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高校教师的处境及出路# Faculty - 发考题
Y*N
1 楼
【本文被访者介绍】
陈平原，男，汉族，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山大
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首批的两位文学博
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老师的压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学
排第二。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很多
人都在忙。有忙着报销的，有忙着去结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
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否
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要一锅煮。比如说，有的专业期待
天才少年，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你做数学研究，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
静，就不用再做了；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四十岁才刚开始呢。所以，不同专业对待
“少年才俊”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
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出头，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出来”很容易，只要有才华、肯努力
，就有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
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
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平台期”年轻人的出头，肯定比变
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
问：大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
答：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学上的、更有整个社会
以及周围环境的，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社会的
问题，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我说过，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分裂”状
态。以前，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
，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
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
与做经济、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
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这是大的背景，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比如，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
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
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学研究需
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
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这样的“小聪
明”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
目前中国大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
大家疲于奔命。很快地，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数字也上去了，大学脸上有光，但整个
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我曾经引用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说为什么大学非要
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
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而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
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
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
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难道北大也是这样吗？
答：北大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直在抵抗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制度。其实，一个好
的学者，不一定写那么多论文。我曾引用钟敬文先生晚年的话，他说他活了将近一百岁
，一辈子也就三五篇好论文。如此自嘲，意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
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自己满意且在学界有
影响的好论文，这就很不错了。而现在，要是一年只写一两篇文章，会被领导批评乃至
惩罚的。
问：那学校肯定饶不了你了。
答：现在中国学界，过分看重数字，间接鼓励粗制滥造，这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既然
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老师们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你
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
所不惜。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问：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
答：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
年内不许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人很努力，希望早出成果，那他会很不
高兴的。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而且，这么做也有道理
，逼着你认真读书，沉潜把玩。
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他指导的
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因
为念研究生这几年，允许你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
