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的「中國第一禁書」:中國人噩夢之源
改革開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引进网络科技,让過去只有封建專制君主才能看的書,咱們也能夠看到了!有這樣一本禁書,暴露了中國2000多年封建專制的不傳之秘。這本書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書》。最初公開講解這本書的人,我們也應當記住,他就是上海電視大學中文系教授-鮑鵬山。
《商君書》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書,過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讀到。讀了這本書,你就會明白,當年那個北方落後的蠻夷之國秦國,為什麼能在短短的十餘年間迅速崛起,最終摧枯拉朽般地統一六國?也會明白,歷代君王為什麼會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個王朝稀鬆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哪怕你目不識丁,只要聽一遍,你就可以當皇帝了!更令人震驚的是,《商君書》闡述的依法治國,集法家的醜陋和陰損之大成。《商君書》本身,就這麼成了空前絕後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慄!
從零星的史料中,我們偶爾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裏拴着人頭。開始我總是不大敢相信,難道秦兵個個都是殺人狂?讀了《商君書》才知道,這絕對是可能的。
《商君書》的《境內第十九》實際上是個士兵獎勵細則。這個細則,就是以人頭數量來作為獎賞標準的。《境內第十九》說,「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這句話意思是說,「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如果得到敵人三十三顆首級以上,就算滿達到了朝廷規定的數目,可以升爵一級。」「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這句話意思是說,「軍隊圍攻敵國的城邑,能夠斬敵人首級八千顆以上的,或在野戰中能夠斬敵人首級兩千顆以上的,就算滿了朝廷規定的數目,所有各級將吏都可得到賞賜,都可以升爵一級。軍官舊爵是公士的就升為上造;」(譯文)
這種赤裸裸的「人頭獎勵政策」,徹底把秦軍打造成毫無人性的野蠻之師!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代價,是22場大戰,斬首181萬。這個數字,還僅僅是有據可查的。秦軍為何狂殺俘虜?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現過文明民族被野蠻民族征服的歷史倒退,從東方的秦滅六國、蒙元和滿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羅馬毀滅古希臘文明、日耳曼人滅掉古羅馬文明,都是驚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殺戮政策,把士兵變成戰爭的機器!文明之師,豈能是野蠻之師的對手?
《商君書》禍害最深的,還得說是治國之術,而其治國之術的核心一是毀商,二是弱民。《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剷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人民不能離開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毀商之後,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於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鐧——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這幾點,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裏,所有的中國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什麼中國歷代君主都重農輕商?為什麼中國的土地一直是國家所有?為什麼中國長期皇帝一人威嚴可以壓過全國的百姓?為什麼中國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為什麼中國民眾沒有話語權,文字獄在中國越演越烈?為什麼中國總會「恰到好處」地發動對內和對外的戰爭?為什麼中國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無關?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為什麼秦朝之後(除了漢唐和東晉),中國人徹底失去了張揚的個性?為什麼人類現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國出現?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君主專制!這就是嚴刑峻法!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悲哀,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後法家並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商鞅的《商君書》的傳承在封建專制君主的腦袋裏。帝王們一直在用法家的「陰和損」,在幕後操縱着中國的興與衰;中國的法家,就是變法兒整人的。
中國的儒家能在漢朝以後深入中國人的靈魂,也就不僅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勞了。在「嚴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國人也就只能從《三綱五常》的薰陶中,找到一點可憐的心靈安慰。這一點,中國和歐洲的中世紀異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蠻民族的入侵等天災、人禍面前,歐洲人也只能從宗教中獲得了心靈的救贖。如果西方人沒有宗教的慰藉,東方沒有儒家的安慰,那歐洲人和中國人就只有集體自殺了!
《商君書》這種的皇帝枕邊書,西方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杜撰出來。這就是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論》(1513)。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智慧」顯然比不上商鞅。馬氏不過強調君主應該拋棄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陰謀治國。無論是歹毒程度和陰損力度,《君主論》都遠遠不及《商君書》——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國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倒行逆施謬論一出籠,就受到廣泛的譴責。馬基雅維利本人,也被指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騙和陰謀的同義詞。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除了擁有拿破崙、希特拉和斯大林等幾個粉絲,在歐洲根本沒有市場。
商鞅所在的春秋戰國,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春秋戰國到底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現在也難有定論。長期以來,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歷史必然趨勢的論調,佔了主導地位。這種觀點,實際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讚美之詞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國第一位改革設計師的地位,也因此無可撼動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見,商鞅落得個「五馬分屍」。但他們都獲得後世連綿不絕的讚譽,你不覺得奇怪嗎?讚美商鞅,是替皇帝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
《商君書》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遺憾的是,這話是對中國帝王們說的;對民眾來說,《商君書》是中國人噩夢的開始。秦朝以後,中國人最終變成了肢體羸弱,只知道盲從和服從的另類民族和大國愚民。等到中國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時候,一切已經恍如隔世——我們已經看不懂了!
