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那年春末夏初的回忆 – 绝对不会开枪？！

北京戒严好久了。我们在上海的办公室里，每天大家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议论国事，关心着民运的动向，惦记着学生的安危。

我们当时有与北京合作的项目，到日子了北京却迟迟没有消息，就打电话去询问。北京那边说，你们还在干活啊？知道我们这里是怎样的吗？我们是天上飞机，地上坦克，街上喇叭哇啦哇啦叫！都戒严了，还上什么班啊？！

北京可以不上班，上海不行。朱镕基市长一再强调上海不能停。别的城市停了就停了。上海要是停，到时候苦果是要自己吃的。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逻辑，反正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必须出活的，是必须养活这个大家的。于是，我们继续工作，一边干一边关心着，担忧着。

周先生以他一贯的组长风度，口气笃定的告诉大家：“放心好了，开枪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段祺瑞才杀了几个人？成了历史的罪人，永世不得翻身。谁还敢步这个后尘？”他瘸着腿，绕着大大的制图台走过来，见我定定地看着他，边说边对我点头，挤单眼笑一笑，仿佛他与官方有默契。

小山东习惯性地边眨眼边说：“这个是肯定的。谁也不敢开枪的。”

屋里近20个人几乎都同意地或点头或说是。没有人 – 没有一个人 – 认为会开枪。直到那一夜！

那天早上，我恍恍惚惚地来到办公室，无力、无心作任何事情。办公室像炸了锅似的，群情激愤。可我感觉的是麻木，一种不相信事已成真的麻木。

我已经不会说话了，看着大家义愤填膺，仿佛在看一场戏，不知为什么，有一种置身境外的感觉。我看着，听着，总觉得同时有慢镜头在回放，回放的是大家一致认为政府绝对不会开枪！我欲哭无泪！

第二年的这个日子，我已到了美国。那天，我捉笔写了一文，没有给任何人看，只为对心有个交代。一年的距离沉淀，凝聚成一个问号：为什么事发前所有的人都说绝对不会开枪，事后却没有人忆起当初下的断言？我对自己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遮羞布已经彻底撕破了，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做梦了！

也许我的结论还是错了。如果说开枪令人难以置信，令多少人幻想破灭，那么下面的另一个预言同样遭遇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命运。

我们这个单位一般政治上不太紧跟，上下领导也都开明，以前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早就停了。但自那天之后，迫于上级压力又恢复了老规矩。首先是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和以前一样，我负责读报。

我敢说我读的很好，非但发音标准，还声情并茂。凡是“义正词严”谴责学生及“黑手”的，我都念得阴阳怪气。凡是学生的语言，我读得正气凛然。但我掌握得更好的，是如何停顿。我们是读一段，讨论一段，而我们的讨论就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批判刚才读过的内容。我总是停得恰到好处，总是正好有人憋不住要骂了，从来不冷场的。

印象最深的是读袁木答记者问，当一位外国记者问到以前的无数次运动最终都平反了，这个是不是以后也要平反时，姓袁的说：“六/四是绝对不会平反的。”尽管就文章而言那里并不是个自然段落，我的直觉告诉我，停顿！有人要说话！果然，我话音刚落，周组长就首当其冲：“这个是一定会平反的！我敢说，不出十年，一定平反！”整个办公室几乎人人附和，一致说平反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不容置疑！十年太久，只会提前，不会延后。

不会过十年！！！

今天行文至此，我直想哭！现在已经是多少年了？都快3个十年了！我们在六/四事件上可曾向正义迈出一步？别的不说，光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如果还在，也是风烛残年了。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多年前已经有一位父亲不堪无望的等待自己结束了生命！他们不仅要承受丧子之痛，还要承受人权上的屈辱，情何以堪！

每年一到这个敏感的日子，政府就会特别紧张，有各种动作，但就是闭口不提27年前发生了什么，也不许任何人在公开场合提。如果不是心中有鬼，何必遮遮掩掩呢？如果没有鬼，如果认为当年是做得在情在理，那就光明正大的说啊！如此行为，其心虚、无赖、无耻和无担当，一览无余！

这27年又发生了很多事。最近的雷洋事件告诉我们，今天，很少有人依然对政府抱有幻想了，只是这份觉悟的代价太大，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