可好，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成变了。
我以前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 / 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非发表不可。
现在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很实际的问题—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
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认定你质量有保证，肯定行。现在各大学为了“公平”起见
，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能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的
。今年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发文章的“级别不够”，可我知道他的实际水平，给对方院长
写信，答复是：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可人事部那边……
问：现在是看着您的面子也不够了。
答：最后两边努力，还是有比较好的结果。在国外，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允许部分章节
提前发表；而在中国则相反，答辩前必须多发几篇—而这往往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换
句话说，答辩委员会缺乏自信，把发现人才、裁断论文的工作，部分交给了杂志社编辑。
总之，当下中国大学，问题多多，危机重重。有的问题是衍生的，有的则是主导性质；
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是高校的“大跃进”，以及与此相关的评估体系。过多的评奖、
过多的评估、过多的考核、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今天中国大学的诸多乱象。
我再三说，此举受害最深的是青年教师。因为五十岁以上的教师，或者足够好，考核不
考核无所谓；或者“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还能拿我怎么着？四十岁
以下的教师，一方面还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
给他 / 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除了升教授等现实层面的考虑，人在四十
岁以前，还是有一些理想性的。
无奈，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举薪水低作为例子。我承认这是个问题，但平心而论，高校里的
年轻人，待遇还是可以的。你们看一下我编的《筒子楼的故事》，很多北大学生看了流
泪，说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生活好，但所谓“一步
到位”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年轻教师之所以觉得委屈，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期待以
及周围环境的压力。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教授，没有迅速致富的条件，
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不允许你“炫富”。你真这么做，周围的
人会看不起你的，哪像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即便今天，像北师大那位“炫富教授”，
也只能说代表了一种趣味。这“趣味”基本上不属于人文学者，只有商学院的教授才说
得出口。西方著名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也比文学院教授挣钱多，但他们一般比较低调，
绝对不敢如此炫耀。
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出问题，过于崇拜金钱，这是高校教授感到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不想把大学里的青年教师说得特别惨，那不符合实际。教授薪水不高，但有象征资
本。比如说，“北大教授”这个牌子，本身就给他 / 她增光不少。即便你比较穷，大
老板也不敢看不起你。所以，不能把教授工资低这个事情说得太过分。但另一方面，作
为政府，你有责任让教师及科研人员比较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我说的不是“富裕”
，而是“体面”——具体说来，就是衣食无忧。
其实，我更想说的不是钱，而是职称。这对青年教师的伤害更大。在大学里，四十岁左
右的年轻人，尤其是副教授，正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应给他们创造好的生活及科
研条件。再年轻一点，还处在学习阶段，积累不够；而过了五十岁，尤其是出名之后，
各种社会活动太多，会影响思考和研究。年纪再大点，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四
十岁是一个人心智成熟而且还有理想的时候，最值得期待。各大学情况不一样，北大青
年教师的最大压力不在薪水，而在职称评定。不知道你们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问：压力也非常大。
答：据说，北大教师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龄是这样的：自然科学三十八岁，社会科学四十
三岁，人文科学四十六岁。换句话说，你在北大教书，大部分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能
评上正教授。我知道各大学不一样，有的为了抢人才，三十岁就给你正教授。像北大中
文系，积压的人才多，很多人熬到五十岁才能过关，这有点残忍。并非所有的教师都能
评上教授，但对好学者来说，早点评上正教授，心理状态及生活环境都比较稳定，那样
才能定下心来做大的研究。我记得申请重大课题时，副教授有限制，是不是？
问：副教授可以申请一般课题，但不可以申请重大课题。
答：我给学校提建议，晋升职称应该像国外大学一样，采用“评审制”而不是“名额制
”。只要你足够优秀，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匿名评审，通过了
就提升；通不过，不只升不了，说不定还要走人。你自己判断，有把握就提出申请。现
在台湾、香港的大学也都是这么做的。老师们都很刻苦，要到国内外学界去竞争，压力
很大，但那基本上是学术上的压力，跟人事什么的没多大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名额制”——给你这个单位多少晋升教授的指标，然后由本单位的
学术委员会来评定。这里有学术因素，有人情因素，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换。这样一来，
有才华且有个性的青年教师会觉得特别痛苦。为什么只给你这么几个指标呢？因为比起
其他大学来，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而在北大内部，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可你放
眼全世界，通常好大学的教授比例都比较高。你要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比例压下来，反
而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接触过很多北大年轻教师，最关心的不是钱，而是职称。对他们
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我做这个工作，到底值不值得，是否得到学界及同事的承认；
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我上不去，会很伤心的。然后，你到全国各地开会，发现阿
猫阿狗全都成了教授，就我还是个讲师或副教授，当然很伤自尊心。
