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 的译者于晓丹的出走与回归#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I*y
1 楼
于晓丹长得太美了！！！！出现在本视频里有采访：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095459/
6分28秒
下面是转载：
于晓丹的出走与回归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日期：2011-08-15
于晓丹（摄影：王焱）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4尺10寸。穿上宽松裤时，她是
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丽。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这是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洛丽塔》的开头，性感、俏皮、优雅、富于音乐感
的文字，曾经和《百年孤独》等名著一样，令一批汉语写作者心醉神迷。这才华横溢的
译笔来自于晓丹，这个译本也是流行最广并得到公认的版本。
1980年代，22岁的于晓丹是纳博科夫、雷蒙德·卡佛最早的、或许也是最好的翻译者之
一，对资深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影响深远。
关于《洛丽塔》
于晓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之后进入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80年代，几乎每天都有
出版社的人在所里进进出出，有人专门蹲在社科院，催着她翻译《洛丽塔》。那个年代
，文化单位的人普遍清贫，她常常捉襟见肘，工资撑不到月底。译稿费虽然低得可怜（
现在也还是不高），可钱来得快些，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做了翻译。
翻译带来的艰辛远多于享受。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朱伟回忆：“那时候她住在北京
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社科院的宿舍，是筒子楼里的一个朝北小间，冬天屋里是好像没有暖
气的那种阴冷。她翻译得费劲，因为其中充满双关语与典故，这些都构成迷宫一样的效
果，需要借助词典与请教老师。”
“《洛丽塔》是特别怪异的爱情，你又想认同它，又很难认同它。翻译完《洛丽塔》，
她瘦了十几斤。现在让她重新选择，未必还有这个勇气。
“纳博科夫是文体大家，会营造氛围。我译过他的一个短篇《菲雅尔塔的春天》，那氛
围写得真好，译得过瘾极了。能让我动心的总是有味道的东西。”
“味道这东西说玄也玄，但感觉起来倒也没什么难的。美食的味道一尝即知，程砚秋的
味道他亮一嗓子你就进去了，作品的味道也是读几句就能知道读不读得下去。”她是纳
博科夫的隔代知己，“他的英文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非常标准、贵族化。他对语言的讲
究、敏感，对我影响挺大。”
“他还是把写小说当成一种游戏了。我们一般受的教育是，写小说一定要有感而发，感
情一定要到达某种程度。他和我们的文学传统太不一样了，不是说让你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让你感觉写小说要有一定的科学性。比如写《洛丽塔》，他做了大量的研究，怎么
揣摩美国小孩子的心理，看了好多少儿画报、女孩子的画报。他对睡衣的描写非常准确
，比如睡衣的质地，上面什么花。他让我知道写小说是一个很理性的活。”
80年代
从小没跟父母一起生活过的于晓丹，住过胡同，也住过深宅大院——需要按门铃，有警
卫的那种。“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小时候都去迎宾，我就觉得我应该站在第一排
，周总理过来照相，我就应该在那个新闻简报里——那种感觉，肯定是要早恋一下，小
学一年级就给男孩子写诗了。”
“回过头来看，尤其是碰到今天的大学生，听他们讲他们的校园，就觉得我们的80年代
过得真是太奢侈了，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体会成长，体会爱与不爱，和怎么爱
。”于晓丹觉得，80年代的开放，有时甚至超过90年代。跟她差不多大的女朋友里，有
十几岁因为群宿蹲过监狱的，有不到20岁就和人同居当了母亲的。
“侦探小说里常说，一张普通的脸才是最难辨认的。某一件事情，形式愈古怪，结果往
往反而愈肤浅。过于抒情和故弄玄虚，都会让我下意识地排斥。”她还排斥伪浪漫、伪
传统、伪历史，和多数女作家不同，她的文字自有一种内敛的、节制的张力。
1986年，她写小说《死情》，讲女主人公在青春期的挣扎，“不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精