【商鞅的做法,是實行「辱民,貧民,弱民」的三民主義】
「辱民」。---讓百姓們屈辱的生活,沒有自尊和思考,沒有「體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嚴」,整天生活在恐懼之中。
商鞅主持制定的「連坐」,鄰居犯法不檢舉揭發要受刑罰,這樣人人自危,人人監視人人。
「貧民」。---除了生存必須之外,不能讓百姓有富餘的糧食和財產。俗話說,「人窮志短,馬瘦毛長」,百姓沒有了錢物,就跳不起來了。而且,那點賴以生存的物資要由國家分給,不聽國家的就得餓死。
「弱民」。---不能讓人民強大。在身體方面,為了耕戰,商鞅還是提倡「增強體質、保衛祖國」的。但在思想意識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覺良好,更不能使他們有知識,懂道理,「知識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讓百姓時時感到很沒有安全感,才有對君主強烈的依附感。
要讓人民時常都感到外國敵視和侵犯的威脅,這樣,人民覺得君王的偉大和溫暖,才會全心全意地為君王效命。
商鞅對他的「弱民」理論進一步闡述:
以強攻強,弱;以弱攻強,強。強存則弱;弱存則強。
這意思大概是,用強民去消滅另一部分強民,那麼剩下來的仍然是強民,那國家就處於弱勢。用弱民把強民消滅了,剩下來的是弱民,那就好辦了,國家就處於強勢了。強民的存在,國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國家才能強盛。
強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見有本事,還跟國家作對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腦後惟命是從,沒有腦子、沒有主見、沒有知識、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強」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壞水的商鞅,還要君主「以奸馭良」。公然教唆當權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會。他說: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這個好懂,選拔官員不能選那些講良心道德的,假如用優秀分子來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亂。要用厚顏無恥、心狠手辣的流氓來當頭領,他們會把恐嚇和欺騙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氣吞聲,兢兢業業夾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國也就強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國強兵政策指導下,秦國果然成了當時的頭等頂級強國。以嗜殺成性、以殘殺為業的秦國,六國人談秦色變,稱它們為「虎狼之國」。
有人從《史記》中統計,只白起將軍的部下,就斬殺、活埋、沉水消滅敵軍150萬。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將領的「功勞」,可以想見,中國人為統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據說當時全國總人口僅只2000多萬人。
後代眾多無知者,盲目跟着卑鄙無恥者吹噓統一大業,說什麼春秋戰亂,人民受害;沒有見到學者出來統計,到底是統一殺人多,還是分封制殺人多?
再看統一「有功」的曹操,這傢伙特別中意屠城,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橫加屠戮,現代有個屠夫,提出要給曹操平反,一堆卑鄙無恥的小人們,如郭沫若者流,跟着起鬨,也宣揚曹操是什麼「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賢納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殺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書》的「價值觀」。
秦統一了六國,按現在某些人的標準,是強盛大國,是盛世無疑了。從商鞅以來所制的慘無人道的刑罰,一直在盛世流傳。肉刑一直是衙門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頻頻出現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話,這就刑訊逼供的傑作。
不少國人津津樂道秦國的統一偉績,它的強盛,它的許多「世界第一」,它的什麼「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什麼「促進生產力」,從不思考當朝人民是怎樣活過來的,他們有過一個什麼悲慘的血淚時代。
清代的龔自珍說,秦朝看來是個強國,是盛世;但是,這種盛世,表面看來很強大,但人民並不幸福,它這個強盛撐不了多久。因為有先進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來,就會有成百上千的人出來圍剿,來監督,用祖宗之法來束縛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滅。
社會要消滅的是對這個黑暗社會的憂慮、對官府橫行的憤怒、對社會現象的思考;還要消滅想幹事業、有所作為的思想,消滅人們僅有的廉恥感和不想淪為渣滓的心態。
(「當彼其世也,而才世與才民出,則有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這個「強盛」的社會,最終人們都庸庸碌碌,唯唯諾諾,人云亦云,沒有思考,更沒有創新,沒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強盜都不須要什麼技術含量,可以隨時作案得逞。
這個龔自珍,他寫「我勸老天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拋棄千年陳規陋習,除舊圖新,別浸沉在大國盛世的荒唐夢境裏,強國弱民不是真正的強大。
【「辱民」之術】
商鞅的「辱民」,是一個什麼景象,歷代時光久遠,不那麼清晰,從二十年代的「農民運動」可見一斑。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計。在當時一位農民委員的指導下,湖南農運堪稱全國的樣板,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用奸人,即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成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
