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江上使人愁——写在《江城》与《寻路中国》之后#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P*e
1 楼
昨天凌晨，坐在床上一口气读完了Peter Hessler《寻路中国》的最后一部：工厂。仿
佛一个触手可及的久违世界在我面前落下幕来，竹帘外的黑夜一时空旷孤单。我有些难
过，但自己知道那并非乡愁。脑子里忽然闪过毛姆在《面纱》中描绘女主人公和父亲间
的关系时所说的：“凯蒂与父亲之间，比陌生人更生疏。因为两个陌生人至少会彼此好
奇。” 我想这话用来形容我对于祖国的感情，也是恰如其分的。
我从不愿与人谈当今中国的话题，偶尔被人问到了，事后也总会有些恼怒——半是因为
谈话者的态度，半是因为主题本身。我想起一个满头白发、嘴唇鲜红的美国老太太，曾
关切地问我在中国有没有吃过冰激淋；想起办公室里的一个老头，会在我埋头备课时猛
然来一句“他们在中国还迫害同性恋么”；又想起我去参加别人的婚礼，那hippie打扮
的伴娘一听说我来自中国，就满怀敌意地要和我讨论西藏……
事实上，记录中国现状题材的文学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一类。出国之后，我愿意读的中文
书无一例外都关乎古代：《晋书》与建安文学、季羡林译注的《大唐西域记》、中华书
局描绘的宋代城市风貌、明人的无数拟话本小说以及《芥子园画谱》…… 作为穿插其
间的娱乐，我自己哼哼昆曲。也许这么做有它背后更深的原因：我知道祖国已经不是自
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现在，我尽可以规避关于她的一切沉重痛苦的话题，在脑海
里一厢情愿地涂抹，以供自己一厢情愿地缅怀。
说起来，Peter Hessler的River Town最初是一个美国人送我的圣诞礼物——送的那人
大约觉得“It’s about China”，而我又是从中国来的，所以一定会对它感兴趣——
多么体贴的想法。我从这位朋友那儿收到的“文化交流”类礼物有很多，比如Amy Tan
的书。这位作家的行文乃至笔下的人物都并不中国，却是地道的Asian American：肤浅
得天经地义、坦荡大方。
扫了一眼介绍，River Town就被我揣度为升级版的《苦海沉浮》，搁置在了某个角落。
时隔数年，经过几次搬家。有一天我在豆瓣上看到别人盛赞《江城》，忽然悟到这本书
的作者何伟正是我在New Yorker里熟悉的专栏作家Peter Hessler。我兴冲冲跑到书架
上找几年前那崭新的礼物——它当然早已踪迹全无。
一 《江城》
“……显然中国人对他们山水的看法很不同于外面的人。当我看到那些修出一个个平台
的山丘时，我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改造它，把它变为一道道叫人惊叹的稻谷梯田；而中国
人则看着在那儿居住的人，看着他们如何被那儿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
，我不时想到这个，尤其因为我所有的学生的生长都和这里的土地紧密相连。我揣度着
四川崎岖多石的自然环境是怎生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想到，它在两年中，会怎样影
响我。”
伴随着这样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视角，《江城》一书缓缓展开。那是1996 年。Peter
Hessler，何伟，当时是个年轻的文青，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英语文学系，硕士毕业于
牛津，之后加入和平队，被派到四川边远的涪陵师专做英语教师。在涪陵的两年中，作
者多次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当地的人事。这有些让我想起宫崎骏的动画片：刻画人物之前
，必悉心描绘故事发生的地方有怎样的山谷、怎样的河流。在这份对自然环境的重视里
，固然有环保主义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东方式的，散漫的文人情怀。
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在于《插旗山》一章。插旗山俯瞰涪陵师专，山上遍种桃花。何伟这
样描绘山坡与山脚下循环有序的庄稼：
“在山顶种植着桃树和橘子树从，这儿太陡了，没法作梯田。稍微低点儿，坡度变缓，
农民们将山地开垦为片片的菜地—— 卷心菜，土豆，大豆，萝卜。再低点，宽阔的平
地足够种植谷物了，现在是秋季，快到时候种植冬麦了。农民们会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播
种，每两三道之间，他们会留出两英尺的空隙。在三月，冬麦收割的两个月前，他们会
在空隙处种上玉米。没有土地会被浪费的，没有任何事会被拖延或是匆忙完成；每件事
有它的季节，每个季节都有农民们用自己的双手做着简单的工作。
大山的更低处，稻田已在几个星期前便收割过了；现在田地干燥，黄色的残株从土里伸
出。绝大多数稻田都分布在南侧的山边河谷，在那里，土地平壤，足够被留出一块块能
够蓄水的平台。在大山的所有作物中，稻谷的程序最为复杂。它在三月里播种，密密地
种植，然后在四月里，青青的秧苗被拔出，用手移植到水淹了的田地中。在七月和八月
，稻谷收割了，打谷了，干涸的田地可被用作种植蔬菜或冬麦。这样循环不息，一季一
季，一年又一年，有时，在一片小小的耕地上，可以看见一年里所有的作物更替：从稻
子到蔬菜，从蔬菜到小麦，从小麦到稻谷。”
接下来他开始描绘插旗山的历史。这山的名字来自于太平天国起义 —— “他的士兵们
留着长发，打起仗来都不畏死亡，他们信仰一种野蛮化了的新教原教旨，是松散地建立
在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教本之上的…… 太平天国反对鸦片，反对裹脚，反对卖淫、赌博
、以及烟草。它从农民那里获得了不少支持，农民对腐败的清朝统治者是没多少同情的
。但洪秀全以及其他的革命领袖们都缺乏长远的眼光，也没有经验来治理一个国家。权
力让他们中的大多数陷入奢侈的生活和残酷的内斗。他们开始染上了他们想要推翻的王
朝的那些毛病；黄色的丝绸长袍；成群的佞臣，无数的宠姬……”
翼王石达开眼见内斗不止，于1857年离开了南京。“带领着十万个将士，他展开了一段
长达六年的军事行动，预演了共产党的长征。他的太平军以Z字形穿越了中国的东部和
南部，最后抵达了长江河谷。他们到了涪陵，顺着桃花山的山坡向上，他们的山顶竖起
了天国的旗帜。”
1863年，被太平天国呼为“新耶路撒冷”的南京岌岌可危。清兵前往四川西部的山区追
袭翼王残部，渐成合围之势。然而石达开就在这时喜得贵子，部队因此在大渡河谷做了
三天的停留以为庆祝。这次停留的结果是致命的。被围困的翼王选择了投降，他最后剩
下的两千军士在这里尽遭屠戮，他自己凌迟处死。
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荡：
“七十二年后，毛泽东带领他的共产党军队，在长征的核心时刻，也来到了这同一条河
。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将红军摧毁的边缘，历史的教训告诉毛不能拖延…… 他们征服
了国家；在每个城镇他们宣传他们的教条：那是一种野蛮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松散地建
立在苏联的模式之上。共产党反对鸦片，裹脚，卖淫，赌博，他们从中国农民那儿获得
了广大支持，农民们对地主和腐败的国民党没多少同情。但毛泽东缺乏足够的眼光和经
验来治理一个国家，权力欲鼓动他建立起了一种个人崇拜。那些领头的干部们开始染上
了他们所推翻的统治者的奢侈病；大宅，佞臣，姬妾……”
同一座插旗山，何伟由太平天国的西征写到红军的长征，在那呼应回环的文笔里，尖锐
的观点忽然破纸而出：
“共产党的历史观对过往的农民起义总是理想化的，好比太平天国，即便在涪陵这么偏
远的地方，公园里还有石达开的雕塑。而对该运动的一些其他方面，则相反的，予以淡
化——中国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太平天国那种奇怪的基督教。在涪陵，许多学生不知道
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但学生们知道他是农民革命者，知道毛泽东成功了而洪秀全
失败了。
“这种回音被看作是合法性的依据，而不是一个征兆，显示中国的历史就和其土地一样
，总是沿着循环的模式进行。”
他如此看待历史——把人事翻覆与稼穑轮播相提并论——这又是一个以自然诠释人事的
例子，颇给我奇士奇文的感觉。那松散随意的框架与天马行空的类比中所流出的才情是
独到的，实与政治上的左右无关。当然，何伟对我党的评价低到地心（兴衰都不出农民
借迷信起义的循环），由此亦可见一斑。
《江城》中我最喜欢的段落是何伟写他在涪陵师专教书的日子。这本书与《寻路中国》
很不一样，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个文青眼中的中国。
“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的一天？
你比夏日更为美丽温婉。
狂风将五月的蓓蕾凋残，
夏日的勾留何其短暂。
休恋那丽日当空，
转眼会云雾迷蒙。
休叹那百花飘零，
催折于无常的天命。
唯有你永恒的夏日常新，
你的美亦将毫发无损。
死神也无缘将你幽禁，
你在我永恒的诗中长存。
只要世间尚有人类，尚有能看的眼睛，
这诗就将流传，赋予你新的生命。”
何伟任教的科目是英语诗歌。他布置学生按音韵拼起这首莎士比亚十四行的时候，自己
正望着乌江上的渔船与水汽发呆。他并没有告诉这些四川小孩，莎氏十八首中的永生已
在其后四百年里被评论了无数遍，在英美文学界，她已是陈词滥调，已近死亡了；他也
并不因为自己的教课内容受到校领导严格的政治限制，只能谈莎翁笔下的美丽女人而沮
丧。他偏能察觉中国学生对诗歌音韵那种不可言传的神奇把握，从学生们稚拙的文学评
论里，找到动人的东西。
教《哈姆雷特》时他让大家写评析，结果一个女生在作业里这么写：“哈斯勒先生，您
喜欢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他应当
把真相告知他亲爱的人，奥菲利娅，请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两个爱人
应当同担祸福。还有，我不喜欢他的犹豫。作为一个男人，他想做什么都应当坚决。”
何伟随即在书中写道：“你不可能在牛津听到这样的话。你不能这么简单地说：我不喜
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这人很糟糕。所有说的话都应当机灵点儿。你得认识到，哈
姆雷特是个文本中的角色，你得按顺序解剖这个人物，一层一层的，不仅是剧本它本身
，还要考虑到那些人就这个剧本写过的所有东西。你得要考虑所有评论家说的话，他们
那些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胡说八道都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剧本上。你得要考虑这个剧本
和当今的潮流，当今社会的事件如何联系……
“其实在做学生时，我一直期望有那么一个短暂时刻，让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想法闪过脑
