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杰地灵的华大医学院拥有办公室

在人杰地灵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10楼，弄到一个独立的office。我沒有想到秘书还把我的title也放上了，她说应该把你的头衔放上，这样可以此为傲，印度人要我买酒庆祝。

我在华大从讲师做起，已经很多年了，从来没有过办公室，总在自己的实验室长廊中自成天地。我从来无所谓办公室之类的东西，自己高兴就行。我喜欢与人接触，不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所以相当享受在实验室的时光。

何况在家里，古董楼的主书房是总裁级别的，还配有几个小的读书与写作的雅室。

美国大学讲师属于Faculty的编制，工作拥有一定的保障，如果上司要辞掉你，学校需要给你至少1至1.5年的时间；博士后或科学家属于Staff, 只给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你走人。这些结构的设置是为了给教授相对稳定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拥有学术自由，虽然赶起人来也是完全沒有情面。

只是有人经常问我：“你都副教授了还没有办公室？”，我需要不断地解释，我甚至反问：“要个办公室干什么？没有东西照样走人”。上周与阿肯森谈话时，我说了华大没有办公室的Associate Professor不多，我们都笑了。他有些难堪，没有想到我还是在意这些，他马上答应给了我这个办公室。

我拍完办公室的门，再拍门外的我们每天经过的长廊。秘书要我对得起这个办公室，我知道她这话的含义，她在这里几十年了，看过很多风景。这是原HHMI（休斯医学研究所）的所在地，在这个长廊正在走的或者曾经走过的学者，很多是世界生物医学界的巨人，众多改变世界和长留人类医学史的重大发现诞生在这里。

我把这些教授的名字放上，感兴趣的人应该知道他们是怎么推动医学新知的：John Atkinson, Wayne Yokoyama, Stanley Korsmeyer, Dennis Loh, Evan Sadler, David Chaplin, Dan Littman, Andy Chan。仅院士就有五个，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两人, Genentech的SVP一位，还有比院士贡献更大的Dennis Loh。回想起来这里还有一个奇迹，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我的两位朋友，大陆留美人士的杰出代表，也是从这长廊逐步成长为美国Tulane大学和堪萨斯大学病理系主任的，从这里出去做美国教授的华裔就更多了。

这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在华大这人杰地灵的地方，你只有挺直腰杆才能在仰视这些科学巨星时拥有自我。

关于我的教授职位拥有很多笑话，因为我拿到Assistant Professor (AP)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华大的人都知道，这个很难，需要过好几个委员会。当时刚提时，我们在三楼吃饭的朋友中有位北大的青年才俊，他笑着对我说：“不管怎样的title，你现在也算是一个P（Professor)”，这家伙放弃学术去公司挣大钱去了。

女儿的话更好玩，她沒上大学时我就提了助理教授，她刚上大学回来后问我：“你教不教书？”，我说：“我们华大医学院厉害的人太多，轮不上我跟他们上免疫学课”，女儿说：“你是不教书的教授，肯定是个fake one (假的)”。当然还有同济的美国教授校友说：“儿子们说我们的MD是fake one”。

我们医学院关键是学生太少，教授太多。这是在华大主校园任教的杨兰教授的解释：“是你们医学院教授时间宝贵，医疗医学对人类太重要需要和时间赛跑????‍♀?都在科研前沿或者看病人，把教书任务派给主校区教授[调皮]”

现在回到我的实验室的长廊，属于我专用，慢慢变成了我的自由空间。可以看我的很乱的实验台，还出了不少东西，我长期不愿意动，这里就是我的天地。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那六个汉字上，关于它们有段故事，让我慢慢说。我与拥有MIT PhD和华大MD学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汤姆在这里共事了好多年，我们变成了终生的朋友，他在波士顿结婚时我是实验室唯一被邀请去的。我和太太当时还被邀出席在婚礼前一天的晚餐，那是只有家里的至亲才能参加的议式，再次见到他的当过MIT商学院院长的爸爸。汤姆与老爸的关系很好，他爸爸在飞中国上海前曾在我们这里停留。他虽然在MIT当院长，但是个保守派，我们讨论社会问题时他对我说：“你儿子只有从耶鲁那象牙塔出来后，观点才会客观些！”

