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严寄洲伯伯
发小群有人发消息:“ 101岁的八一厂导演严寄洲去世了”。我一愣，那位大口吃肉，大声说笑，一辈子嬉笑怒骂的老人家真的走了？
让我用严伯伯导演的电影《赤峰号》插曲--等待出航，在千山万水之外送别这位老人家！
这些年做楼上楼下邻居，回国看父母时常看到他坐在干休所花园里晒太阳，聊天，在家里五层都能听到他在楼下的高喉大嗓。后来见他坐轮椅了，还是不甘寂寞，让保姆推着坐在路口，跟人打招呼。
昨晚有人在发小群发了两张照片，让人唏嘘不已。照片上的八一厂第一代导演们，随着严伯伯离去，只剩女导演王少岩阿姨了。
和人们关注电影明星演员不同，我特别爱看老电影的片头片尾。那些工作人员的名字让我想起许多熟悉的叔伯阿姨们温和，敦厚的面孔，怀念父母那远去的一辈！
那张文革中黑线人物陈，冯，严，王，张挨斗的照片，记录了八一厂文革中的丑恶历史。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作家舒云记录的严寄洲口述历史，曾发表在《报告文学》上，一时没找到原始出处，但从说话口吻到内容，是老人家“笑着讲述苦难”的风格，我敢断定是真实的。
导演严寄洲的“反革命”经历 （ZT）
导演严寄洲简介：1917年8月，出生在江苏常熟。1938年10月，从上海到延安，1939年调到战斗剧社，开始从事演员、编剧和导演工作，曾编剧、导演过话剧、秧歌剧30余部。1953年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导演工作。除拍摄了一部长纪录片《祖国的海疆》和导演了100多集电视剧外，共导演过27部 故事片，其中深受观众好评的有《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二泉映月》、《再生之地》、《死 亡集中营》等。他还参加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日千里》、《带兵的人》、《三个失踪的人》等十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工作。作为国务院特殊贡献奖 金的获得者，他的电影曾获过金鸡奖和百花奖，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奖项等，并多次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 但他因为在“文革”前导演《南海长城》，被打成“反革命”。 以下是严寄洲的“文革”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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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23日，“劳改”近三年的我们从山西高显总政五七干校被押回北京。还算“犯人”，只不过“恩准”在家，可以到大门口买东西、拉蜂窝煤，就是不能进城。造反派老说我不老实，其实我老实透了，天天夹着尾巴在家待着，做做饭，看看书。
那时，江青时不时就窜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来转一圈。一天晚上，中央军委正在三座门开会，江青来了，进门也不坐，演戏一般大叫：老帅们救救我，八一厂要破坏 我的《红灯记》，我求求你们支持我。当时叶帅主持会议，他冷静地叫江青坐下慢慢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同志说，今天太晚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 非要“突然袭击”。没办法，叶剑英、李德生又邀上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同志，江青在一大帮人的前呼后拥下，连夜“杀”到八一厂。不知道这位“旗手同志”哪一根神经兴奋了，又“关心”起了我，突然问那个“反革命”导演放回来了？为什么没“专”他的“政”？江青的话就是“圣旨”，造反派连夜把我从被窝里抓起来，梦还没醒我又成了囚犯。而这时还没有安排我的牢房，临时把我关到被称为“经济宿舍”的平房里，半个月后，转移到厂区的桃园。
偌大的“监狱”只关了我和厂长陈播两个人。但再一想，还有桃园里的108棵有情有意的桃树呢。不多不少，整整108位“梁山好汉”。在我的十年“监狱”生涯中，这是最后一段，尤其是经历了揪斗、关押、毒打、劳改等等非人的折磨，桃园真成了我的“桃花源”了，那是我“监狱”生涯中最开心最有情趣的一段。桃园很大，中间有许多空地，可以种菜，陈播上午劳动，我下午劳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还记得这么几句：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真是如此啊。只不过不是“忽逢”，而是天天面对面，神仙怕也过不上如此美丽的日子吧？
桃园里有特技车间的一间仓库，中间一堵墙，我和陈播各“住”半间，造反派让我们各自挖了厕所，不许我们说话，怕“串连”。我和陈播早在抗战时期在战斗剧社时就是老战友。在江青眼中，我们都是她点名的“重犯”，“罪大恶极”。我顶着一大堆“帽子”，什么“黑线人物”，“漏网右派”，“三名三高人物”，“毒草专家”等等，都快把我压趴下了。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从《南海长城》开始与江青的“深情厚意”。确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对我很“好”。人家都说，你跟江青同志一块工作真幸福，我也以为呢，实在不知从此却整惨了我。极平常的事在“文革”中都上了纲线，成了我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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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厉害的运动也比不过“文化大革命”，全国是“三家村”，我们八一厂是“四家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边来了几个“钦差大臣”，要把八一厂这潭“死水”抽干淘尽，把我们这些“王八”打捞出来，重建一个新的八一厂。八一厂顿时被“烧”开了锅，一晚上全厂大字报就糊满了。领导班子几乎都成了走资派，一大批艺术骨干成了当然的“黑线人物”，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张良等也没“逃掉”。开始我算“落伍”者，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是样板电影《南海长城》的导演，与江青通着“热线”。但不打倒我，与我关系密切的编导也不好打倒。于是造反派大造舆论，说我散布江青在上海怎么怎么。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可捅到了江青的痛处，她最怕别人知道她30年代的那些事情。江青马上火了，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口的造反派大会上发表万言讲话，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
八一厂第二天就批斗我，我实在是不服气，鼓起勇气大喊一声，我能不能讲话？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说，大家不许吭气，听他讲。我问，“王八蛋”是什么性质？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本来热哄哄的会场哗地“冷”下来，造反派头头只好说，严寄洲今天态度很坏，押下去。接着向江青汇报，说小报上说江青30年代的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严寄洲说的，江青信以为真。
我终于理解江青为什么老那么别扭，30 年代是她的一块“心病”，说穿了江青心虚，上海电影界摸她的老底，所以江青选中八一厂的《南海长城》作为样板田。拿她自己的话说，她攻来攻去攻不动，上影不可信，北影、长影也都有30年代的人物，看来只有依靠解放军了。江青选中我当《南海长城》的导演，过了一段，发现我是上海人，而且30年代正在上海，她的“心病”又犯了。突然的一天，江青叫我到去，过去江青谈话，都有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以及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亚丁和八一厂厂长陈播，连讨论“又臭又长”的分镜头剧本他们也都要从头到尾地“陪绑”。可这次很奇怪，就我一个人。江青笑笑：每次大家来，光听我说，今天想单独和你谈谈。她叫工作人员给我一杯茶，好像很随便，“哎呀，寄洲同志啊，我先问问你，自从我头一次见到你，我就总有个感觉，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吗？我好像见过你。”我十分肯定地说：“不，我不认识你。”江青问：“你在上海哪个文艺团体呀？”我说我不是搞文艺的，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当练习生。江青还不放心，又问：“你在上海是哪一年入党的？”我说我是1938年到延安后入的党。江青这才一块石头落地，谈了对《南海长城》的拍摄意见，请我吃了一顿饭，放我走了。
