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知乎 泰戈尔冯唐一起挨批#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n*8
1 楼
陈可抒
诗人、学者。
391 人赞同了该回答
谢
@拂镜先生
邀。
泰戈尔先生，国际诗歌界的汪国真，这次能被冯唐老师译成这样，我觉得，是奇异而有
趣的。
因为泰戈尔的诗作——本来就不怎么样，和冯唐老师的译作配在一起，岂不相得益彰？
泰戈尔老师这位诗歌贾行家，遇到了冯唐老师这位诗歌满不懂，那才真是金风玉露一相
逢，美不堪言。
说它是翻译界的一次事故，倒不如，说它是小清新界的一次崩溃。
所以说，不懂诗的冯唐老师误打误撞，既脱了自己的衣服（内衣），也脱了泰戈尔的衣
服（外衣），倒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
1，有像冯唐这样极大地改变原作的翻译吗？
有。泰戈尔就是。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原本是用孟加拉语写成的，
泰戈尔在译成英文的时候，揉进去了很多个人的修饰，相当于二次创作。
O take me, tear me away,
don't wait any more
Let me not drop in the dust——
pluck me before!
带上我吧，把我摘下
不要再等待！
不要让我萎于尘土——
趁早将我采！
Pluck this little flower and take it, delay not! I fear lest it droop and
drop into the dust.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罢，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第一段是Winter Joe根据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直译的，第二段是泰戈尔的英译，再
由冰心译成中文。可以看到，泰戈尔几乎完全抹去了原来的韵律和节奏，使之散文化。
这就类似于把罗伯特彭斯的《A Red Red Rose》写成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虽然有
所创造，但毕竟丢失了重要的东西。这不得不使人怀疑：译者恐怕是因为达不到原作（
可能的）韵律和美，索性就统统抹掉，避免露怯。——泰戈尔的英文诗歌水准也确实不
算太高明，虽然诺贝尔奖一度给他带来了无比的荣光，但是随后他被人诟病之处就在于
：英语译文不够高妙，重复太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语言水平不够，就不要去做翻译。今天泰戈尔的《飞鸟集》遭到了
冯唐的糟改，也算是一次轮回了。
另外，冯唐把泰戈尔翻译得粗了俗了，从情理上来讲，是他的自由，不能因为他用语粗
俗就指责他不用心。苏小妹说，心中有粪，看到的就是粪，我相信冯唐老师是用心了，
只是眼界和水平不到而已。对于这样个人的感受，我们有什么理由抹杀呢？泰戈尔本人
就有一个类似的鸡汤：
“德维来帕”和“大黑蜂”两个词，都是三个字母组成。倘若用大黑蜂这个词，就不会
有令人不快的感觉。这个怪癖的“德维来帕”是从哪儿冒出的，我已记不清了。但是，
我的希望寄托在全诗的那个节骨眼的词上，那个词使我在职员中赢得了一片喝彩声。然
而，他却没有感动纳沃戈巴尔，他只是粲然一笑。我深信，纳沃戈巴尔绝不是位睿智达
理的人，今后我再也不念诗给他听。
——泰戈尔《诗歌创作的开始》
在此处，“德维来帕”就是“大黑蜂”的俗语，类似于“屁股”和“臀部”的关系。泰
戈尔坚持认为“德维来帕”这种俗语更能代表他的闪念，他不屈服于优美的行为，也正
如冯唐老师在翻译的时候非要用到生殖器不行，这种尊重自我的做法，我看也是差不多
的。
综上所述，从任意改动原作的翻译方式上，冯唐老师是在对泰戈尔致敬，而在刻意打破
传统的用词方式上，冯唐老师也在向泰戈尔学习。所以，冯唐老师的译文，尽管没有体
现出《飞鸟集》的风貌，却是尊重了泰戈尔的精神。
（又及：这么重要的两点，被我一下就看穿了，冯唐老师却只是手忙脚乱地贴什么托福
成绩，由此可见，说他是诗歌的“满不懂”，是合适的。）
2，为什么说泰戈尔是贾行家？
所谓贾行家，那总也还算是个行家，总不能一点都不懂。泰戈尔的诗歌也好，诗评也好
，倒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的好处在于清新自然，有原始主义自发的美。——只是，这种
