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见证荒诞：王小波之死#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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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见证荒诞——作家之死
文|房伟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
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
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王小波《有与无》
佛山陵园位于北京昌平区，处于风景秀丽的京西北山麓佛山脚下。佛山与明十三陵所在
的天寿山一脉相承，峰顶宋代曾建有上方寺，香火极旺，钟声绕谷，鸟兽驻足，因而得
名“佛山”。1993年，昌平市政局开始建造佛山陵园。陵园依山而建，园中林木葳蕤，
清幽寂静。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节，你顺着陵园右首的“新八区”，铺满金黄落叶的小
径上行，就会在山顶看到一块天然巨石，上有一行青色大字：“王小波之墓：1952—
1997”。巨石呈赤红色，若燃烧之火墙，中下部掏空出一石匣，以放置骨灰，作家王小
波即长眠于此。
1997年，王小波去世后，其妻社会学家李银河，数次为其选择墓地，都因墓制过于呆板
而作罢。李银河想给王小波选一个“独特别致”、“充满艺术气息”的安眠之地，而不
愿尊从那些整齐划一、横平竖直的严肃布局。李银河最终选择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
园，花了六千元购置了这块墓地，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
了“王小波之墓”的字样。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
来此祭奠。这里也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其实，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
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
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
更美好”之类的话。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站在王
小波的墓前，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
1
1997年4月10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北京郊区顺义王小波居住的小区，夜深人静之
时，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叫声。很多邻居都被惊动了，却无人出来查证。没有人注意到，
一颗闪亮的星星即将坠落……作家王小波，悄悄地告别了人间，也震惊了文坛。现在已
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位作家王小波,在此渡过了最后的生命时刻。对王小波的死亡，
母亲宋华有详细描述：
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
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
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
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
，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
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验
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
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偷袭”。很多人认为，如果抢救及时应能避免。但王小波去世后
，曾有一个详细尸检，才发现他已患严重的心脏病：“左心室内膜增厚（超过正常内膜
厚度10倍），左心腔扩张”，结论是“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
”。多年以后，我还依稀记得，最初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时的感觉。灵动，
清澈，深情，却又高傲无比，骨头里深藏着对秩序和权威的不屑一顾。可是，这样强悍
的头脑，却有一颗“脆弱”的“心”。王小波以“面对南墙、弓着身子”的躺卧姿态，
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没有鲜花和掌声，“冰冷的南墙”是最后的隐喻。但
斗室之内已成身体的监狱，他只有独自面对死神的苍白面孔。
王小波的死讯传来时，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几天，她一直感觉心发慌。
李银河的姐姐，给她打了越洋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出事了。李银河的心猛地揪做一
团，急忙问什么事，姐姐却并没有言明。第二天，她乘坐飞机赶回北京，路上有位中国
社科院的同事说，小波真是一个诗人，连走了也这么诗意。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波出事
了！泪水顿时充盈了眼眶……
青年评论家李静，是王小波的朋友，也是欣赏王小波的一位文学编辑。她这样描述王小
波之死——事情已过去了十几年，但她讲述时，眼圈依然红红的：
事情过去好几天，我才知道。当时，一位同事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的脑袋感觉“
轰”地一下，像炸开了似的，在办公室里失声痛哭。那是真正的嚎啕大哭。我一直把小
波当作“精神导师”。我当时就找到领导，要求做一个王小波纪念专版。领导微微沉吟
了一下，我知道，他是在掂量王小波的文学分量。我那时才二十六岁，情绪激动地对领