其实30年代我就从小报上知道江青，她在《狼山喋血记》里演女主角。那时在上海，江青顶多算四五流的演员，说她是三流演员还抬举她了。记得筹拍《郑成功》时，郭老的夫人于立群还说，这个戏有我的角色没有？于立群很漂亮，30年 代曾是明月歌舞团的演员，拍过电影《王老五》。当时她演女一号，江青演女二号。上海女演员太多，她也不漂亮，我对她印象不深。我一到延安，就听说了她的故 事。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多，可我从来没说过她的坏话。但江青并没有放过我，一两个月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见文艺口的造反派，说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态度很恶劣，她在病中，指示我一次，我反对一次，这个“反革命”分子整整折腾我剥削我三个月。这还不够，江青又补充了一句：“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当导演是胶片把他培养起来的。旧社会他在上海是个画广告的。”这一下坏了，红口白牙给我定了性，干柴浇汽油，造反派马上把我揪出来“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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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1964年，八一厂的故事片走到低谷，人员增加很多，却只拍了四部故事片。到1965年，厂里的主创人员已经人人自危。在江青调看的八一厂的68部 故事片中，分四类：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二是宣传路线错误，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了爱情；四是歌颂中间人物。八一厂拍的军事电 影几乎都被江青点名批判，尤其是我的《五更寒》宣扬叛徒哲学，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并列为特大毒草。包括厂长陈播，我们都是卖力气干活的。“文化大革命”前我执导了12部电影，除《脚印》《这决不是小事情》因情节简单“逃之夭夭”外，都被江青戴上了“大帽子”。《海鹰》是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小资”情调。《野火春风斗古城》美化了关团长。杨晓冬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像泼妇，银环是中间人物，屡犯错误。《英雄虎胆》美化女特务阿兰，还大量散布资产阶级的糜烂和色情生活，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赤峰号》渲染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否定了战争的正义性，宣扬了“和平主义”。《哥俩好》《带兵的人》宣扬中间人物……这一大堆“罪名”铺天盖地砸过来，我彻底蒙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江青操纵下，八一厂的生产全部停顿下来，摄影棚成了批斗大会的会场。录音棚有隔音设备，“鬼哭狼嚎”外面听不见，成了毒打审讯的刑场。因为三天两头挨打，我干脆剃了个光头，想抓头发，没有。那时群众乱打，打死就打死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监狱，死了是烈士。而被造反派打死，算什么？所以我要保护自己，不能白白被他们打死，先认罪，将来再翻嘛。
造反派多次召集上千人大会批斗，给我们这些“黑帮”挂上“反革命”的牌子，一部片子斗一次。造反派先研究这个电影反动在哪里，在大会上念发言稿，然后把反革命导演某某某押上来。“上纲上线”交代拍这个电影的反革命企图，最后看电影，每次批斗会都这样。谁拍的电影少，谁就少“亮相”，而我“毒草”最多，所以“上台”就多。腰拼命弯着，两只骼膊被揪着朝天。年纪大了，“喷气式”时间一长就吃不消了，腰一夜都缓不过来劲。想解释，你算是秀才遇见兵，怎么说你都没有理，一部片子检讨多次仍然过不了关。不光你受不了，陪斗的导演也受不了。 同样挨斗的纪录片导演张加毅悄悄给我出主意：老严，弄不好要被弄残废了，硬顶不行，你上纲上得比他们还高，他们就批不下去了。我一听不错，可是你不知道哪天批你哪部片子，这我就留了心眼。
“黑帮”排队从后面转过来。我往放映机那里扫了一眼，一摞片子是《英雄虎胆》。哦，今天批我。乘他们不注意，我一人跑到台边上蹲着。把“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押……咦？ 找不到人了。我赶快站起来，我在这儿。全场都乐了。造反派恼羞成怒，今天非挖出你的黑良心来，你为什么拍这部片子？为什么拍？我早想好了：蒋介石在福建有 九股特务登陆，我欢迎蒋介石，拍片子给他造舆论，就是要配合他反攻大陆，意思是你们快来吧。哪有这么厉害？底下群众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捂着嘴想笑又不敢 笑。造反派头头一时没转过弯来，卡了壳，“蛐蛐蛐”一商量，今天严寄洲的态度很坏，滚回去。空喊了几句口号，就把我赶下了台。嘿，这法子真灵，本来造反派想万炮齐轰，没“轰”成，连“喷气式”也忘了让我坐。这个斗争策略很有意思，成了政治笑话。以后不断有人跟我开玩笑：你立了那么大的功，蒋介石怎么没给你发勋章？
我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批判《哥俩好》呢，可是奇怪，始终不批。以后才知道，造反派说，这片子怎么批？喜剧，大家看了哈哈大笑，气氛全不对了嘛。不过，因 为与我毫不相关的电影《舞台姐妹》，我却挨了一次批斗。导演谢晋拍完《红色娘子军》，风头正健，又准备拍《舞台姐妹》，把本子拿给我看。是越剧，太有意思 了。谢晋当着好多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本子太好了，全国所有的剧本让我挑，我绝对挑这个。《舞台姐妹》成了大“毒草”，我也沾了光。谢晋还奇怪，《舞台姐妹》不是我的吗？为什么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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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被关在“经济宿舍”的平房时，每日三餐有两个战士押着我们到食堂打饭。路上碰到人我就乱打招呼，发现别人很害怕，后来才知道造反派说我藏着匕首要杀人，看押我的新战士也非常紧张，不知道这个“反革命”到底要干什么。我故意“捣乱”。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洗印车间的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女同志，她母亲是苏联人。我故意小声跟她说话，押我的战士忙追问，我说是苏修。马上汇报上去，弄得造反派紧张了好一阵子。抄我家抄走一些钱，我的一只派克笔和手表也被顺手牵了“羊”。我对造反派说，你们革命派里有贼。造反派说，干嘛乱说？你们里面至少有一个贼。我们可以查。可上哪儿查去？丢了只能是丢了。
到外面劳动，我捡了个炮弹壳当“烟灰缸”。允许买一两毛钱的香烟，我抽烟时就把烟灰在“烟灰缸”里搓成灰面，造反派以为“毒药”，还拿去化验。
关在里面，实在无聊，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当导演了，所以根本不想什么艺术，决定先编一个月的菜谱。编了三天，第四天就忘了。我又想，我过去爱好设计，儿子严可该娶媳妇了，我给他设计一套老北京简便的民房，可以“磨”掉好几天。捡一点破纸，用铅笔画了好多图。突然被造反派发现，左看右看，看不懂，如临大敌，连夜审问我。要我交代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定有名堂。我说这是房子的设计图，这是门，这是窗户。问了整整一夜，才懔耸隆?我还制作过工艺品，捡来碎白瓷砖，用半截窄钢锯，锯平，贴上从报纸上剪下的毛主席像。贴了一大堆，分给难友。有一天我在走廊上发现彩色粉笔，真成了宝贝。乘看守不注意，赶快“偷”几根，在水泥墙上画宣传画，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怕造反派找茬，就写上一句《语录》，并给《语录》加个花边。果然看守问，粉笔哪来的？我说房子里本来就有。看守不再说什么，走了。
牢房里只有一张白天不准使用的硬板床，后来有一块空心砖，可以坐在空心砖上读《毛选》。赶上“坏班”，只有老老实实坐在空心砖上，累得实在不行。赶上“好班”，允许上床躺躺，也允许靠墙，翘一翘二郎腿，当一回神仙。有一次全厂吃饺子，造反派开恩，让“黑帮”也 吃。好长时间不吃饺子了，我买了好多。一顿吃不了，留一半晚上再吃。给了一头蒜，舍不得吃掉，我把空墨水瓶里放上水，让它长绿绿的蒜苗。旁边关着的老导演 冯毅夫也养了蒜苗，看守又疑了心，是什么暗号？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想吃，放菜里，多香啊。看样子造反派比我们还紧张，草木皆兵。
