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的故事—50. 建功立业

工作的最后阶段，我调到基因治疗中心， 其时58岁。

上文已经叙述， 第一个老板从不给我书写论文， 我只能受控于他， 不能独立。 我没有甘心，跳槽！ 第二任老板无能， 我和他共事四年， 竟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 不可思议！ 自信凭我自己的科研能力，每年发出一篇文章应该轻而易举的。  那时，即使我出了很好的结果， 写成文章， 老板常常往抽屉中一放， 几个月都不看一眼。 不过，这段时期却是锻炼我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的好机会。 我曾经和一个技术员在一起，一年的时间成功构建了16个载体。 老板把这些载体当作私有财产， 往-20度冰箱一放了事， 从不考虑用这些载体做几篇文章出来。我不能忍耐了，这不浪费时间吗？ 换工作！

在网上一查，连续发出5个邮件，在本院寻找工作机会。 不到5分钟， 一个回音来了， 是基因治疗中心发来的， 中心主任C博士。 他要求我当天下午2 点面试。 我对于基因治疗一无所知，心中茫然。 要去查阅资料，时间上不可许， 如何准备下午的面试呢? 我犹豫不决！ 灵机一动， 复印了所有发表的文章， 共有21 篇， 把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放在上面。面试时我告诉C 博士，这是我所有的工作经历。

面试准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 他快速浏览了我所有文章的文摘， 5分钟后他告诉我：“你被录用了！”竟然如此简单， 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最简短快速的面试。

他看我做过大量分子生物学工作， 愿意加我工资5千刀，配给我一个技术员，如果他对我的工作满意， 工资还可上调。 不过，后来由于科研基金不断紧缩， 继续上调工资并没有兑现， 只是每年增加3%而已。

从他办公室走出来时，在走道的一侧， 看到用红漆在墙上写上三个大字：“FOCUS! FOCUS!  FOCUS!” 看着气氛有点紧张， 心头不禁一颤。 好多人告诉我C 博士不好对付， 对手下极其严格， 如果做不出结果，出不了文章，或拿不到基金，6个月到两年时间，解雇走人！ 我倒很自信，自信不至于被解雇。

上班后我以最快的速度， 浏览了50篇从这个基因治疗中心发出的科研论文， 对C博士的科研方向， 进展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周后，找我到他办公室谈话，布置工作，他一口气给了我7个课题， 要我齐头并进。 我做科研不是一天两天， 对于科研题目的难易程度，一目了然。 我十分清楚， 7个课题齐头并进，即使三头六臂，也是难以做到的， 必须重点突破。

我选择了其中最容易突破的课题先做，80%的时间花在这个课题上， 其他20% 的时间稍稍做一下其他课题， 应付而已。 又选择了一个同类课题（在七个课题以外，我自选的），要求我的技术员两个实验同步并进（为了节约时间）， 我自己做一个比较困难的探索性课题。 技术员和我配合良好，一年以后， 同时发表两篇文章。 C 教授十分满意的对我说：“你是在我实验室中，工作一年后能够发表两篇文章的第一人。 一般而言第一篇文章的发表， 在进我实验室一年半以后。”

半年后， 我又完成了一个腺病毒膜转移机理， 即不需要受体的腺病毒膜转移。 为他开辟了这个中心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奠定了我在这个中心的工作的良好基础。

这个实验室鼎盛时期有60工作人员， 两大势力把持着这个实验中心。 一个来自Oxford的Ph.D， 还是这个老板的博士后，她有极好的英文水平， 老板很多的书籍和综述都出自她手， 很受老板重用；另外一批人来自俄国的国家病毒所， 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手段， 他们为这个老板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 也是老板依靠的对象。要在这两股势力中站立起来不很容易，很多人进去6个月到两年时间完不成老板交代的任务， 只能走人。我很清楚， 在这种环境下， 我的英语比不上人家，只有多出文章才能立足。

我和C博士的配合非常默契。做完实验， 分析总结， 写成论文，我总是在下午5点前， 把论文初稿放到他门上的一个信箱中。 他5点下班， 把论文带回家中阅读。 第二天一早， 我上班时， 一定在我门上的信箱中有他给我的回复。很简短， 他给我论文做出的评价， 指点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并指示我尽快发出。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8 年中，无一次例外。 和C博士一起工作过程中， 最满意的是他工作的高效率。

我广泛地和国内外同道合作， 由于我在合作过程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课题的进展，实验的结果为重，引来了诸多的合作对象。 得以使我在短短的7年半年中， 发表了35篇论文，当然包括合作论文。成为当时病理系发表论文最多的高产科研人员（不一定质量最高）。

一个由我研发的腺病毒载体，Survivin-Ad, 对于脑部肿瘤（Glioma）的特异性，引起芝加哥大学一位神经外科主任的兴趣， 和他合作， 拿到一笔科研基金。 因此，系里把我从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提升到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

美国和中国不同， 教授分三级， 正教授， 付教授， 助理教授。 中国只有两级， 正教授和副教授。在当时基金已经开始紧缩的情况下，职位提升是十分困难，基因治疗中心8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中， 我是唯一提升为副教授的， 而其他七人都有Ph.D.学位，只有我一人是M.D.而没有Ph.D.学位, 按照“梅”的说法: “还是国产的。” 可见，在美国科研领域，论文和基金，何等重要，并不在乎你有没有Ph.D.的学位！

在提升我为副教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上报材料中有一项难倒我了。 这一项叫“Service”, 也就是为临床或其他科研做过哪些服务项目，我没有啊！ 如果缺如这项， 肯定是通不过的。我冥思苦想， 有了！ 我做出的那些腺病毒载体， 世界上很多科研单位向我索取， 我总是大方的给予。 每次索取载体都有信件来往， 我把所有的信件存档。 结果一总结， 有31个科研单位或大学， 包括世界上8 个不同国家或地区， 使用我构建的腺病毒载体。 把所有来往的信件， 复印后， 进入我的“Service”上报栏目。 我的“Service”可谓是世界范围的啊，反而成为上报材料中的强项。

回忆我43岁来到美国，从博士后做起， 通过20 年的努力， 做到这个地步， 当然算不上出类拔萃， 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努力， 没有浪费年华。“梅”对此也感到满意。 其实， 从我立志不读哲学博士（Ph.D.）学位后，“梅”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双学位的问题了。

我在这最后的七八年间，做得风生水起。 “梅”却没有我这么幸运， 病魔在一步一步向她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