神的还是肉体的东西。当时是给了《人民文学》的朱伟，他好像已经排了版准备发了，
却正好赶上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事件，杂志整顿，没发。”
归去来兮
她来自北京，体格娇小，声音沙哑，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笃定要走文学创作的道路的
。但在价值观开始分崩离析的90年代中期，原本的光芒万丈的青春就这样不自知地压抑
着、痛苦着、迷惘着。她无法卷入任何一个暗涌和思潮，逐渐被文学的秩序甩了出去。
她坐在社科院房间里，看着墙皮脱落，“大家都已经不珍惜了，所里到处都是偷情，乱
套了，要不走的话就要窒息了。”
于是她远走纽约，来到曼哈顿这个欲望的中心，受朋友撺掇，甚至有过上高尔夫学校的
念头。第一次向纽约时装设计学院递交申请，没有通过，她跑到哈德逊河伤心许久，以
为“美国梦”破灭了。
“从来没敢想以后会做服装。那么多美术功底好的人，都挤不进工艺美院，我没有任何
绘画天赋，就别做梦了。但到美国之后，脱离了环境的禁锢，就想什么梦都要做一下。
”那年对报考服装设计专业的要求，是以一种水果为灵感提交一件设计作品，她到水果
店转了又转，最后相中一只菠萝，每天对着它端详，倒也有了些想法。
整个服装这么多门类，她选择了内衣，因为喜欢“料子软、轻，还有一个是注重细节，
比如蕾丝的质地，比如肩带上的小绣片，这些迷人的细节，都特别打动我”。
毕业秀的时候，她设计的睡衣上要画几朵梅花。她想到了艺术家徐冰。于是大老远坐地
铁去找他。他拿出毛笔，嗫嚅着，这有什么难画的，我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能画。于晓丹
说，唉，我就是不能。他一边在布上画一边说：不就是梅花吗？
完成了设计作品，正好《纽约时报》刊登了徐冰获得麦克阿瑟奖（美国文化界最高奖）
的消息。于晓丹立刻拿着衣服跑去找老师：喏，这是今年麦克阿瑟奖得主为我画的。老
师说，让他来看秀啊，我要见见他。
徐冰果然来了。好几次问：哪儿呢？哪件是你的？可她的作品只有一件，模特从台侧走
到台前，很快就回去了。徐冰还在问：哪儿呢？出来了吗？
于是，她从在体制内爬格子的社科院编辑，变成了在名利场高速运转的内衣设计师。她
曾为Maidenform、Elle、Vera Wang等品牌担任设计师，工作了十余年。
“在这个你死我活的时装行业里，你不bitch，别人就会加倍地对你bitch。”提着皮箱
，出现在欧洲街头，深夜乘火车从巴黎到米兰，经过阿尔卑斯山，看到窗外神话般的景
色，她忘记了自己的雄心勃勃，想起济慈和雪莱的诗。
忽然有一天，她在大学的BBS上发现了旧知交，难免想起了80年代的青春，那么蓬勃、
那么黯淡、那么渴望被爱，她难免流泪、难免失眠。这名昔日的正牌文学女青年，很快
辞掉了忙碌而优渥的工作，写了一本长篇小说《棠棣》。这个名字太生僻，而她又确实
被国内遗忘太久，于是辗转了几个出版社，2009年终于出版，改名《1980的情人》。绿
幽幽的封面衬着一点黑色，让工于细节的她到底意难平。她希望能写一个没有被很多人
写过的80年代，不是那个符号化的80年代，不那么诗化、不那么激情也不那么有使命感
，一个略为自私的80年代青春。
2011年，她又出版了《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看到书店的海报，
诗人西川吓了一跳：这是那个写小说、做翻译、他所了解的清清秀秀的一吃到好东西就
喜笑颜开、一点小事也让她哭鼻子的于晓丹么？突然成了“内衣设计大师”，真让人大
跌眼镜。
有人这么问她：晓丹老师，你能把你获的奖给列出来吗。她说，我人品太次，运气太差
，竟是一个奖也没有获过。
她是有点挑剔的。“前几天买了东野奎吾的新小说《布谷鸟的蛋是谁的》，早年写《白
夜行》那种冷和残酷没了，不好玩。好多作家一成名，或者年龄大一点，包括卡佛，最
后都变得特别温暖，我就挺受不了。卡佛写到最后，简直就是个基督徒了，就跟美国中
西部那些傻人差不多，可以进中学课本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作家的价值所在。作家还
是要痛骂的，不是你痛就是让别人痛，总之要痛一点，因为大家已经这样了，歌舞升平
，美国人都进教堂了，你不能再进教堂吧？”
她不只是对文学挑剔，还对这个虚荣浮躁、热衷于表演的世界挑剔——
“张朝阳采访邓文迪，我觉得快崩溃了。张朝阳问她，我们都知道你过的是很富豪的生
活，能给我们讲讲具体怎么富豪吗。”
“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著名主持人参加活动，背了一个巨大的LV的包，上面全是LV—
—你真的没有必要再告诉大家我背LV了。”
“还有一个女明星，网上有张照片，她在电影节特美地摆pose，所有照相的人都没对着
她，都在对着后面的那个人，就她一个人在那儿美，美什么呢？没有任何作品。”
“诗歌现在都堕落了，崔健那个年代诗歌是多么好啊。现在你看，好多假民谣，说是伪
民谣、伪诗歌——反正都是伪的。”
“她内心应该是有点小小的骄傲的。”西川说。在他的记忆里，他的“发小”于晓丹有
些小资（上小学时曾经被班上同学合伙批斗她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讲究
品位，理想主义，热爱美，以至于不无（也许是）小小的任性、小小的疯狂，甚至，（