因为采用名额制，使得我们这些当系主任的，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好。
你必须仔细考量，有人工作时间很长，有人所从事的专业人才稀缺，有人年轻但成绩非
常突出，你该怎么选择？而且，不是你说了算，那么多学术委员会委员，各自思路不一
致。每回的评审结果，不全是学术判断。评审中，人情占很大因素—你不知道是否有人
“打过招呼”，这个人是否走过“后门”，那个人又是和谁更要好。总之，这么做，互
相猜疑，内耗不少。学校好办，让人事部核定教师人数，拨名额，院系你自己去解决吧
，“打”完了再往上送。这么一来，系主任是有权力了，可以上下其手，可我心里很难
受，老觉得对不起有才华的老师。因此，我给校长书记写信，建议向欧美大学学习，让
青年教师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必考虑周围的人对你观感如何，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各种
“婆婆”脸色行事。若弄得大家都谨小慎微的，哪还会有什么一流学者。
如果因现实条件限制，评审制实行不了，那就把四十岁以下的和四十岁以上的分开处理
。四十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不受名额限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破格提拔”。我
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1992年评的教授，那年我三十八岁，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
十多岁了，也做得很好，我怎么好意思去争呢？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规定，四十岁以下的
教师，若确实优秀的，院系不用管，直接送到学校来答辩。答辩通过了，不占系里的名
额。这个“破格提拔”的评审很严格，一般不会滥竽充数的。若干年后，这个名额才回
到系里来。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来说，尽早给吃定心丸，解决后顾之忧，可以专心治学
，不至于整天鸡飞狗跳， 为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事操心。我给北大校方出主意，最好采
用第一策，实在做不到，那就第二策吧。很可能是“说了等于白说”，不过，白说也要
说。
之所以说这些，有一个基本思路：如何让年轻人感到有希望，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命运。最近报刊上常见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事记（编者注：本文写于2011年）
，好多将1977年的恢复高考列入其中。除了“拨乱反正”的政治史意义，还有科学发
展人才培养等，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对于当初的下乡知青来说，最痛苦的
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希望。一个时代，如何让最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这很关键
。每个时代都有人才，问题在于，执政当局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不至于被埋没。人的
智力其实相差不大，差别在于居上位者是否给希望、给机会。如果有希望、有机会，那
么，很多人就会拼命努力；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达成愿望，但整个社会就在这种“
努力”的氛围中向前发展。
我说过，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抢的学术大师，一是潜力无限的年轻学者
。前者可以出高价购买，后者则只能自己培育——这点全世界都一样。目前国内各大学
都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我认为这是一个偏颇。
问：我觉得您说得特别对。另一个问题，如果职称只重视科研，那我就不用管教学了。
因为教学是一个良心问题，教好教坏完全看你个人，它又无法考核，那我就只管搞科研
，不用负责学生了。现在青年老师大部分都是这样。
答：今天大学里评职称，确实是以科研为主。大家也都意识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教师在
教学上投放的精力远远不够。
问：您看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大，本科教育是它最好的教育，然后出了一大批“大师”。
答：西南联大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某种意义上说是“歪打正着”。战争状态下的西南
联大，教学科研条件很差，学校甚至专门开会，讨论如何处罚那些没有“按时还书”的
学生。因为图书馆就这么点书，对老师对学生都非常重要。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为什么
做得好，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仪器设备严重不足，教授们没有办法做高深的研究。尤其
是理科教授，有学问，但无法做科研，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养学生身上。那些联大
学生，比如杨振宁、李政道等，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自己的基础比美国学生还好。我们
常说，西南联大的学术质量很高，我加了个注，是本科教学特别好。西南联大也培养研
究生，但数量不多；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也就大概等于目前北大中文系一年招
收的研究生数。
说这些，是想提醒大家，对于大学来说，本科教学最重要。有能力，那才开办研究院。
现在，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向“世界一流”狂奔，拼命把自己往上拔。可要是没那个条件
，挪用了本该用在本科生身上的资源，那是得不偿失的。结果必定是，研究生没教好，
本科生也没教好。这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数字确实很好看，硬件上也有很
大发展，教育部认为了不起，我却断言后患无穷，日后得花很大精力来“纠偏”。
争论的焦点在于，在一段时间内，竭尽全力“把饼做大”，结果会怎么样？可能是“广
种薄收”，也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就看你的立足点及视野。比如，原来我招一百
个学生，现在扩大到一千个，那一百个肯定还在其中；原来只需要一百个教授，现在扩
大到一千个，那一百个估计也跑不掉。这种思路，我称之为“广种薄收”。培养的人才
比以前多十倍，即便很多不合格，但总有好的吧？但他没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若风气不好，那一百个优秀学生，被挤到了边缘，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以中文专业为例
，最近这些年，每年培养一千多个博士，这些博士是要当教授的，还要当系主任、当院
长、当校长，若他们不合格，日后将是何等局面？中文专业底子厚，还算不太离谱；很
多“新兴学科”，步子走得更快，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收场。
问：陈老师，您觉得，在您的生命历程中，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分别是什么时候呢？为什
么？
答：最差的时代肯定是“文化大革命”，最好的是80年代。
问：80年代给您一种什么感觉？
答：那是一个有理想、有希望、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时代。
问：看到您对80年代的评价是“元气淋漓”，那您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这个时代？