际——我不喜欢这个角色；这是个好故事；这首诗里的女人很美；我猜她的手指像绿葱
般细长…… 这是我在做学生时所寻觅的。我想找到那么一些信号，说文学依然可以是
令人愉悦的，人们读它只是为了享受，而且它本身就很重要，不需理会其政治上的对错
……
“在涪陵，毫无疑问学生们从其阅读中获得享受。而我意识到，直至我人生的终曲，我
都要像他们那样对待文学。有时候，当他们做作业而我望向乌江时，我会微笑着想，在
这里，我们都是难民。他们得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逃脱出来，而我从解构主义
中逃脱。我们都很快乐，在江边，整个涪陵都忙于其生意的时候，我们阅读诗歌。”
《江城》中议论了许多东西，比如何伟曾花很长的篇幅谈论三峡工程的利弊。但我自己
作为一个老师，最受触动的仍然是他关于教书细节的描写——怎样循循善诱地给学生排
戏，用课桌椅搭起罗密欧与朱丽叶殉情、哈姆雷特喃喃自语的台子，让大家在心醉神驰
中记诵那些名句；怎样引发大家编《唐吉珂德》调侃雷锋精神，到头来微笑着听那扮唐
吉珂德的聪明男孩把嬉笑怒骂进行到底，转而调侃身为外教的自己。在何伟的另一本书
《甲骨文》中，他提到自己与涪陵师专的许多学生仍然保持联系，熟悉他们毕业后各自
去农村支教的生活。
作为一个老师，他有最可贵而易逝的两样东西：对自己教授东西的信仰，和对陌生人的
好奇。
此外我还喜欢看他闲笔写的轶事，比比皆是，比如这一段跟小孩子打交道的：
“一群当地的小孩时常跑来我的寓所，因为我的阳台上有一串节日的彩灯，在晚上看来
很漂亮，高高悬于乌江上。有时她们是何丽带领的一群女孩，她十一岁，跟我同姓，叫
我哥哥。其他时候，会有一群野小子，他们跟着王学松，一个九岁的男孩，跟我同楼的
。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妈妈住一起，她离了婚，而他家的大人严厉警告他不要去骚扰
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学会了怎么去哄他们；他或者会跟一群别的小孩来，或者他会出
门，大声走下台阶，然后转头，偷偷溜回来，轻轻敲我的门。我喜欢跟他聊天；他会告
诉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里的生活，还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个小孩很被他鄙视，
取了个绰号叫蒋介石。小王喜欢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照片，从我的阳台上向人们大叫；
我让他想干嘛干嘛。我怀念我在密苏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个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阳台上挂了一百个节日彩灯，现在，夜里你可以从长江上看到它们。
它们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才安上，之后，作为奖赏，我让小王把所有烧坏的灯泡从六楼往
人行道上扔，它们摔得粉碎，很好看。对于鼓励他的罪行，我并不觉得特别愧疚；每次
学校的工人来更换我的灯泡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几乎跟小王一样享受。当
玻璃在人行道上炸开时，他们都嘿嘿笑。”
英文版River Town的正文后面有一列何伟推荐的书目。看下来颇觉惭愧，从高行健的《
灵山》到Jonathan Spence的《洪秀全太平天国史》，我都没有读过。可是忽然之间沈
复的《浮生六记》跃入眼帘，我也是看着那英文愣了一会儿才明白的：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我想起沈三白写《浮生六记》，并不关心什么国计民
生，只一味追忆与芸娘的那些小小任性。然而世态炎凉的种种悲怆，都从他文字的空隙
里跌漏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两页纸的书目里，夹在那么多政治的、历史的名著之
间，会赫然出现《浮生六记》，但我能想象何伟喜欢那样闲散任性的文笔。看得出他觉
得板着脸写文就像板着脸做人一样没劲——从他纵容小孩由自己的阳台往下摔灯泡这样
的段子里。
大多数时候，何伟的文笔细腻，长于描摹，不急于评判，颇给人一种温良谦恭之感。《
江城》中唯一闪现锋芒，除了那个插旗山的段落，就是在提到大山的时候：
“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
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
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
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
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
子的感觉。”
另有一处则刻薄得几近偏颇：“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
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
着白痴式的英语。”
何伟在火车上与一个女人聊起大山。那人问何伟，美国人知不知道大山。何伟答，大山
不在美国的电视上。那人又问，加拿大的电视呢？何伟答：也不在，大山只上中国的电
视 ——“这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
，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
那女人解释的，这确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
，就好似NHL（国家棒球队）一样。”
《江城》的作者对大山的刻薄，我想可以归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自己在书中其
实已经说过了。那是在学生自导自演的《唐吉珂德》因为暗讽雷锋精神而被系领导禁演
时何伟所写的：
“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大动干戈，只为了这些琐屑小事……即便共产中国要倒掉，那
崩塌也不会由涪陵这儿一帮骑在拖把上的搞笑学生开始。某些人不能单纯去看戏，单纯
地笑出来，真是可悲；那出戏的好玩是没有疑问的，但即便如张书记那样聪明而受过良
好教育的人，总是听见脑子里的那个声音：我应该笑吗？它真的好玩吗？它会不会有危
险，冒犯到谁？……滑稽讽刺，以及娱乐，在共产党的体系里都是有风险的动作。这体
系出于对某种控制欲的依赖，总要把优秀的喜剧摧毁（剩下的往往只有嘲笑傻子或乡下
人的相声小品）。在某些意义上说，这是我最厌恶共产主义之处。我几乎可以忍受它所
有的谎言，它犯下的错误，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彻底丧失了幽默感。如果你把笑声拿走，
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
我想任何一个惯听美国脱口秀的人，回过头去看看春节联欢晚会里的那些相声小品，都
会被它恶心的程度震惊。前者的幽默来自随心而致的讽刺，后者只致力于谄媚。而我实
在想象不出，一个人如何既幽默又谄媚。如此相声小品演员搞笑的拿手锏也就只剩两个
：要么靠作践弱者（多半是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要么靠丑化自己。在每一次春晚的相
声小品里，我都会看到演员像机械而呱噪的钟摆，在这两个套路之间无休无止地反复。
何伟既然对红色幽默有此一段论说，那么他对获殊荣连年入围春节联欢晚会的人怎么看
，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原因在《寻路中国》里能找到线索，那是在有关埃德加·斯诺的段落里。作者在
飞机上偶遇金阳，一个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他与金阳闲聊，金阳问他知不知道埃德
加·斯诺。何伟在书中写道：“对于任何想以中国为题进行写作的密苏里人来说（何伟
自己碰巧也是密苏里人），埃德加斯诺的故事都算得上有警示意义。他跟毛和周是好朋
友，后来在大跃进时代，有好多中国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周游一圈然
后写出报道：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谣言。”
何伟对斯诺的苛评，叫我想起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茨威格在书中将罗兰称为“欧洲
的良心”，只可惜立此传时罗兰尚在人间，未到盖棺定论时。要等几十年后，苏联早已
解体，罗曼罗兰那尘封的访苏日记终于被打开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才华横溢、关心
民生的知识分子老来面对强权与名利时，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不堪的妥协。埃德加·
斯诺对西方媒体关于大跃进的报道实是他职业操守上的巨大污点（不幸的是，未必有意
为之）。作为一个记者，他或许应当比作家出身的罗曼·罗兰更加羞愧。
据说《江城》一书出版后，何伟曾被问到为什么对大山那么不待见：“也许我对大山太
苛刻了。我认为一个外国人说着非常流利的中国话，并且出现在电视上是好的——我对
此并没有意见。他的中国话，比我，比大多数外国人都要好得多。但我对大山有几个问
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允许自己对政治妥协。他在中国出名是在1989 年以后。他愿
意让自己出现在一台政府举办的晚会上表演节目，当大多数外国人都拒绝的时候。他一
直在这样做。我记得是在1998年，我在涪陵看电视，有一个庆祝五四运动79周年的特别
节目，是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举办的，大山出现在这台文艺表演中。我不认为这样是正
确的…… 基本上，我觉得大山应该和政府保持更多的距离，也许想要出现在电视上不
太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最好不要出现在电视上。”
有趣的是，对于身边那些处于浑浑噩噩中的群众，何伟倒都能坦然相对，一一记下他们
的坦诚可爱之处。他可以毫不介意榆林小酒馆的老板娘向每一个来客报告他的年龄、籍
贯与工资；他可以把怀柔边穷困的三岔村当作自己的归宿，与村民一起修路盖房采核桃
；他可以与丽水的打工妹一起在宿舍里喝酒，庆祝她们17岁的生日；可以和背井离乡、
迫不得已在工厂门前打帐篷进行黄色演出的河南农民一起吃饭…… 却偏偏要刻薄斯诺
和大山。何止斯诺与大山。在他的笔下，中国社会里的医生、领导等人物几乎无一不展
现出可憎的一面，唯独群众的形象鲜明可爱。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江城》所流露出的世界观里，群众与知识分子并非水乳交融，
你我不分。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而何伟不假思索地认为，后者理当比前者
