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窝在家里的六年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
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
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
，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
划炼狱（development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
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
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
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
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
影"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
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
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
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
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
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
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
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
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
、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
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时，
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注目。但他至今仍无机会
拍片，最多执导HBO（HomeBoxOffice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
机。
NYU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李（SpikeLee），他也不
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条路，但
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加上我又没
入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相互给
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
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自怨自艾，久
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
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
，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
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
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
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
，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
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