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李敖等谈鲁迅 zz#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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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
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
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
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
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
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
“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
”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
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
,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
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
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
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
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
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
,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
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
,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
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它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
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
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
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
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
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
,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
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
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
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
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
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
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
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
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
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
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
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
,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
,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
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
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
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
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
“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
“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
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
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
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
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
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
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
“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
”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
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
,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
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
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
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
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
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
,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
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
,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
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它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
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
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
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
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
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
,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
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
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
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
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
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
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
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
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
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
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
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
,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
,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
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
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
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
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
“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
“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
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