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 鲁迅投靠日本人寻欢作乐秘史曝光 zz#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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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种政治加持与神化
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本文摘自2015年11月19日三剑客微信号，作者羽戈。
不止一篇文章指出，鲁迅一生嫉恶如仇，骂人无数，却从 未骂过蒋介石，连一句批评
、嘲讽之言都没有。他在致许广平信中，两次提到蒋介石的名字，都充满了欣赏、期待
之情。1927年后，鲁迅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渐行 渐远，甚至势同水火，他的杂文，大半
指向国民党当局，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曾指名道姓批判蒋介石。
1930年5月7日晚，鲁迅与时任中 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会面，李立三要求鲁迅：“
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
蒋介石。”鲁迅当即回 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
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夫子自道，足以为这个争议话题一锤定音。
不过这也给一些 人以口实，他们认为，鲁迅不骂蒋介石，正可见他的精明、滑头、老
于世故、不够勇敢云云，有人还拿鲁迅以特约撰述员的身份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津贴
（每月 300元，前后共计4年）说事，讥嘲鲁迅吃党国的饭，砸党国的锅，人如墙头草
，脚踏两只船，哪里有一点斗士的气节可言？
关于鲁迅何以不骂蒋介石，王彬彬先生的分析别具一格。 他把鲁迅与胡适对照，
一度被视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反而常常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蒋介
石，都为其笔锋所横扫，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胡适比鲁 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
、更不在乎一己安危”。在王彬彬看来，鲁迅与胡适的现实姿态，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观
念：鲁迅对政治，一直持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立 场，甚至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城头变
幻大王旗，政府更迭，于他如变戏法，他对政府，根本不抱希望，“他的敌对和决绝的
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 指名道姓”；在胡适的政治观中，政府始终
占有一席之地，起初他坚持好政府主义，后来则把“好”字去掉，有一个政府即可，他
不赞同推翻现政府，而主张加以改 造，基于期望与合作的姿态，他才一再指名道姓批
评蒋介石。
不得不承认，王彬彬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推敲其逻辑，我只赞成他对胡适
的分析。至于鲁迅，既然对政府彻底绝望，为什么还要批评国民党当局呢；只批评国民
党当局而不批评蒋介石，哪门子政治观可以提供解释？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问题本身。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是一种错误
，质言之，鲁迅骂不骂蒋介石，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纠结于此，纯属庸人自扰。
在一些人的头脑当中，所谓勇敢，最直接的标准，便是挑 战权威。从孩子到成人
，莫不如是。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两个学生比谁胆大，常见一幕，即激将对方，敢不
敢去骂班主任，以及怎样骂班主任，譬如到其办公室窗 下高喊“王老师大笨蛋”，或
者在教室黑板上写“王老师是头猪”，谁的行为最出格、最刺激、最痛快，便证明谁的
胆子最大。可是这样的胆大，迅速被证伪。有一 小子，曾冲班主任背后扔石头，这在
当时的我们看来，简直逆天，然而第二天，学校组织打防疫针，他竟在针头前面哇哇大
哭，死活不肯撸袖子。
这个案例，恰好可以拿来对比鲁迅不骂蒋介石。首先，要 证明一个人勇敢，方式
多多，骂班主任或蒋介石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条；其次，哪怕敢骂班主任或蒋介石，未
必能证明这是一位真正的勇者，极端的方式往往缺乏稳 定性，正如极端的思想往往缺
乏合理性；复次，有时勇气不是表现在批判，而是建设；最终，一个人有骂班主任或蒋
介石的自由，却也有不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 由，当沉默的自由被剥夺，批评沦为一
种强迫，当“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成其为一个流行论题，那么无论鲁迅作何选
择，都无意义。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若强迫一个人去批评，批评同样无意义。
这里需要辨明，李立三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出自政治斗 争的需要；今人要求鲁
迅批评蒋介石，大多属于求全责备，以大义责人。我们谈鲁迅这样的人物，常常悬鹄过
高，把一个国家的重担、一个时代的使命都压在其人瘦 削的肩上，他既要是文学家，
还得是革命家，既要侠骨如铁，还得柔情似水，既要大仁，还得大义，既要大智，还得