也许是）小小的歇斯底里。”他这么解释《内秀》，“内衣几乎是离心最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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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28秒
下面是转载：
于晓丹的出走与回归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日期：2011-08-15
于晓丹（摄影：王焱）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4尺10寸。穿上宽松裤时，她是
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丽。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这是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洛丽塔》的开头，性感、俏皮、优雅、富于音乐感
的文字，曾经和《百年孤独》等名著一样，令一批汉语写作者心醉神迷。这才华横溢的
译笔来自于晓丹，这个译本也是流行最广并得到公认的版本。
1980年代，22岁的于晓丹是纳博科夫、雷蒙德·卡佛最早的、或许也是最好的翻译者之
一，对资深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影响深远。
关于《洛丽塔》
于晓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之后进入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80年代，几乎每天都有
出版社的人在所里进进出出，有人专门蹲在社科院，催着她翻译《洛丽塔》。那个年代
，文化单位的人普遍清贫，她常常捉襟见肘，工资撑不到月底。译稿费虽然低得可怜（
现在也还是不高），可钱来得快些，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做了翻译。
翻译带来的艰辛远多于享受。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朱伟回忆：“那时候她住在北京
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社科院的宿舍，是筒子楼里的一个朝北小间，冬天屋里是好像没有暖
气的那种阴冷。她翻译得费劲，因为其中充满双关语与典故，这些都构成迷宫一样的效
果，需要借助词典与请教老师。”
“《洛丽塔》是特别怪异的爱情，你又想认同它，又很难认同它。翻译完《洛丽塔》，
她瘦了十几斤。现在让她重新选择，未必还有这个勇气。
“纳博科夫是文体大家，会营造氛围。我译过他的一个短篇《菲雅尔塔的春天》，那氛
围写得真好，译得过瘾极了。能让我动心的总是有味道的东西。”
“味道这东西说玄也玄，但感觉起来倒也没什么难的。美食的味道一尝即知，程砚秋的
味道他亮一嗓子你就进去了，作品的味道也是读几句就能知道读不读得下去。”她是纳
博科夫的隔代知己，“他的英文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非常标准、贵族化。他对语言的讲
究、敏感，对我影响挺大。”
“他还是把写小说当成一种游戏了。我们一般受的教育是，写小说一定要有感而发，感
情一定要到达某种程度。他和我们的文学传统太不一样了，不是说让你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让你感觉写小说要有一定的科学性。比如写《洛丽塔》，他做了大量的研究，怎么
揣摩美国小孩子的心理，看了好多少儿画报、女孩子的画报。他对睡衣的描写非常准确
，比如睡衣的质地，上面什么花。他让我知道写小说是一个很理性的活。”
80年代
从小没跟父母一起生活过的于晓丹，住过胡同，也住过深宅大院——需要按门铃，有警
卫的那种。“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小时候都去迎宾，我就觉得我应该站在第一排
，周总理过来照相，我就应该在那个新闻简报里——那种感觉，肯定是要早恋一下，小
学一年级就给男孩子写诗了。”
“回过头来看，尤其是碰到今天的大学生，听他们讲他们的校园，就觉得我们的80年代
过得真是太奢侈了，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体会成长，体会爱与不爱，和怎么爱
。”于晓丹觉得，80年代的开放，有时甚至超过90年代。跟她差不多大的女朋友里，有
十几岁因为群宿蹲过监狱的，有不到20岁就和人同居当了母亲的。
“侦探小说里常说，一张普通的脸才是最难辨认的。某一件事情，形式愈古怪，结果往
往反而愈肤浅。过于抒情和故弄玄虚，都会让我下意识地排斥。”她还排斥伪浪漫、伪
传统、伪历史，和多数女作家不同，她的文字自有一种内敛的、节制的张力。
1986年，她写小说《死情》，讲女主人公在青春期的挣扎，“不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精
神的还是肉体的东西。当时是给了《人民文学》的朱伟，他好像已经排了版准备发了，