承受更多的责任。其实他对大山的确有些太过苛刻。苛刻之处在于，他以知识分子的操
守要求大山，而大山只不过把自己当作一个艺人。
1998年，何伟与涪陵师专分别的时候到了。在这之前，他在一次期末监考中注意到一个
女孩（苏珊）魂不守舍地中途退场。几天之后，他从学生那儿听说她堕胎了，因为手术
不顺利而病倒，而学校在第一时间把这件事通知了她家里，然后把她开除了出去。另一
个女孩（琳达）得知父亲在家乡病危，依然选择坚持完了考试。过了些日子他去涪陵车
站接她，一眼看见她手臂缠着上的黑布。
“……现在我意识到，那种单纯，只是海市蜃楼。琳达的父亲在她参加期末考试时，濒
于死亡，而苏珊在跟恐惧斗争，现在已被驱逐出校。涪陵的许多事情结局都是如此——
甚至教书也是，它看起来像是简单直接的工作，其实却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人们给
外面世界，尤其给外国人看的，乃是一个掩盖了情感的外饰，然而当你住的时间足够长
了，能瞥见点事情的真实状况，感觉更其艰难。当然，在某个程度上，这种困难的生活
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我居留涪陵期间，两个学生死了；另一个学生堕胎，被开除；
一个父亲死了；一个孩子死了；人们的婚姻在破裂。那些事情在哪儿都有发生。但在涪
陵，看见生活的那一面，花的时间较长，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保持着距离，
而当距离消失了，却反而更难处理。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突然间发
现，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里面。
“我发觉自己在想着，从那些天的讲课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来了。我希望我的学
生们记得那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我们学过的别的东西。可以小到某个故事中的一个人
物，或者莎士比亚诗中的一片银色——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住。我希望他们能够在
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而在其单纯之美中，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
西。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它真实持久，不为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卷磁带，问我能否把所学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泼的男
孩之一，然而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
任何话，都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但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现在，我被
他的请求打动了。‘我特别想听你念《渡鸦》，’他说，‘还有任何莎士比亚的诗。这
样我可以记住你的文学课。’我告诉他我会在晚上录这卷带子。‘还有，在你念完诗歌
后，’他咧嘴笑道，‘我想让你念出所有英文中的脏话，把它们也录下来。即便有些是
你没有教过我们的，我也想你录下。我会非常喜欢那个的。也许其他的学生也会拷贝它
。’”
与涪陵的学生们相处的两年，何伟最后这样做结：
“分了两次，我才录完我们所学过的所有的诗。在那之后，亚当跟我花了五分钟时间，
对着录音机大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交还给吉米。他也会没事的。多数人都会那样。
他们都是强韧的，可爱的，有笑，有泪，像那样的人总能存活下去。那不能算是金色的
人生，但也许正因如此，它会长存。”
二 《寻路中国》
这本书所描绘的，是2001 年到2006年之间的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中国。
《寻路中国》分为三部：城墙，村庄和工厂。第一部分的开头很吸引我，那是因为一直
以来，开车去西北自驾游也是我的梦想。我想去看看玉门关与丝绸之路，想去敦煌和西
藏。读到何伟出发前的这段文字，不由让人神往：
“……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
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
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
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
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追寻着他的文字一路西行，最初和我想象的那样，在荒凉萧索中不乏奇遇：他开车碾过
农民堆在马路中央的稻谷，帮粮食脱粒；在山西的宁虏村何伟偶遇一个老农，长年来自
己做关于长城的研究，在没了脚踝的荒草中指给他看：哪一段城墙建于北魏，哪一段城
墙建于西汉……
“我就这样一直开着车，来到一个隘口处，在主路边上找到一条分岔出来的土路。沿着
这条支路顺着山梁走了几百米，我停下车子。吉普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我带来的帐篷和
睡袋。这是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夜晚——空气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闪烁。
躺在帐篷里，睡意来袭，可我还想着次日打算去拜访的几个边界小镇：破胡，杀胡。去
拜访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乡下再静静地开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时，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过来，猛地坐起身，以为是驶近车辆的灯
光。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一切
依旧是老样子：空旷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儿停放着。山下，宁鲁村的灯火已经
熄灭，渐渐升高的月亮映照着大草原。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听到的，只有风 声，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租一辆车，带一顶帐篷；白天沿着长城独自驱驰，夜晚挨着长城独自露营。当然作者接
下来解释了这么安排的原因——由于事先没申请记者证，这些紧邻藏、疆的敏感地区都
不接受外国人住旅馆——他的旅程也恰恰因此充满了浪漫与艰辛。
读到后来，边城的贫瘠闭塞在他的游记里渐渐凸显，浪漫之情被辛酸代替。这里有方圆
几十里只挖坑不种树，以绿化之名贪污世界银行贷款的骗局。当何伟回到北京，跟世行
北京分部的办事人员说起这事，他们却像边城的干部一样，一口咬定是农民们搞错了—
—毕竟一手交钱，一手拿数据，两方的官僚都何乐而不为。当地农民在荒了几十年的山
上，挖一天“植树坑”换五袋方便面的辛酸，只有何伟亲眼目睹。
这里的村庄都枯萎了。明长城下的黄泥土路边，残疾的老人在街口看护着一群小孩，孩
子们的爸爸妈妈都已南下谋生。对此司空见惯的作者揶揄起“南水北调”的工程——北
人都已南下，调来的南水有什么用呢？
如果说第一部《城墙》里的冷硬萧瑟是过客眼中的，那么第二部《村庄》，则流露出作
者充满带入感的脉脉温情。后来我在《甲骨文》中读到，何伟在北京定居时，只有一份
月薪500美金的工作：在报刊杂志迎来电脑时代之前，他负责给华尔街日报当手工剪辑
员。那是报刊杂志里最低一级的工作，他也租着北京最廉价地段的房子：没有空调、厕
所常坏、紧挨着菜市场和纵横的胡同。
那时《江城》已经出版了，但并不太被美国的文学评论家重视。清贫的生活、无所事事
的工作给了何伟大量自由写作的时间。他在怀柔附近一个种核桃树的农村——三岔村里
租下农民魏子淇的房子，把那儿当作自己的桃花源。
“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
。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
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
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
眨一下。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
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
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嗨，’最终还是我开了口。‘嗨，’他也应了一声。“吃饭了吗？”我问道……“
你吃了没有？”他也问道。“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现在是晚上，”我说，“有十
二个小时的时差。”
“他笑了笑——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当头的那
个房间。‘你这儿有一铺炕，’他说道。‘是的。’‘有一张桌子，’他说。我站起身
来，领着他看了看屋子的情况，他全程都在做着结论，以示批准。(‘这是厨房。这是
灶，这是饭桌。’) ”
我喜欢读他对乡民的描写。那“看电视”一样茫然的微笑，那“公然表现出的好奇心”
，如此浑不自知，以致于给人安宁感。这是文化上的大差异，但何伟对此并没什么大惊
小怪，他只是尝试着以白描之笔去洞悉人心。我一直觉得，这才是作家的本分。处于两
种文化之间的作家，不该一味流连于那些表象的东西：就好像Amy Tan和林语堂的文字
，都不过是写给美国人看的西洋镜。
魏子淇的儿子，当时五岁的魏嘉，是三岔村里唯一的孩子。于是又有一段别开生面的容
貌描写：“小男孩的脸滚圆滚圆的。他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笑起来
就会熠熠生辉。他那两只耳朵长得很奇妙——这也是中国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爱的特点
：他们的双耳向外伸出，使他们具有了一直受到惊扰的表情。魏嘉的父母亲的长相都说
不上好看，但这个小孩子却长得很帅。”
何伟写三岔村的笔触，有些让我想起《飞廉的村庄》：孤独得和农具说话的孩子、只在
孩子眼里是正常人的傻子、老到不记得自己年纪的鳏夫、炕上裹着脚数落远在北京的儿
女的老太……何伟写魏嘉去上小学，童蒙不知怎地被开启，再回来时，忽然开始像看待
一个智障那样看待他的傻子叔叔——至此，傻子彻底孤独了。那一处的文字里流露出空