我不断捣乱，也实在是缘于太苦恼、太无聊，捣乱也是一种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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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次被关进“监狱”是在“黑楼”。那是1967年9月20日，家里来了几个人，说要核对材料，把我骗进了“黑楼”。因为关过“黑帮”，所以叫“黑楼”。其实这是八一厂西北角的一座浅灰色小楼，还没有完全盖好，准备作为专拍保密片用的第四制片室，倒先叫我们“享受”上了。20多个“黑帮”一人一间，晚饭后立即熄灯。和真正的监狱一样，门把手全部卸掉，窗子用铁丝拧死。门上的玻璃窗外面挡块报纸，随时可以监视里面，而里面看不到外面。 造反派计划一个星期打几个，每天打一个人。几个打手吃饱喝足，商量今晚揍谁。每天“黑帮”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今天轮到谁。不管有事没事都打，拉到一间屋里，接着就传出“鬼哭狼嚎”。那真是想象不到的残酷，鞭子抽，木棒打，大头针扎，禁闭，毒烟熏，聚光灯烤，有的眼睛被打坏，有的被打成骨折，有的内脏受伤……有 一天中午，要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到走廊打饭，很奇怪，原来是要打我们。陈播，什么成分？地主，啪啪给两个耳光。冯毅夫，什么成分？工人败类，还是两个耳光。 严寄洲，什么成分？小职员，流氓无产阶级。张加毅，什么成分？贫下中农忘本。反正不管你什么出身，不多不少，每人一律两个耳光。我的群众关系还比较好，造 反派大部分是工人，我没得罪他们，他们也恨不起来我，打我还算比较少。只有一次，我狠挨了一顿揍。
“犯人”嘛，还能吃什么好的，“忆苦思甜”，每个“犯人”发 两三个糠窝窝、发霉的馒头或黄窝窝头，菜全是摘出来的烂菜叶、烂菜帮子、茄子把、芹菜根子，放点盐，油也没有。偶尔给点韭菜花，就像得了宝贝，省着吃好几 天。好处是大便通畅，几秒钟就解决问题。有一次说是改善生活，可以多要一份菜，实际上是烂葱叶子。给你一大碗，这怎么吃？副厂长胡介民实在难以下咽，啪啪 一敲门，倒厕所。看守进来了，“刚才倒的什么？”“烂菜。”“什么烂菜？捞起来吃。”不吃，就是一顿打。我比较小心，把烂葱叶子挤干了水，悄悄包在破手绢里，乘看守不注意，神鬼不知扔进厕所里。
窗外时常有小麻雀光顾，在“监狱”里对自由的生命真是羡慕极了。每顿饭是两个糠窝头，没法吃，我们常喂麻雀。因为有吃的，麻雀越来越多。冬天的上午9点以后麻雀就都飞走了，还剩着黄拉拉的一片，叫眼尖的“大巴掌”看守发现了。谁干的？“反革命”分子张加毅，你又犯什么罪。张加毅辩解，窗户连缝也没有，我能扔出去吗？张加毅是老“运动员”，相当有斗争经验。“大巴掌”一看，窗子确实开不了。其实使劲拧，可以弄开一条细缝，把弄成渣的糠窝头弹到对面的房顶。晚上10时多，“大巴掌”踢开门，后面跟着十几个人，我也没搞清是谁。“‘反革命’分子严寄洲，罪大恶极。”“我没罪。”“你看这是什么？”“大巴掌”拧着我的耳朵，“你细看。”“不知道是什么？”“这是窝窝头。”“谁扔的？”“我没扔。”“明天不给你吃饭。”“大巴掌”左右开弓，连打了我几个耳光，其他打手一涌而上，轮着打了我60多 个耳光，有一个打手在旁边数着。我被打急了，说我就是有罪，也不能这么动刑？你犯罪，又打了我两个耳光。你们去尝那窝头能吃吗？又是两个耳光，开始打还感 觉到痛，打到后面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最后打手们扔下两张白纸和一瓶墨汁，让我写检讨。也没桌子，把铺盖卷起来，在床铺上写。‘反革命’黑良心，我拼命上纲，要不过不了关。这一次把我打惨了，嘴肿起老高，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得活着，我把窝头泡在水里吃，要不饿也饿死了。我写道：“我要糟蹋国家粮食，我有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饿死，让国家垮台。”造反派一看哗然，再不好批判什么。以后好多人说我斗争策略厉害。
有一次提审，让我交代罪行，造反派的声音比较柔和：“今天文斗，给你一把椅子。”我还以为变好了，美滋滋刚坐下，让我把手举起来，人家把椅子抽走，让你坐“空气板凳”。我已年过50，又有低血糖，一分钟以后，汗就全湿透了，这时我嗓子里好像有东西塞着，马上就要晕了，幸好一口痰吐出来。女造反派叫我把痰舔掉。我坚持不干。“文化大革命”后见到这位女造反派，她很不好意思。坐“空气板凳”，骑马蹲裆，骼膊向左右两侧平举着，一落下就猛打，底下是大头针迎接，两边还有人拿着棍子敲小腿肚子。一打我就摔倒，连摔三次。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在“黑楼”里，我们这些“犯人”们三天两头挨揍，打人的人疯了，被打的人也疯了。八一厂不少自杀的，导演、副导演、编剧都有死的，导演过《战上海》的故事片室导演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我不死，我不愿死，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翻过来。但天天挨斗，有时情况就会起变化，三遍谎言就变成“真理”。这件事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想不起来，没准就是我说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是神经出了毛病，我老觉得自己怎么成了国民党了？不可理解，老是看见国民党帽子，怎么看怎么就是。墙上贴着领袖的照片，我看林彪的模样很像卓别林，越看越像。晚上房门外面也有“耳朵”，我很怕梦里不留神说出来，叫“耳朵”听到，就全完了。每天我想遗忘，拼命想遗忘，就是忘不掉，急得我直想撞墙。最可笑的是老挨斗，斗到后期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反革命”，“敬爱”的江青同志说话，你怎么老是反对？你怎么能不同意？恐怕就是“反革命”。真是！不是拿枪的敌人，也是拿笔的敌人，你受的全是封建教育，恐怕是有大问题。以后我听说别人也有这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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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被卷进“八一六”杀人夺权黑会里去了。说厂长陈播和导演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在1967年8月16日晚上开会阴谋杀人夺权。 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厂里一个张姓木工，父亲是还乡团的，被人民政府镇压，两个哥哥也被枪毙。他害怕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揪出来，想立功，说他爬上一棵小杨树看见的。造反派如获至宝，加紧逼供信，想尽快挖出反革命集团。
据李德生回忆，1973年9月，经总政工作组调查清楚，“文化大革命”初期， 把 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的阴谋杀人夺权黑会是没有的。工作组找到惟一证人所提供的那棵树，发现树不粗，树干很滑，晚上很难爬上去。即使爬上去，从那个角 度也看不到那间房子内的情景，阴谋杀人夺权的黑会是不能成立的。再就是定一些人的反革命罪名，除江青讲话外，拿不出任何别的证明材料。总政工作组找到江青1967年 的讲话纪录，发现其中除了政治帽子，没有谈一件事实，只是按照江青的逻辑推出来的，显然不能作定案的根据。总政工作组同许多人个别交谈，又看了一些涉及许 多编导演人员罪名的影片，更加证实那些专案材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总政主任李德生几次听汇报，心中有了数，顶顶再看。造反派看总政没动静，就把“八一六”黑会匿名上报周总理。周总理也不相信，这么大的事，怎么匿名？打了回来。造反派不甘心，又上报江青，江青批了。
于是造反派就动了手，突击打陈播，第二个打冯毅夫，再打我们几个。因为人太多，如果胡编，可能有更多的人挨打，必须统一口径。可是“犯人”之间不能说话，没法“串供”。要“串供”，必须建立可靠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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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加毅“住”中间，我在一边，冯毅夫在另一边。墙不太隔音，我们常常敲墙，张加毅“噔噔”，我也“噔噔”，连上了。但光能表示安慰，没内容。有时敲一上午墙，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又“串连”，通过厕所传递小纸条，张加毅把音乐的七个音编成拼音字母，用大头针在纸上扎出来，用烟灰一抹，就能显出字。他扔到厕所，我们捡来看，因为发音不对，好多字拼不出来，还不行。
