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转载)#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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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TrustInJesus 讨论区 】
发信人: jmsma2007 (Sreenivas), 信区: TrustInJesus
标 题: 梁漱溟：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Aug 29 18:54:49 2014, 美东)
第四章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一 西人所长吾人所短
团体与个人是西洋人的老问题；全部西洋史几乎都表见在这问题上面。他们在这问题上
所受教训及锻炼既多，自然有许多长处。这许多长处，亦可分两面来看。关于个人一
面 的，且容后谈。关于团体一面的，可以约举为四点：
第一，公共观念；
第二，纪律习惯；
第三，组织能力；
第四，法制精神。
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
。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距今四十
五 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说”，以为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之本。他第一即揭“公德
”为 论题，已予指出。今在本书讨究工作上，还要不放松地说一说。
先从末后第四点说起，此处所云法治精神，盖就西洋人之执法与中国人之徇情，对照而
说。在大团体中一办公机关，应付众人，处理百事，只有订出律条而拘守之，无论什
么 人来一律看待。然后乃少费话，免纠纷，公事进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
其中 虽不免忽视个别情形，而强不齐以为齐，竟不洽情不中理者。却是不如此，大事
小事都 将办不成。法治之必要即在此。然而在家庭间亲族间就不然了。一家之中，老
少，尊卑 ，男女，壮弱，其个别情形彰彰在目，既无应付众人之烦，正可就事论事，
随其所宜。 更且以密迩同处，一切隐微曲折彼此无不了然相喻，难以抹杀不顾。而相
亲如骨肉，相 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细腻熨帖，乃得关系圆满，生活顺畅。此时无所用
其法治，抑且非 法所能治，虽无所谓为徇情，而凡所斟酌，却莫非情致不同。
徇情的问题，是在较大范围中乃发生的。此因其一面范围渐大，人数渐众，颇非随便应
付得了，渐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则亲疏厚薄，其间自有差别，尚难尽舍人情而专用
法 。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方始转趋于超家庭的大集团；
“因 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
便说你 “打官话”。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当然就痛感到民族
品性上一 大缺点，而深为时论所诟病了。
次说到组织能力。此所谓组织能力，即指如何作团体一分子的能力，其要素在对于团体
之牢韧的向心力，和耐烦商量着向前进行的精神。有人说“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就
是 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发言权不要监督权，乃至不要自由权作一个顺民亦可以，或
者就 是要想作皇帝的，乃至想给他皇帝也不作的。”(1)(见傅大龄《真正中国人及其
病源》 一文，《国闻周报》第9卷17期。)这种情形，确随处可见。例如近几十年自有
“有限责 任股份公司”这种组织以来，往往都是极少几个人把持其事，多数股东不闻
不问，听受 支配。只要分到股息，心满意足，假如亏折，自认晦气而已。除非蓄意寻
事，鲜有考研 内情，查问帐目的。又如民国七八年以来，各地学生会，其中热心的废
寝忘食，真可牺 牲一切；但事情必须听他主张。如果他的主张行不去，他的意见没人
听，马上心灰意懒 ，好歹不问了。赌起气来，闹到分裂散伙亦可以；相持不下；将团
体之事搁起来不进行 亦可以。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
有话说；或由一二领袖 作主，亦可行得通。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众人，以问题付之公
议解决，往往就议论歧出 ，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再下命令，他们亦
不愿听了。总之，或者受人 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让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独于彼
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 凡此种种，例证甚多。时论所讥“一盘散沙”，“没有
三人以上的团体，没有五分钟的 热气”，大抵指此。
其实，这是不足怪的。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
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巽顺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独
擅 之“吃亏哲学”(见后)，遇事随和，他便是顺民。参加团体众人之中，不卑不亢的