旷伤感，却依旧娓娓道来。
在这专种核桃树的桃花源里，身为外国人的何伟并没有扮演武陵渔人的角色。作为小男
孩的“魔鬼叔叔”，他与魏家越走越近，而完全被三岔村的村民们接受——溶入他们扫
墓盖房的生活、看他们各自珍藏的地契家谱，则是在他尽全力帮小男孩求医治病之后：
自上幼儿园起，魏嘉的身上开始出现不明所以的大片青紫，又有流鼻血、呕吐的症状。
最终他们坐上何伟的车，来到北京一家儿童医院：
“……一进入儿童医院，我立马意识到，来这地方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到处都是哭闹的
小孩子，父母则跟在调皮的小孩后面追逐着，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令人心烦意乱。魏子淇
似乎被那一切镇住了，他一走进医院，就在门厅那儿停下了脚步。一个城里人从后面撞
上了他，然后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骂了一句：‘滚开点!’ 魏子淇穿了一条黄布裤子，
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里，他这身迷彩装好像还真起到了隐身的作
用。人们用胳膊肘推挤着他，把他完全挤到了边上。他于是向医院的员工求援，可那些
人只挥挥手就把他给支开了。他不如隐身吧——如果你一身农民打扮就进了城，情况多
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着信息咨询窗口走了过去。服务人员听得十分专心，
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当她看到这个小孩抱在一个老外手里，而不是一个农民手里
，事情顿时便有了差异。那女人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查血。于是，我们交了费，跟在
一群病人后面排队。”
魏嘉的血小板已经莫名其妙地低到危及生命的地步，然而儿童医院只验了个血，就轻易
把他们打发回了三岔村。何伟回来后上网查白血病的信息，又连夜把小男孩的化验单发
给自己在美国认识的医生求助。次日收到回复，他们认为这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建议立即住院，并做活体检查。
当天夜里，小男孩又开始流鼻血不止，这时何伟已托关系在北京三院的儿童病房给他安
排到了一个床位，现在便坚持连夜送他住院。这儿的护士态度生硬傲慢，不允许孩子的
父亲留下来陪伴。任他们怎样解释三岔村路途遥远，怎样哀求她，也稍稍不肯通融。何
伟只好开车再回三岔村，赶在医院大门落锁之前，把魏嘉的妈妈接来。至此，他对“中
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这件事，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
小男孩的病情不断恶化，到后来牙龈也开始出血。新世纪初正是中国的血站管理最混乱
的时候，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丙肝的比比皆是。当北京三院建议输血时，何伟已经
给魏家垫了八千块钱准备接受输血，但他还想仔细问问医生输血有多必要，又有多安全。
“‘如果你们给他注射丙种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当然有风险！’赵医生厉声道，‘血液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或者别的什么病毒。’
‘他们不是要检查血液吗？’
‘不可能完全查得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检查得出来。’我说道。
‘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不过，我还是换了一种方法：
‘你们的血液从哪里来呢？’
‘我怎么知道？’那女人现在几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间外面。”
结果是，何伟联系自己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熟人，后者告诉他只要三千多块就可
以从她们公司买到一个单位的丙种球蛋白，而且可以保证血源的安全卫生——只要北京
三院同意接受。而北京三院当然不肯接受。他只好让医药公司的朋友帮忙查北京三院使
用的血源，得知大致可靠后，他们接受了医院的输血。
我想起近来在网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医闹。医患之间，病人永远是处在弱势的一方。而
在我们的社会里，弱者的权益永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保障。在国内，负责任的好医生固
然是有的。然而那些处处突破职业道德底线、对病人毫无尊重同情的医生也绝不是少数
——更不要说白衣天使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受贿恶习。我对医闹一直很反感。然而此时难
免扪心自问：自己这种说起医闹就指责病人家属是暴民、不走法律程序的态度，在我们
的社会里，听起来会不会像“何不食肉糜”一般荒唐呢？
那个叫做三岔的村庄，从前是作者避世的所在。然而经历魏嘉的风波，何伟已真正溶入
了当地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看着通往三岔的道路被逐渐开发，想到那静谧的核桃
林也许将不复存在；当他眼看魏子淇入党、致富、买车，而病弱的魏嘉渐渐变成一个在
学校备受欢迎的胖小子，想到他那璞玉浑金般的聪明将一去不返时，他并不难过，反而
感到欣慰。人们身在其中的视角，与置身事外时是不同的。何伟终于放弃了当一名记者
，继续自由写作——因为他更愿意体察参与，而不是概括针砭。这是一个长情的人。
第三部《工厂》，描绘浙江山区丽水一带各种制造工业。对习惯了买来的日用品上贴着
“made in China” 的我来说，这才是我最陌生的一部分中国——一个冰冷而喧嚣、浮
躁而逐利的中国。在这部分中，作者将人文关怀进行到底，着眼点仍旧是小人物——一
群打工妹、打工仔、小老板、老师傅，捕捉他们抄满座右铭的肮脏墙壁，再现他们单调
繁忙的生活。这生活也充满酸甜苦辣：有一个傍晚，何伟同一个在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工
厂附近摆摊儿的老人一起，观看对街坐店的一对年轻夫妇吵架。那女人泄愤地烧自己店
里的尼龙袜子（他注意到她总是捡最便宜的点火），而他则和老人一起抱过她几个月大
的婴儿，在小街对面轮番哄着逗着，直到那个妈妈在路人面前挣足面子，顺过气来。
又比如书中关于“红星杂技团”的描写。与贾樟柯电影的风味神似，看得人心酸之极。
这是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大家庭，由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和一个远房表亲的老婆组
成。他们一路背井离乡，去浙江新兴的工业区搭场子，赚下班的打工仔们每人五块一张
门票。他们支起一幅画满穿比基尼的女人的帐篷，把麦克风调到最大以招揽观众。
“表演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演唱了一首爱国歌曲‘走进新时代’，以歌颂改革开
放；之后，两个女孩儿穿着胸罩、短裤和白色短袜走上了舞台……她们和着电子音乐的
节奏跳起了舞蹈。她们无视节奏的存在，也无视彼此的存在……两个女孩儿没有笑容，
眼睛也一直盯着脚下的木板条。那位拉客者对着麦克风吆喝着：‘姑娘们，摇啊！摇啊
！摇啊！摇啊！’……
“一个面带肺痨病人那种疲态的老头走上舞台，抿嘴对着观众笑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
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 为肩术表演画上句号的，是另一个跳着舞的女孩儿——
脸上没有笑容，双眼盯着木板地——慢慢地褪下短裤，面向观众裸露着身体，足有五秒
钟之久。
“到此，观众们终于有了反应；男人们低语着站起身来，嘴里的香烟依旧闪烁着红光。
接着，表演结束了，音乐停止了，观众们退出了帐篷。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同丰人
造革厂的窗子里亮起了上夜班的灯光。”
在这个所谓的“杂技团”里，那最低下的位置上的人，自然是那位最远的表亲的老婆，
唯一称得上美人的团员。她“有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总带着温顺的表情”。有一次搭
帐篷时，她十分害羞地凑过来问何伟：“你有没有美元？”何伟正好有一张一美元的钞
票，就拿出来给她看。
她问：值多少钱？何伟回答说，大概值八块吧。
“我给你十块钱，换得到不？”
他把那张钞票递给她，告诉她不用管什么换的事——然而忽然间意识到，这真像是给一
个脱衣舞女的小费。
“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着，对那件外国人给的小礼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
，他们演出前，我跟他们道了别，开车走了。刘长福说得对：那样的表演，是不会有人
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有这样一种视角，对恶俗与下流毫不避忌，对风雅与品位毫不趋附。由这视角里，映射
出真正有份量的生活。贾樟柯的电影如此，《寻路中国》亦是如此。
几年前我曾每个星期订阅New Yorker，其中有一位叫做Peter Hessler的作者的长篇散
文给我印象深刻。他讲述了浙江某地的“艺术村”：这里云集了全国各地从艺术院校毕
业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画家，专为全世界各地的廉价旅馆、旅游景点绘制装饰画。这是
纯粹的买卖：他们作画都是对着一张风景照，以油画笔原封不动地复制——没有任何创
作、灵感、心情、风格可言。他们不关心画的内容、不好奇照片上的地方，他们甚至坦
言自己讨厌绘画，只因为高考分数不够，才进的艺术院校。这些成品以尺寸、数量为准
定价，先是批发给中间商，而后再转手给外国商人，最后进入旅馆、旅游景点的商店里
——你若去威尼斯游玩，看到精品店里一幅奈何桥风景的油画怦然心动，殊不知它可能
像沃尔玛的闹钟、袜子以及胸罩一样，“made in China”。
我还记得那篇文章让我多么抓狂而困惑——作者的笔调并不是揭露批判。文章提到他与
艺术村两个年轻画家之间的友谊，提到他们那些可爱的世故与小聪明，仿佛在说，“这
就是我眼中的中国，这就是我身边的中国人，而我喜欢他们那样。” 对几年前的我来
说，这无异于双重的冒犯：既冒犯了我的文艺观，又冒犯了我的中国。而最让人吐血之
处在于，那文章的笔触干净洗练，实是New Yorker里的翘楚。我想要把作者归为恶俗一
类鄙视两句吧，又觉得无所适从。
就是这样，我记住了Peter Hessler这个名字。
直到今天，我才再次在《寻路中国》里读到了久违的浙江“艺术村”的段落。我理解了
何伟想要说的意思；也是从他的眼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那本是我最最熟悉的，