文学的层次尚浅，没有创造力，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当日记来写倒是没问题，拿来四处兜
售是不行的。泰戈尔老师的论调不仅在现在是一种伪学，在他所在的年代，也是孩童般
的无知。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现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将会回答：“不是从个人迷恋感
情，而是以永恒的迷恋爱情看待世界，这就叫‘现代’。”这个观察是光辉灿烂的，是
洁白无瑕的；这个看法就是无瑕疵的享乐。现代科学是以客观观点去分析现实，诗歌也
正是以那样客观的意识全面地观察世界，这就是永远的“现代”。
——泰戈尔《现代诗歌》
20世纪初，现代主义诗歌开始盛行。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人们在生活中经历了比过
去更多的社会产物，现代主义文学提倡人从自己的心理感受出发，表达现代生活对人的
影响，尤其是压抑、扭曲、疏离、异化等，这种倡导，是十分符合时代发展的，从而打
开了一片新天地，得到了时代的拥护和认同。
泰戈尔不能理解这种需求和变化，他更不能理解，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表达上尊重自我
的一种手段，和关注对象与迷恋方式无关。至于迷恋的主体，究竟是个人还是永恒，这
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萨德的恶人和尼采的超人，本质上都是以永恒的方式对世界的迷恋
，但是其结果完全不同，皆因为所谓“现代”的分野，并不在此处。
与中国诗歌比较，英国诗人的现代诗歌显得不够质朴自然，而且沾有污泥。他们的心似
乎以自己的胳膊推撞着读者。这样的诗人看到的和表达的那个世界，犹如断垣残壁，满
是尘埃。他们的心今天是不健康的，颠倒错乱的。
——泰戈尔《现代诗歌》
且看这种论调，和某位喜欢讲论语的老师是多么地相像。因为泰戈尔的认识层次远不能
达到现代文学的发展高度，但他又不甘寂寞，乐于评论，于是在强硬地给“现代”扣了
一个奇怪的定义之后，又来从玄虚的角度对真正的现代诗歌加以诛心之论。只有立场，
毫无干货。
泰戈尔对诗歌的理解是肤浅的，写诗水平怎样呢？
哲理本不宜入诗，哲理诗之难于成为上等的文艺正因这个缘故。许多的人都在这上头失
败了。泰果尔也曾拿起尤利西斯的大弓尝试了一番，他也终于没有弯得过来。国内最流
行的《飞鸟集》，作者本来就没有把它当诗做，便是那赢得诺贝尔奖的《吉檀迦利》和
那同样著名的《采果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诗人理智中的一些概念，还不曾通过情感
的觉识。诗家的主人是情绪，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无须拒绝，也不必强留。至于喧宾
夺主却是万万行不得的！
——闻一多《泰果尔批评》
概念诗是做不得的，批评家可以在诗里面去找哲学；做作家不可把哲学的概念去做诗。
诗总当保得是真情的流露。泰戈尔的短诗，有多少只是Aphorism，不是诗了。
——郭沫若《补白十则》
泰戈尔顶着第一位亚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大名头，着实也哄住了许多人，上述闻一
多和郭沫若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泰戈尔几十年如一日重复写作的哲理诗，偶为一作
，也就是了，决不能以此作为诗歌的甚高目标，因为它终究不是诗歌之道。对于此，深
受其影响的冰心，也有领悟：
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
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
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和我说，“你不是
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
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冰心《繁星》自序
这种哲理诗，简便易写，毫不费力，既能零售，也能批发，自然会受到初学者的热烈欢
迎。只是，冰心先生讲的清楚，这“并不是在写诗”，进入到某种写作范式而已。日常