商量 ，不即不离的合作，则在他生活中夙少此训练(尤以士人生活及农人生活为然)。
往者胡石青先生(汝麟)，在民国初年尝遍游全球各地。特别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
有华侨之处，他都到过。他常爱谈所见华侨故事，而结论说：华侨的才干非他侨民(例
如日本侨民)所及，亦非其当地人所及。不论干哪一项事业，皆能有他的表见；乃至当
强盗，作乞丐，亦复出色当行。但有一点：这都是其个人本领，而非成功于群策群力
的 组织。就因在团体组织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国家保护，终为日本侨民所胜，为当地
人之 所欺。--这真是很好例证。处此竞争世界，中国人所以归于劣败者，其最大原因
实在 此。
组织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盖国家正不外一个大团体。四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
尝论中国人无政治能力，而辩其非困于专制政体。他反诘说：若谓为专制政体所困，
则 何以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时如鼎革之交，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事如工商业如教育等
，专 制政体所不能及之地如殖民海外，特别是如百年前之旧金山者，均无所表见(1)(
见梁氏 所著《新民说》。华人之移植旧金山系以帆船而往，远在1851-1874年间，距美
国开国 不过数十年耳。)。另在其《新大陆游记》中略点出其理由说，中国有“族民”
而无西 洋之“市民”，有族自治或乡自治而无西洋之市自治。西洋之市自治为其政治
能力之滥 觞，而中国之族自治乡自治则其政治能力之炀灶(1)(此梁氏原著词句，滥觞
为导源之意 ，炀灶为前人掩蔽后人之意。)，虽于中西社会演进之两条路，尚未言之深
切著明，而 所见正自不差了。
再其次，论纪律习惯。所谓纪律习惯，盖指多人聚集场面，无待一条一条宣布，而群众
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纪律。在消极一面，例如：开会场中不交谈、不咳嗽，走路不作声
响 ，出入不乱挤，一举一动顾及前后左右而不妨碍旁人等等。在积极一面，例如：坐
则循 序成列，行则排队成行，发言则当机得时，动作则彼此配合照应，种种细节，难
以枚举 。无论消极积极，扼要一句话：必求集体行动起来，敏捷顺利，效率要高，不
因人多而 牵扰费时。试看车站或戏院集票的门窗前，西洋人自然鱼贯成行，顺序而进
；中国人却 总是争前窜后，虽有警察，犹难维持秩序。其实不守顺序之结果，事务进
行反而缓慢， 甚至进行不得。只有各守顺序，乃得让大家较快达到目的。西洋人从事
实教训上深明此 理；中国人事实不够，所以还不明白。又在开会场中，中国人还当他
在家里一样，耳目 四肢只为其个人用，不曾意识到团体的要求，妨碍公务于不自知，
更为习见不鲜。
这些都不是曾受教育没有的问题。若以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国中没有受教育的太多，遂
有此不同结果，便错了。要知道这些多半不是意识之事，而宁为习惯之事。习惯为身
体 与环境间的产物，而养成于实际生活。假若一个人生长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会，如
中国 者，纵然受过大学教育，一样犯这些毛病。西洋人之纪律习惯，不是出于它的文
化，而 宁出于它的武化--即仍为其集团斗争之所锻炼者。好像今日学校里，亦还是寓
群育与 体育，借着体育上种种运动竞赛以训练集体行动，其理正同。
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
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党员之
于 其党，合作社社员之于其社……如是之类的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
素来 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
役中， 巴黎晨报记者行经上海不甚远的地方，看见一切如无其事然，不禁大大惶惑，
莫名其妙 。后来马君武先生曾写一文，举11934年3月16日德国恢复征兵之消息发布，
柏林一位六 十多岁女房东闻讯欢喜过度，倒地而死之例，以为对照。其实这种不同，
绝不是天生地 从血里带来，亦不是学说或教育(狭义)之结果，而是社会构造不同，生
活环境有异，从 而形成之情操习惯自不免两样耳。
二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从西方人闹得最大问题而我们没有，从西方人之所长恰即我们之所短，早已证明出中国
人缺乏集团生活了。但我们仍不妨从宗教、经济、政治各方面，分别来检看一番。
在检看之先，却要把何谓集团生活确定了，才行。所谓集团生活，诸如前述诚然形形色
色；但亦有其一致之点可指：
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组织之特征，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
主脑(需有中枢机关)。
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多半依于地域，或职业，
或宗教信仰，或其他。
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
合于此三条件者，即可说是集团生活；不合的，便不是。我们以此为衡，则中国人是缺
乏集团生活的。
第一，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组织中。一个中国青年到印度，人家问他
是哪一教；他回答：任何宗教都不是。当地人闻之全都诧讶不解。这回答若在欧洲中
古 ，亦将为人所不解的。然而这不是中国青年界极普通情形吗?我却非说百分之九十的
