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钱学森“亩产万斤理论”

 钱学森是不久前去世的中国导弹和火箭研究科学家，被中国誉为 “ 导弹之父 ” 。他在科学领域方面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最初执政的 1958 年“大跃进”期间，钱学森“科学地”论证了亩产万斤的可能性，为中共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导致中国大陆上千万人饿死。

有评论认为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是“科学精神丧失殆尽”；也有人认为“除了钱学森个人因地位，荣誉、鲜花不断，头脑和自我膨胀原因之外，很大程度是与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有关系：只有政治上正确的权威，才有说话的权力，听不到或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也没有思辩和争论的对手，不经严格的科学论证，权威的话就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也就酿成了悲剧。

这让我想起一位名叫 Albert Speer 的德国著名建筑师。二次世界大战时，本来一心想建筑漂亮房屋的他遇到另一位一心想建设完美社会的希特勒，俩人一拍即合，最终这位著名的建筑师沦为希特勒杀人的帮凶。战争结束后，他被盟军逮捕并判处二十几年徒刑。他在牢中著书总结自己的一生，提出：“我是怎样走到这一地步的？我怎样沦为恶人的工具？”

我们需要反思：假若“科学精神的丧失”是使得科学家沦丧的原因，那麽什麽是“科学精神”？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笛卡尔（ Descartes ）观察到，现代人试图建立一个完全以理性为基础的、完全脱离道德水准的纯科学。这就是说，科学在道德上成了中性的东西，科学家被客观的自然科学、经济技术所控制，而科学家的研究没有思考道德问题，也不会考量道德的后果。且不提原子弹给人类造成了多大的灾难，现代生化科学的发展也正在成为恐怖分子的武器，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可以说，科学精神与道德范畴是分不开的。

难道科学家可以说，我对科学技术有重大贡献，但对此所造成的灾难不管我的事！科学没有道德，但是科学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钱学森洋洋洒洒一篇文章，满足了当权者的欲望，却让千万百姓失去生命。当科学家没有道德的框架，却有着狭窄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试图在道德方面成为中性的时候，他最容易被邪恶控制，他实际上已经顺服了邪恶。

当然，对于绝大部分还不能被称为“科学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或许不会像钱学森、 Speer 或者纳粹集中营的医生一样，给社会，乃至人类酿成重大的灾难，但是，生活有时必须在邪恶中选择。只注重科学，只发展科学思维，而忽视精神和道德生活，拒绝信仰的人，他的身心是被撕裂的，即使没有“地位，荣誉、鲜花不断”带来“头脑和自我膨胀”，他因没有生活的目的和方向，没有能力理解人性，其结果仍是生活在矛盾、焦虑和灾难当中，抑或落入罪恶的泥潭。

人不是像现代医学所实践的那样，是各个不同器官、细胞组成的称为“人”的整体。有句俗话说，人活着就是那口气。“那口气”才是让人成为“人”的元素：人的精神或者灵魂。因此，人的生命里有道德的意识，有善与恶的观念，有正义与仁慈的向往。最终，是人精神上的终极目的促使人从事各样的活动或者工作。

但是，科学没有通道可以通达人的心灵。只有通过爱的体验才能到达。认识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建立内在的和谐，才不会饱受情绪和生活上的困扰，也不会使人道德沦丧，成为政治和权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