那些惘然的随波逐流，那些琐屑的喜怒哀乐。日暮乡关何处是。谨以这篇长评，纪念那
个我在一厢情愿中极力掩藏的、在附庸风雅时尽力忘却的地方——我真实的故乡，我真
实的祖国。
佛一个触手可及的久违世界在我面前落下幕来，竹帘外的黑夜一时空旷孤单。我有些难
过，但自己知道那并非乡愁。脑子里忽然闪过毛姆在《面纱》中描绘女主人公和父亲间
的关系时所说的：“凯蒂与父亲之间，比陌生人更生疏。因为两个陌生人至少会彼此好
奇。” 我想这话用来形容我对于祖国的感情，也是恰如其分的。
我从不愿与人谈当今中国的话题，偶尔被人问到了，事后也总会有些恼怒——半是因为
谈话者的态度，半是因为主题本身。我想起一个满头白发、嘴唇鲜红的美国老太太，曾
关切地问我在中国有没有吃过冰激淋；想起办公室里的一个老头，会在我埋头备课时猛
然来一句“他们在中国还迫害同性恋么”；又想起我去参加别人的婚礼，那hippie打扮
的伴娘一听说我来自中国，就满怀敌意地要和我讨论西藏……
事实上，记录中国现状题材的文学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一类。出国之后，我愿意读的中文
书无一例外都关乎古代：《晋书》与建安文学、季羡林译注的《大唐西域记》、中华书
局描绘的宋代城市风貌、明人的无数拟话本小说以及《芥子园画谱》…… 作为穿插其
间的娱乐，我自己哼哼昆曲。也许这么做有它背后更深的原因：我知道祖国已经不是自
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现在，我尽可以规避关于她的一切沉重痛苦的话题，在脑海
里一厢情愿地涂抹，以供自己一厢情愿地缅怀。
说起来，Peter Hessler的River Town最初是一个美国人送我的圣诞礼物——送的那人
大约觉得“It’s about China”，而我又是从中国来的，所以一定会对它感兴趣——
多么体贴的想法。我从这位朋友那儿收到的“文化交流”类礼物有很多，比如Amy Tan
的书。这位作家的行文乃至笔下的人物都并不中国，却是地道的Asian American：肤浅
得天经地义、坦荡大方。
扫了一眼介绍，River Town就被我揣度为升级版的《苦海沉浮》，搁置在了某个角落。
时隔数年，经过几次搬家。有一天我在豆瓣上看到别人盛赞《江城》，忽然悟到这本书
的作者何伟正是我在New Yorker里熟悉的专栏作家Peter Hessler。我兴冲冲跑到书架
上找几年前那崭新的礼物——它当然早已踪迹全无。
一 《江城》
“……显然中国人对他们山水的看法很不同于外面的人。当我看到那些修出一个个平台
的山丘时，我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改造它，把它变为一道道叫人惊叹的稻谷梯田；而中国
人则看着在那儿居住的人，看着他们如何被那儿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
，我不时想到这个，尤其因为我所有的学生的生长都和这里的土地紧密相连。我揣度着
四川崎岖多石的自然环境是怎生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想到，它在两年中，会怎样影
响我。”
伴随着这样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视角，《江城》一书缓缓展开。那是1996 年。Peter
Hessler，何伟，当时是个年轻的文青，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英语文学系，硕士毕业于
牛津，之后加入和平队，被派到四川边远的涪陵师专做英语教师。在涪陵的两年中，作
者多次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当地的人事。这有些让我想起宫崎骏的动画片：刻画人物之前
，必悉心描绘故事发生的地方有怎样的山谷、怎样的河流。在这份对自然环境的重视里
，固然有环保主义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东方式的，散漫的文人情怀。
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在于《插旗山》一章。插旗山俯瞰涪陵师专，山上遍种桃花。何伟这
样描绘山坡与山脚下循环有序的庄稼：
“在山顶种植着桃树和橘子树从，这儿太陡了，没法作梯田。稍微低点儿，坡度变缓，
农民们将山地开垦为片片的菜地—— 卷心菜，土豆，大豆，萝卜。再低点，宽阔的平
地足够种植谷物了，现在是秋季，快到时候种植冬麦了。农民们会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播
种，每两三道之间，他们会留出两英尺的空隙。在三月，冬麦收割的两个月前，他们会
在空隙处种上玉米。没有土地会被浪费的，没有任何事会被拖延或是匆忙完成；每件事
有它的季节，每个季节都有农民们用自己的双手做着简单的工作。
大山的更低处，稻田已在几个星期前便收割过了；现在田地干燥，黄色的残株从土里伸
出。绝大多数稻田都分布在南侧的山边河谷，在那里，土地平壤，足够被留出一块块能
够蓄水的平台。在大山的所有作物中，稻谷的程序最为复杂。它在三月里播种，密密地
种植，然后在四月里，青青的秧苗被拔出，用手移植到水淹了的田地中。在七月和八月
，稻谷收割了，打谷了，干涸的田地可被用作种植蔬菜或冬麦。这样循环不息，一季一
季，一年又一年，有时，在一片小小的耕地上，可以看见一年里所有的作物更替：从稻
子到蔬菜，从蔬菜到小麦，从小麦到稻谷。”
接下来他开始描绘插旗山的历史。这山的名字来自于太平天国起义 —— “他的士兵们
留着长发，打起仗来都不畏死亡，他们信仰一种野蛮化了的新教原教旨，是松散地建立
在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教本之上的…… 太平天国反对鸦片，反对裹脚，反对卖淫、赌博
、以及烟草。它从农民那里获得了不少支持，农民对腐败的清朝统治者是没多少同情的
。但洪秀全以及其他的革命领袖们都缺乏长远的眼光，也没有经验来治理一个国家。权
力让他们中的大多数陷入奢侈的生活和残酷的内斗。他们开始染上了他们想要推翻的王
朝的那些毛病；黄色的丝绸长袍；成群的佞臣，无数的宠姬……”
翼王石达开眼见内斗不止，于1857年离开了南京。“带领着十万个将士，他展开了一段
长达六年的军事行动，预演了共产党的长征。他的太平军以Z字形穿越了中国的东部和
南部，最后抵达了长江河谷。他们到了涪陵，顺着桃花山的山坡向上，他们的山顶竖起
了天国的旗帜。”
1863年，被太平天国呼为“新耶路撒冷”的南京岌岌可危。清兵前往四川西部的山区追
袭翼王残部，渐成合围之势。然而石达开就在这时喜得贵子，部队因此在大渡河谷做了
三天的停留以为庆祝。这次停留的结果是致命的。被围困的翼王选择了投降，他最后剩
下的两千军士在这里尽遭屠戮，他自己凌迟处死。
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荡：
“七十二年后，毛泽东带领他的共产党军队，在长征的核心时刻，也来到了这同一条河
。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将红军摧毁的边缘，历史的教训告诉毛不能拖延…… 他们征服
了国家；在每个城镇他们宣传他们的教条：那是一种野蛮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松散地建
立在苏联的模式之上。共产党反对鸦片，裹脚，卖淫，赌博，他们从中国农民那儿获得
了广大支持，农民们对地主和腐败的国民党没多少同情。但毛泽东缺乏足够的眼光和经
验来治理一个国家，权力欲鼓动他建立起了一种个人崇拜。那些领头的干部们开始染上
了他们所推翻的统治者的奢侈病；大宅，佞臣，姬妾……”
同一座插旗山，何伟由太平天国的西征写到红军的长征，在那呼应回环的文笔里，尖锐
的观点忽然破纸而出：
“共产党的历史观对过往的农民起义总是理想化的，好比太平天国，即便在涪陵这么偏
远的地方，公园里还有石达开的雕塑。而对该运动的一些其他方面，则相反的，予以淡
化——中国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太平天国那种奇怪的基督教。在涪陵，许多学生不知道
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但学生们知道他是农民革命者，知道毛泽东成功了而洪秀全
失败了。
“这种回音被看作是合法性的依据，而不是一个征兆，显示中国的历史就和其土地一样
，总是沿着循环的模式进行。”
他如此看待历史——把人事翻覆与稼穑轮播相提并论——这又是一个以自然诠释人事的
例子，颇给我奇士奇文的感觉。那松散随意的框架与天马行空的类比中所流出的才情是
独到的，实与政治上的左右无关。当然，何伟对我党的评价低到地心（兴衰都不出农民
借迷信起义的循环），由此亦可见一斑。
《江城》中我最喜欢的段落是何伟写他在涪陵师专教书的日子。这本书与《寻路中国》
很不一样，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个文青眼中的中国。
“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的一天？
你比夏日更为美丽温婉。
狂风将五月的蓓蕾凋残，
夏日的勾留何其短暂。
休恋那丽日当空，
转眼会云雾迷蒙。
休叹那百花飘零，
催折于无常的天命。
唯有你永恒的夏日常新，
你的美亦将毫发无损。
死神也无缘将你幽禁，
你在我永恒的诗中长存。
只要世间尚有人类，尚有能看的眼睛，
这诗就将流传，赋予你新的生命。”
何伟任教的科目是英语诗歌。他布置学生按音韵拼起这首莎士比亚十四行的时候，自己
正望着乌江上的渔船与水汽发呆。他并没有告诉这些四川小孩，莎氏十八首中的永生已
在其后四百年里被评论了无数遍，在英美文学界，她已是陈词滥调，已近死亡了；他也
并不因为自己的教课内容受到校领导严格的政治限制，只能谈莎翁笔下的美丽女人而沮
丧。他偏能察觉中国学生对诗歌音韵那种不可言传的神奇把握，从学生们稚拙的文学评
论里，找到动人的东西。
教《哈姆雷特》时他让大家写评析，结果一个女生在作业里这么写：“哈斯勒先生，您
喜欢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他应当
把真相告知他亲爱的人，奥菲利娅，请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两个爱人
应当同担祸福。还有，我不喜欢他的犹豫。作为一个男人，他想做什么都应当坚决。”
何伟随即在书中写道：“你不可能在牛津听到这样的话。你不能这么简单地说：我不喜
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这人很糟糕。所有说的话都应当机灵点儿。你得认识到，哈
姆雷特是个文本中的角色，你得按顺序解剖这个人物，一层一层的，不仅是剧本它本身
，还要考虑到那些人就这个剧本写过的所有东西。你得要考虑所有评论家说的话，他们
那些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胡说八道都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剧本上。你得要考虑这个剧本
和当今的潮流，当今社会的事件如何联系……
“其实在做学生时，我一直期望有那么一个短暂时刻，让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想法闪过脑
际——我不喜欢这个角色；这是个好故事；这首诗里的女人很美；我猜她的手指像绿葱
般细长…… 这是我在做学生时所寻觅的。我想找到那么一些信号，说文学依然可以是
令人愉悦的，人们读它只是为了享受，而且它本身就很重要，不需理会其政治上的对错