中 国人都是这样。大多数中国人，恰与此相反。他们于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
，一 例崇拜，尚不及日本人进甲庙则不进乙庙，拜乙神则不拜甲神之稍有区别。区别
都没有 ，尚何组织可言。
第二，说到国家组织，中国人亦大成问题，如本书第一章所列中国文化第十一特征，即
其问题之提出。于此而成问题，中国人之缺乏集团生活乃非同小可。在后边将特加论
列 ，此不多说。
从国家放得很松来推想，则地方自治体和职业自治体可能很发达。不错，中国社会秩序
之维持，社会生活之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地方自治和职业自治是相当有
的 。可惜从现存史籍中，大多不易考见，颇难论定。而说到地方自治，更有可注意者
两点 ；一点是中国有乡自治而没有市自治，恰与西洋地方自治肇始于都市都相反；一
点是地 方自治体欠明确欠坚实，与官治有时相混。
关于前一点，梁任公先生在其早年“新大陆游记”中即已提出：
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西方人之自
治力发达固早，吾中国人地方自治亦不弱于彼。顾何以彼能组成一国家，乃我不能?则
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之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
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恒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具备。若此
者 ，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
皆能 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观于华侨而益信。彼既脱离其乡井，以个
人资格 来居最自由之大都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无他物，且其所得
以维持社 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
任公先生晚年著《中国文化史》，其社会组织篇第七章讲乡治，第八章讲都市。他经历
多年研究之最后结果，还是“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一句话。乡治章中，特将他
自 己家乡--广东新会县茶坑乡--自治组织之梗概述出(1)(梁著《中国文化史》，见《
饮冰室合集》这专集第18册，中华书局出版。)而作结论云：
此种乡自治，除纳钱粮外，以讼狱极少，几与地方官府全无交涉。窃意国内具此规模者
，尚所在多有。虽其间亦恒视得人与否为成绩之等差；然大体盖相去不远。此盖宗法
社 会蜕余之遗影，以极自然的互助精神，作简单合理之组织，其于中国全社会之生存
及发 展，盖有极重大之关系。
的确，这与中国社会之生存发展有极重大之关系。或径直说：这即是中国社会所以数千
年生存发展，可大可久的基础。一定要认识它，乃认识得中国文化。但他是与西洋集
团 生活有区别的，看后文自详。
再说后一点，地方自治体欠明确欠坚实，与官治有时相混。此谓其有时似属自治，有时
又代以官治，一时一代兴废无定。且其组织、权限与区划，亦变更无常。即以民国以
来 言之，县以下基层组织忽而并大，忽而划小。制度纷更，几于朝令而夕改；单是名
色， 不知换了多少次。我们要谈的虽在过去之中国，然借今证古，显见其根基之不固
。反观 西洋，便不然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于封建特权，农奴制度，行会制度种
种一扫而 空。教会田产被没收，教士改民选。种种改革几无所不至。独于整理地方制
度，对旧有 四万四千城乡自治区，以其为第十二世纪第十三世纪中自治制度及地方政
府生机所寄之 个体，故保存而无改。(1)(桑代克著《世界文化史》，冯译本第568页，
商务版。)到19 21年，又经过一百几十年了，社会交通进步，单位自然减少，还保有三
万七千九百六十 三区。英国则自九世纪起，地方大小各区划沿用无改，其间只有一种
叫 hundred 的是 消灭了。(2)(海烈斯著王检译《各国地方自治纲要》第225页，大东
书局出版。)这可见 了西洋人的地方自治体，是怎样地坚实有根基。质言之，他们当真
是一个单位一个团体 ；而我们则乡党之间关系虽亲，团体性依然薄弱，若有若无。--
以上论地方团体。
再论到职业团体一面。第一，中国农人除为看青而有“青苗会”一类组织外，是没有今
所谓农会的。他们不因职业而另自集中，便天然依邻里乡党为组织，就以地方团体为
他 们的团体。而地方团体则常常建筑于家庭关系之上，如上已说。还有散在乡村以农
人而 兼为工人商人的，当然亦归属于此。第二，只有少数集于城市或较为聚处一地的
工人商 人，始形成中国的职业团体，而仍无今所谓工会商会。农会，工会，商会，这
些都基于 新法令而来，非旧日有的。旧日工人商人的职业自治组织如何，今已不易考
见其详；而 在其“行”、“帮”、“公所”、“会馆”之间，却有下列缺点可指：一
是大抵没有全 国性的组织如今所谓“全国商会联合会”之类--此见其同业之自觉殊有
限；二是于同 业组织中，仍复因乡土或族姓关系而分别自成组织，大大弛散其同业组
织--此见乡党 意识宗教意识之强于行业意识；三是由“同行是冤家”一句谚语，可知
其同行业者彼此 之嫉忌竞争，缺乏西洋中世纪基尔特那样坚密团体精神。
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人原为一种行业。他们止于微有联络而已，谈不到有团体。因
为他们一面是最富有个性的人，一面又是缺乏共同利害的人。如其说中国人散漫，那
第 一是从他们来的，第二是从农人来的。士人和农人，是构成中国社会之最重要成分
；他 们散漫，中国便不得不散漫了。
往时柳诒徵先生撰有《述社》一文，刊于《学衡》第五十四期，从史籍上考证中国民间
各种团体组织，极费搜求之功。在形迹上，我们自不否认有其事；然而其贫乏，是严
重 的。像今天我们所见集会结社之事，倒回三十余年去，在辛亥革命前是绝少的；在