的小感悟，稍微记下来，加点修饰，兑上鸡汤，这不是诗歌的毒害是什么？
哲理诗为什么使人讨厌？这就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每次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总有
两点：第一，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要用心去做啊！第二，目前的状况，一定是有什么
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他的话当然是没错的，不过，却是一些正义的废话，不痛不痒
的鸡汤，谁都会说，说了没用，就像“何不食肉糜”的建议一样，夸夸其谈而没有帮助。
至于泰戈尔的影响力，那是又一回事，和诗歌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的哲理诗做得好
的，冰心、汪国真、于丹。既然这些人能够红极一时，那么，大众对于泰戈尔的追捧也
就不足为怪了。
3，大诗人泰戈尔是怎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诺贝尔奖的评选全靠评委，评委是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政治。
从内在来说，泰戈尔所处的时代，诗歌正在转折、在开辟，过去，常常是把内容放进某
种韵律的范式之中，这个做法，在当时已经不能使诗人们得到满足。诗人们开始关注于
更加突破枷锁的做法，泰戈尔的完全不拘音律、彻底散文化的大胆写法，确实极大地给
文学圈带来了震撼，虽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也不能完全抹杀了客观的功绩。另外
，泰戈尔也带来了东方的文化和调性，这也是功不可没。
从外在上，泰戈尔所代表的所谓朴素的东方神性，使西方人既觉得新奇，又怀有朝圣之
心，既唤起了他们潜在的童年记忆，又激发了他们想要殖民的私心。
这本书已经名副其实地归入英国文学，因为作者本人虽然按其所受的教育和创作实践是
本民族印度语言的诗人，但他已经给这些诗歌穿上新装……这使它们能为英国、美国和
整个西方世界的全体读者所接受……自从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这种诗歌艺术一直伴
随着不列颠的文明扩张，永不凋谢。
——瑞典皇家学院授予泰戈尔诺贝尔奖的颁奖词
诺奖组委会试图想要论证一个问题：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诗歌，其实是英语诗歌的一部
分。这是多么赤裸裸的文化殖民主义。要知道，泰戈尔当时在印度尚且没有多高的名望
，却意外地在西方一炮而红，这种奇异的经历，不由得不使人注意到：泰戈尔多多少少
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
文学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种天真，一种单纯，使小鸟和绿叶显得跟泰戈尔很亲近，就
象小鸟和绿叶同儿童很亲近一样……有时候，我猜想这种天真、单纯的特色，是否脱胎
于孟加拉文学或宗教……真的，当他说起儿童的时候，他自己的好大一部分似乎就具备
这种特色，我们真参不透他究竟是否也在说起圣人哩。
——叶芝《序》
那时的人们确实十分愿意接纳泰戈尔，就像接纳一只回家的流浪宠物。叶芝热衷于推销
泰戈尔的各种诗集，从上面那段序言中能够看到，叶芝所看重的是泰戈尔的单纯感和宁
静感，就像毕加索对卢梭的怜悯、垮掉的一代对寒山的喜爱，这种对于质朴的原始主义
的向往，其实是满足自己文化寻根的需要。那时候，西方对于泰戈尔的推崇，类似于今
天大众对待所谓脑瘫诗人余秀华，怀有一种怜悯和欲要补偿的内疚。
总之，泰戈尔能够成为亚洲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时也运也，诗歌水准是一个小因素。
4，叶芝、庞德等人对泰戈尔的评价究竟如何？
汉语世界里，常有人拿叶芝和庞德为泰戈尔背书，用这两位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
得者，来说明泰戈尔的优秀。殊不知，叶芝、庞德、纪德等人，最终看穿了泰戈尔的真
实面貌，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误读，对他的评价最终急转直下。
叶芝在1935年与友人通信的时候，毫不隐讳地提到了他对于泰戈尔的不屑——Damn