导说，您放心，这个专版的效果一定会非常好！文学史会记住王小波的！我当时还很年
轻，想也没想就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
其实，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王小波已显露出了一些病状。这些病状甚至一直伴随着他。
他从小就嘴唇发紫，他也猜测自己患有心脏闭锁不全的问题，但从未到医院检查。他还
常向朋友抱怨，说屋子里的暖气太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根据后来的回忆文章，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他一直用传真
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但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
如此。“这事儿太诡异了。”他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才终于看到了
稿子。不久，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逝世前，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病魔似乎成了挡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
曾采访过王小波的黄集伟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当时曙光就在前面。”虽然他的小说
发表阻力依然很大，但杂文很受读者欢迎。
从1995年1期起，《黄金时代》开始在《人之初》杂志连载
2
王小波之死，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反响。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共有约一百四十多家
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王小波
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如“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
的世界”，等等。王小波去世前，他的“时代三部曲”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
定出版，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但是，随着王小波的死亡，情况旋即出现突转
：“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一时间洛阳纸贵，
“时代三部曲”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
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然而，逝者已矣，静静地睡在太平间的王小波，永远无法聆听这“山呼海啸”般的反应
了。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刚传开时，他的家人，如哥哥王小平、弟弟王晨光、
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都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宋华
。此时，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赵宁等人，主动出来帮着主持治丧事宜。胡贝说：“小波
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
母亲家）大院里借了一间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
办公室”。此后每天二十四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因为
伤心和忙碌，几天的功夫，胡贝只吃了几袋方便面，有一次甚至昏倒在楼梯上，还是宋
华找来医生给他挂了吊瓶。
1997年4月26日上午，八宝山一号大厅，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赶来送王小波最后一程。除
王小波的亲友，还有很多自发的吊唁者，他们大多来自传媒界、学术界、文学界，还有
一些素味平生的读者。根据李静的回忆，那天八宝山几个摊点的鲜花，都被人们抢购一
空。这些手持鲜花的送葬者，用沉默与花朵，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其中，不乏一些
文化名人，如著名电影导演张元，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家辉
，著名学者秦晖、丁东、谢泳等。追悼大厅前方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下面用黑
布巾结成了蝴蝶结，黑色的横匾上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是王小波青年
时的照片。王小波遗容安祥，但他遗体的额头却有一块褐色伤痕。由于心脏病发作引发
的剧烈疼痛，王小波可能曾用头抵墙，甚至用牙齿刮咬墙壁。因为他临终前寓所的墙上
有牙齿划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现场的气氛很悲伤，可是，一些敏感的朋友，还是发现了异样。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
玲就为此而发出质疑：“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的人员，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要
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说家，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进入
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
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