五六 十年前，更看不见。即如大的学校、大的工厂、大的股份公司亦俱是从外界潮流
输入。 当初全是零散的私塾，零散的小农小工小商。至于政治活动而有所组织，更不
许可。唐 史宋史上之党派，至多是一点联络而已，没有今天的党派组织。
三 团体与家庭二者不相容
集团生活，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只是缺乏。中西之不同，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然
而我们早说过，人类社会之进化实为生物进化之继续。在生物界中就没有绝对不同之
事 ，虽植物动物亦不过是相对的不同，其他更不用说。盖凡生物之所现示，皆为一种
活动 的趋势或方向，但有相对之偏胜，而无绝对的然否。要划一条界，是划不出来的
。虽划 不出界限，而由不同之趋向发展去，却可能相反对，成了极严重的问题。西方
人集团生 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正是分向两方走去，由此开出两种相反的文
化。
集团生活与家庭生活，二者之间颇不相容；而基督教恰为前者开路，以压低后者。关于
此点，已故张荫麟教授有一论文，曾予指出。
在基督教势力下，个人所负宗教的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
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之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
观 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的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稣说“假若任
何人 到我这里，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
我的门 徒。”又一段记载耶稣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因为
我来了将 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他母亲不和，媳妇与他婆婆不和”(以上两段并
见韩亦琦 氏新译本)。(中略)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
家族的大 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
为别的超越 家族的大群(指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之道德
空气，则固前 后如一。(张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
为西方人集团生活开路的是基督教；同时不待说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
。严格讲，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并非自他们而开始。但这好比本
能 生活理智生活同为动物界所固有，却到节足动物脊椎动物出现，而后本能理智两路
始分 一样。中西社会构造既于此而分途，所以我们正应该指出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
国之路 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当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此两相反之趋向遭遇一处，这方一直未曾受变于那方。相反地，
倒是那方妥协于这方。除《新约》译文对于原文不得不修改外，他们教会人士且承认
了 中国人敬祖先和祭拜孔子各种礼俗。这种妥协承认，后来虽不免争执冲突而一度翻
案( 罗马教皇1742年断然不许行中国礼)，但末后(1939年)终究还是承认了。(1)(当十
六世 纪耶稣会士利玛窦等在中国传教，以中国礼俗与彼教无悖，取承认态度。其后教
会内部 发生争执。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亦因而冲突，卒至决裂翻案，一时天主教
在中国几 致绝灭，后来中国方面不甚认真而缓和下来，1939年罗马教皇亦卒加以解释
而承认中国 礼之可行。)此诚亦见出中国文化之深固不拔，但所以能取得对方承认的，
还在其近情 近理。盖敬祖先不过尽人子孝思之诚，拜孔子则敬其为人师表，全没有什
么说不通之处 也。迨新教起来，基督教本身既有变化，教会组织后来亦大不同于前，
彼此遂慢慢相安 。还有佛教精神与中国家族伦理亦是不合的，而它到中国后，卒亦受
变于中国。此即前 引稻叶君山、太虚法师等所说，基督教和佛教都屈服了的话。
太虚法师论文内有云：“此家族层套，一方易于分散大众的合组，一方又牵制个人的特
动，故无敌国外患，每能长治久安。”他正是看出了其间得失长短，暨团体与家族二
者 之不相容性。读者试印证以前章所举商鞅在秦变法之事，和雷海宗教授只认战国七
雄是 国家而说西汉家族复盛后之中国不成国家，自更明白。商鞅种种作为，无非站在
国家立 场，要直接控制到个人，便不得不破坏家族伦理，而遭儒家诟病。战国七雄在
国际竞争 紧张局面下，各自加强其对内控制，始成国家；而自汉代恢复了家族生活，
则二千年来 的中国，在史学家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大文化区了。关于国家
问题，后当详 论；此不过就集团生活家族生活之难并存，用以指证集团生活在中国之
缺乏。
从家族生活发展去，岂止不成国家，抑且一个真的大地方自治体亦难构成。前引梁任公
的话，说中国有族民而无市民；有族自治乡自治而无都市自治；他正是无意中发觉了
此 一问题。凡此亦当并论于后。
亡友卢康济(瀚)颖悟过人，十余年前尝对我说，马克思著《资本论》，于是西方社会赖
以阐明，我今要著《家族论》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史。他曾东游日本，研究此题，数年