答：今天这个时代，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
问：是不是太复杂了？乱象横生。
答：也不能这么说，“乱象横生”这个词太贬义了，有点情绪化。现在这个时代，我更
愿意说它“平庸”。整个社会在发展，民众生活在改善，当然，矛盾也在积聚，危机依
旧四伏。我之所以说它“平庸”，是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现时代的年轻人太现实，缺
少理想性，很多人不想着“做大事”，整天琢磨如何“当大官”“赚大钱”。我说80年
代“元气淋漓”，也不是没有缺憾，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你明显感觉到有一股“气
”在支撑着。不是单纯的“好”或“坏”，而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很阳光”，这点让我
追怀不已。
问：您90年代的时候还写过一本《学者的人间情怀》的书，您觉得现在，特别是那些年
轻学者，他们还有“人间情怀”吗？
答：我哪敢说现在的学者“没有情怀”啊。
问：您当时不是说到这样一种矛盾嘛，学术与议政之间的矛盾，包括知识分子与媒体之
间的关系。您觉得现在的这个状况应该怎么评价？
答：其实，还是看每个人如何处理，不好一概而论。我选择的道路是，一边做学问，一
边关注社会，既不同于纯粹做学问的书斋学者，也不是特别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人。起
码我不写微博。
问：您的博客也是读者开的吧？
答：哈哈，你一看就知道了。学生告诉我，好几个地方有我的博客。博客必须经常与公
众对话，可我从来没有对话过。都是办网站的人为了凑数，帮我开的，随便贴几篇文章
上去。有学生建议，我每发一文，他们帮我贴上去，广为传播。我担心涉及版权问题，
没有同意。据说，现在没有博客就会被 out，没有微博更是如此。反正我本来就不是“
风云人物”，也没有做好整天被人家当话题的心理准备。整天上媒体，这不是我的兴趣
。我甚至感叹，现在的年轻教师读书状态不好，心态不平静，跟媒体太发达有关系。这
几天读了好些关于百岁老人杨绛的文章，老一辈的“定力”确实比我们强。要说上一代
人所经历的风浪，比我们严峻多了，可他们中许多人挺住了，一辈子凭自己的兴趣读书
做学问，不趋时，也不媚俗。而现在的年轻学者，不是他们不明白，而是有点无奈，情
不自禁地被迫卷入各种“名利场”。
问：是啊，他们现在就是一种很纠葛的状态，我们的研究数据里也能体现出来。又要他
们读书很平静，另一方面，就像您的那本《压在纸背的心情》，又要他们以不屈服的姿
态来对抗“顺我者昌”的时代潮流。他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答：不，“平静地读书”和“独立地抗争”，这两个并不矛盾。如果都是基于你的学术
判断和政治立场，谈学问谈政治乃至为人处世，是可以自由转换的。真正可怕的是，明
知这人这事不好、不对，因为现实利益而强迫自己屈就它、依附它，这对年轻人的心灵
伤害很大。假如只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表达分开，在灯前是个潜心学问的读书人，走出
去又是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妥。
问：您当时将“学者风范”和“学人”是分开说的。
答：对，当我是一个学者的时候，我会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学业；当我作为一个“学人”
或“公民”发言，我会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是角色分工的问题，不同的位置不一定
会造成矛盾，是可以平衡的。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感觉痛苦，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自
己的学术趣味或政治立场是 A，可为了顺从领导或评价体系，而故意转为 B。纠结在这
个地方。读鲁迅小说，你就明白在外界压力或诱惑下，“躬行自己先前所反对的一切”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问：但还是不得不干。
答：为了生存。这是真正痛苦的。你要是真的相信，觉得你做的是对的，那也行，那你
就不会人格分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年轻人人格上“分裂”，也就是说，他很清醒，知
道这是胡说八道，可为了某种现实利益，只能跟着别人胡说八道。
问：我们在深访里接触到很多老师就是这样的。您曾经说过，理想的中国大学并不是“
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中国梦”这个观念，您
觉得真的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梦”吗？它的内涵是什么？相对于“美国梦”。
答：“美国梦”的意思是，全世界寻梦的人都到美国来，在这个大熔炉里互相学习，并
经由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那“中国梦”是什么呢？
问：有些人提出了这个词，但是现在众说纷纭。您认为它是一个伪命题，还是确实有一
个内涵？
答：我不明白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无从评判。你必须下一番工夫认真论证和实践，让
我们明白什么叫“中国梦”。比如，这到底是指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呢，还是说年轻人
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是说处在底层的人有可能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呢，还是说中国能
够走出一条不同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梦想”
。最好先厘清概念，要不边界太模糊，说好说坏都不对。
问：还有一个问题问您。您看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很有抱负，当然也跟那个时代有关；现
在的青年老师，我们猜想，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理想，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再那么
高，但是他们自身可能还有“士”的情怀，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往往就是一个生产知
识的工人，您觉得他们还有使命吗？如果有，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还用得着这么高
的词来给我提要求吗？好多青年老师就说，我们哪有什么使命，我们就是养家糊口。
答：其实，有“经世”情怀的人，永远都是少数。你以为生活在80年代的人全都以天下
为己任？其实也不是。只能说哪一种声音比较大，占主流地位。80年代“经世”情怀容
易获得掌声，今天则是世俗的趣味占主导。在80年代，你要是公开说，别的我都不要，
我就拼命挣钱，大家会觉得你很猥琐。可现在这么说的人很多，而且很得意，大言不惭
。这就叫风气变化。
很多人问我，历史上北大人不是很有抱负吗，今天怎么也整天想着房子问题？我举了一
个例子，去年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
（编者注：本文写于2011年）
，系里给经费，让大学生去做一些文化衫。怎么做，学生自己设计，老师们没有参与。
结果呢，图案上有一些小男孩小女孩喜欢的那种趣味，但最突出的是那几个字—“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问：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答：以前谈社会责任，都是正襟危坐，今天则可能嬉皮笑脸的，年轻人会用另外一种形
式，表达他们的趣味和立场。我相信，如果需要，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承担自己的历史
责任。老一辈的人或许失望，说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没正经，能担大任吗？我说，因为你
没有把“大任”给他们，你让他们怎么承担？就好像一粒种子，需要有合适的土壤、水
