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费翔，都好，都喜欢！
邓丽君从没去大陆演唱过，而且是明确说：“大陆，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费翔如果不是最早的一个，也是最早期去大陆发展的港台歌星之一。
曾有人赞赏邓丽君，说她明辨是非。同时指责费翔，为了钞票放弃原则。
有必要如此苛刻，如此在演艺圈“大是大非”吗？照我看，邓丽君有这样的认知，难能可贵，我对她钦佩有加！费翔在大陆娱乐极度荒芜时带来春风，其贡献无可比拟，我衷心感谢！
一袭白裙的女孩清纯，秀美；身着花衣的女孩活泼，奔放。不是哪个优于哪个，而是两者都好，都需要！所谓千人千样，所谓百态千姿，就是这个道理。
邓丽君、费翔，都好，都喜欢！邓丽君拒绝去大陆演出一点也不妨碍她在大陆的受欢迎程度。这就说明了一切！
秦晖和俞可平都是重量级学者，也都被称为良心学者，但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
秦晖着重于批评，他作文或做报告都是从学术角度、理论高度，以历史和现实为例，指出中国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弊端、荒谬、不合理甚至罪恶之处；俞可平一直致力于建立，从理论上、实践上同时迈步，推动制度上的改革。
香港政策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曾请他们两位同台做演讲，非常有意思。秦晖是一再举例将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做比较，论证中国某些制度、政策的不合理。俞可平则是罗列了一长串中国试行制度改革的例子，讲产生的效果和遇到的困难。秦晖的演讲给人以启迪；俞可平的演讲给人以希望。表面上看一个是批评，一个是赞扬，但都在以个人的方式把社会往进步的方向推。两个人都是用心良苦，两种方式都是为百姓谋利益。这两种人，这两种方式，我们都需要，都是越多越好！
（请允许我特别强调一下，那种所谓正能量、负能量的说法，纯粹是为了忽悠人，是伪命题。
顺便谈一点对俞可平的看法。看网上的反应，很多人对俞可平上面那个在香港的报告给了负面评论，说他就是在说为政府说好话。我不同意。他并没有说政府多么努力，而是说有一批人，一批学者，在很努力的去推，去搞试点，目的就是能够出效果，以便让政府接受并推广。可以看出这样的推非常非常难，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搞，往往是进一步又退半步，个中艰辛他除了“很难”二字并不多言，但他道出这两个字的那一刻，写在脸上的是难言的苦，是呕心沥血的心路。他的风格不是抱怨的人，而是拼了命在夹缝中生存。“上面”不能接受照搬西方的做法，那就搞改良版的，每一样新事物都要给个说法，要有个名称，但又不能沿用西方现成的，必须重新给既贴切又不触动神经的命名。只要你给一条缝，他削尖了脑袋也要从这条缝里探头！一路走来，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明白无误的表明了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切只为了能在中国推动民主。良心学者，他当之无愧！）
在中国大陆做律师，做媒体工作是不容易的，特别是遇上触及敏感话题，牵涉人#权的案例。但就是有那么一些律师和媒体工作者，敢打抱不平，敢做出头鸟。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超出常人的努力和心血，更是个人及家人的健康和自由。对这样的勇者我是仰视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也没理由要求律师或媒体人都以个人和家庭为代价去付出。只要是秉着良心做人、做事，不为邪恶势力推波助澜，就都值得赞赏。在中国做媒体人非常不容易，有时难免经历良心和人性的扭曲。不能接受的是，个人并没有遭遇压力却做昧良心的事。虽然我一向不赞成对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做道德谴责，这样的人如果成为过街老鼠我不会同情。
每个人有自己的品味，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憎恶，自己的行为准则。只要不犯法，不恶意触犯别人，就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活法。今天的中国需要提倡一个以法律为准则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一个不会以道德绑架人格的社会，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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