间 积稿盈箧。可惜书未成而身死，其稿我亦未得见。这个工作，今后学术界上还须有
人担 负。行笔至此，特为附志。
http://www.phil.pku.edu.cn/resguide/liangsm/yaoy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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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一 西人所长吾人所短
团体与个人是西洋人的老问题；全部西洋史几乎都表见在这问题上面。他们在这问题上
所受教训及锻炼既多，自然有许多长处。这许多长处，亦可分两面来看。关于个人一
面 的，且容后谈。关于团体一面的，可以约举为四点：
第一，公共观念；
第二，纪律习惯；
第三，组织能力；
第四，法制精神。
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
。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距今四十
五 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说”，以为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之本。他第一即揭“公德
”为 论题，已予指出。今在本书讨究工作上，还要不放松地说一说。
先从末后第四点说起，此处所云法治精神，盖就西洋人之执法与中国人之徇情，对照而
说。在大团体中一办公机关，应付众人，处理百事，只有订出律条而拘守之，无论什
么 人来一律看待。然后乃少费话，免纠纷，公事进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
其中 虽不免忽视个别情形，而强不齐以为齐，竟不洽情不中理者。却是不如此，大事
小事都 将办不成。法治之必要即在此。然而在家庭间亲族间就不然了。一家之中，老
少，尊卑 ，男女，壮弱，其个别情形彰彰在目，既无应付众人之烦，正可就事论事，
随其所宜。 更且以密迩同处，一切隐微曲折彼此无不了然相喻，难以抹杀不顾。而相
亲如骨肉，相 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细腻熨帖，乃得关系圆满，生活顺畅。此时无所用
其法治，抑且非 法所能治，虽无所谓为徇情，而凡所斟酌，却莫非情致不同。
徇情的问题，是在较大范围中乃发生的。此因其一面范围渐大，人数渐众，颇非随便应
付得了，渐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则亲疏厚薄，其间自有差别，尚难尽舍人情而专用
法 。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方始转趋于超家庭的大集团；
“因 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
便说你 “打官话”。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当然就痛感到民族
品性上一 大缺点，而深为时论所诟病了。
次说到组织能力。此所谓组织能力，即指如何作团体一分子的能力，其要素在对于团体
之牢韧的向心力，和耐烦商量着向前进行的精神。有人说“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就
是 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发言权不要监督权，乃至不要自由权作一个顺民亦可以，或
者就 是要想作皇帝的，乃至想给他皇帝也不作的。”(1)(见傅大龄《真正中国人及其
病源》 一文，《国闻周报》第9卷17期。)这种情形，确随处可见。例如近几十年自有
“有限责 任股份公司”这种组织以来，往往都是极少几个人把持其事，多数股东不闻
不问，听受 支配。只要分到股息，心满意足，假如亏折，自认晦气而已。除非蓄意寻
事，鲜有考研 内情，查问帐目的。又如民国七八年以来，各地学生会，其中热心的废
寝忘食，真可牺 牲一切；但事情必须听他主张。如果他的主张行不去，他的意见没人
听，马上心灰意懒 ，好歹不问了。赌起气来，闹到分裂散伙亦可以；相持不下；将团
体之事搁起来不进行 亦可以。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
有话说；或由一二领袖 作主，亦可行得通。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众人，以问题付之公
议解决，往往就议论歧出 ，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再下命令，他们亦
不愿听了。总之，或者受人 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让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独于彼
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 凡此种种，例证甚多。时论所讥“一盘散沙”，“没有
三人以上的团体，没有五分钟的 热气”，大抵指此。
其实，这是不足怪的。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
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巽顺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独
擅 之“吃亏哲学”(见后)，遇事随和，他便是顺民。参加团体众人之中，不卑不亢的
商量 ，不即不离的合作，则在他生活中夙少此训练(尤以士人生活及农人生活为然)。
往者胡石青先生(汝麟)，在民国初年尝遍游全球各地。特别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