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这种质疑之声，既凸显了文
坛与王小波的隔膜，也将这种隔膜置于大众视野中，成为批判中国主流文学体制的信号
。这种对立情绪，是否正确合理，还有待时间检验。为避免节外生枝，治丧委员会的几
个朋友，撤去了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送的挽联，只保留作家刘心武（当时却未能赶到）
的一副“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也许，“快乐”二字，既包含了王小波创作的
特质，也蕴含了亲友们对他生前状态的理解——这个把快乐带给大家的作家，其实很少
真正快乐过，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话说：“我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
上午10点左右，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鱼贯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
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说这是王小波爱听的乐曲。王小波去世的
时候，“时代三部曲”尚未印好，出版社特意赶制了三本书的封面。钟洁玲和胡贝等人
，将书的封面依次摊开，摆放在覆盖王小波的白色床单上。
突然，胡贝发现，在大厅走廊里，还站着三四十人，看样子也是来送小波的。他们是一
群面带悲伤的男人，手捧鲜花，神情却有几分怪异，他们有的肃立，有的蹲在地上，但
没有一个人说话。
胡贝走过去，对中间看似领头的一个男子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
。”
那个男子却哽咽着说：“不用了，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满足了。”
胡贝有些发蒙，还是客气地把这些人往里让。那男子只是推辞。
这时，那男子惨笑了一声，大声喊道：“小波先生是个好人，他把我们当人！”
这时候，胡贝才突然醒悟，他们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在当时尚
属保守的社会氛围中，王小波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尊重。这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的宏大
门面，而是王小波默默遵从的精神原则。
追悼会结束后，大约下午3点，李银河、王晨光与胡贝、赵宁，抬起王小波的遗体，将
他送入焚尸间。眼看从此阴阳两隔，众人早已泣不成声。按照八宝山的规矩，胡贝将两
瓶二锅头和两条金箭烟轻轻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为让小波走得安心，亲友们特别申请
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控制火化炉，该炉是从日本引进的，号称“远东第一炉”。
然而，火化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当火化工缓缓按下按钮时，机器居然没有如期运转。那
位师傅用低低的声音说，这位先生，您的东西，我不能要了，还请您帮个忙。胡贝忙问
要干什么。师傅请胡贝在机器启动时，用胳膊顶住安放尸体的钢架，将小波送入炉火中
。胡贝看了一眼那个钢架。王小波的个子大，躺在那里，脚还露在外面不少。机器再次
启动了，胡贝和王晨光顶住钢架，轻轻地移动着，一点点将小波送入炉中，眼泪却禁不
住又一次流了下来。多年以后，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茶吧，当胡贝先生向笔者讲述那
一幕，依然是泪流满面。他坚持认为，那是小波舍不得走：他境界高远的事业才刚刚起
步，他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才刚刚为世人所了解，却因意外撒手人寰，这怎生不令人
痛断肝肠，惋惜不已。炉火熊熊，斯人已去，文风浩浩，却已成绝响！
其实，王小波的朋友圈子里，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幽默感。他们既将他看作
作家，也将他看作一个善良、义气、低调，同时又才华横溢、幽默的好朋友。他出现在
朋友身边，总能带来泼辣机智的笑话和轻松善意的关怀。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祭日那天
，王小波的朋友们，无论是“发小”，还是在云南一起下乡的“插友”，或大学同学，
都会自动组织起来，去他的墓地看望。大家在小波墓前，也不会太过凝重，而是亲切地
唠着家常，好像他还活着：“小波，今天云南插队的舍友都来看你了，你在那边好吗？
”“在那边你又在写什么呢？又是哪个时代呀？”……仿佛在天上的王小波也能听到朋
友们的善意调侃……
王小波在匹兹堡寓所
远在加拿大的作家、也是王小波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胡威先生，在王小波去世时，于当
地华人报纸《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颇能道出大家的缅怀情绪，特引于此。其
中，“水怪”指的是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而“山牛”则寓指王小波小时候的绰
号“大野牛”。
纪念王小波
胡威
日日红尘上陌头
忽闻人去不能留
微言玉屑因情笃
海口银珠是才修
独记幽怀怜水怪
偏生倔骨傲山牛
应知豪气流传远
踏过黄泉啸未休
1997年5月
3
王小波想到过死亡，思考过死亡，但死亡的到来却猝不及防。生前接受意大利独立纪录
片导演安德烈的采访时，王小波笑着声称，目前还没考虑死亡的事。然而事实是，虽然
只有四十多岁，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却好像总在进行“人生冲刺”。他对人声称，
四十岁之前的生活值得过，而过了四十岁，就是被生活慢慢阉割的过程。这是一种清晰
的死亡意识。或者说，王小波的写作和价值观，总是有一种“青春气质”，他惧怕衰老
，惧怕死亡对存在感的剥夺，惧怕一切“貌似”老成持重的东西。他不是“向死而生”
，而是“以生抗死”。王小波的早期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曾谈到死亡对青春
气质的否定：
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
