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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杰地灵的华大医学院拥有办公室

在人杰地灵的华大医学院拥有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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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杰地灵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10楼,弄到一个独立的office。我沒有想到秘书还把我的title也放上了,她说应该把你的头衔放上,这样可以此为傲,印度人要我买酒庆祝。

我在华大从讲师做起,已经很多年了,从来没有过办公室,总在自己的实验室长廊中自成天地。我从来无所谓办公室之类的东西,自己高兴就行。我喜欢与人接触,不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所以相当享受在实验室的时光。

何况在家里,古董楼的主书房是总裁级别的,还配有几个小的读书与写作的雅室。

美国大学讲师属于Faculty的编制,工作拥有一定的保障,如果上司要辞掉你,学校需要给你至少1至1.5年的时间;博士后或科学家属于Staff, 只给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你走人。这些结构的设置是为了给教授相对稳定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拥有学术自由,虽然赶起人来也是完全沒有情面。

只是有人经常问我:“你都副教授了还没有办公室?”,我需要不断地解释,我甚至反问:“要个办公室干什么?没有东西照样走人”。上周与阿肯森谈话时,我说了华大没有办公室的Associate Professor不多,我们都笑了。他有些难堪,没有想到我还是在意这些,他马上答应给了我这个办公室。

我拍完办公室的门,再拍门外的我们每天经过的长廊。秘书要我对得起这个办公室,我知道她这话的含义,她在这里几十年了,看过很多风景。这是原HHMI(休斯医学研究所)的所在地,在这个长廊正在走的或者曾经走过的学者,很多是世界生物医学界的巨人,众多改变世界和长留人类医学史的重大发现诞生在这里。

我把这些教授的名字放上,感兴趣的人应该知道他们是怎么推动医学新知的:John Atkinson, Wayne Yokoyama, Stanley Korsmeyer, Dennis Loh, Evan Sadler, David Chaplin, Dan Littman, Andy Chan。仅院士就有五个,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两人, Genentech的SVP一位,还有比院士贡献更大的Dennis Loh。回想起来这里还有一个奇迹,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我的两位朋友,大陆留美人士的杰出代表,也是从这长廊逐步成长为美国Tulane大学和堪萨斯大学病理系主任的,从这里出去做美国教授的华裔就更多了。

这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在华大这人杰地灵的地方,你只有挺直腰杆才能在仰视这些科学巨星时拥有自我。

关于我的教授职位拥有很多笑话,因为我拿到Assistant Professor (AP)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华大的人都知道,这个很难,需要过好几个委员会。当时刚提时,我们在三楼吃饭的朋友中有位北大的青年才俊,他笑着对我说:“不管怎样的title,你现在也算是一个P(Professor)”,这家伙放弃学术去公司挣大钱去了。

女儿的话更好玩,她沒上大学时我就提了助理教授,她刚上大学回来后问我:“你教不教书?”,我说:“我们华大医学院厉害的人太多,轮不上我跟他们上免疫学课”,女儿说:“你是不教书的教授,肯定是个fake one (假的)”。当然还有同济的美国教授校友说:“儿子们说我们的MD是fake one”。

我们医学院关键是学生太少,教授太多。这是在华大主校园任教的杨兰教授的解释:“是你们医学院教授时间宝贵,医疗医学对人类太重要需要和时间赛跑????‍♀?都在科研前沿或者看病人,把教书任务派给主校区教授[调皮]”

现在回到我的实验室的长廊,属于我专用,慢慢变成了我的自由空间。可以看我的很乱的实验台,还出了不少东西,我长期不愿意动,这里就是我的天地。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那六个汉字上,关于它们有段故事,让我慢慢说。我与拥有MIT PhD和华大MD学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汤姆在这里共事了好多年,我们变成了终生的朋友,他在波士顿结婚时我是实验室唯一被邀请去的。我和太太当时还被邀出席在婚礼前一天的晚餐,那是只有家里的至亲才能参加的议式,再次见到他的当过MIT商学院院长的爸爸。汤姆与老爸的关系很好,他爸爸在飞中国上海前曾在我们这里停留。他虽然在MIT当院长,但是个保守派,我们讨论社会问题时他对我说:“你儿子只有从耶鲁那象牙塔出来后,观点才会客观些!”