张加毅整天琢磨怎么把上饶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对付敌人的那一套经验全用上，勇气和智慧就这样全跑出来了。因为楼上的厕所没修好，上厕所要押到外 面，反正也没事，谁上厕所大家都要看。张加毅敲门上厕所，看见我扒着窗户，乘造反派不注意，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举了一下，扔进草丛。我们互相做了个表 情，马上我也敲门，要上厕所。我装作弯腰系鞋带，飞快地从草里捡起那个小纸包放进兜里。回来一看，一张破烟纸，包一块指甲大的铁片，纸上什么也没写。这是 什么意思？搞不懂，脑袋都猜疼了，也没猜出来这是什么鬼花样。张加毅肯定明白我不懂，他从上往下敲墙，这回敲墙与往常不一样，从上往下，很有节奏。敲了三 四遍后，我注意到墙上的电插座。墙里电线没通，但墙两边的木头盒应该是通的。张加毅又敲，还是从上往下走。我忽然明白小铁片的用处了，他是让我把小铁片当 螺丝刀，把木头盒上的螺丝拧开。这可非同小可，看守看见会狠狠揍我。我打了盆水，装作洗衣服，用背挡着门上的窗户眼儿，飞快地用小铁片把电插座的四个螺丝 钉拧开，因为有隔板，看不见墙那边，但装着一束电线的铜管中有一个很小的“眼”。突然这个很小的“眼”里捅出来一根管子，吓了我一大跳。再细一看，管子里捅出一个小纸卷，我赶快塞进兜里。纸卷上写着：这个通道非常重要，不是重要的事不能用。太好了，我们终于取得了联系，张加毅也与冯毅夫建立了通道。除了陈播被单独关押，我们这几个都串通一气了。
据张加毅回忆，当时他觉得光敲墙不行，要有内容。他盯上了墙上的电插座，故意问造反派：“插座有电吗？”“有电。”“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样。”他 想，这个楼还没完全盖好，不可能有电。可是电插座有四个螺丝钉，赤手空拳卸不了，怎么办？应该想办法弄一个小改锥。张加毅经常被提审，他注意到楼道转弯处 放着个木头箱子，铁皮露出一块。他就过来过去掰一下，掰了好多次，终于拧下一块铁片。再怎么弄成小改锥呢？只有靠自己的“铁嘴钢牙”了，他翻来覆去咬，咬成三块“改锥”。拧开电插座上的螺丝钉，牺牲一根筷子，削尖，把一束电线钻个眼。通信联络时，事先敲墙。动作很快，取了纸条后马上封好。
有一次，张加毅被毒打回来，给了我一张小纸条，“看来狗日的非把我整死不可，老严，万一我被整死，望你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我看了，眼泪落了下来，谁知道我的这条命能不能保住？经过一段时间“串连”，我们都认识到，这样被白白打死不值得。还是交代“罪行”吧，留得“青山”在。 冯毅夫是老同志，他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已经这样，就交代吧。根据诱供，张加毅负责编了一套材料。给了我很多的纸条，其中一张写着：现在经我与老冯研 究，开始几次不交代，然后就交代。打得受不了，要一点一点承认，不能一下全认，必须挨三次打。你老家伙身体不如我，赶快交代。
我努力背熟自己的“罪名”，为背这段，真把我累得够呛。过去编剧本，都是生活，材料流水一样往外涌。可现在脑子“锈”掉了，转不动，本来就是没有的事，瞎编，还要编得没漏洞，真难。好不容易编“圆”了，又背不下来。不是真事，背了就忘。费了好大的劲，最后总算结结巴巴背下来，这才把小纸条烧掉了。虽说漏洞百出，很难上纲，但造反派在这个影子的基础上开始“更上一层楼”，编得很有性格，谁说什么话，都很像他本人。如造反派编某摄影师抽烟袋，一边说，一个小烟袋还挂在烟斗上转，编得像极了。谁谁谁负责拉电闸，谁谁谁领着去民航附近的电子管厂，叫人来支援。造反派把口供凑到一起，发现我在中间是个重要人物。连夜提审我，“八一六”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八一六”， 你们说有就有，我不知道我干什么。造反派说，我们知道你的分工，你是负责刷大标语的。我哭笑不得，确实我的大字写得好，过去在战争年代常常由我负责刷标 语。我说你们说是就是。又逼问，黑会怎么开的？怎么回家的？我用不着发挥我的想象力，回家嘛，顺着宿舍墙根拐过去，钻黑胡同。造反派很满意，今天你态度可 以，与我们掌握的一致。其实我完全是胡编一气。
按照“王法”，“犯人”之间不能见面，上厕所要敲门，等回去后才能第二人去。有一天，我去厕所，意外碰上了蒋先德。这样我们四个人联系上了，统一了口供。只是陈播等人联系不上，他们只好多吃苦头，还埋怨我们骨头“软”。
自己给自己安了个杀人的罪名真的很难受，胆战心惊，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交代以后，安静了好多天，大字报公布出来。由此也带来一个严重的副作用，本来群众都很同情我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这一交代，坏了，好多中间派倒向造反派，原来这帮老家伙还真有“杀人夺权”这档子事啊。
8
别看在“监狱”里，我们天天忙极了，小纸条就这样畅通无阻地传递着。要不是被造反派发现，成了我们的罪证，这些小纸条也不一定保存下来。什么纸都有，有的是烟盒的印花，有的是报纸边，管它什么样的纸，卷成卷，都用来传递“情报”。为了多写一些字，钢笔尖反着用，这样笔划细。小纸条一个两指宽，密密麻麻好几百个字，字特别小，跟刚出生的小蚂蚁似的。内容有骂街，有串供，还有鼓励，什么都有，这也是斗争中的一种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吧。
那时一天要通两三次信，按照这个统一的口径，大家交代的基本一致。太一致也不对头，造反派也不傻，怎么交代都一模一样？口径这么一致？是不是他们通过气？看守这么严，他们怎么通气？造反派就提着工具突然闯到牢房搜查，也到厕所查，因为只有厕所是“公共场所”。所有的地方都搜查过了，“犯人”们怎么联系的，还是搞不懂。造反派到张加毅的牢房里，到处看。有一个人盯了电插座一眼，什么也没说，走了。张加毅特别敏感，马上通知我们，注意拧好螺丝，用布把手指印擦掉，抹上灰。果然下午造反派来拆电插座，好在没发现。不是我们暴露了，而是造反派神经过敏。
电插座联络秘密是秘密，只是太费事，还老怕暴露。张加毅说，冯毅夫“官僚”了一辈子，太胖，他的电插座在床底下，每次取完条都累得够呛，坚决不干了。反正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大家又瞎琢磨，还有没有更好的更方便的传递纸条的办法？过一阵，楼里厕所修好，可以用了。厕所自然成了交换“情报”的 地方，我发现蒋先德在厕所放脸盆的铁架下夹了个纸条。我给蒋先德写条：不能用这个办法。一两次行，时间长可能掉下来，叫造反派发现就糟了。后来干脆把纸条 扔进厕所的纸篓里，外面抹上大便，要不容易被发现。可是大便又臭又不卫生，别看我们是犯人，人的尊严还是有的。张加毅很“鬼”，他把烟丝和水混合成黄水，用浆糊拌上，黏糊糊抹在纸上，与大便一样，又卫生，又安全。想起来，我们“犯人”的生活也很有意思。
可是别以为只有我们聪明，造反派中的聪明人有的是。也亏他们想得出来，翻出擦屁股纸，一张一张看，而此时我们又“发明”了更好的办法。厕所蹲坑前面有个帽子样的罩子，把纸条贴在里面，鬼都不知道。因为要让我们写交代材料，每间牢房里都有纸。写好纸条，折成小块，夹个大米粒，上厕所时贴在“蹲坑帽”的内面。收到条后就敲墙，哒哒哒，收到，或者“滋拉”拽一下铁壶，这就大大方便了。因为好几个人，条子经常拿错，还得再贴回去，这就增加了被发现的概率。张加毅继续“发明”，每个人都排好位置，上下左右和中间，冯毅夫在中间，下边是我。给谁的条就贴在谁的位置上，这样就不会互相拿错了。排位置没排蒋先德，他好奇，有一天把“厕所帽”上的纸条全抓走了。追半天，他又贴回来，因为他不知道位置，贴得乱七八糟，把给张三的贴到李四的位置上，给李四的贴到王五的位置上，全乱了套。
传递的纸条最终还是被造反派发现了。
9
蒋先德写条子说他要“飞”，就是他要“越狱”。 蒋先德是张加毅的摄影师，他曾把自己绑在飞机门外，也曾绑到舰艇的旗杆上拍摄，外号蒋大胆。张加毅把蒋先德要越狱的事当好消息告诉冯毅夫，冯毅夫认为不可 以，走到哪里都一样，现在天下都这样。张加毅同意蒋先德越狱，以便出去好宣传，并给了他几十张纸条，让他带出去，装进塑料袋，再放到罐里，埋地底下。给我 的纸条我看后全烧掉了，灰弄碎，放烟灰缸里，而张加毅认为这是证据，也是个不可多得的纪念物，把纸条全留着，舍不得烧。蒋先德把皮衣领子弄个口，把纸条藏 进去。他选定从八一厂的西门附近“越狱”，墙外是砖砌的垃圾箱。蒋先德跳墙后沿着小河跑，跑了半天，过不了河，只得返回来，从小桥走。上了桥，当时天正下着小雨，他还比较粗中有细，怕留下脚印，倒着走了200多步。造反派出来搜查，发现脚印是进来的，就没再往外搜，让他成功逃掉了。
蒋先德到一起打猎的猎友那里躲了一个多月，以为风声已过，找人到王府井贴大字报。没想到造反派通过公安部门发出全国通缉令，我们从窗口看见蒋先德被抓回来 了。用粗铁丝拧住他的脖子，拴在汽车前座底下，蒋先德只能蹶着屁股跪着。等三四个小时回来，满脸青紫，人已经变了样。把他关在录音棚里，打了整整三天，几 次昏死过去。一步一步，几乎是拖回来的。好长时间我们不知道蒋先德关在什么地方，后来张加毅上厕所，下楼梯时看了一眼放扫把杂物的一米多高的小楼梯间，门 是贴的报纸在轻轻地动，他掀开一看，蒋先德瘫在地上。没法“串连”，他已经被打得尿血，气息奄奄了。
张加毅原以为蒋先德跑掉了，很高兴，在牢房里唱语录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看守说：“你高兴什么？”“没高兴什么？”“你们有什么串连？这是谁的字？”坏啦，蒋先德往衣领里藏纸条时，毛毛躁躁丢了一张在草地上，被造反派捡到了。马上追查，张加毅承认是他写的。“你放在哪？”“我扔厕所。”“给谁看？”“谁都可以看。”造 反派知道不可能只有这一张纸条，把张加毅的褥子被子全撕开，没有。确实，张加毅还有很多纸条，藏到哪里了呢？牢房里只有一张床，又经常要转换地方，只有扫 帚簸箕能跟着走。他就把纸条全塞在扫帚里。没想到造反派找不到纸条，特别生气，要打张加毅。屋里再没有别的东西，造反派当然不想用手打，就顺手抄起扫帚， 狠狠一抡，好家伙，“天女散花”，所有的纸条全飞了出来。