分、空气，才能发芽、生长，说不定还能长成参天大树呢。
陈平原，男，汉族，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山大
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首批的两位文学博
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老师的压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学
排第二。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很多
人都在忙。有忙着报销的，有忙着去结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
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否
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要一锅煮。比如说，有的专业期待
天才少年，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你做数学研究，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
静，就不用再做了；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四十岁才刚开始呢。所以，不同专业对待
“少年才俊”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
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出头，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出来”很容易，只要有才华、肯努力
，就有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
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
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平台期”年轻人的出头，肯定比变
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
问：大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
答：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学上的、更有整个社会
以及周围环境的，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社会的
问题，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我说过，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分裂”状
态。以前，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
，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
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
与做经济、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
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这是大的背景，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比如，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
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
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学研究需
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
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这样的“小聪
明”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
目前中国大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
大家疲于奔命。很快地，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数字也上去了，大学脸上有光，但整个
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我曾经引用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说为什么大学非要
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
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而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
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
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
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难道北大也是这样吗？
答：北大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直在抵抗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制度。其实，一个好
的学者，不一定写那么多论文。我曾引用钟敬文先生晚年的话，他说他活了将近一百岁
，一辈子也就三五篇好论文。如此自嘲，意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
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自己满意且在学界有
影响的好论文，这就很不错了。而现在，要是一年只写一两篇文章，会被领导批评乃至
惩罚的。
问：那学校肯定饶不了你了。
答：现在中国学界，过分看重数字，间接鼓励粗制滥造，这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既然
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老师们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你
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
所不惜。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问：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
答：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
年内不许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人很努力，希望早出成果，那他会很不
高兴的。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而且，这么做也有道理
，逼着你认真读书，沉潜把玩。
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他指导的
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因
为念研究生这几年，允许你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
可好，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成变了。