Tagore！叶芝此时已经看到了，泰戈尔不过是一个热衷于进行着无限低级重复工作的人
。曾经无限推崇泰戈尔的叶芝，此时的评价是，“泰戈尔不懂英语，没有印度人会懂得
英语”。
由于最初叶芝、庞德等人的大力推荐，也由于毕竟顶着诺贝尔的光环，最初，对泰戈尔
的质疑总是不那么公开的。直到1937年，格雷厄姆格林还在说，“真是不敢相信，叶芝
先生居然把泰戈尔的诗当成个重要的东西！”
毕竟，如前所述，当时心灵躁动的西方人大多是把泰戈尔当成沉静的东方神性，想要在
其中找到心灵在幼时的纯真形态。庞德说：“与泰戈尔这个纯朴的东方人相比，我自己
显得像是个身披兽皮的野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
这一切都因为叶芝、庞德、纪德在当时遵循着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此时泰戈尔的神秘
东方确实为他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但是，泰戈尔本质上是反文化的，他无限贴近原始
自然主义的宗旨使得他忽略了社会与文学的进步，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泰戈尔也曾到中国来，兜售他那一套随遇而安的消极思想，认为应该彻底摒弃物质的追
求，国乱没什么，不如都信教——这自然遭到了闻一多、鲁迅等人的猛烈批评。
当然，泰戈尔自己的思想状况是不是能够跟上时代，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单从
艺术的水准来讲，西方早已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遗弃。纽约时报的书评早就一针见血地指
出：泰戈尔作品在西方的阅读已经消失殆尽，“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巴特勒·叶芝，
他们最初带头建立起了泰戈尔崇拜团，然后又迅速地选择无视泰戈尔，甚至连刻薄的批
评都不屑于给予了。”
在中国，也许我们的文学意识没有集体上升到这一步，也许还有许多人需要去阅读泰戈
尔，但是，对于这些文学上的真实评论，几乎看不到哪怕一星半点，所有介绍泰戈尔的
文字几乎都会选择只是大力宣扬叶芝和庞德最初对泰戈尔进行崇拜的那一部分，所有关
于泰戈尔访华所带来的纷争都偏重于描写成思想上的不同。另外，对于泰戈尔的诺贝尔
授奖词，能查到的也往往是删节版，对于那些严重的文化殖民主义用语进行了巧妙的修
饰和回避。
总之，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冯唐对泰戈尔的译作，固然有其不妥，但是，如若只是单方
面指斥冯唐的粗俗，无视泰戈尔原文的文学水平，甚至根本不能对泰戈尔进行充分解读
，而只是一味神话，碰也碰不得，那就无异于穿着皇帝的新衣，却指责别人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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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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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先生，国际诗歌界的汪国真，这次能被冯唐老师译成这样，我觉得，是奇异而有
趣的。
因为泰戈尔的诗作——本来就不怎么样，和冯唐老师的译作配在一起，岂不相得益彰？
泰戈尔老师这位诗歌贾行家，遇到了冯唐老师这位诗歌满不懂，那才真是金风玉露一相
逢，美不堪言。
说它是翻译界的一次事故，倒不如，说它是小清新界的一次崩溃。
所以说，不懂诗的冯唐老师误打误撞，既脱了自己的衣服（内衣），也脱了泰戈尔的衣
服（外衣），倒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
1，有像冯唐这样极大地改变原作的翻译吗？
有。泰戈尔就是。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原本是用孟加拉语写成的，
泰戈尔在译成英文的时候，揉进去了很多个人的修饰，相当于二次创作。
O take me, tear me away,
don't wait any more
Let me not drop in the dust——
pluck me before!