用于串连的小纸条，就是这样被打出来的。造反派把小纸条上的字一一放大，抄在纸上，作为反革命“串连”条还展览过。“文化大革命”后这些作为“反革命”罪证的小纸条退给了张加毅，他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当成宝贝。
10
我记得我们是在1966年挺热的时候被揪出来的，每天不是挨斗，就是写交代。到了9月30日，不能让“黑帮”在北京过国庆节， 我们就被武装押送到甘肃天水的步兵学校。这是被关到“黑楼”以前的事情，一路上有人持枪“警卫”，子弹顶上膛，有逃跑者马上开枪。我们坐的火车是硬座，我解放后就没坐过硬座，这回可“享受”上了。
天水步兵学校是部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开始还安静，没闹起来。后来造反派到天水串连，把我们拉出来示众。我们这帮人中有不少人物，著名画家黄胄，著名作家王愿坚，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陈其通，宣传部部长姜思毅，以及好几个少将，他们算大的“牛鬼蛇神”，跪在第一排。我还以为自己没事呢，没想到有人喊，还有严寄洲，于是我也被迫跪下。每人挂一块大牌子，自己写上自己的“罪行”。 造反派命令黄胄画驴，也没笔，让他用破扫帚沾着黑灰在水泥地上画。画毛驴是黄胄的拿手好戏，但他画得像狗。我看了一眼直想乐，又不敢。虽然我汗淋淋的，后 面被吊着骼膊，我还是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细细的话：你画的那是驴吗？那是狗。黄胄望了我一眼，嘴一咧，想笑，那笑的样子比哭还难看。“文化大革命”后我对黄胄说，你画了一辈子驴，就那个最值钱了，可惜当时没拍下照片。
为什么把黄胄作为重点？因为就在批斗的前两天，黄胄上了《人民日报》的“黑名单”，升了级，所以造反派光斗黄胄了。以后到干校，黄胄分在炊事班，每天用驴车拉泔水。我挑东西经常碰到他，就开玩笑说，“你今后画的驴更像驴了。”黄胄低声说，“画什么驴？画驴屁股，天天光看见驴屁股了。”接着补了一句，“我这辈子再不画驴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他还是照样画驴。
押到天水后，准备把我们集中起来送到新疆大沙漠终身劳改。那时流行“四类分子”，我们算“四类干部”、“反革命”，敌我矛盾。人到这一步，只能听天由命，也豁出去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把我们送到新疆，大概是八一厂还想把我们当“活靶子”吧？1967年1月，又把我们这群“黑帮”从天水步兵学校押回北京，还是硬座。回北京后，被关进“黑楼”，到1969年4月15日放出来，关了一年零七个月。放出来第二天又接着办学习班，交代问题。学习班的成员都是“黑帮”。因为北京战备疏散，10月24日学习班结束。第二天，10月25日，把我们押送到山西高显的总政五七干校“劳改”。
11
我这一生坎坷，似乎没有一次政治运动能逃掉。大而化之，我总结一条，枪打出头鸟。战争年代我在战斗剧社，就是埋头干工作，出作品多，老立功受奖。到八一厂，有的人三五年搞不出一部片子，我几乎是一年一部。概念化不干，就是要出新，这一出新有时就容易踩响“地雷”。 加上“出风头”多，过去就老有人弄我的名堂，从延安整风起我就是老“运动员”，每次都跑不掉，常常有事没事都能找出我的“事”来。现在年纪大了，我都想不起来我是怎么跌跌撞撞过来的了。但我又是“不倒翁”，我有技术，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坏人，不是特务。真理只有一个，我相信党。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康生管“抢救”，我被“抢救”进去了。那时的逻辑是凡是上海来的人都是特务，我是上海来的，又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所以我肯定是特务。有一个老红军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我表示我的思想很不纯洁，要好好参加整风。“你的问题不是这个，是政治问题。”我差点晕过去。我满怀革命热情来到延安，居然成了混进来的特务？那时对我还讲政策，倒不打骂，天天让我在班里的窑洞炕上，讲自己的历史。我自己一段一段讲，越讲漏洞越多。弄到后来我自己都怀疑，我真成了特务了吗？ 我们班里有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他也是大后方来的，开始很同情我。斗我五六天后，他对我说，过去我认为你没问题，现在听你讲，你还真有问题。后来我真吃不住了。锄奸部长带两个人到窑洞，夹个大包，严肃极了，说：“我给你讲，你现在交代，还可以保留党籍、军籍，不交代，材料一公布，枪毙。”我说：“不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吗？”“对你不一样。”我心一横，“要枪毙就枪毙，拿出材料来看。”人家说，“材料我们掌握了，你不坦白，就枪毙。”我也火了，“枪毙就枪毙，枪毙前你得把棺材钱给我。”“干什么？死到临头还要棺材钱？”我说我要买好吃的，保养保养，然后你们随便把我扔到黄河里算了。后来批判我延安整风还向党要棺材钱。
锄奸部长看我“刀枪不入”， 说我们先要抢救你，你这一个班全是贫雇农，听不懂你说的那些，给你换个班，全是大后方来的。这回斗得凶了，开始我斗人家，现在成了人家斗我。老严，大米好 吃小米好吃？我说当然大米好吃。那延安吃小米，你为什么不在上海，到延安来？我回答不出来。我就是回答出来，他们还有更多的理由反驳你。不仅从政治上污辱 你，还从精神上摧垮你。诈骗哄灌逼，以及变相刑罚，加上扭撅摇推，全都是诱你上圈套。外面下大雪，别人都睡了，通宵在雪地里找我谈话。人家轮换着，而我一 直站在雪地里，困得我来回乱晃。或者更绝，把我蒙住几床被子坐上几个人压。还有用钳子揭疮盖，一片恐怖，不断有人自杀，跳黄河。你跳黄河自杀，死了也是特 务。
我在这种逼供信下，再“顽固”也不得不交代，我被迫承认参加了《中国道德学社》，其实什么是“道德学社”我根本搞不懂。我的交代不能牵连上别人，想半天，我是日本特务吧？没别的特务。谁派来的？我是我父亲派来的，叫我了解延安的情况，这才结束了没完没了的“煎熬”。事后不久，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又找锄奸科长声明以前是编造的。
只要交代了，就放在另一个队，叫抢救队。队里的人都是“抢救”出来的特务、汉奸、叛徒、国民党托派等。这里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两顿羊肉，优待俘虏嘛，比没坦白交代舒服多了。我说父亲派来的很绝，不牵扯任何人。有人被逼得瞎交代，扯出好多人，这好多人再扯出好多人，都冤成了“政治犯”。 在抢救队里，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特务，不能离开村子，班与班不能讲话，怕串供。另一个班有个剧作家，叫石丁，以后当过戏剧学院的党委书记，写过很多剧本。 他被逼得没办法，要交代横的关系，可是找不到人。有一次在卫生所看病，他悄悄对我说，你当我的上级吧。他怕交代我是上级，我不承认，先通通气。现在看是闹 剧，那时可认真了，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坚决不承认，你不能把我当成你上级。因为我太坚决，他就没敢讲。我要答应了，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打成特务了吗？那时说 话，两个人敢说，三个人就不敢。日记是不写，写日记让人抓住不得了。不写日记，有点牢骚人家也照样可以斗争你。那个时候特务满天飞。军区集中了一千多名干 部的“坦白运动”，锄奸部长宣布，现在特务社会化，从上海到北京，随便抓几个人就有特务。连童子军也成了特务组织，八路军三个师就有一个师是特务。后来毛主席发现整风扩大化，很快纠正。抢救失足者，康生署名；甄别工作由毛主席署名。几个月后组织上找我谈话，给我作了结论，没事了。
战斗剧社重新集合演出。刚放出来的我很高兴，写了一个配合抢救运动的戏《失足恨》。戏中有个上海青年，被特务派到延安。上海派到延安的特务头子叫李先生，晋绥锄奸部长也姓李，演出后，锄奸部长问，为什么特务和我一个姓？我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你这人真是，刚摘掉“特务帽子”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怎么能让特务姓锄奸部长的姓？特务不能姓李，姓水吧，水先生。“文化大革命”后我看到“百家姓”，还真有水姓，幸亏没个姓水的当大官，要不我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948年部队“三查三整”运动中，查出我不是无产阶级，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于是我被划为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但为什么要开除党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查到我家五代以上曾给皇上教过书；查到我在练习写作时写了一些“小资”情调的风花雪月；还查到我历史上犯过几次错误。1949年“纠偏”，重新给我结论，恢复了党籍。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我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八一厂搞专案的一个同志，过去与我在一块儿，他对我说，根据长期考验，你没有政治问题，这个条子还给你。我一看，妈呀，一张白条，上面写着“在整风时，严寄洲曾交代是特务，后做结论纠正，但他这段历史没有证明。”这是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一句话，也不知道是哪位先生写的，一直塞在我的档案里，几十年“忠实”地跟着我。当时延安整风已经给我做了“不是特务”的结论，档案里却一个字也没有。我这才明白，原来我的好多事情都与这个白条有关。难怪次次运动逃不掉，老有个阴影像老鹰一样在你头上转，老鹰不抓到你这只小鸡，不算完。