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多年后，人到中年的王小波，又在《三十而立》中，戏谑地写过自己的死亡：
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
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
在王小波看来，所谓“死后哀荣”，如果抽去话语光环，无非是给自己挣一块“塞入直
肠的棉花”。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它为生命赋予永恒的终止的尊严；死亡又是
不公平的，它让死者在历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痕迹。在这篇小说中，王小
波还写道：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
。我很渺小，无论做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
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
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
自由和浪漫的敌人，除了专制之外，就是死亡的永恒力量。死亡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
个过程，一个缓慢绝望的过程；死亡又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个微小
的死亡的突然性绝望爆发。德国浪漫派诗人热衷探讨死亡。在他们看来，死亡是终极力
量，也是最终和最高的理性。而在日本文艺思想中，死亡却是一种积极实践，是甜蜜而
短暂的睡眠。在对死亡的超越中，人真正获得了永生。而这种超越，有时就会是情爱。
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也有不少王小波小说那些坦诚热烈、又真挚强悍的性爱。
小说开篇即写道：“樱花飘零，成为文人感叹的题目，月亮普照大地，很快又沉没于山
脊，唯有人类的情欲绵绵无有绝期。”小说结尾，主人公世之介，带着几百名家臣，连
同无数金银财宝和巨船“好色丸号”，消失在寻找传说的极乐世界——迟女岛的茫茫海
雾中。这也让我们想到了《黄金时代》的结局，重温旧梦的陈清扬和王二，再次体验了
性爱的美好，就此分离，天涯茫茫，老死不再相见。他们将最美好、最青春的激情，留
给了回忆，留给了云南旱热的风。他们拒绝世俗伦理和道德是非，将自己留在了尘世中
备受摧残，直至死亡。
王小波试图成为一个精神上“强悍”的作家，在浪漫的云南热风中，在革命时期惊世骇
俗的爱情里，在唐传奇高蹈流走的流氓英雄狂想里，王小波以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姿态，
复古地追述了最光彩流溢的反抗者的故事。他骄傲、粗鄙、欢乐，内心充满了顽童的恶
作剧与愤世的讽刺与狂言。然而，他也是脆弱的，或者说，他的悲观和忧郁，让他喜欢
沉溺于想象世界。他将挫折诉之于沉默，将反抗形成纸上的帝国。他的悲观联系着他的
敏感，而他的喜剧精神，却联系着他对虚伪的嘲讽，无情的挪揄，以及刻薄的巧骂。他
不断别扭地试图走入公众世俗空间，然而代价却是不断退入内心。他顽强地表达自己的
骄傲，却不能将敏感的心变得坚硬粗暴。
如果说，一个作家总有自己最辉煌的时刻，那么，王小波最辉煌的一刻，却是孤独的死
亡之后。很多人将王小波和海子之死联系在一起，作为1990年代商业背景下文化英雄最
后的悲壮悼词。他们都是生前籍籍无名，死后声名大噪。恰好，他们也都在“残忍的春
天”离开人世。然而，海子是在阳春三月山海关的野花中，主动献祭了肉身，以血肉横
飞的惨烈，极致化地反衬了最后的诗意牧歌。而王小波却死于乍暖还寒的四月，一次疾
病无耻的“偷袭”。他的一生都处于“未完成”的前进状态，却突然被强行拗断。他的
辉煌是以“空缺”为前提的——没人知道他活着，还能为中国文坛写出什么。
这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彩夺目”地亮相在中国文坛。他的形象被定义为那
个“面对南墙，弓着身子死去”的高大而抑郁的男人。与这个形象相联系，则是一系列
的想象与塑造，例如，混不下去要去开卡车的作家，经常收到谩骂性退稿信的作家，以
性写作知名的作家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牵连入了作家的死亡。也许，无论是王小波，
还是海子，都是9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的“漫不经心”、却又含义深刻的“隐喻”。在文
化英雄远去、资本英雄凸显的90年代，人们需要缅怀的“偶像”，人们不需要他们活着
，只需要他们以亡灵的姿态活在纸面上，成为哀悼我们内心诗意理想的凭证。这样，我
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扑向资本诱人却肤浅的怀抱。那些家喻户晓、具有魅力的经典意义的
大作家，已不再成为现实中文学生产的目标。我们需要文学生产出“死亡”，在死亡中
，意义被变相、扭曲地复制，成为我们心灵狂欢的发泄口。
可以说，王小波之死，既是199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事件，也是王小波被接受的一个巨大
形象坐标。对“去历史化”的1990年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正是王小波之死，
造成了接受场域的话语争夺——媒体、官方、文化工业、知识精英、文学圈，都围绕着
这一话题进行激烈交锋。期间也有各式各样的涂抹、矫饰和故弄玄虚。这也使王小波的
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变得迷雾重重。他时而被看做意识形态的抵抗者和异见分子，被
某些人推崇着，被另外某些人封杀着；又时而被看做性写作先驱和自由主义文学代言人
。正是在死亡的一刻，真实的王小波逐渐退隐，而符号的王小波开始不断浮现在公众眼
前。众多严肃的学术研究，媒体持之以恒的报道，成千上万王小波的粉丝们的推崇，正
在让王小波研究变成一门“显学”。而伴随王小波的走红，其争议性也一直存在。那么
，王小波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能在中国文学界掀起惊涛巨浪，并保持持久的影响？这
个有时沉静内敛、有时却锋芒毕现的北京作家，这个在文章中“毒汁四溅”、“肆意妄
为”，生活中却低调悲观的北京“坏孩子”，究竟是如何成为一名惊世骇俗的作家的？
他的成长经历如何?他的作品魅力在哪里？
