。当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华势力对新中国的政治敌视和经济封锁，也是造成困境的重要原因。如果说1956年以前的历次运动，像一把手术刀，割除的是躯体上的诸多的毒瘤，那么，从1957年之后的政治运动，则像一剂剂猛药，不但没对羸弱的躯体产生滋养作用，反而在摧枯拉朽的治疗中连诸多健康的细胞都杀死了。

       为什么自建国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势头会突然放缓甚至倒退？为什么一群久经磨练的政治精英会屡出昏招，甚至相信亩产万斤的鬼话，做出一些诸如砸锅炼铁等匪夷所思之事？为什么在1960那样严重的大饥馑情况下，共产党的政权依然坚如盘石？为什么在当今温饱不愁、钱袋鼓鼓的情况下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毛泽东热？对一些过来人，按理说他们不会忘记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出现的饿殍遍野的触目惊心场面、尝受过的饥肠辘辘滋味、以及对政治运动中无情打击的恐惧。可是他们现在却在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旁，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中高唱毛泽东的赞歌。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怪兮兮的热土，用儒家的观点或者用西方的精英学说无法解证上述的几个为什么。但并不能由此说这些问题无解，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换一种思维，也许很快就能做出正确的解答。

       针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一系列政治动荡，有人分析说是权力之争，也有人说是专制的必然产物，更有人说是体制弊病。这些分析不乏中肯，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但究其所阐述的观点来看，其中肯和说服力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本没有触及到根本，就像H7N9病毒所表现的症候和一般感冒所表现的症候基本相同一样，说这种致命的禽流感是感冒肯定是误诊，轻则延误诊治，重则伤及性命。

       实际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动荡，从根本上来说是治国策略的不同造成的，本质是世界观在政治上的反映，具体一点就是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权力之争、专制、体制只是其中的次要因素。毛刘原本一家，后来因为治国方略出现严重分歧，无可奈何地分道扬镳；邓小平原本是毛泽东少数的亲信之一，由于执政理念的分化，冷淡了毛，倒向了刘，致使其在文革初期和刘一起被打倒；毛周原本是对立的，由于过度相信毛的魄力，反到成为毛的得力助手。而其他的开国元勋，则有意或者无意地在两个阵营中站队，文幇基本倾向刘，武幇铁了心地保毛，这是由血的经验和世界观决定的，并非是权力之争。

    为什么要这样说？

    自1840年以来，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形势下，救亡图存成为一切中国人的共识。各种主义、各种派别、各个阶层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巨流，冲向阻碍中华历史前进的堤坝。在这股巨大的洪流中，有饱学之士，也有粗壮劳工；有旧世界的精英，也有智慧超群的草根；有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的激进贤达，也有怀揣飞黄腾达梦想的寒门子弟。他们对如何救亡图存的认知，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略，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最终，这股洪流经过数次分流和沉淀，终于泾渭分明，右翼人士差不多都归顺在青天白日旗下，左翼分子则纷纷奔赴中央苏区和延安。尽管那儿贫穷困苦，但一群泥腿子向国人展示了朴素廉正简明的政治模式，因此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最终，朴素取代了奢侈，贫贱战胜了高贵，弱者打败了强者，廉正驱逐了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