12
按照我的性格，本来是逃不掉右派的。那时，我们算老的，年轻人看不惯我们这些穿着呢子服的“三八式”，正赶上“提意见”，我们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没想到，风向陡转，“提意见”者纷纷落马，成了反党的右派。而我们却“侥幸”逃过一劫。
但是，还是逃得了“初一”，逃不掉“十五”。
在旅顺口拍完《赤峰号》的外景，我返回厂里，正赶上1959年传达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反党的文件。厂里向党内干部传达后，马上讨论，在党的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要表态。虽然我过去挨整频频，仍没有接受“教训”。 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向党坦白交心嘛，对党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我说，我还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要是不听这个传达，先看彭 老总的意见书，有许多地方我是会同意的。过去我对彭老总印象很好，感到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在西北能打仗，生活艰苦朴素，他的军裤上打着两块补丁，他 骑的马还挂着一只破脸盆。于是，厄运又来了，单位分配了3%至5％的“右倾”名额，很快打印成文糊在墙上，我和纪录片导演张加毅、《地雷战》的编剧之一柳琪辉“荣幸”被选中。我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导演职务。导演本来不是行政职务，是业务分工，无所谓撤销不撤销，那也撤销。下放到青海唐古拉山平叛部队当兵。我懵了，给我多重的处分我都能承受，剥夺我拍片的权利，这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当然我没想到我因祸得福，回来后由于连队生活的“爆发”，我拍出了《哥俩好》《带兵的人》这样深受战士欢迎的影片。
1962年，从青海当兵回来后，把我们弄到广安门里学习。甄别后，给我们平了反，我被开除党籍和军籍以及导演职务都得到了恢复。只要把导演工作还给我，我就高兴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事隔几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一段“光荣历史”重新被定为反党罪行，并被标上骇人听闻的“拥护彭黄反党纲领”的大帽子，老账新账算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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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桃园的“监狱”里，每天的劳动是最有乐趣的事情。
春天来了，108棵桃树似乎忘记了被监禁的命运，仍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争先恐后地含苞怒放，好似一大团一大团粉红色的云朵飘在桃园里。这时我就忙开了，我爱吃桃，这108颗桃树就由我负责。首先要给每一棵桃树刮虫苞，不刮，虫子会钻到桃花里，桃子就成了虫桃子。开花期的桃树要大量灌水，这挑水是个重体力活，我已经快60岁了，以前又没有干过农活，那么多桃树，一担一担地挑水实在吃不消。我就开始琢磨，让水自己流到树坑里去。我先挖树坑，再用小渠把所有的树坑连起来，一开水龙头，全浇上了。想法不错，干成以后也就享了福，可实际挖坑挖渠，耗费了我个把月的时间。好在时间在“监狱”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我也不希望那么快完工，每天老有干不完的活，时间就好像过得飞快。
桃园里有很大一片空地，一上午我忙得很。除了伺候桃树，我还种了心里美萝卜、西红柿和好多老玉米、向日葵、葫芦什么的，反正我爱吃什么就种什么。嫩葫芦 一掐就出水，西红柿又大又圆，人见人爱，菜也老有人要。慢慢地，我也很有经验了。要吃心里美萝卜，今天灌水，明天拔了准脆，还不辣，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 向日葵炒成五香瓜子，我不说，但心里是有杆秤的，造反派给生的瘪的，还要说他们吃我的五香瓜子，划不清界限。捎信要我种的老玉米，跟我关系好的，同情我们 的，就给他好的，嫩的。和造反派一个鼻孔出气的，就给老玉米，让他咬不动。
这108棵桃树是我的一大群小朋友，每天见到他们，我都很高兴， 他们也尽力满足我，允许我随便吃。这么多的鲜桃我和陈播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经常有人偷偷来要。我掌握着“原则”，好吃的桃给好人，不好吃的桃给“坏人”。每棵树上的桃子我都咬过一口，大概是品种和水土的关系吧，有八棵桃树结的桃好吃，有两棵最好吃。从外表上看，桃都一样，
这个秘密别人不知道。最好吃的两棵桃树由我和陈播包圆，谁也不给。我老在想，为什么只有这两棵树结的桃好吃呢？大概是老天爷在关照我们，看我们在受苦受难，从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移过来两棵仙桃树吧？
每天有两三个人轮流看着我们，有两个是铁杆造反派。对立面不能当看守，怕打起架来，同情我们这边的怕“串连”，都不能来，只能是铁杆造反派。因为看守有限，时间长了，造反派也不愿意陪着我们一起蹲“监狱”，不得不让同情我们的中间派也来看守。以后就一天两个人，一个“嫡系”，一个中间派。桃园虽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一样戒备森严，我的刮胡子刀、菜刀都被他们收走，锁着，做饭要用时才给。墙上原来有几颗钉子也全拔走了，毛巾都没地方挂。院子里有旧木箱，我就从木箱上拔几颗钉子，钉在墙上。我对造反派说，你们这么“关心”我，我要死就是你们弄死的，我自己不会死。我老在想，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比起过去关我的“黑楼”来，桃园里的日子好过多了。桃园的仓库里木匠工具应有尽有，油漆也有，我可以动用。为了让自己住得更舒服些，我决定自制一个沙发。我从仓库里翻出一把破椅子，把腿锯短，蒙上被套，搬到桃树下，就成了我的“沙发”。没有活干的时候，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书。不过这与神仙过的日子还有一段距离。说是看书，却没有别的书，只有四本《毛选》和一本“语录”。四本《毛选》我前前后后看了12遍。最后一遍，专门收集《毛选》里的“主义”，找出了好几百个“主义”， 密密麻麻列在纸上。后来总算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还不能看《参考消息》，我很想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碰上好看守，就偷偷要来看。有一次我在外面劳 动，垃圾堆上有一张烂《参考消息》，我乘看守不注意，宝贝一样藏到口袋里。这是一个月前的报纸，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还舍不得扔掉。到后期松多了。我就“理直气壮”写 报告：毛主席对鲁迅评价这么高，希望把我家的一套《鲁迅全集》拿来，我要学习鲁迅。这个理由太正当了，造反派没办法驳我，只能照办。这下我的日子好过多 了，过去工作忙，只零碎看过鲁迅的几篇文章，没时间好好通读。这一下有了这么多大部头的书，我高兴极了，一天看一段，真舍不得看快，日子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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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桃园里的两个“犯人”整天见面，可是不让说话，憋得实在难受。一天，我想了个点子，不让说话，下棋总可以吧。我用铁锹把锯了很多圆木片，做成象棋。陈播不敢下，只好算了。陈播个子高，因为心情的关系，吃不好睡不好，瘦得只有90多斤。后来看守不那么严了，我悄悄对陈播说，吃好点，高兴点，要不顶不住，总有一天我们要出去的。正是这种信念鼓舞着我，我是真心实意地“培养”自己的快乐。陈播看我那么快乐，心情也慢慢晴朗起来，以后陈播说是我救了他。