……
“在涪陵，毫无疑问学生们从其阅读中获得享受。而我意识到，直至我人生的终曲，我
都要像他们那样对待文学。有时候，当他们做作业而我望向乌江时，我会微笑着想，在
这里，我们都是难民。他们得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逃脱出来，而我从解构主义
中逃脱。我们都很快乐，在江边，整个涪陵都忙于其生意的时候，我们阅读诗歌。”
《江城》中议论了许多东西，比如何伟曾花很长的篇幅谈论三峡工程的利弊。但我自己
作为一个老师，最受触动的仍然是他关于教书细节的描写——怎样循循善诱地给学生排
戏，用课桌椅搭起罗密欧与朱丽叶殉情、哈姆雷特喃喃自语的台子，让大家在心醉神驰
中记诵那些名句；怎样引发大家编《唐吉珂德》调侃雷锋精神，到头来微笑着听那扮唐
吉珂德的聪明男孩把嬉笑怒骂进行到底，转而调侃身为外教的自己。在何伟的另一本书
《甲骨文》中，他提到自己与涪陵师专的许多学生仍然保持联系，熟悉他们毕业后各自
去农村支教的生活。
作为一个老师，他有最可贵而易逝的两样东西：对自己教授东西的信仰，和对陌生人的
好奇。
此外我还喜欢看他闲笔写的轶事，比比皆是，比如这一段跟小孩子打交道的：
“一群当地的小孩时常跑来我的寓所，因为我的阳台上有一串节日的彩灯，在晚上看来
很漂亮，高高悬于乌江上。有时她们是何丽带领的一群女孩，她十一岁，跟我同姓，叫
我哥哥。其他时候，会有一群野小子，他们跟着王学松，一个九岁的男孩，跟我同楼的
。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妈妈住一起，她离了婚，而他家的大人严厉警告他不要去骚扰
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学会了怎么去哄他们；他或者会跟一群别的小孩来，或者他会出
门，大声走下台阶，然后转头，偷偷溜回来，轻轻敲我的门。我喜欢跟他聊天；他会告
诉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里的生活，还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个小孩很被他鄙视，
取了个绰号叫蒋介石。小王喜欢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照片，从我的阳台上向人们大叫；
我让他想干嘛干嘛。我怀念我在密苏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个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阳台上挂了一百个节日彩灯，现在，夜里你可以从长江上看到它们。
它们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才安上，之后，作为奖赏，我让小王把所有烧坏的灯泡从六楼往
人行道上扔，它们摔得粉碎，很好看。对于鼓励他的罪行，我并不觉得特别愧疚；每次
学校的工人来更换我的灯泡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几乎跟小王一样享受。当
玻璃在人行道上炸开时，他们都嘿嘿笑。”
英文版River Town的正文后面有一列何伟推荐的书目。看下来颇觉惭愧，从高行健的《
灵山》到Jonathan Spence的《洪秀全太平天国史》，我都没有读过。可是忽然之间沈
复的《浮生六记》跃入眼帘，我也是看着那英文愣了一会儿才明白的：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我想起沈三白写《浮生六记》，并不关心什么国计民
生，只一味追忆与芸娘的那些小小任性。然而世态炎凉的种种悲怆，都从他文字的空隙
里跌漏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两页纸的书目里，夹在那么多政治的、历史的名著之
间，会赫然出现《浮生六记》，但我能想象何伟喜欢那样闲散任性的文笔。看得出他觉
得板着脸写文就像板着脸做人一样没劲——从他纵容小孩由自己的阳台往下摔灯泡这样
的段子里。
大多数时候，何伟的文笔细腻，长于描摹，不急于评判，颇给人一种温良谦恭之感。《
江城》中唯一闪现锋芒，除了那个插旗山的段落，就是在提到大山的时候：
“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
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
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
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
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
子的感觉。”
另有一处则刻薄得几近偏颇：“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
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
着白痴式的英语。”
何伟在火车上与一个女人聊起大山。那人问何伟，美国人知不知道大山。何伟答，大山
不在美国的电视上。那人又问，加拿大的电视呢？何伟答：也不在，大山只上中国的电
视 ——“这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
，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
那女人解释的，这确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
，就好似NHL（国家棒球队）一样。”
《江城》的作者对大山的刻薄，我想可以归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自己在书中其
实已经说过了。那是在学生自导自演的《唐吉珂德》因为暗讽雷锋精神而被系领导禁演
时何伟所写的：
“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大动干戈，只为了这些琐屑小事……即便共产中国要倒掉，那
崩塌也不会由涪陵这儿一帮骑在拖把上的搞笑学生开始。某些人不能单纯去看戏，单纯
地笑出来，真是可悲；那出戏的好玩是没有疑问的，但即便如张书记那样聪明而受过良
好教育的人，总是听见脑子里的那个声音：我应该笑吗？它真的好玩吗？它会不会有危
险，冒犯到谁？……滑稽讽刺，以及娱乐，在共产党的体系里都是有风险的动作。这体
系出于对某种控制欲的依赖，总要把优秀的喜剧摧毁（剩下的往往只有嘲笑傻子或乡下
人的相声小品）。在某些意义上说，这是我最厌恶共产主义之处。我几乎可以忍受它所
有的谎言，它犯下的错误，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彻底丧失了幽默感。如果你把笑声拿走，
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
我想任何一个惯听美国脱口秀的人，回过头去看看春节联欢晚会里的那些相声小品，都
会被它恶心的程度震惊。前者的幽默来自随心而致的讽刺，后者只致力于谄媚。而我实
在想象不出，一个人如何既幽默又谄媚。如此相声小品演员搞笑的拿手锏也就只剩两个
：要么靠作践弱者（多半是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要么靠丑化自己。在每一次春晚的相
声小品里，我都会看到演员像机械而呱噪的钟摆，在这两个套路之间无休无止地反复。
何伟既然对红色幽默有此一段论说，那么他对获殊荣连年入围春节联欢晚会的人怎么看
，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原因在《寻路中国》里能找到线索，那是在有关埃德加·斯诺的段落里。作者在
飞机上偶遇金阳，一个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他与金阳闲聊，金阳问他知不知道埃德
加·斯诺。何伟在书中写道：“对于任何想以中国为题进行写作的密苏里人来说（何伟
自己碰巧也是密苏里人），埃德加斯诺的故事都算得上有警示意义。他跟毛和周是好朋
友，后来在大跃进时代，有好多中国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周游一圈然
后写出报道：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谣言。”
何伟对斯诺的苛评，叫我想起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茨威格在书中将罗兰称为“欧洲
的良心”，只可惜立此传时罗兰尚在人间，未到盖棺定论时。要等几十年后，苏联早已
解体，罗曼罗兰那尘封的访苏日记终于被打开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才华横溢、关心
民生的知识分子老来面对强权与名利时，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不堪的妥协。埃德加·
斯诺对西方媒体关于大跃进的报道实是他职业操守上的巨大污点（不幸的是，未必有意
为之）。作为一个记者，他或许应当比作家出身的罗曼·罗兰更加羞愧。
据说《江城》一书出版后，何伟曾被问到为什么对大山那么不待见：“也许我对大山太
苛刻了。我认为一个外国人说着非常流利的中国话，并且出现在电视上是好的——我对
此并没有意见。他的中国话，比我，比大多数外国人都要好得多。但我对大山有几个问
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允许自己对政治妥协。他在中国出名是在1989 年以后。他愿
意让自己出现在一台政府举办的晚会上表演节目，当大多数外国人都拒绝的时候。他一
直在这样做。我记得是在1998年，我在涪陵看电视，有一个庆祝五四运动79周年的特别
节目，是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举办的，大山出现在这台文艺表演中。我不认为这样是正
确的…… 基本上，我觉得大山应该和政府保持更多的距离，也许想要出现在电视上不
太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最好不要出现在电视上。”
有趣的是，对于身边那些处于浑浑噩噩中的群众，何伟倒都能坦然相对，一一记下他们
的坦诚可爱之处。他可以毫不介意榆林小酒馆的老板娘向每一个来客报告他的年龄、籍
贯与工资；他可以把怀柔边穷困的三岔村当作自己的归宿，与村民一起修路盖房采核桃
；他可以与丽水的打工妹一起在宿舍里喝酒，庆祝她们17岁的生日；可以和背井离乡、
迫不得已在工厂门前打帐篷进行黄色演出的河南农民一起吃饭…… 却偏偏要刻薄斯诺
和大山。何止斯诺与大山。在他的笔下，中国社会里的医生、领导等人物几乎无一不展
现出可憎的一面，唯独群众的形象鲜明可爱。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江城》所流露出的世界观里，群众与知识分子并非水乳交融，
你我不分。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而何伟不假思索地认为，后者理当比前者
承受更多的责任。其实他对大山的确有些太过苛刻。苛刻之处在于，他以知识分子的操
守要求大山，而大山只不过把自己当作一个艺人。