有华侨之处，他都到过。他常爱谈所见华侨故事，而结论说：华侨的才干非他侨民(例
如日本侨民)所及，亦非其当地人所及。不论干哪一项事业，皆能有他的表见；乃至当
强盗，作乞丐，亦复出色当行。但有一点：这都是其个人本领，而非成功于群策群力
的 组织。就因在团体组织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国家保护，终为日本侨民所胜，为当地
人之 所欺。--这真是很好例证。处此竞争世界，中国人所以归于劣败者，其最大原因
实在 此。
组织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盖国家正不外一个大团体。四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
尝论中国人无政治能力，而辩其非困于专制政体。他反诘说：若谓为专制政体所困，
则 何以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时如鼎革之交，专制政体所不能及之事如工商业如教育等
，专 制政体所不能及之地如殖民海外，特别是如百年前之旧金山者，均无所表见(1)(
见梁氏 所著《新民说》。华人之移植旧金山系以帆船而往，远在1851-1874年间，距美
国开国 不过数十年耳。)。另在其《新大陆游记》中略点出其理由说，中国有“族民”
而无西 洋之“市民”，有族自治或乡自治而无西洋之市自治。西洋之市自治为其政治
能力之滥 觞，而中国之族自治乡自治则其政治能力之炀灶(1)(此梁氏原著词句，滥觞
为导源之意 ，炀灶为前人掩蔽后人之意。)，虽于中西社会演进之两条路，尚未言之深
切著明，而 所见正自不差了。
再其次，论纪律习惯。所谓纪律习惯，盖指多人聚集场面，无待一条一条宣布，而群众
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纪律。在消极一面，例如：开会场中不交谈、不咳嗽，走路不作声
响 ，出入不乱挤，一举一动顾及前后左右而不妨碍旁人等等。在积极一面，例如：坐
则循 序成列，行则排队成行，发言则当机得时，动作则彼此配合照应，种种细节，难
以枚举 。无论消极积极，扼要一句话：必求集体行动起来，敏捷顺利，效率要高，不
因人多而 牵扰费时。试看车站或戏院集票的门窗前，西洋人自然鱼贯成行，顺序而进
；中国人却 总是争前窜后，虽有警察，犹难维持秩序。其实不守顺序之结果，事务进
行反而缓慢， 甚至进行不得。只有各守顺序，乃得让大家较快达到目的。西洋人从事
实教训上深明此 理；中国人事实不够，所以还不明白。又在开会场中，中国人还当他
在家里一样，耳目 四肢只为其个人用，不曾意识到团体的要求，妨碍公务于不自知，
更为习见不鲜。
这些都不是曾受教育没有的问题。若以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国中没有受教育的太多，遂
有此不同结果，便错了。要知道这些多半不是意识之事，而宁为习惯之事。习惯为身
体 与环境间的产物，而养成于实际生活。假若一个人生长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会，如
中国 者，纵然受过大学教育，一样犯这些毛病。西洋人之纪律习惯，不是出于它的文
化，而 宁出于它的武化--即仍为其集团斗争之所锻炼者。好像今日学校里，亦还是寓
群育与 体育，借着体育上种种运动竞赛以训练集体行动，其理正同。
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
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党员之
于 其党，合作社社员之于其社……如是之类的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
素来 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
役中， 巴黎晨报记者行经上海不甚远的地方，看见一切如无其事然，不禁大大惶惑，
莫名其妙 。后来马君武先生曾写一文，举11934年3月16日德国恢复征兵之消息发布，
柏林一位六 十多岁女房东闻讯欢喜过度，倒地而死之例，以为对照。其实这种不同，
绝不是天生地 从血里带来，亦不是学说或教育(狭义)之结果，而是社会构造不同，生
活环境有异，从 而形成之情操习惯自不免两样耳。
二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从西方人闹得最大问题而我们没有，从西方人之所长恰即我们之所短，早已证明出中国
人缺乏集团生活了。但我们仍不妨从宗教、经济、政治各方面，分别来检看一番。
在检看之先，却要把何谓集团生活确定了，才行。所谓集团生活，诸如前述诚然形形色
色；但亦有其一致之点可指：
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组织之特征，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
主脑(需有中枢机关)。
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多半依于地域，或职业，
或宗教信仰，或其他。
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
合于此三条件者，即可说是集团生活；不合的，便不是。我们以此为衡，则中国人是缺
乏集团生活的。
第一，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组织中。一个中国青年到印度，人家问他
是哪一教；他回答：任何宗教都不是。当地人闻之全都诧讶不解。这回答若在欧洲中
古 ，亦将为人所不解的。然而这不是中国青年界极普通情形吗?我却非说百分之九十的
中 国人都是这样。大多数中国人，恰与此相反。他们于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
，一 例崇拜，尚不及日本人进甲庙则不进乙庙，拜乙神则不拜甲神之稍有区别。区别
都没有 ，尚何组织可言。
第二，说到国家组织，中国人亦大成问题，如本书第一章所列中国文化第十一特征，即