我以前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 / 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非发表不可。
现在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很实际的问题—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
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认定你质量有保证，肯定行。现在各大学为了“公平”起见
，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能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的
。今年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发文章的“级别不够”，可我知道他的实际水平，给对方院长
写信，答复是：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可人事部那边……
问：现在是看着您的面子也不够了。
答：最后两边努力，还是有比较好的结果。在国外，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允许部分章节
提前发表；而在中国则相反，答辩前必须多发几篇—而这往往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换
句话说，答辩委员会缺乏自信，把发现人才、裁断论文的工作，部分交给了杂志社编辑。
总之，当下中国大学，问题多多，危机重重。有的问题是衍生的，有的则是主导性质；
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是高校的“大跃进”，以及与此相关的评估体系。过多的评奖、
过多的评估、过多的考核、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今天中国大学的诸多乱象。
我再三说，此举受害最深的是青年教师。因为五十岁以上的教师，或者足够好，考核不
考核无所谓；或者“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还能拿我怎么着？四十岁
以下的教师，一方面还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
给他 / 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除了升教授等现实层面的考虑，人在四十
岁以前，还是有一些理想性的。
无奈，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举薪水低作为例子。我承认这是个问题，但平心而论，高校里的
年轻人，待遇还是可以的。你们看一下我编的《筒子楼的故事》，很多北大学生看了流
泪，说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生活好，但所谓“一步
到位”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年轻教师之所以觉得委屈，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期待以
及周围环境的压力。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教授，没有迅速致富的条件，
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不允许你“炫富”。你真这么做，周围的
人会看不起你的，哪像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即便今天，像北师大那位“炫富教授”，
也只能说代表了一种趣味。这“趣味”基本上不属于人文学者，只有商学院的教授才说
得出口。西方著名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也比文学院教授挣钱多，但他们一般比较低调，
绝对不敢如此炫耀。
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出问题，过于崇拜金钱，这是高校教授感到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不想把大学里的青年教师说得特别惨，那不符合实际。教授薪水不高，但有象征资
本。比如说，“北大教授”这个牌子，本身就给他 / 她增光不少。即便你比较穷，大
老板也不敢看不起你。所以，不能把教授工资低这个事情说得太过分。但另一方面，作
为政府，你有责任让教师及科研人员比较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我说的不是“富裕”
，而是“体面”——具体说来，就是衣食无忧。
其实，我更想说的不是钱，而是职称。这对青年教师的伤害更大。在大学里，四十岁左
右的年轻人，尤其是副教授，正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应给他们创造好的生活及科
研条件。再年轻一点，还处在学习阶段，积累不够；而过了五十岁，尤其是出名之后，
各种社会活动太多，会影响思考和研究。年纪再大点，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四
十岁是一个人心智成熟而且还有理想的时候，最值得期待。各大学情况不一样，北大青
年教师的最大压力不在薪水，而在职称评定。不知道你们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问：压力也非常大。
答：据说，北大教师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龄是这样的：自然科学三十八岁，社会科学四十
三岁，人文科学四十六岁。换句话说，你在北大教书，大部分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能
评上正教授。我知道各大学不一样，有的为了抢人才，三十岁就给你正教授。像北大中
文系，积压的人才多，很多人熬到五十岁才能过关，这有点残忍。并非所有的教师都能
评上教授，但对好学者来说，早点评上正教授，心理状态及生活环境都比较稳定，那样
才能定下心来做大的研究。我记得申请重大课题时，副教授有限制，是不是？
问：副教授可以申请一般课题，但不可以申请重大课题。
答：我给学校提建议，晋升职称应该像国外大学一样，采用“评审制”而不是“名额制
”。只要你足够优秀，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匿名评审，通过了
就提升；通不过，不只升不了，说不定还要走人。你自己判断，有把握就提出申请。现
在台湾、香港的大学也都是这么做的。老师们都很刻苦，要到国内外学界去竞争，压力
很大，但那基本上是学术上的压力，跟人事什么的没多大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名额制”——给你这个单位多少晋升教授的指标，然后由本单位的
学术委员会来评定。这里有学术因素，有人情因素，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换。这样一来，
有才华且有个性的青年教师会觉得特别痛苦。为什么只给你这么几个指标呢？因为比起
其他大学来，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而在北大内部，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可你放
眼全世界，通常好大学的教授比例都比较高。你要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比例压下来，反
而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接触过很多北大年轻教师，最关心的不是钱，而是职称。对他们
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我做这个工作，到底值不值得，是否得到学界及同事的承认；
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我上不去，会很伤心的。然后，你到全国各地开会，发现阿
猫阿狗全都成了教授，就我还是个讲师或副教授，当然很伤自尊心。
因为采用名额制，使得我们这些当系主任的，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好。