——以上图文摘自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三联书店2014年版
文|房伟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
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
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王小波《有与无》
佛山陵园位于北京昌平区，处于风景秀丽的京西北山麓佛山脚下。佛山与明十三陵所在
的天寿山一脉相承，峰顶宋代曾建有上方寺，香火极旺，钟声绕谷，鸟兽驻足，因而得
名“佛山”。1993年，昌平市政局开始建造佛山陵园。陵园依山而建，园中林木葳蕤，
清幽寂静。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节，你顺着陵园右首的“新八区”，铺满金黄落叶的小
径上行，就会在山顶看到一块天然巨石，上有一行青色大字：“王小波之墓：1952—
1997”。巨石呈赤红色，若燃烧之火墙，中下部掏空出一石匣，以放置骨灰，作家王小
波即长眠于此。
1997年，王小波去世后，其妻社会学家李银河，数次为其选择墓地，都因墓制过于呆板
而作罢。李银河想给王小波选一个“独特别致”、“充满艺术气息”的安眠之地，而不
愿尊从那些整齐划一、横平竖直的严肃布局。李银河最终选择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
园，花了六千元购置了这块墓地，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
了“王小波之墓”的字样。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
来此祭奠。这里也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其实，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
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
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
更美好”之类的话。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站在王
小波的墓前，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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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10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北京郊区顺义王小波居住的小区，夜深人静之
时，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叫声。很多邻居都被惊动了，却无人出来查证。没有人注意到，
一颗闪亮的星星即将坠落……作家王小波，悄悄地告别了人间，也震惊了文坛。现在已
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位作家王小波,在此渡过了最后的生命时刻。对王小波的死亡，
母亲宋华有详细描述：
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
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
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
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
，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
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验
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
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偷袭”。很多人认为，如果抢救及时应能避免。但王小波去世后
，曾有一个详细尸检，才发现他已患严重的心脏病：“左心室内膜增厚（超过正常内膜
厚度10倍），左心腔扩张”，结论是“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
”。多年以后，我还依稀记得，最初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时的感觉。灵动，
清澈，深情，却又高傲无比，骨头里深藏着对秩序和权威的不屑一顾。可是，这样强悍
的头脑，却有一颗“脆弱”的“心”。王小波以“面对南墙、弓着身子”的躺卧姿态，
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没有鲜花和掌声，“冰冷的南墙”是最后的隐喻。但
斗室之内已成身体的监狱，他只有独自面对死神的苍白面孔。
王小波的死讯传来时，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几天，她一直感觉心发慌。
李银河的姐姐，给她打了越洋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出事了。李银河的心猛地揪做一
团，急忙问什么事，姐姐却并没有言明。第二天，她乘坐飞机赶回北京，路上有位中国
社科院的同事说，小波真是一个诗人，连走了也这么诗意。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波出事
了！泪水顿时充盈了眼眶……
青年评论家李静，是王小波的朋友，也是欣赏王小波的一位文学编辑。她这样描述王小
波之死——事情已过去了十几年，但她讲述时，眼圈依然红红的：
事情过去好几天，我才知道。当时，一位同事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的脑袋感觉“
轰”地一下，像炸开了似的，在办公室里失声痛哭。那是真正的嚎啕大哭。我一直把小
波当作“精神导师”。我当时就找到领导，要求做一个王小波纪念专版。领导微微沉吟
了一下，我知道，他是在掂量王小波的文学分量。我那时才二十六岁，情绪激动地对领
导说，您放心，这个专版的效果一定会非常好！文学史会记住王小波的！我当时还很年
轻，想也没想就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