1998年，何伟与涪陵师专分别的时候到了。在这之前，他在一次期末监考中注意到一个
女孩（苏珊）魂不守舍地中途退场。几天之后，他从学生那儿听说她堕胎了，因为手术
不顺利而病倒，而学校在第一时间把这件事通知了她家里，然后把她开除了出去。另一
个女孩（琳达）得知父亲在家乡病危，依然选择坚持完了考试。过了些日子他去涪陵车
站接她，一眼看见她手臂缠着上的黑布。
“……现在我意识到，那种单纯，只是海市蜃楼。琳达的父亲在她参加期末考试时，濒
于死亡，而苏珊在跟恐惧斗争，现在已被驱逐出校。涪陵的许多事情结局都是如此——
甚至教书也是，它看起来像是简单直接的工作，其实却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人们给
外面世界，尤其给外国人看的，乃是一个掩盖了情感的外饰，然而当你住的时间足够长
了，能瞥见点事情的真实状况，感觉更其艰难。当然，在某个程度上，这种困难的生活
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我居留涪陵期间，两个学生死了；另一个学生堕胎，被开除；
一个父亲死了；一个孩子死了；人们的婚姻在破裂。那些事情在哪儿都有发生。但在涪
陵，看见生活的那一面，花的时间较长，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保持着距离，
而当距离消失了，却反而更难处理。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突然间发
现，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里面。
“我发觉自己在想着，从那些天的讲课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来了。我希望我的学
生们记得那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我们学过的别的东西。可以小到某个故事中的一个人
物，或者莎士比亚诗中的一片银色——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住。我希望他们能够在
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而在其单纯之美中，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
西。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它真实持久，不为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卷磁带，问我能否把所学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泼的男
孩之一，然而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
任何话，都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但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现在，我被
他的请求打动了。‘我特别想听你念《渡鸦》，’他说，‘还有任何莎士比亚的诗。这
样我可以记住你的文学课。’我告诉他我会在晚上录这卷带子。‘还有，在你念完诗歌
后，’他咧嘴笑道，‘我想让你念出所有英文中的脏话，把它们也录下来。即便有些是
你没有教过我们的，我也想你录下。我会非常喜欢那个的。也许其他的学生也会拷贝它
。’”
与涪陵的学生们相处的两年，何伟最后这样做结：
“分了两次，我才录完我们所学过的所有的诗。在那之后，亚当跟我花了五分钟时间，
对着录音机大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交还给吉米。他也会没事的。多数人都会那样。
他们都是强韧的，可爱的，有笑，有泪，像那样的人总能存活下去。那不能算是金色的
人生，但也许正因如此，它会长存。”
二 《寻路中国》
这本书所描绘的，是2001 年到2006年之间的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中国。
《寻路中国》分为三部：城墙，村庄和工厂。第一部分的开头很吸引我，那是因为一直
以来，开车去西北自驾游也是我的梦想。我想去看看玉门关与丝绸之路，想去敦煌和西
藏。读到何伟出发前的这段文字，不由让人神往：
“……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
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
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
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
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追寻着他的文字一路西行，最初和我想象的那样，在荒凉萧索中不乏奇遇：他开车碾过
农民堆在马路中央的稻谷，帮粮食脱粒；在山西的宁虏村何伟偶遇一个老农，长年来自
己做关于长城的研究，在没了脚踝的荒草中指给他看：哪一段城墙建于北魏，哪一段城
墙建于西汉……
“我就这样一直开着车，来到一个隘口处，在主路边上找到一条分岔出来的土路。沿着
这条支路顺着山梁走了几百米，我停下车子。吉普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我带来的帐篷和
睡袋。这是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夜晚——空气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闪烁。
躺在帐篷里，睡意来袭，可我还想着次日打算去拜访的几个边界小镇：破胡，杀胡。去
拜访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乡下再静静地开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时，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过来，猛地坐起身，以为是驶近车辆的灯
光。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一切
依旧是老样子：空旷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儿停放着。山下，宁鲁村的灯火已经
熄灭，渐渐升高的月亮映照着大草原。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听到的，只有风 声，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租一辆车，带一顶帐篷；白天沿着长城独自驱驰，夜晚挨着长城独自露营。当然作者接
下来解释了这么安排的原因——由于事先没申请记者证，这些紧邻藏、疆的敏感地区都
不接受外国人住旅馆——他的旅程也恰恰因此充满了浪漫与艰辛。
读到后来，边城的贫瘠闭塞在他的游记里渐渐凸显，浪漫之情被辛酸代替。这里有方圆
几十里只挖坑不种树，以绿化之名贪污世界银行贷款的骗局。当何伟回到北京，跟世行
北京分部的办事人员说起这事，他们却像边城的干部一样，一口咬定是农民们搞错了—
—毕竟一手交钱，一手拿数据，两方的官僚都何乐而不为。当地农民在荒了几十年的山
上，挖一天“植树坑”换五袋方便面的辛酸，只有何伟亲眼目睹。
这里的村庄都枯萎了。明长城下的黄泥土路边，残疾的老人在街口看护着一群小孩，孩
子们的爸爸妈妈都已南下谋生。对此司空见惯的作者揶揄起“南水北调”的工程——北
人都已南下，调来的南水有什么用呢？
如果说第一部《城墙》里的冷硬萧瑟是过客眼中的，那么第二部《村庄》，则流露出作
者充满带入感的脉脉温情。后来我在《甲骨文》中读到，何伟在北京定居时，只有一份
月薪500美金的工作：在报刊杂志迎来电脑时代之前，他负责给华尔街日报当手工剪辑
员。那是报刊杂志里最低一级的工作，他也租着北京最廉价地段的房子：没有空调、厕
所常坏、紧挨着菜市场和纵横的胡同。
那时《江城》已经出版了，但并不太被美国的文学评论家重视。清贫的生活、无所事事
的工作给了何伟大量自由写作的时间。他在怀柔附近一个种核桃树的农村——三岔村里
租下农民魏子淇的房子，把那儿当作自己的桃花源。
“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
。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
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
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
眨一下。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
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
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嗨，’最终还是我开了口。‘嗨，’他也应了一声。“吃饭了吗？”我问道……“
你吃了没有？”他也问道。“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现在是晚上，”我说，“有十
二个小时的时差。”
“他笑了笑——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当头的那
个房间。‘你这儿有一铺炕，’他说道。‘是的。’‘有一张桌子，’他说。我站起身
来，领着他看了看屋子的情况，他全程都在做着结论，以示批准。(‘这是厨房。这是
灶，这是饭桌。’) ”
我喜欢读他对乡民的描写。那“看电视”一样茫然的微笑，那“公然表现出的好奇心”
，如此浑不自知，以致于给人安宁感。这是文化上的大差异，但何伟对此并没什么大惊
小怪，他只是尝试着以白描之笔去洞悉人心。我一直觉得，这才是作家的本分。处于两
种文化之间的作家，不该一味流连于那些表象的东西：就好像Amy Tan和林语堂的文字
，都不过是写给美国人看的西洋镜。
魏子淇的儿子，当时五岁的魏嘉，是三岔村里唯一的孩子。于是又有一段别开生面的容
貌描写：“小男孩的脸滚圆滚圆的。他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笑起来
就会熠熠生辉。他那两只耳朵长得很奇妙——这也是中国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爱的特点
：他们的双耳向外伸出，使他们具有了一直受到惊扰的表情。魏嘉的父母亲的长相都说
不上好看，但这个小孩子却长得很帅。”
何伟写三岔村的笔触，有些让我想起《飞廉的村庄》：孤独得和农具说话的孩子、只在
孩子眼里是正常人的傻子、老到不记得自己年纪的鳏夫、炕上裹着脚数落远在北京的儿
女的老太……何伟写魏嘉去上小学，童蒙不知怎地被开启，再回来时，忽然开始像看待
一个智障那样看待他的傻子叔叔——至此，傻子彻底孤独了。那一处的文字里流露出空
旷伤感，却依旧娓娓道来。
在这专种核桃树的桃花源里，身为外国人的何伟并没有扮演武陵渔人的角色。作为小男
孩的“魔鬼叔叔”，他与魏家越走越近，而完全被三岔村的村民们接受——溶入他们扫