却正好赶上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事件，杂志整顿，没发。”
归去来兮
她来自北京，体格娇小，声音沙哑，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笃定要走文学创作的道路的
。但在价值观开始分崩离析的90年代中期，原本的光芒万丈的青春就这样不自知地压抑
着、痛苦着、迷惘着。她无法卷入任何一个暗涌和思潮，逐渐被文学的秩序甩了出去。
她坐在社科院房间里，看着墙皮脱落，“大家都已经不珍惜了，所里到处都是偷情，乱
套了，要不走的话就要窒息了。”
于是她远走纽约，来到曼哈顿这个欲望的中心，受朋友撺掇，甚至有过上高尔夫学校的
念头。第一次向纽约时装设计学院递交申请，没有通过，她跑到哈德逊河伤心许久，以
为“美国梦”破灭了。
“从来没敢想以后会做服装。那么多美术功底好的人，都挤不进工艺美院，我没有任何
绘画天赋，就别做梦了。但到美国之后，脱离了环境的禁锢，就想什么梦都要做一下。
”那年对报考服装设计专业的要求，是以一种水果为灵感提交一件设计作品，她到水果
店转了又转，最后相中一只菠萝，每天对着它端详，倒也有了些想法。
整个服装这么多门类，她选择了内衣，因为喜欢“料子软、轻，还有一个是注重细节，
比如蕾丝的质地，比如肩带上的小绣片，这些迷人的细节，都特别打动我”。
毕业秀的时候，她设计的睡衣上要画几朵梅花。她想到了艺术家徐冰。于是大老远坐地
铁去找他。他拿出毛笔，嗫嚅着，这有什么难画的，我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能画。于晓丹
说，唉，我就是不能。他一边在布上画一边说：不就是梅花吗？
完成了设计作品，正好《纽约时报》刊登了徐冰获得麦克阿瑟奖（美国文化界最高奖）
的消息。于晓丹立刻拿着衣服跑去找老师：喏，这是今年麦克阿瑟奖得主为我画的。老
师说，让他来看秀啊，我要见见他。
徐冰果然来了。好几次问：哪儿呢？哪件是你的？可她的作品只有一件，模特从台侧走
到台前，很快就回去了。徐冰还在问：哪儿呢？出来了吗？
于是，她从在体制内爬格子的社科院编辑，变成了在名利场高速运转的内衣设计师。她
曾为Maidenform、Elle、Vera Wang等品牌担任设计师，工作了十余年。
“在这个你死我活的时装行业里，你不bitch，别人就会加倍地对你bitch。”提着皮箱
，出现在欧洲街头，深夜乘火车从巴黎到米兰，经过阿尔卑斯山，看到窗外神话般的景
色，她忘记了自己的雄心勃勃，想起济慈和雪莱的诗。
忽然有一天，她在大学的BBS上发现了旧知交，难免想起了80年代的青春，那么蓬勃、
那么黯淡、那么渴望被爱，她难免流泪、难免失眠。这名昔日的正牌文学女青年，很快
辞掉了忙碌而优渥的工作，写了一本长篇小说《棠棣》。这个名字太生僻，而她又确实
被国内遗忘太久，于是辗转了几个出版社，2009年终于出版，改名《1980的情人》。绿
幽幽的封面衬着一点黑色，让工于细节的她到底意难平。她希望能写一个没有被很多人
写过的80年代，不是那个符号化的80年代，不那么诗化、不那么激情也不那么有使命感
，一个略为自私的80年代青春。
2011年，她又出版了《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看到书店的海报，
诗人西川吓了一跳：这是那个写小说、做翻译、他所了解的清清秀秀的一吃到好东西就
喜笑颜开、一点小事也让她哭鼻子的于晓丹么？突然成了“内衣设计大师”，真让人大
跌眼镜。
有人这么问她：晓丹老师，你能把你获的奖给列出来吗。她说，我人品太次，运气太差
，竟是一个奖也没有获过。
她是有点挑剔的。“前几天买了东野奎吾的新小说《布谷鸟的蛋是谁的》，早年写《白
夜行》那种冷和残酷没了，不好玩。好多作家一成名，或者年龄大一点，包括卡佛，最
后都变得特别温暖，我就挺受不了。卡佛写到最后，简直就是个基督徒了，就跟美国中
西部那些傻人差不多，可以进中学课本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作家的价值所在。作家还
是要痛骂的，不是你痛就是让别人痛，总之要痛一点，因为大家已经这样了，歌舞升平
，美国人都进教堂了，你不能再进教堂吧？”
她不只是对文学挑剔，还对这个虚荣浮躁、热衷于表演的世界挑剔——
“张朝阳采访邓文迪，我觉得快崩溃了。张朝阳问她，我们都知道你过的是很富豪的生
活，能给我们讲讲具体怎么富豪吗。”
“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著名主持人参加活动，背了一个巨大的LV的包，上面全是LV—
—你真的没有必要再告诉大家我背LV了。”
“还有一个女明星，网上有张照片，她在电影节特美地摆pose，所有照相的人都没对着
她，都在对着后面的那个人，就她一个人在那儿美，美什么呢？没有任何作品。”
“诗歌现在都堕落了，崔健那个年代诗歌是多么好啊。现在你看，好多假民谣，说是伪
民谣、伪诗歌——反正都是伪的。”
“她内心应该是有点小小的骄傲的。”西川说。在他的记忆里，他的“发小”于晓丹有
些小资（上小学时曾经被班上同学合伙批斗她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讲究
品位，理想主义，热爱美，以至于不无（也许是）小小的任性、小小的疯狂，甚至，（
也许是）小小的歇斯底里。”他这么解释《内秀》，“内衣几乎是离心最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