其问题之提出。于此而成问题，中国人之缺乏集团生活乃非同小可。在后边将特加论
列 ，此不多说。
从国家放得很松来推想，则地方自治体和职业自治体可能很发达。不错，中国社会秩序
之维持，社会生活之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地方自治和职业自治是相当有
的 。可惜从现存史籍中，大多不易考见，颇难论定。而说到地方自治，更有可注意者
两点 ；一点是中国有乡自治而没有市自治，恰与西洋地方自治肇始于都市都相反；一
点是地 方自治体欠明确欠坚实，与官治有时相混。
关于前一点，梁任公先生在其早年“新大陆游记”中即已提出：
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西方人之自
治力发达固早，吾中国人地方自治亦不弱于彼。顾何以彼能组成一国家，乃我不能?则
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之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
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恒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具备。若此
者 ，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
皆能 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观于华侨而益信。彼既脱离其乡井，以个
人资格 来居最自由之大都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无他物，且其所得
以维持社 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
任公先生晚年著《中国文化史》，其社会组织篇第七章讲乡治，第八章讲都市。他经历
多年研究之最后结果，还是“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一句话。乡治章中，特将他
自 己家乡--广东新会县茶坑乡--自治组织之梗概述出(1)(梁著《中国文化史》，见《
饮冰室合集》这专集第18册，中华书局出版。)而作结论云：
此种乡自治，除纳钱粮外，以讼狱极少，几与地方官府全无交涉。窃意国内具此规模者
，尚所在多有。虽其间亦恒视得人与否为成绩之等差；然大体盖相去不远。此盖宗法
社 会蜕余之遗影，以极自然的互助精神，作简单合理之组织，其于中国全社会之生存
及发 展，盖有极重大之关系。
的确，这与中国社会之生存发展有极重大之关系。或径直说：这即是中国社会所以数千
年生存发展，可大可久的基础。一定要认识它，乃认识得中国文化。但他是与西洋集
团 生活有区别的，看后文自详。
再说后一点，地方自治体欠明确欠坚实，与官治有时相混。此谓其有时似属自治，有时
又代以官治，一时一代兴废无定。且其组织、权限与区划，亦变更无常。即以民国以
来 言之，县以下基层组织忽而并大，忽而划小。制度纷更，几于朝令而夕改；单是名
色， 不知换了多少次。我们要谈的虽在过去之中国，然借今证古，显见其根基之不固
。反观 西洋，便不然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于封建特权，农奴制度，行会制度种
种一扫而 空。教会田产被没收，教士改民选。种种改革几无所不至。独于整理地方制
度，对旧有 四万四千城乡自治区，以其为第十二世纪第十三世纪中自治制度及地方政
府生机所寄之 个体，故保存而无改。(1)(桑代克著《世界文化史》，冯译本第568页，
商务版。)到19 21年，又经过一百几十年了，社会交通进步，单位自然减少，还保有三
万七千九百六十 三区。英国则自九世纪起，地方大小各区划沿用无改，其间只有一种
叫 hundred 的是 消灭了。(2)(海烈斯著王检译《各国地方自治纲要》第225页，大东
书局出版。)这可见 了西洋人的地方自治体，是怎样地坚实有根基。质言之，他们当真
是一个单位一个团体 ；而我们则乡党之间关系虽亲，团体性依然薄弱，若有若无。--
以上论地方团体。
再论到职业团体一面。第一，中国农人除为看青而有“青苗会”一类组织外，是没有今
所谓农会的。他们不因职业而另自集中，便天然依邻里乡党为组织，就以地方团体为
他 们的团体。而地方团体则常常建筑于家庭关系之上，如上已说。还有散在乡村以农
人而 兼为工人商人的，当然亦归属于此。第二，只有少数集于城市或较为聚处一地的
工人商 人，始形成中国的职业团体，而仍无今所谓工会商会。农会，工会，商会，这
些都基于 新法令而来，非旧日有的。旧日工人商人的职业自治组织如何，今已不易考
见其详；而 在其“行”、“帮”、“公所”、“会馆”之间，却有下列缺点可指：一
是大抵没有全 国性的组织如今所谓“全国商会联合会”之类--此见其同业之自觉殊有
限；二是于同 业组织中，仍复因乡土或族姓关系而分别自成组织，大大弛散其同业组
织--此见乡党 意识宗教意识之强于行业意识；三是由“同行是冤家”一句谚语，可知
其同行业者彼此 之嫉忌竞争，缺乏西洋中世纪基尔特那样坚密团体精神。
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人原为一种行业。他们止于微有联络而已，谈不到有团体。因
为他们一面是最富有个性的人，一面又是缺乏共同利害的人。如其说中国人散漫，那
第 一是从他们来的，第二是从农人来的。士人和农人，是构成中国社会之最重要成分
；他 们散漫，中国便不得不散漫了。
往时柳诒徵先生撰有《述社》一文，刊于《学衡》第五十四期，从史籍上考证中国民间
各种团体组织，极费搜求之功。在形迹上，我们自不否认有其事；然而其贫乏，是严
重 的。像今天我们所见集会结社之事，倒回三十余年去，在辛亥革命前是绝少的；在
五六 十年前，更看不见。即如大的学校、大的工厂、大的股份公司亦俱是从外界潮流
输入。 当初全是零散的私塾，零散的小农小工小商。至于政治活动而有所组织，更不
许可。唐 史宋史上之党派，至多是一点联络而已，没有今天的党派组织。
三 团体与家庭二者不相容