你必须仔细考量，有人工作时间很长，有人所从事的专业人才稀缺，有人年轻但成绩非
常突出，你该怎么选择？而且，不是你说了算，那么多学术委员会委员，各自思路不一
致。每回的评审结果，不全是学术判断。评审中，人情占很大因素—你不知道是否有人
“打过招呼”，这个人是否走过“后门”，那个人又是和谁更要好。总之，这么做，互
相猜疑，内耗不少。学校好办，让人事部核定教师人数，拨名额，院系你自己去解决吧
，“打”完了再往上送。这么一来，系主任是有权力了，可以上下其手，可我心里很难
受，老觉得对不起有才华的老师。因此，我给校长书记写信，建议向欧美大学学习，让
青年教师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必考虑周围的人对你观感如何，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各种
“婆婆”脸色行事。若弄得大家都谨小慎微的，哪还会有什么一流学者。
如果因现实条件限制，评审制实行不了，那就把四十岁以下的和四十岁以上的分开处理
。四十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不受名额限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破格提拔”。我
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1992年评的教授，那年我三十八岁，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
十多岁了，也做得很好，我怎么好意思去争呢？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规定，四十岁以下的
教师，若确实优秀的，院系不用管，直接送到学校来答辩。答辩通过了，不占系里的名
额。这个“破格提拔”的评审很严格，一般不会滥竽充数的。若干年后，这个名额才回
到系里来。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来说，尽早给吃定心丸，解决后顾之忧，可以专心治学
，不至于整天鸡飞狗跳， 为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事操心。我给北大校方出主意，最好采
用第一策，实在做不到，那就第二策吧。很可能是“说了等于白说”，不过，白说也要
说。
之所以说这些，有一个基本思路：如何让年轻人感到有希望，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命运。最近报刊上常见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事记（编者注：本文写于2011年）
，好多将1977年的恢复高考列入其中。除了“拨乱反正”的政治史意义，还有科学发
展人才培养等，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对于当初的下乡知青来说，最痛苦的
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希望。一个时代，如何让最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这很关键
。每个时代都有人才，问题在于，执政当局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不至于被埋没。人的
智力其实相差不大，差别在于居上位者是否给希望、给机会。如果有希望、有机会，那
么，很多人就会拼命努力；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达成愿望，但整个社会就在这种“
努力”的氛围中向前发展。
我说过，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抢的学术大师，一是潜力无限的年轻学者
。前者可以出高价购买，后者则只能自己培育——这点全世界都一样。目前国内各大学
都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我认为这是一个偏颇。
问：我觉得您说得特别对。另一个问题，如果职称只重视科研，那我就不用管教学了。
因为教学是一个良心问题，教好教坏完全看你个人，它又无法考核，那我就只管搞科研
，不用负责学生了。现在青年老师大部分都是这样。
答：今天大学里评职称，确实是以科研为主。大家也都意识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教师在
教学上投放的精力远远不够。
问：您看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大，本科教育是它最好的教育，然后出了一大批“大师”。
答：西南联大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某种意义上说是“歪打正着”。战争状态下的西南
联大，教学科研条件很差，学校甚至专门开会，讨论如何处罚那些没有“按时还书”的
学生。因为图书馆就这么点书，对老师对学生都非常重要。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为什么
做得好，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仪器设备严重不足，教授们没有办法做高深的研究。尤其
是理科教授，有学问，但无法做科研，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养学生身上。那些联大
学生，比如杨振宁、李政道等，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自己的基础比美国学生还好。我们
常说，西南联大的学术质量很高，我加了个注，是本科教学特别好。西南联大也培养研
究生，但数量不多；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也就大概等于目前北大中文系一年招
收的研究生数。
说这些，是想提醒大家，对于大学来说，本科教学最重要。有能力，那才开办研究院。
现在，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向“世界一流”狂奔，拼命把自己往上拔。可要是没那个条件
，挪用了本该用在本科生身上的资源，那是得不偿失的。结果必定是，研究生没教好，
本科生也没教好。这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数字确实很好看，硬件上也有很
大发展，教育部认为了不起，我却断言后患无穷，日后得花很大精力来“纠偏”。
争论的焦点在于，在一段时间内，竭尽全力“把饼做大”，结果会怎么样？可能是“广
种薄收”，也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就看你的立足点及视野。比如，原来我招一百
个学生，现在扩大到一千个，那一百个肯定还在其中；原来只需要一百个教授，现在扩
大到一千个，那一百个估计也跑不掉。这种思路，我称之为“广种薄收”。培养的人才
比以前多十倍，即便很多不合格，但总有好的吧？但他没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若风气不好，那一百个优秀学生，被挤到了边缘，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以中文专业为例
，最近这些年，每年培养一千多个博士，这些博士是要当教授的，还要当系主任、当院
长、当校长，若他们不合格，日后将是何等局面？中文专业底子厚，还算不太离谱；很
多“新兴学科”，步子走得更快，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收场。
问：陈老师，您觉得，在您的生命历程中，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分别是什么时候呢？为什
么？
答：最差的时代肯定是“文化大革命”，最好的是80年代。
问：80年代给您一种什么感觉？
答：那是一个有理想、有希望、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时代。
问：看到您对80年代的评价是“元气淋漓”，那您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这个时代？
答：今天这个时代，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
问：是不是太复杂了？乱象横生。
答：也不能这么说，“乱象横生”这个词太贬义了，有点情绪化。现在这个时代，我更