大勇……殊不知世间事本难两全，如智与勇，鲁 迅云：“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
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这
自然是经验之谈，正有所指。
所谓求全，即以鲁迅为斗士，他就要满足斗士的所有德 行、所有想象，他不能有
一丝犹疑、一刻怯懦，不能缺席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场战斗，骂蒋介石正是其中之一节；
反过来讲，假如连蒋介石都不骂，则无法证明“鲁迅 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
奴颜和媚骨”。如此逻辑，貌似成立，实则陷入了单向度的误区。还是那句话，斗士的
标准，不止一条，鲁迅骂不骂蒋介石，都不会 影响他的批判精神与勇者风范。拿这一
条标准来考量一个人是不是斗士、够不够勇敢，终将一叶障目，显出了自身的狭隘与专
断。
说远一点。我们惯于要求他人去勇敢，痛斥这个，痛骂那 个，一旦其人无以达标
，便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他软弱、犬儒、虚伪的把柄。其实这样的批判，于他人并无
损失，只可能照见批判者内心的种种不堪。我说过，道 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
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不在要求“六亿神州尽舜尧”，而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
严。动辄以大义、大勇责人，毋宁违背了人性， 构成了对道德的败坏。
与“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相应的一例，则是责问 鲁迅为什么不抗日。有
一篇文章，专门谈“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爆发之后鲁迅的日常生活：1月30
日，他率家人躲进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 店，借住整整一星期；2月15日夜，“偕三弟
、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翌日，不仅“饮酒”，而且“颇醉”，“复往青莲阁饮
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 元”……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激战（视频）正酣，
身处上海的鲁迅，不去前线支援，不在报刊声援，反而苟全于日本友人的卵翼之下，甚
至饮酒作乐，如此行径，不知 廉耻，全无心肝，近乎汉奸，哪里称得上“民族魂”呢？
我则以为，鲁迅的选择，并未打破底线，他只是不甚爱 国，却不曾卖国。他拥有
逃亡与苟安的自由，正如拥有沉默的自由。不能因为他是鲁迅，便剥夺了这些常人所享
有的自由。然而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 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
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
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本文摘自2015年11月19日三剑客微信号，作者羽戈。
不止一篇文章指出，鲁迅一生嫉恶如仇，骂人无数，却从 未骂过蒋介石，连一句批评
、嘲讽之言都没有。他在致许广平信中，两次提到蒋介石的名字，都充满了欣赏、期待
之情。1927年后，鲁迅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渐行 渐远，甚至势同水火，他的杂文，大半
指向国民党当局，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曾指名道姓批判蒋介石。
1930年5月7日晚，鲁迅与时任中 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会面，李立三要求鲁迅：“
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
蒋介石。”鲁迅当即回 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
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夫子自道，足以为这个争议话题一锤定音。
不过这也给一些 人以口实，他们认为，鲁迅不骂蒋介石，正可见他的精明、滑头、老
于世故、不够勇敢云云，有人还拿鲁迅以特约撰述员的身份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津贴
（每月 300元，前后共计4年）说事，讥嘲鲁迅吃党国的饭，砸党国的锅，人如墙头草
，脚踏两只船，哪里有一点斗士的气节可言？
关于鲁迅何以不骂蒋介石，王彬彬先生的分析别具一格。 他把鲁迅与胡适对照，
一度被视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反而常常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蒋介
石，都为其笔锋所横扫，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胡适比鲁 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
、更不在乎一己安危”。在王彬彬看来，鲁迅与胡适的现实姿态，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观
念：鲁迅对政治，一直持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立 场，甚至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城头变
幻大王旗，政府更迭，于他如变戏法，他对政府，根本不抱希望，“他的敌对和决绝的
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 指名道姓”；在胡适的政治观中，政府始终