汤姆在相当保守的爱尔兰家庭长大，但是他这个儿子长期单身。他相当木纳，十分聪明，读得书比我看的报纸还多。在婚礼场合我与汤姆耳语：“你这样做是对年长的父母的安慰”，他直点头，爱尔兰人的很多观念与我们中国人十分像，当时他的几个妹妹都有很多孩子，只有这个哥哥直到40多岁才成婚。他在澳大利亚认识的新娘，仍然特别强调她是爱尔兰后裔，我们都谈过现在的中国人大举通过移民进军爱尔兰。

汤姆每天在实验室呆到深夜12点甚至转钟，然后自己步行去取车，我问他：“你不怕吗？”，他告诉我自己书包里放着手枪。他去伊拉克打仗，我为他担心，他说总要有人去的，回来说伊拉克比圣路易斯安全。汤姆受父母指引，本科是读的文理学院Holy Cross, 与托尼一个学校，然后MIT化学博士，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在他的那个年代耶鲁拥有美国最优秀的化学教授，他的化学教科书就出自耶鲁教授之手。我们经常谈及耶鲁，有次他在Good Friday从宗教仪式回来，随口对我说：“现在耶鲁最受歧视的是美国天主教徒和清教徒”。

汤姆获得麻省理工博士以后荫发学医的念头，便到美国医学院Student Selectivity长年列全美第一的华大医学院，去明尼苏达完成住院医训练，然后又回华大做ID专科。汤姆不是走的MSTP（MD/PhD) 连读的路，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先读PhD然后重新申请其他学校的MD, 这样耗时会更长。他想做科学家便进了阿肯森实验室，但是又不专心做，满世界去做医学援助，非洲、亚洲和南美到处飞。阿肯森是多么善良的人，后来觉得情况不对，让秘书跟踪他的休假时间。他走后这个Bay就成了我的属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都发生在这里，无人管我，我可以随心所欲。

那六个汉字是汤姆学着写的，为他的手书，他想以此开玩笑。我的实验台写着“西藏”和“新疆”，他的基本上很少用的实验台写着“美国”，意思就是即使西藏与新疆是中国领土，但是你别越过了美国国境。我一点都不觉得冒犯，只是觉得好玩所以一直保留到现在。

这里面有个社会或历史的原因，汤姆全家像肯尼迪一样，先是爱尔兰人才是美国人。他们对祖父离开的爱尔兰充满热爱，所以他们对受压迫的地方很是同情。他们家里在都柏林有房产，欢迎我们随时去住。我从他那里学了好多爱尔兰的历史与人文，他在实验室听爱尔兰语的非英语频道的广播，认为那才是没有被英国佬同化的祖先的语言，可惜武汉磨山上的楚国文字早已无人认识了。

在阿肯森的顶盛时期，耶鲁，MIT和华大的毕业生一大堆。阿肯森的风格是你爱怎么就怎么，所以很多名牌毕业生都不成气，放弃科学去做医生了。必须说明他们进来时人人都说要做Physician Scientist, 最后都在各方压力下放弃科学。但是德国人、泰国人或印度却能从这里出去当教授，当然早年还有Michael Holers和Andy Chan出去成大气候。

汤姆现在每次回圣路易斯我们都聚，他天性保守，但是十分愿意与我们自由派的儿子交流，虽然在餐桌上不免争辩。汤姆每次都说：“我喜欢与聪明的人在一起，不论政治观点如何”，这点与我很相似。

在今天大约6:40 PM下班的路上，我在电梯上遇见一位日夜在实验室的教授。我看他拿着Mac去别的地方工作，我们便交谈了一会儿。他说自己如果在办公室里太久，那是会疯掉的，需要去外面走走，他很可能是去二楼的咖啡厅加班的。我问他办公室是否有窗户？他说有，长久在沒窗户的地方坐办公室是会很痛苦的。当然我们都羡慕阿肯森办公室的大玻璃，从那办公室可以看到圣路易斯的大拱门，每天都可以观鸟。

我现在拥有三重使命：为在一线做实验的科学家，带学生的咨询老师，写文章的人。我只做我喜欢的事情，走我自己独特的人生路。永远都会到实验室逛逛，虽然以后听报告、约谈和写文章会在办公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