汤姆在相当保守的爱尔兰家庭长大,但是他这个儿子长期单身。他相当木纳,十分聪明,读得书比我看的报纸还多。在婚礼场合我与汤姆耳语:“你这样做是对年长的父母的安慰”,他直点头,爱尔兰人的很多观念与我们中国人十分像,当时他的几个妹妹都有很多孩子,只有这个哥哥直到40多岁才成婚。他在澳大利亚认识的新娘,仍然特别强调她是爱尔兰后裔,我们都谈过现在的中国人大举通过移民进军爱尔兰。

汤姆每天在实验室呆到深夜12点甚至转钟,然后自己步行去取车,我问他:“你不怕吗?”,他告诉我自己书包里放着手枪。他去伊拉克打仗,我为他担心,他说总要有人去的,回来说伊拉克比圣路易斯安全。汤姆受父母指引,本科是读的文理学院Holy Cross, 与托尼一个学校,然后MIT化学博士,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在他的那个年代耶鲁拥有美国最优秀的化学教授,他的化学教科书就出自耶鲁教授之手。我们经常谈及耶鲁,有次他在Good Friday从宗教仪式回来,随口对我说:“现在耶鲁最受歧视的是美国天主教徒和清教徒”。

汤姆获得麻省理工博士以后荫发学医的念头,便到美国医学院Student Selectivity长年列全美第一的华大医学院,去明尼苏达完成住院医训练,然后又回华大做ID专科。汤姆不是走的MSTP(MD/PhD) 连读的路,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先读PhD然后重新申请其他学校的MD, 这样耗时会更长。他想做科学家便进了阿肯森实验室,但是又不专心做,满世界去做医学援助,非洲、亚洲和南美到处飞。阿肯森是多么善良的人,后来觉得情况不对,让秘书跟踪他的休假时间。他走后这个Bay就成了我的属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都发生在这里,无人管我,我可以随心所欲。

那六个汉字是汤姆学着写的,为他的手书,他想以此开玩笑。我的实验台写着“西藏”和“新疆”,他的基本上很少用的实验台写着“美国”,意思就是即使西藏与新疆是中国领土,但是你别越过了美国国境。我一点都不觉得冒犯,只是觉得好玩所以一直保留到现在。

这里面有个社会或历史的原因,汤姆全家像肯尼迪一样,先是爱尔兰人才是美国人。他们对祖父离开的爱尔兰充满热爱,所以他们对受压迫的地方很是同情。他们家里在都柏林有房产,欢迎我们随时去住。我从他那里学了好多爱尔兰的历史与人文,他在实验室听爱尔兰语的非英语频道的广播,认为那才是没有被英国佬同化的祖先的语言,可惜武汉磨山上的楚国文字早已无人认识了。

在阿肯森的顶盛时期,耶鲁,MIT和华大的毕业生一大堆。阿肯森的风格是你爱怎么就怎么,所以很多名牌毕业生都不成气,放弃科学去做医生了。必须说明他们进来时人人都说要做Physician Scientist, 最后都在各方压力下放弃科学。但是德国人、泰国人或印度却能从这里出去当教授,当然早年还有Michael Holers和Andy Chan出去成大气候。

汤姆现在每次回圣路易斯我们都聚,他天性保守,但是十分愿意与我们自由派的儿子交流,虽然在餐桌上不免争辩。汤姆每次都说:“我喜欢与聪明的人在一起,不论政治观点如何”,这点与我很相似。

在今天大约6:40 PM下班的路上,我在电梯上遇见一位日夜在实验室的教授。我看他拿着Mac去别的地方工作,我们便交谈了一会儿。他说自己如果在办公室里太久,那是会疯掉的,需要去外面走走,他很可能是去二楼的咖啡厅加班的。我问他办公室是否有窗户?他说有,长久在沒窗户的地方坐办公室是会很痛苦的。当然我们都羡慕阿肯森办公室的大玻璃,从那办公室可以看到圣路易斯的大拱门,每天都可以观鸟。

我现在拥有三重使命:为在一线做实验的科学家,带学生的咨询老师,写文章的人。我只做我喜欢的事情,走我自己独特的人生路。永远都会到实验室逛逛,虽然以后听报告、约谈和写文章会在办公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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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雅美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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