墓盖房的生活、看他们各自珍藏的地契家谱，则是在他尽全力帮小男孩求医治病之后：
自上幼儿园起，魏嘉的身上开始出现不明所以的大片青紫，又有流鼻血、呕吐的症状。
最终他们坐上何伟的车，来到北京一家儿童医院：
“……一进入儿童医院，我立马意识到，来这地方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到处都是哭闹的
小孩子，父母则跟在调皮的小孩后面追逐着，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令人心烦意乱。魏子淇
似乎被那一切镇住了，他一走进医院，就在门厅那儿停下了脚步。一个城里人从后面撞
上了他，然后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骂了一句：‘滚开点!’ 魏子淇穿了一条黄布裤子，
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里，他这身迷彩装好像还真起到了隐身的作
用。人们用胳膊肘推挤着他，把他完全挤到了边上。他于是向医院的员工求援，可那些
人只挥挥手就把他给支开了。他不如隐身吧——如果你一身农民打扮就进了城，情况多
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着信息咨询窗口走了过去。服务人员听得十分专心，
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当她看到这个小孩抱在一个老外手里，而不是一个农民手里
，事情顿时便有了差异。那女人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查血。于是，我们交了费，跟在
一群病人后面排队。”
魏嘉的血小板已经莫名其妙地低到危及生命的地步，然而儿童医院只验了个血，就轻易
把他们打发回了三岔村。何伟回来后上网查白血病的信息，又连夜把小男孩的化验单发
给自己在美国认识的医生求助。次日收到回复，他们认为这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建议立即住院，并做活体检查。
当天夜里，小男孩又开始流鼻血不止，这时何伟已托关系在北京三院的儿童病房给他安
排到了一个床位，现在便坚持连夜送他住院。这儿的护士态度生硬傲慢，不允许孩子的
父亲留下来陪伴。任他们怎样解释三岔村路途遥远，怎样哀求她，也稍稍不肯通融。何
伟只好开车再回三岔村，赶在医院大门落锁之前，把魏嘉的妈妈接来。至此，他对“中
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这件事，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
小男孩的病情不断恶化，到后来牙龈也开始出血。新世纪初正是中国的血站管理最混乱
的时候，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丙肝的比比皆是。当北京三院建议输血时，何伟已经
给魏家垫了八千块钱准备接受输血，但他还想仔细问问医生输血有多必要，又有多安全。
“‘如果你们给他注射丙种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当然有风险！’赵医生厉声道，‘血液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或者别的什么病毒。’
‘他们不是要检查血液吗？’
‘不可能完全查得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检查得出来。’我说道。
‘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不过，我还是换了一种方法：
‘你们的血液从哪里来呢？’
‘我怎么知道？’那女人现在几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间外面。”
结果是，何伟联系自己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熟人，后者告诉他只要三千多块就可
以从她们公司买到一个单位的丙种球蛋白，而且可以保证血源的安全卫生——只要北京
三院同意接受。而北京三院当然不肯接受。他只好让医药公司的朋友帮忙查北京三院使
用的血源，得知大致可靠后，他们接受了医院的输血。
我想起近来在网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医闹。医患之间，病人永远是处在弱势的一方。而
在我们的社会里，弱者的权益永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保障。在国内，负责任的好医生固
然是有的。然而那些处处突破职业道德底线、对病人毫无尊重同情的医生也绝不是少数
——更不要说白衣天使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受贿恶习。我对医闹一直很反感。然而此时难
免扪心自问：自己这种说起医闹就指责病人家属是暴民、不走法律程序的态度，在我们
的社会里，听起来会不会像“何不食肉糜”一般荒唐呢？
那个叫做三岔的村庄，从前是作者避世的所在。然而经历魏嘉的风波，何伟已真正溶入
了当地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看着通往三岔的道路被逐渐开发，想到那静谧的核桃
林也许将不复存在；当他眼看魏子淇入党、致富、买车，而病弱的魏嘉渐渐变成一个在
学校备受欢迎的胖小子，想到他那璞玉浑金般的聪明将一去不返时，他并不难过，反而
感到欣慰。人们身在其中的视角，与置身事外时是不同的。何伟终于放弃了当一名记者
，继续自由写作——因为他更愿意体察参与，而不是概括针砭。这是一个长情的人。
第三部《工厂》，描绘浙江山区丽水一带各种制造工业。对习惯了买来的日用品上贴着
“made in China” 的我来说，这才是我最陌生的一部分中国——一个冰冷而喧嚣、浮
躁而逐利的中国。在这部分中，作者将人文关怀进行到底，着眼点仍旧是小人物——一
群打工妹、打工仔、小老板、老师傅，捕捉他们抄满座右铭的肮脏墙壁，再现他们单调
繁忙的生活。这生活也充满酸甜苦辣：有一个傍晚，何伟同一个在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工
厂附近摆摊儿的老人一起，观看对街坐店的一对年轻夫妇吵架。那女人泄愤地烧自己店
里的尼龙袜子（他注意到她总是捡最便宜的点火），而他则和老人一起抱过她几个月大
的婴儿，在小街对面轮番哄着逗着，直到那个妈妈在路人面前挣足面子，顺过气来。
又比如书中关于“红星杂技团”的描写。与贾樟柯电影的风味神似，看得人心酸之极。
这是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大家庭，由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和一个远房表亲的老婆组
成。他们一路背井离乡，去浙江新兴的工业区搭场子，赚下班的打工仔们每人五块一张
门票。他们支起一幅画满穿比基尼的女人的帐篷，把麦克风调到最大以招揽观众。
“表演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演唱了一首爱国歌曲‘走进新时代’，以歌颂改革开
放；之后，两个女孩儿穿着胸罩、短裤和白色短袜走上了舞台……她们和着电子音乐的
节奏跳起了舞蹈。她们无视节奏的存在，也无视彼此的存在……两个女孩儿没有笑容，
眼睛也一直盯着脚下的木板条。那位拉客者对着麦克风吆喝着：‘姑娘们，摇啊！摇啊
！摇啊！摇啊！’……
“一个面带肺痨病人那种疲态的老头走上舞台，抿嘴对着观众笑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
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 为肩术表演画上句号的，是另一个跳着舞的女孩儿——
脸上没有笑容，双眼盯着木板地——慢慢地褪下短裤，面向观众裸露着身体，足有五秒
钟之久。
“到此，观众们终于有了反应；男人们低语着站起身来，嘴里的香烟依旧闪烁着红光。
接着，表演结束了，音乐停止了，观众们退出了帐篷。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同丰人
造革厂的窗子里亮起了上夜班的灯光。”
在这个所谓的“杂技团”里，那最低下的位置上的人，自然是那位最远的表亲的老婆，
唯一称得上美人的团员。她“有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总带着温顺的表情”。有一次搭
帐篷时，她十分害羞地凑过来问何伟：“你有没有美元？”何伟正好有一张一美元的钞
票，就拿出来给她看。
她问：值多少钱？何伟回答说，大概值八块吧。
“我给你十块钱，换得到不？”
他把那张钞票递给她，告诉她不用管什么换的事——然而忽然间意识到，这真像是给一
个脱衣舞女的小费。
“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着，对那件外国人给的小礼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
，他们演出前，我跟他们道了别，开车走了。刘长福说得对：那样的表演，是不会有人
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有这样一种视角，对恶俗与下流毫不避忌，对风雅与品位毫不趋附。由这视角里，映射
出真正有份量的生活。贾樟柯的电影如此，《寻路中国》亦是如此。
几年前我曾每个星期订阅New Yorker，其中有一位叫做Peter Hessler的作者的长篇散
文给我印象深刻。他讲述了浙江某地的“艺术村”：这里云集了全国各地从艺术院校毕
业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画家，专为全世界各地的廉价旅馆、旅游景点绘制装饰画。这是
纯粹的买卖：他们作画都是对着一张风景照，以油画笔原封不动地复制——没有任何创
作、灵感、心情、风格可言。他们不关心画的内容、不好奇照片上的地方，他们甚至坦
言自己讨厌绘画，只因为高考分数不够，才进的艺术院校。这些成品以尺寸、数量为准
定价，先是批发给中间商，而后再转手给外国商人，最后进入旅馆、旅游景点的商店里
——你若去威尼斯游玩，看到精品店里一幅奈何桥风景的油画怦然心动，殊不知它可能
像沃尔玛的闹钟、袜子以及胸罩一样，“made in China”。
我还记得那篇文章让我多么抓狂而困惑——作者的笔调并不是揭露批判。文章提到他与
艺术村两个年轻画家之间的友谊，提到他们那些可爱的世故与小聪明，仿佛在说，“这
就是我眼中的中国，这就是我身边的中国人，而我喜欢他们那样。” 对几年前的我来
说，这无异于双重的冒犯：既冒犯了我的文艺观，又冒犯了我的中国。而最让人吐血之
处在于，那文章的笔触干净洗练，实是New Yorker里的翘楚。我想要把作者归为恶俗一
类鄙视两句吧，又觉得无所适从。
就是这样，我记住了Peter Hessler这个名字。
直到今天，我才再次在《寻路中国》里读到了久违的浙江“艺术村”的段落。我理解了
何伟想要说的意思；也是从他的眼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那本是我最最熟悉的，
那些惘然的随波逐流，那些琐屑的喜怒哀乐。日暮乡关何处是。谨以这篇长评，纪念那
个我在一厢情愿中极力掩藏的、在附庸风雅时尽力忘却的地方——我真实的故乡，我真
实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