仓库里废木料很多，自己再去拉点蜂窝煤，就有烧的了。到时间自己做饭，我变着法地琢磨吃，自己给自己改善伙食。因为生在江南，我特别馋，老想吃好吃的东 西。过去拍片到各地，都要把当地最有名的食品吃一遍。因为不让我们出去，碰到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看守，就托他们买点好吃的。有一天，我馋涮羊肉了。五六年 没吃，馋得不行，怎么也要吃一次。我托看守进城买羊肉片，六里桥买不到，多给他六分钱，作为来回存自行车的车费，那时存车费一次三分钱。我买了两斤羊肉 片，给陈播一斤。“牛鬼蛇神”嘛，当然不能公开吃，只能偷偷吃，吃得心情舒畅极了。到下午，陈播远远伸出大拇指，表示真好吃。一个星期后，陈播问，还吃不吃？他要请我的客了。我说今天不吃涮羊肉了，换一样，吃炸糕。炸糕也多少年没吃了，牛街口上的回民小吃店炸糕最好吃，就托看守买回五六个。
我们快放出来之前，我又想了点子。那时电视还是个稀罕物，我知道陈播家有两台黑白电视机，一大一小。陈播到苏联去带回来一台，以后又买了一台九寸的。我 让陈播打个报告，说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对学习党的政策不利，希望把电视拿来。造反派同意了，有电视看，对他们来说，何乐不为？那时几乎没有人家里有电 视，电视节目到晚上7时才开始，新闻联播后有时会放一个电影。虽然是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什么的，那也像从地狱到了天堂一样，看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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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进桃园半年后，我发现不知什么地方老是有细细的猫叫。跟着声音追踪到仓库，确定就是这里。仓库里有野猫？太好了！我把吃剩的饭菜从破窗户里放进去。与猫也 不见面，咪咪叫几声，就走。等一刻钟再来收盘子，全吃光了。十几天后再去，猫就不怕了，主动出来与我见了面。再以后，猫让我摸它了，后来也让我抱了。这是 只可爱的白猫，只是脏得毛都成了灰黑色的了。我给它洗了澡，擦干净，爱惜地把它安顿在破箱子里，弄点破布给它当铺盖。有了猫，每次我多买两毛钱的肉，专要 不好的肉，这样可以多给一些，我的白猫就有了一份口粮。有一天，陈播说，这猫怎么这么胖？我一看，哟，猫怀孕了。过了几天，白猫不见了，我满院子找，急得 就像自己丢了小孩。终于在当道具用的旧马车垫子里，找到了我亲爱的白猫。这里软和，有草，有棚子，老白猫把这里当成了“妇产科”，平安生下了四只小白猫。这下我可高兴不起来了，养一只大白猫还勉强养得起，一下养五只猫，真养不起。我每个月的钱很少，只勉强够自己的伙食费，大小猫饿得哇哇乱叫。不过，它们谁也没有走，宁愿饿着，也陪我一起蹲“监狱”。
天越来越热，地里的活不多了，轮到我劳动的时间，我就坐在自造的沙发上看书，五只猫亲亲热热地趴在我脚下，四周是生机盎然的绿绿桃树，真比陶渊明当年采 菊东篱下更悠然。小猫越长越大，吃的也越来越多，虽然我舍不得这一群大小猫们，但实在养不起了，不得不忍痛送走三只小猫，只留下一大一小陪伴我。
每天轮流看守我们，造反派也烦了。该枪毙就枪毙，不能老耗着。过年了，还关着他们干什么？回家吧。总算开恩放我们回家了。但领章帽徽还是不给，后来发了我，我也不戴，本来把我的领章帽徽摘了就不对。我不穿军装，上街抽烟，纠察纠不了。在“监狱”的最后一天，来个女的造反派宣布，革委会通知你回家。我说我不回去，关这么长时间，我为什么被抓到这来？没说清楚。叫你回就回，还不回？就这个结论，你不回去也得回去。我其实很想回家，只不过嘴硬罢了。
我跟陈播告别。陈播说，你放心，你走了我就有希望了。最后依依不舍和大小猫们告别，看见猫，我的心直疼，它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监禁”。我望着蜂窝煤炉子和煤、行李、自造的沙发，包括我的一套《鲁迅全集》，什么都舍不得扔。副业队有板车，借来，全用板车拉回去。不知道的人还问，他怎么乱跑出来了？哦，放了。当然也有横眉冷对的，但好人更多。虽然我被关进“监狱”，不少群众仍对我不错。从生产区拉到我扫地出门后住的“牛棚”，有不短的一段路。我拉着大板车，很沉，路上好多人帮忙，也不吭声，不表示亲热，默默帮我推车。到门口，卸下煤炉和东西，也不说话，就走了，所有的感情都尽在不言中。
1974年12月31日，我总算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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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被赶到了酱油坊改的“牛棚”里，地上还留着锅炉印子。全部东西放不下，书架放在桌子上。我在门口捡碎砖头，垒个小厨房，还做点好吃的。儿子这时也从云南回来了，一家四口总算团圆。看到我被放回来，全家都很高兴。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和老伴王荣华讲了一夜话。有两件事我很感动，一件事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中 母亲住在上海妹妹家。我被关起来后母亲去世，老伴没告诉我。妹妹和妹夫老骂我不来信，老伴也不好解释，每个月照寄几十元钱到上海。我放出来半个月，看我情 绪平稳一些，一天晚上，老伴才说，我得跟你讲，你关起来后，你妈去世了，就等你回来，她死不瞑目。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在我被关押的时候，组织上找我老 伴王荣华谈话，要她划清界限，离婚。也怪，我们这些“黑帮”的家属，没有一个提出离婚。这么多年了，是不是的反革命，谁心里不清楚？我挨斗回家，老伴对我照样很好，孩子们对我也很好，衣服破了给我补，给我倒好洗脸水，做好饭，总有不断的温暖。如果连老婆孩子都成了对立面，还有什么活头？
还有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为我们“黑帮”说了话。李德生到八一厂，说严寄洲是严寄洲的问题，与他家属无关，家属和子女不能动，所有“黑帮”的家属都不要动。李德生当时是党的副主席，又是总政主任，八一厂的顶头上司，八一厂的造反派不敢不听。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李德生，非亲非故，他完全出于公心，把我家和许多“黑帮”的家保了下来。因为李德生的态度明确，后来我们就没怎么挨打。
那时我还不知道，承蒙江青“关照”，我的案卷“荣幸”到 了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恢复导演工作后，我到抚顺拍《再生之地》，上午先到沈阳，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让沈阳军区文工团团长告诉我，先不要走，下午他开 会，晚上他要见我。剧组大队人马先走了，留下我等着。我对李司令员说，我总算见到你了，我代表全家老小对你表示感谢。李德生告诉我，中央二办送来你的案 卷，按江青的指令，要把你们几个，陈播、你、张加毅、冯毅夫等全判重刑，你是20年徒刑。可是又没有任何材料，我们觉得没罪，怎么执行？我就拖，拖来拖去，直拖到我离开总政，仍无一个明确结论。
党的“十大”后，总政主任李德生抓八一厂的工作，惹恼了“旗手”江青。江青批示道：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 新生事物，为什么撤销八一厂革委会？我不同意，我们四个人坚决不同意。中办秘书处把江青的批示转回总政。经总政党委研究，八一厂整顿情况和领导班子配备意 见，都是经总政党委讨论的，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再次以总政党委的名义再次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经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赞同，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江青没再 无理取闹。 但她怀恨在心。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等接见几个文艺单位代表的会议，江青发表了“放火烧荒”的讲话，说八一厂的领导班子我们不承认，政治局没批准。这时，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任职，一些人写报告要把他揪回北京批斗，遭到叶帅抵制。加上毛主席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江青成了泥菩萨，这才顾不上揪斗李德生了。如果李德生“倒台”，受他保护的我们就不知道又要遭到怎样的残酷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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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专政”后工资停发，就靠老伴几十元钱，穷到买点挂面泡酱油吃。过年厂里会餐，我把所有的菜倒在一起，端一锅回来。再买颗白菜，炖一大锅，一家人吃。中秋节，我的经济力量只能买六块月饼，那时老伴王荣华已经到干校去了，我和儿子严可、女儿严小秋一人两块。孩子们很馋，还没到中秋节，就吃完了，眼巴巴望着我的月饼，我又分给他们一块。现在想想，这种感情，是有钱人家体会不到的。家里一团糟，我成了“黑帮”，老伴成了黑老婆。儿子、女儿都跟着受苦了。女儿严小秋被工程兵女篮选中，参了军。节假日回家，到八一厂门口脱下军装，不敢穿。“反革命导演”的女儿还参了军，怕人告状。我最痛苦的一次是老伴王荣华上干校后，那时我已经被监督劳动，刚15岁的儿子严可马上要去云南。女儿说哥哥要走，哥哥愿意走，“黑崽子”在北京待着更没有出路。我没有自由，也没有钱，我那时一个月才20元生活费，为给儿子买点东西，借了100元，到百货大楼给儿子买个箱子，买个手电筒，都是挑最便宜的。再买半斤肉末，炒进咸菜里，儿子要坐四天火车，到昆明，还要坐四天汽车才能到边疆，炒点咸菜让他路上吃。我请了一天假，送儿子走。在永定门火车站，人很多，一大帮孩子，哭天喊地。也没说什么话，妹妹拉着哥哥的手，久久不想放。儿子没吭声，哭着上了车。车发动了，窗口全是人，儿子挤不上去，挥着一只帽子。帽子我认识，我只看见帽子，看不见儿子。我从来没有这样过，送走了儿子严可，身体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真正是妻离子散啊。坐在地上好久好久，我才拖着疲惫的两条腿坐公共汽车回家。