其实，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王小波已显露出了一些病状。这些病状甚至一直伴随着他。
他从小就嘴唇发紫，他也猜测自己患有心脏闭锁不全的问题，但从未到医院检查。他还
常向朋友抱怨，说屋子里的暖气太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根据后来的回忆文章，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他一直用传真
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但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
如此。“这事儿太诡异了。”他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才终于看到了
稿子。不久，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逝世前，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病魔似乎成了挡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
曾采访过王小波的黄集伟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当时曙光就在前面。”虽然他的小说
发表阻力依然很大，但杂文很受读者欢迎。
从1995年1期起，《黄金时代》开始在《人之初》杂志连载
2
王小波之死，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反响。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共有约一百四十多家
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王小波
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如“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
的世界”，等等。王小波去世前，他的“时代三部曲”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
定出版，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但是，随着王小波的死亡，情况旋即出现突转
：“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一时间洛阳纸贵，
“时代三部曲”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
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然而，逝者已矣，静静地睡在太平间的王小波，永远无法聆听这“山呼海啸”般的反应
了。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刚传开时，他的家人，如哥哥王小平、弟弟王晨光、
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都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宋华
。此时，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赵宁等人，主动出来帮着主持治丧事宜。胡贝说：“小波
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
母亲家）大院里借了一间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
办公室”。此后每天二十四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因为
伤心和忙碌，几天的功夫，胡贝只吃了几袋方便面，有一次甚至昏倒在楼梯上，还是宋
华找来医生给他挂了吊瓶。
1997年4月26日上午，八宝山一号大厅，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赶来送王小波最后一程。除
王小波的亲友，还有很多自发的吊唁者，他们大多来自传媒界、学术界、文学界，还有
一些素味平生的读者。根据李静的回忆，那天八宝山几个摊点的鲜花，都被人们抢购一
空。这些手持鲜花的送葬者，用沉默与花朵，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其中，不乏一些
文化名人，如著名电影导演张元，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家辉
，著名学者秦晖、丁东、谢泳等。追悼大厅前方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下面用黑
布巾结成了蝴蝶结，黑色的横匾上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是王小波青年
时的照片。王小波遗容安祥，但他遗体的额头却有一块褐色伤痕。由于心脏病发作引发
的剧烈疼痛，王小波可能曾用头抵墙，甚至用牙齿刮咬墙壁。因为他临终前寓所的墙上
有牙齿划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现场的气氛很悲伤，可是，一些敏感的朋友，还是发现了异样。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
玲就为此而发出质疑：“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的人员，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要
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说家，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进入
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
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
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这种质疑之声，既凸显了文
坛与王小波的隔膜，也将这种隔膜置于大众视野中，成为批判中国主流文学体制的信号