愿意说它“平庸”。整个社会在发展，民众生活在改善，当然，矛盾也在积聚，危机依
旧四伏。我之所以说它“平庸”，是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现时代的年轻人太现实，缺
少理想性，很多人不想着“做大事”，整天琢磨如何“当大官”“赚大钱”。我说80年
代“元气淋漓”，也不是没有缺憾，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你明显感觉到有一股“气
”在支撑着。不是单纯的“好”或“坏”，而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很阳光”，这点让我
追怀不已。
问：您90年代的时候还写过一本《学者的人间情怀》的书，您觉得现在，特别是那些年
轻学者，他们还有“人间情怀”吗？
答：我哪敢说现在的学者“没有情怀”啊。
问：您当时不是说到这样一种矛盾嘛，学术与议政之间的矛盾，包括知识分子与媒体之
间的关系。您觉得现在的这个状况应该怎么评价？
答：其实，还是看每个人如何处理，不好一概而论。我选择的道路是，一边做学问，一
边关注社会，既不同于纯粹做学问的书斋学者，也不是特别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人。起
码我不写微博。
问：您的博客也是读者开的吧？
答：哈哈，你一看就知道了。学生告诉我，好几个地方有我的博客。博客必须经常与公
众对话，可我从来没有对话过。都是办网站的人为了凑数，帮我开的，随便贴几篇文章
上去。有学生建议，我每发一文，他们帮我贴上去，广为传播。我担心涉及版权问题，
没有同意。据说，现在没有博客就会被 out，没有微博更是如此。反正我本来就不是“
风云人物”，也没有做好整天被人家当话题的心理准备。整天上媒体，这不是我的兴趣
。我甚至感叹，现在的年轻教师读书状态不好，心态不平静，跟媒体太发达有关系。这
几天读了好些关于百岁老人杨绛的文章，老一辈的“定力”确实比我们强。要说上一代
人所经历的风浪，比我们严峻多了，可他们中许多人挺住了，一辈子凭自己的兴趣读书
做学问，不趋时，也不媚俗。而现在的年轻学者，不是他们不明白，而是有点无奈，情
不自禁地被迫卷入各种“名利场”。
问：是啊，他们现在就是一种很纠葛的状态，我们的研究数据里也能体现出来。又要他
们读书很平静，另一方面，就像您的那本《压在纸背的心情》，又要他们以不屈服的姿
态来对抗“顺我者昌”的时代潮流。他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答：不，“平静地读书”和“独立地抗争”，这两个并不矛盾。如果都是基于你的学术
判断和政治立场，谈学问谈政治乃至为人处世，是可以自由转换的。真正可怕的是，明
知这人这事不好、不对，因为现实利益而强迫自己屈就它、依附它，这对年轻人的心灵
伤害很大。假如只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表达分开，在灯前是个潜心学问的读书人，走出
去又是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妥。
问：您当时将“学者风范”和“学人”是分开说的。
答：对，当我是一个学者的时候，我会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学业；当我作为一个“学人”
或“公民”发言，我会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是角色分工的问题，不同的位置不一定
会造成矛盾，是可以平衡的。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感觉痛苦，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自
己的学术趣味或政治立场是 A，可为了顺从领导或评价体系，而故意转为 B。纠结在这
个地方。读鲁迅小说，你就明白在外界压力或诱惑下，“躬行自己先前所反对的一切”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问：但还是不得不干。
答：为了生存。这是真正痛苦的。你要是真的相信，觉得你做的是对的，那也行，那你
就不会人格分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年轻人人格上“分裂”，也就是说，他很清醒，知
道这是胡说八道，可为了某种现实利益，只能跟着别人胡说八道。
问：我们在深访里接触到很多老师就是这样的。您曾经说过，理想的中国大学并不是“
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中国梦”这个观念，您
觉得真的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梦”吗？它的内涵是什么？相对于“美国梦”。
答：“美国梦”的意思是，全世界寻梦的人都到美国来，在这个大熔炉里互相学习，并
经由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那“中国梦”是什么呢？
问：有些人提出了这个词，但是现在众说纷纭。您认为它是一个伪命题，还是确实有一
个内涵？
答：我不明白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无从评判。你必须下一番工夫认真论证和实践，让
我们明白什么叫“中国梦”。比如，这到底是指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呢，还是说年轻人
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是说处在底层的人有可能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呢，还是说中国能
够走出一条不同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梦想”
。最好先厘清概念，要不边界太模糊，说好说坏都不对。
问：还有一个问题问您。您看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很有抱负，当然也跟那个时代有关；现
在的青年老师，我们猜想，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理想，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再那么
高，但是他们自身可能还有“士”的情怀，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往往就是一个生产知
识的工人，您觉得他们还有使命吗？如果有，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还用得着这么高
的词来给我提要求吗？好多青年老师就说，我们哪有什么使命，我们就是养家糊口。
答：其实，有“经世”情怀的人，永远都是少数。你以为生活在80年代的人全都以天下
为己任？其实也不是。只能说哪一种声音比较大，占主流地位。80年代“经世”情怀容
易获得掌声，今天则是世俗的趣味占主导。在80年代，你要是公开说，别的我都不要，
我就拼命挣钱，大家会觉得你很猥琐。可现在这么说的人很多，而且很得意，大言不惭
。这就叫风气变化。
很多人问我，历史上北大人不是很有抱负吗，今天怎么也整天想着房子问题？我举了一
个例子，去年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
（编者注：本文写于2011年）
，系里给经费，让大学生去做一些文化衫。怎么做，学生自己设计，老师们没有参与。
结果呢，图案上有一些小男孩小女孩喜欢的那种趣味，但最突出的是那几个字—“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问：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答：以前谈社会责任，都是正襟危坐，今天则可能嬉皮笑脸的，年轻人会用另外一种形
式，表达他们的趣味和立场。我相信，如果需要，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承担自己的历史
责任。老一辈的人或许失望，说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没正经，能担大任吗？我说，因为你
没有把“大任”给他们，你让他们怎么承担？就好像一粒种子，需要有合适的土壤、水
分、空气，才能发芽、生长，说不定还能长成参天大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