集团生活，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只是缺乏。中西之不同，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然
而我们早说过，人类社会之进化实为生物进化之继续。在生物界中就没有绝对不同之
事 ，虽植物动物亦不过是相对的不同，其他更不用说。盖凡生物之所现示，皆为一种
活动 的趋势或方向，但有相对之偏胜，而无绝对的然否。要划一条界，是划不出来的
。虽划 不出界限，而由不同之趋向发展去，却可能相反对，成了极严重的问题。西方
人集团生 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正是分向两方走去，由此开出两种相反的文
化。
集团生活与家庭生活，二者之间颇不相容；而基督教恰为前者开路，以压低后者。关于
此点，已故张荫麟教授有一论文，曾予指出。
在基督教势力下，个人所负宗教的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
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之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
观 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的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稣说“假若任
何人 到我这里，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
我的门 徒。”又一段记载耶稣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因为
我来了将 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他母亲不和，媳妇与他婆婆不和”(以上两段并
见韩亦琦 氏新译本)。(中略)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
家族的大 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
为别的超越 家族的大群(指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之道德
空气，则固前 后如一。(张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
为西方人集团生活开路的是基督教；同时不待说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
。严格讲，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并非自他们而开始。但这好比本
能 生活理智生活同为动物界所固有，却到节足动物脊椎动物出现，而后本能理智两路
始分 一样。中西社会构造既于此而分途，所以我们正应该指出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
国之路 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当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此两相反之趋向遭遇一处，这方一直未曾受变于那方。相反地，
倒是那方妥协于这方。除《新约》译文对于原文不得不修改外，他们教会人士且承认
了 中国人敬祖先和祭拜孔子各种礼俗。这种妥协承认，后来虽不免争执冲突而一度翻
案( 罗马教皇1742年断然不许行中国礼)，但末后(1939年)终究还是承认了。(1)(当十
六世 纪耶稣会士利玛窦等在中国传教，以中国礼俗与彼教无悖，取承认态度。其后教
会内部 发生争执。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亦因而冲突，卒至决裂翻案，一时天主教
在中国几 致绝灭，后来中国方面不甚认真而缓和下来，1939年罗马教皇亦卒加以解释
而承认中国 礼之可行。)此诚亦见出中国文化之深固不拔，但所以能取得对方承认的，
还在其近情 近理。盖敬祖先不过尽人子孝思之诚，拜孔子则敬其为人师表，全没有什
么说不通之处 也。迨新教起来，基督教本身既有变化，教会组织后来亦大不同于前，
彼此遂慢慢相安 。还有佛教精神与中国家族伦理亦是不合的，而它到中国后，卒亦受
变于中国。此即前 引稻叶君山、太虚法师等所说，基督教和佛教都屈服了的话。
太虚法师论文内有云：“此家族层套，一方易于分散大众的合组，一方又牵制个人的特
动，故无敌国外患，每能长治久安。”他正是看出了其间得失长短，暨团体与家族二
者 之不相容性。读者试印证以前章所举商鞅在秦变法之事，和雷海宗教授只认战国七
雄是 国家而说西汉家族复盛后之中国不成国家，自更明白。商鞅种种作为，无非站在
国家立 场，要直接控制到个人，便不得不破坏家族伦理，而遭儒家诟病。战国七雄在
国际竞争 紧张局面下，各自加强其对内控制，始成国家；而自汉代恢复了家族生活，
则二千年来 的中国，在史学家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大文化区了。关于国家
问题，后当详 论；此不过就集团生活家族生活之难并存，用以指证集团生活在中国之
缺乏。
从家族生活发展去，岂止不成国家，抑且一个真的大地方自治体亦难构成。前引梁任公
的话，说中国有族民而无市民；有族自治乡自治而无都市自治；他正是无意中发觉了
此 一问题。凡此亦当并论于后。
亡友卢康济(瀚)颖悟过人，十余年前尝对我说，马克思著《资本论》，于是西方社会赖
以阐明，我今要著《家族论》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史。他曾东游日本，研究此题，数年
间 积稿盈箧。可惜书未成而身死，其稿我亦未得见。这个工作，今后学术界上还须有
人担 负。行笔至此，特为附志。
http://www.phil.pku.edu.cn/resguide/liangsm/yaoyi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