。这种对立情绪，是否正确合理，还有待时间检验。为避免节外生枝，治丧委员会的几
个朋友，撤去了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送的挽联，只保留作家刘心武（当时却未能赶到）
的一副“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也许，“快乐”二字，既包含了王小波创作的
特质，也蕴含了亲友们对他生前状态的理解——这个把快乐带给大家的作家，其实很少
真正快乐过，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话说：“我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
上午10点左右，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鱼贯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
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说这是王小波爱听的乐曲。王小波去世的
时候，“时代三部曲”尚未印好，出版社特意赶制了三本书的封面。钟洁玲和胡贝等人
，将书的封面依次摊开，摆放在覆盖王小波的白色床单上。
突然，胡贝发现，在大厅走廊里，还站着三四十人，看样子也是来送小波的。他们是一
群面带悲伤的男人，手捧鲜花，神情却有几分怪异，他们有的肃立，有的蹲在地上，但
没有一个人说话。
胡贝走过去，对中间看似领头的一个男子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
。”
那个男子却哽咽着说：“不用了，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满足了。”
胡贝有些发蒙，还是客气地把这些人往里让。那男子只是推辞。
这时，那男子惨笑了一声，大声喊道：“小波先生是个好人，他把我们当人！”
这时候，胡贝才突然醒悟，他们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在当时尚
属保守的社会氛围中，王小波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尊重。这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的宏大
门面，而是王小波默默遵从的精神原则。
追悼会结束后，大约下午3点，李银河、王晨光与胡贝、赵宁，抬起王小波的遗体，将
他送入焚尸间。眼看从此阴阳两隔，众人早已泣不成声。按照八宝山的规矩，胡贝将两
瓶二锅头和两条金箭烟轻轻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为让小波走得安心，亲友们特别申请
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控制火化炉，该炉是从日本引进的，号称“远东第一炉”。
然而，火化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当火化工缓缓按下按钮时，机器居然没有如期运转。那
位师傅用低低的声音说，这位先生，您的东西，我不能要了，还请您帮个忙。胡贝忙问
要干什么。师傅请胡贝在机器启动时，用胳膊顶住安放尸体的钢架，将小波送入炉火中
。胡贝看了一眼那个钢架。王小波的个子大，躺在那里，脚还露在外面不少。机器再次
启动了，胡贝和王晨光顶住钢架，轻轻地移动着，一点点将小波送入炉中，眼泪却禁不
住又一次流了下来。多年以后，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茶吧，当胡贝先生向笔者讲述那
一幕，依然是泪流满面。他坚持认为，那是小波舍不得走：他境界高远的事业才刚刚起
步，他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才刚刚为世人所了解，却因意外撒手人寰，这怎生不令人
痛断肝肠，惋惜不已。炉火熊熊，斯人已去，文风浩浩，却已成绝响！
其实，王小波的朋友圈子里，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幽默感。他们既将他看作
作家，也将他看作一个善良、义气、低调，同时又才华横溢、幽默的好朋友。他出现在
朋友身边，总能带来泼辣机智的笑话和轻松善意的关怀。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祭日那天
，王小波的朋友们，无论是“发小”，还是在云南一起下乡的“插友”，或大学同学，
都会自动组织起来，去他的墓地看望。大家在小波墓前，也不会太过凝重，而是亲切地
唠着家常，好像他还活着：“小波，今天云南插队的舍友都来看你了，你在那边好吗？
”“在那边你又在写什么呢？又是哪个时代呀？”……仿佛在天上的王小波也能听到朋
友们的善意调侃……
王小波在匹兹堡寓所
远在加拿大的作家、也是王小波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胡威先生，在王小波去世时，于当
地华人报纸《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颇能道出大家的缅怀情绪，特引于此。其
中，“水怪”指的是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而“山牛”则寓指王小波小时候的绰
号“大野牛”。
纪念王小波
胡威
日日红尘上陌头
忽闻人去不能留
微言玉屑因情笃
海口银珠是才修
独记幽怀怜水怪
偏生倔骨傲山牛
应知豪气流传远
踏过黄泉啸未休
1997年5月
3
王小波想到过死亡，思考过死亡，但死亡的到来却猝不及防。生前接受意大利独立纪录
片导演安德烈的采访时，王小波笑着声称，目前还没考虑死亡的事。然而事实是，虽然
只有四十多岁，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却好像总在进行“人生冲刺”。他对人声称，
四十岁之前的生活值得过，而过了四十岁，就是被生活慢慢阉割的过程。这是一种清晰
的死亡意识。或者说，王小波的写作和价值观，总是有一种“青春气质”，他惧怕衰老
，惧怕死亡对存在感的剥夺，惧怕一切“貌似”老成持重的东西。他不是“向死而生”
，而是“以生抗死”。王小波的早期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曾谈到死亡对青春
气质的否定：
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
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多年后，人到中年的王小波，又在《三十而立》中，戏谑地写过自己的死亡：