过几天，就要过国庆节了，可非让我到干校去。老伴已经去了干校，儿子也走了，13岁的女儿小秋拽着我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没有人身自由，不走是不行的。旁边住着一位作曲家，我只有请他家里帮助照顾一下。第二天厂里通知我，你老婆回来。有老伴和女儿在一起，这下我放心了。干校有人带回老伴一个条，她把行李放在干校，不拿回来，我就不用带行李去了。我从北京走，她从山西回，我们没见面，火车擦肩而过。
四年后，儿子严可回来探亲。儿子坐了八天的车，腿全肿了，他死也不愿意再回云南，怎么办？那时我还在干校。他要坐火车到干校，跟我一起劳动。那怎么行？我还被“专政”。急中，想起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装的女演员是我当年招的兵，她在云南工作，我托她给儿子办“病退”。儿子严可当时也苦闷，成天和一帮人喝啤酒，我们怕他学坏，想让他学点什么。那时我已经补发了工资，给他买了照相机和洗印的一套设备。儿子从此迷上了摄影，成了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以后到历史博物馆摄影科专搞摄影。1976年3月底至4月初，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出现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数十万群众自发汇集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和挽联。儿子天天跑到天安门广场拍资料。后来天安门事件被错误定为“反革命暴乱性质”，开始清查，。我叫他把照片全部烧掉，儿子说全烧了。以后“四人帮”倒台，儿子把天安门事件中拍的照片拿出来，有几百张，其中好几张得了奖。儿子说：那时不答应你不行，怕你担心。我把底片放在博物馆的底片库里，查三天三夜也查不出来。就是查出来，也不知道是谁放的。
儿子严可到云南插队，身体苦，精神更苦，叫他们“黑孩子”，逼着他们互相用鞭子抽。儿子性格内向，不像我爱说话，他心里有创伤。后来他得了癌症，离开人间，跟这四年的插队不无关系。直到最后，几次动大手术，儿子从来不多说，我总以为还能好。那天半夜不行了，找几个战士来帮忙抬下去，他们都不让我去。一直骗我，说还在为儿子轮流值班，到要火化，才告诉我。遗体告别没让我去，那是我第二次脑子空白。儿子严可的死对我老伴王荣华刺激最大，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不会这样，我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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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还闲在家里。虽说得到了很有限的自由，但我仍感觉四处黑暗。在最苦闷的时候，我到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去凭吊和我一起入党宣誓的七个战友。这已经是我的老习惯了，我到青海当兵前也到纪念碑看过我的七个战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被揪出来，那时还有自由，我也去了。我一望见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顿时那股支持我一生的力量又回来了。我的七个战友为革命献出一切，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只有纪念碑是他们的一部分。和他们相比我是幸存者，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什么都可以想得开，我的问题一定能解决。我不能沉沦下去，我不能自杀。然后我从天安门到了前门，去听相声。听完相声再去全聚德吃烤鸭，我要高兴。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么严肃的斗争，你还到前门听相声、吃烤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回来我还跟人讲，这成了造反派批判我的“活靶子”。
被关起来时我50大寿，到总政做出政治结论，算起来该60大寿了，莫名其妙，整整被“剪”掉了十个年头。我虽然被放回了家，仍不给安排工作，不死不活“吊”在家里。还是不能乱说乱动，不许进城，仍是“黑人”。我不管，放出来的第二天我就进了城，排队买张月票。那时身上钱也不多，只能买最便宜的市区月票，以后每个月我都去排队买月票。到北京那么多年，过去因为忙，和一些老战友“老死不相往来”，北京的好多地方都没去过。现在每天拼命坐公共汽车，每天算计，坐了多少次车，月票“赚”了多少钱，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终于盼到给我补发工资，几千元，在那时就算多的了。问我是要支票还是现钱，我马上说我要现钱，好久没见钱了，真想。会计说那你明天再来。领到了钱，我还不甘心，又补了一句，你们替我存了这几年，利息钱呢？利息当然是没有，能把这一大笔钱拿回家，就已经把我高兴坏了，我决定马上买一台电视机。六里桥买不到，我跑到菜市口、西单，反正管不住我，抱回一台14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真了不得，经过监狱的非人折磨后，能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家中看电视，真是做梦也没梦到的神仙日子。
那时“四人帮”虽然还没倒，但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工资虽然补发了，但我的问题还“悬”在半空，一时作不了结论，全家还只能住在做酱油的“牛棚”里。这时，湖南一位省委副书记捎信叫我到湖南去玩，他是我抗大的同学，实际上是叫我到湖南电影制片厂拍纪录片。我带着我的“反革命”摄影师（厂里居然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先到了广州，然后到长沙。省委副书记说，找你来，是想让你把湖南厂搞起来，弄一弄，你调湖南来怎么样？来不来？房子、政治结论都给你解决。 那时我还没有落实政策，而且心灰意冷。过去当导演挺出风头，一呼百应，这一“关”十年，厂里不会让我干导演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干导演，一心想回老家。还没放出来我就想好了，决不再干“业务”。可种地我不会，当农民养不活自己，干体力活我也干不动了，今后就是到书店去，当个店员，不当老板，不用负任何责任。书店干净，还老有看不完的新书。
1975年10月20日，总政党委做出结论，给我恢复职务。那时四人帮还没倒，给我的结论最后一段是过去工作中对江青不恭。我不同意，但人家说这是最后结论，我无可奈何签了字。我身上尽是笑话，1977年3月4日，总政干部部来了两个干部找我谈话，说过去给你做的结论不对，要改成你工作中对江青不正确的东西有抵制。我说，反江青？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水平，艺术上的争论是有的，我并没有抵制。过去结论我是被迫签字，现在我也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算了吧。两个干部说，严寄洲同志，这是总政党委的结论，不能因为你这一句话，再开一次总政党委会讨论吧？我再一次无可奈何地签字。摇身一变，我竟成了“英雄”。
1976年10月，我到生产区打长途，走上楼一看，副厂长刘沛然正在房子里跳，手舞足蹈。我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没什么事，他就笑。我心想现在还有什么高兴的事，值得跳？值得笑？刘副厂长说，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颤，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我当然希望“上海帮”倒台，整整十年，老母生活无着，含冤去世，妻子发配到山西劳动，尚未成年的儿子发配到云南边疆“改造”，真正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被江青害得这么苦，我怎么能不恨江青这伙“上海帮”？但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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