占有一席之地，起初他坚持好政府主义，后来则把“好”字去掉，有一个政府即可，他
不赞同推翻现政府，而主张加以改 造，基于期望与合作的姿态，他才一再指名道姓批
评蒋介石。
不得不承认，王彬彬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推敲其逻辑，我只赞成他对胡适
的分析。至于鲁迅，既然对政府彻底绝望，为什么还要批评国民党当局呢；只批评国民
党当局而不批评蒋介石，哪门子政治观可以提供解释？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问题本身。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是一种错误
，质言之，鲁迅骂不骂蒋介石，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纠结于此，纯属庸人自扰。
在一些人的头脑当中，所谓勇敢，最直接的标准，便是挑 战权威。从孩子到成人
，莫不如是。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两个学生比谁胆大，常见一幕，即激将对方，敢不
敢去骂班主任，以及怎样骂班主任，譬如到其办公室窗 下高喊“王老师大笨蛋”，或
者在教室黑板上写“王老师是头猪”，谁的行为最出格、最刺激、最痛快，便证明谁的
胆子最大。可是这样的胆大，迅速被证伪。有一 小子，曾冲班主任背后扔石头，这在
当时的我们看来，简直逆天，然而第二天，学校组织打防疫针，他竟在针头前面哇哇大
哭，死活不肯撸袖子。
这个案例，恰好可以拿来对比鲁迅不骂蒋介石。首先，要 证明一个人勇敢，方式
多多，骂班主任或蒋介石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条；其次，哪怕敢骂班主任或蒋介石，未
必能证明这是一位真正的勇者，极端的方式往往缺乏稳 定性，正如极端的思想往往缺
乏合理性；复次，有时勇气不是表现在批判，而是建设；最终，一个人有骂班主任或蒋
介石的自由，却也有不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 由，当沉默的自由被剥夺，批评沦为一
种强迫，当“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成其为一个流行论题，那么无论鲁迅作何选
择，都无意义。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若强迫一个人去批评，批评同样无意义。
这里需要辨明，李立三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出自政治斗 争的需要；今人要求鲁
迅批评蒋介石，大多属于求全责备，以大义责人。我们谈鲁迅这样的人物，常常悬鹄过
高，把一个国家的重担、一个时代的使命都压在其人瘦 削的肩上，他既要是文学家，
还得是革命家，既要侠骨如铁，还得柔情似水，既要大仁，还得大义，既要大智，还得
大勇……殊不知世间事本难两全，如智与勇，鲁 迅云：“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
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这
自然是经验之谈，正有所指。
所谓求全，即以鲁迅为斗士，他就要满足斗士的所有德 行、所有想象，他不能有
一丝犹疑、一刻怯懦，不能缺席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场战斗，骂蒋介石正是其中之一节；
反过来讲，假如连蒋介石都不骂，则无法证明“鲁迅 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
奴颜和媚骨”。如此逻辑，貌似成立，实则陷入了单向度的误区。还是那句话，斗士的
标准，不止一条，鲁迅骂不骂蒋介石，都不会 影响他的批判精神与勇者风范。拿这一
条标准来考量一个人是不是斗士、够不够勇敢，终将一叶障目，显出了自身的狭隘与专
断。
说远一点。我们惯于要求他人去勇敢，痛斥这个，痛骂那 个，一旦其人无以达标
，便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他软弱、犬儒、虚伪的把柄。其实这样的批判，于他人并无
损失，只可能照见批判者内心的种种不堪。我说过，道 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
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不在要求“六亿神州尽舜尧”，而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
严。动辄以大义、大勇责人，毋宁违背了人性， 构成了对道德的败坏。
与“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相应的一例，则是责问 鲁迅为什么不抗日。有
一篇文章，专门谈“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爆发之后鲁迅的日常生活：1月30
日，他率家人躲进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 店，借住整整一星期；2月15日夜，“偕三弟
、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翌日，不仅“饮酒”，而且“颇醉”，“复往青莲阁饮
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 元”……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激战（视频）正酣，
身处上海的鲁迅，不去前线支援，不在报刊声援，反而苟全于日本友人的卵翼之下，甚
至饮酒作乐，如此行径，不知 廉耻，全无心肝，近乎汉奸，哪里称得上“民族魂”呢？
我则以为，鲁迅的选择，并未打破底线，他只是不甚爱 国，却不曾卖国。他拥有
逃亡与苟安的自由，正如拥有沉默的自由。不能因为他是鲁迅，便剥夺了这些常人所享
有的自由。然而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 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
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