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
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
在王小波看来，所谓“死后哀荣”，如果抽去话语光环，无非是给自己挣一块“塞入直
肠的棉花”。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它为生命赋予永恒的终止的尊严；死亡又是
不公平的，它让死者在历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痕迹。在这篇小说中，王小
波还写道：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
。我很渺小，无论做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
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
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
自由和浪漫的敌人，除了专制之外，就是死亡的永恒力量。死亡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
个过程，一个缓慢绝望的过程；死亡又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个微小
的死亡的突然性绝望爆发。德国浪漫派诗人热衷探讨死亡。在他们看来，死亡是终极力
量，也是最终和最高的理性。而在日本文艺思想中，死亡却是一种积极实践，是甜蜜而
短暂的睡眠。在对死亡的超越中，人真正获得了永生。而这种超越，有时就会是情爱。
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也有不少王小波小说那些坦诚热烈、又真挚强悍的性爱。
小说开篇即写道：“樱花飘零，成为文人感叹的题目，月亮普照大地，很快又沉没于山
脊，唯有人类的情欲绵绵无有绝期。”小说结尾，主人公世之介，带着几百名家臣，连
同无数金银财宝和巨船“好色丸号”，消失在寻找传说的极乐世界——迟女岛的茫茫海
雾中。这也让我们想到了《黄金时代》的结局，重温旧梦的陈清扬和王二，再次体验了
性爱的美好，就此分离，天涯茫茫，老死不再相见。他们将最美好、最青春的激情，留
给了回忆，留给了云南旱热的风。他们拒绝世俗伦理和道德是非，将自己留在了尘世中
备受摧残，直至死亡。
王小波试图成为一个精神上“强悍”的作家，在浪漫的云南热风中，在革命时期惊世骇
俗的爱情里，在唐传奇高蹈流走的流氓英雄狂想里，王小波以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姿态，
复古地追述了最光彩流溢的反抗者的故事。他骄傲、粗鄙、欢乐，内心充满了顽童的恶
作剧与愤世的讽刺与狂言。然而，他也是脆弱的，或者说，他的悲观和忧郁，让他喜欢
沉溺于想象世界。他将挫折诉之于沉默，将反抗形成纸上的帝国。他的悲观联系着他的
敏感，而他的喜剧精神，却联系着他对虚伪的嘲讽，无情的挪揄，以及刻薄的巧骂。他
不断别扭地试图走入公众世俗空间，然而代价却是不断退入内心。他顽强地表达自己的
骄傲，却不能将敏感的心变得坚硬粗暴。
如果说，一个作家总有自己最辉煌的时刻，那么，王小波最辉煌的一刻，却是孤独的死
亡之后。很多人将王小波和海子之死联系在一起，作为1990年代商业背景下文化英雄最
后的悲壮悼词。他们都是生前籍籍无名，死后声名大噪。恰好，他们也都在“残忍的春
天”离开人世。然而，海子是在阳春三月山海关的野花中，主动献祭了肉身，以血肉横
飞的惨烈，极致化地反衬了最后的诗意牧歌。而王小波却死于乍暖还寒的四月，一次疾
病无耻的“偷袭”。他的一生都处于“未完成”的前进状态，却突然被强行拗断。他的
辉煌是以“空缺”为前提的——没人知道他活着，还能为中国文坛写出什么。
这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彩夺目”地亮相在中国文坛。他的形象被定义为那
个“面对南墙，弓着身子死去”的高大而抑郁的男人。与这个形象相联系，则是一系列
的想象与塑造，例如，混不下去要去开卡车的作家，经常收到谩骂性退稿信的作家，以
性写作知名的作家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牵连入了作家的死亡。也许，无论是王小波，
还是海子，都是9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的“漫不经心”、却又含义深刻的“隐喻”。在文
化英雄远去、资本英雄凸显的90年代，人们需要缅怀的“偶像”，人们不需要他们活着
，只需要他们以亡灵的姿态活在纸面上，成为哀悼我们内心诗意理想的凭证。这样，我
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扑向资本诱人却肤浅的怀抱。那些家喻户晓、具有魅力的经典意义的
大作家，已不再成为现实中文学生产的目标。我们需要文学生产出“死亡”，在死亡中
，意义被变相、扭曲地复制，成为我们心灵狂欢的发泄口。
可以说，王小波之死，既是199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事件，也是王小波被接受的一个巨大
形象坐标。对“去历史化”的1990年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正是王小波之死，
造成了接受场域的话语争夺——媒体、官方、文化工业、知识精英、文学圈，都围绕着
这一话题进行激烈交锋。期间也有各式各样的涂抹、矫饰和故弄玄虚。这也使王小波的
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变得迷雾重重。他时而被看做意识形态的抵抗者和异见分子，被
某些人推崇着，被另外某些人封杀着；又时而被看做性写作先驱和自由主义文学代言人
。正是在死亡的一刻，真实的王小波逐渐退隐，而符号的王小波开始不断浮现在公众眼
前。众多严肃的学术研究，媒体持之以恒的报道，成千上万王小波的粉丝们的推崇，正
在让王小波研究变成一门“显学”。而伴随王小波的走红，其争议性也一直存在。那么
，王小波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能在中国文学界掀起惊涛巨浪，并保持持久的影响？这
个有时沉静内敛、有时却锋芒毕现的北京作家，这个在文章中“毒汁四溅”、“肆意妄
为”，生活中却低调悲观的北京“坏孩子”，究竟是如何成为一名惊世骇俗的作家的？
他的成长经历如何?他的作品魅力在哪里？
——以上图文摘自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三联书店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