痞子們一旦手裏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
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裏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寧。」
某人說他「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他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
(所引文字均見某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來的「土改」和反右及文革,大致都以二十年代的農運經驗加以充實提高來進行的。
「辱民」還有一招,就是讓他們互相檢舉揭發,這一個運動你檢舉我,下一個運動我檢舉你,大家都不是人。
然後,人人都寫檢討書、悔過書、認罪書;人,不可能天生的正確,是吧,那就要「改造思想」,「轉變世界觀」,留下書面證據存檔,人人都有污點被官家掌握,這不但達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達到了「弱民」的效果。
根據「辱民」的原理,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大家都有軟肋,林副在廬山說的「誰也不是大英雄」,就是中國的現狀。據說,凡六七十年代的人,都寫過檢查之類的東西。在家裏,父子妻女都要「鬥私批修」自我污衊,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
好像只有一個林副是例外,堅決不寫檢討,不作所謂的「自我批評」,但這種異類,在中國是不能生存的,結果「折戟沉沙」,只有滅亡一條路。
商鞅把所有土地藉為公家財產。人民作為耕田者為政府打工。積極者獎勵,懶惰者懲罰。分配給你養的牛瘦了,體重不達標,就得挨罰。整天下都為「耕戰」一個目的,人為「耕戰」而生,死為「耕戰」而死,很有點為××主義奮鬥終身的味道。
人的幸福,人的價值,人的追求,都必須要為「耕戰」。後來有偽人者,目標定在「解放全人類」的統一大業上。為了完成統一世界的遠大理想,幾億民眾就只有一項任務:「耕戰」。
那時的說法是「立足本質,放眼世界」,「一切為了早打大打」。
人民的衣食住行,統一由官家管起來,吃大食堂,統購統銷,發糧票布票,除了國家,你沒有任何渠道和辦法搞到生存的必須品。
「人多熱氣高,幹勁大」,是統一世界的基本資源。人口多一直是這位手中的王牌。但在人多這個背景下,他從來沒有忘記「以弱攻強」、以「奸民治善民」的要訣。
【「貧民」之術】
商鞅講到:
一是取消商業,商鞅時代經商,妻女要沒收為奴,「繼續革命」時代設有「投機倒把」罪,就是一點個人交換,都為犯罪。
沒有商業,整個社會沒有商品流通,人民剛好維持在不餓死的水平上。這就便於管理和驅使。
商業最大的危險,在於人們通過商業活動,增長了見識,擴寬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際溝通,「無商不奸」就是說只要搞商業的,他們精於計算,不是那麼好蒙的了。
商業活動中,通過自願、平等的契約,使人們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於失約要承擔失信的代價,也使人們對信守諾言有很高的期待。這是皇家最不願看到的。
平等、自由、誠信,皇家最不想要的,看一下歷史上的皇帝,有誰提過平等和自由?誠信倒是經常講,但沒有一個模範信守諾言的皇上。
人們沒有商業,不論怎麼苦幹,總也是富不起來的,這也就達到了「貧民」的目的。
二是不停地折騰。照商君的說法,就是把富的搞窮,窮的讓他再富,等富了再搞窮,如此反覆折騰,人民心中眼裏只牽掛着窮富,不作他想,國家就會穩定。
再就是讓人民沒有恆產。孟子說有恆產就有恆心,商鞅認為,不能讓人民有恆心,要讓人民整天惶惶不可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沒有安全感,只有歸屬官家,從屬官家,才能稍有安定。
談起中國老百姓為什麼總是富不起來,作什麼解釋的都有,有的說是傳統,有的說是命運,有的因為地理,有的歸於氣候,……,說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讓人富裕罷了。
只有貧弱的人民,才有富強的國家,商鞅如此教導,皇上們也心知肚明,照此辦理。這樣下來,人民能富嗎?
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詞,富農、富裕中農都是天生的資本主義種子和土壤。發家致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名詞。
那時候,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窮得叮噹響」是革命本質和革命意志強的表現,只有窮才忠於某人。
某人的貧民政策,不但真的使人民一貧如洗,而且使人民貧窮而不知恥,反以為榮。窮得有「志氣」,窮得有自豪感,這是某人比商鞅高明的地方。
【「弱民」之術】
現代的弱民政策,就是以弱攻強,也可以說叫「群眾專政」,就是把人民之中的一些人劃成「敵我矛盾」分子,讓普通人民群眾對他們實行「管制」和「專政」。
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等等,本來,有什麼罪受什麼刑罰,該殺的殺,該關的關,但毛澤東不這麼做,他要把這些人留在群眾中「做反面教員」,讓群眾敵視他們,把一切自己的不平發泄到他們身上,耕牛病死是階級敵人破壞,莊稼長不好,也是階級敵人破壞。這一方面解決了監獄關押場地人員不足的問題,更有利的是使人民之間互相撕咬,互相惡鬥,達到了弱民的目標。以奸民治善民。咱們的某人也應用得出神入化,爐火純青。
於建嶸有篇文章《父親是個流氓》,寫的很入神,將流氓治國的事實形象化,具體化了,很值得一讀。
並不是每個幹部一開始都是惡棍、流氓,除了流氓無產階級以外,也有理想主義者,也有實事求是之人,但在流氓治國的社會裏,你不流氓就無法工作,無法在領導崗位上混,所以,不是流氓出身的也要變成流氓來適應這個制度。
某人對商鞅評價也很高,說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商鞅之法「懲姦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
他還說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