带上我吧，把我摘下
不要再等待！
不要让我萎于尘土——
趁早将我采！
Pluck this little flower and take it, delay not! I fear lest it droop and
drop into the dust.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罢，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第一段是Winter Joe根据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直译的，第二段是泰戈尔的英译，再
由冰心译成中文。可以看到，泰戈尔几乎完全抹去了原来的韵律和节奏，使之散文化。
这就类似于把罗伯特彭斯的《A Red Red Rose》写成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虽然有
所创造，但毕竟丢失了重要的东西。这不得不使人怀疑：译者恐怕是因为达不到原作（
可能的）韵律和美，索性就统统抹掉，避免露怯。——泰戈尔的英文诗歌水准也确实不
算太高明，虽然诺贝尔奖一度给他带来了无比的荣光，但是随后他被人诟病之处就在于
：英语译文不够高妙，重复太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语言水平不够，就不要去做翻译。今天泰戈尔的《飞鸟集》遭到了
冯唐的糟改，也算是一次轮回了。
另外，冯唐把泰戈尔翻译得粗了俗了，从情理上来讲，是他的自由，不能因为他用语粗
俗就指责他不用心。苏小妹说，心中有粪，看到的就是粪，我相信冯唐老师是用心了，
只是眼界和水平不到而已。对于这样个人的感受，我们有什么理由抹杀呢？泰戈尔本人
就有一个类似的鸡汤：
“德维来帕”和“大黑蜂”两个词，都是三个字母组成。倘若用大黑蜂这个词，就不会
有令人不快的感觉。这个怪癖的“德维来帕”是从哪儿冒出的，我已记不清了。但是，
我的希望寄托在全诗的那个节骨眼的词上，那个词使我在职员中赢得了一片喝彩声。然
而，他却没有感动纳沃戈巴尔，他只是粲然一笑。我深信，纳沃戈巴尔绝不是位睿智达
理的人，今后我再也不念诗给他听。
——泰戈尔《诗歌创作的开始》
在此处，“德维来帕”就是“大黑蜂”的俗语，类似于“屁股”和“臀部”的关系。泰
戈尔坚持认为“德维来帕”这种俗语更能代表他的闪念，他不屈服于优美的行为，也正
如冯唐老师在翻译的时候非要用到生殖器不行，这种尊重自我的做法，我看也是差不多
的。
综上所述，从任意改动原作的翻译方式上，冯唐老师是在对泰戈尔致敬，而在刻意打破
传统的用词方式上，冯唐老师也在向泰戈尔学习。所以，冯唐老师的译文，尽管没有体
现出《飞鸟集》的风貌，却是尊重了泰戈尔的精神。
（又及：这么重要的两点，被我一下就看穿了，冯唐老师却只是手忙脚乱地贴什么托福
成绩，由此可见，说他是诗歌的“满不懂”，是合适的。）
2，为什么说泰戈尔是贾行家？
所谓贾行家，那总也还算是个行家，总不能一点都不懂。泰戈尔的诗歌也好，诗评也好
，倒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的好处在于清新自然，有原始主义自发的美。——只是，这种
文学的层次尚浅，没有创造力，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当日记来写倒是没问题，拿来四处兜
售是不行的。泰戈尔老师的论调不仅在现在是一种伪学，在他所在的年代，也是孩童般
的无知。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现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将会回答：“不是从个人迷恋感
情，而是以永恒的迷恋爱情看待世界，这就叫‘现代’。”这个观察是光辉灿烂的，是
洁白无瑕的；这个看法就是无瑕疵的享乐。现代科学是以客观观点去分析现实，诗歌也
正是以那样客观的意识全面地观察世界，这就是永远的“现代”。
——泰戈尔《现代诗歌》
20世纪初，现代主义诗歌开始盛行。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人们在生活中经历了比过
去更多的社会产物，现代主义文学提倡人从自己的心理感受出发，表达现代生活对人的
影响，尤其是压抑、扭曲、疏离、异化等，这种倡导，是十分符合时代发展的，从而打
开了一片新天地，得到了时代的拥护和认同。
泰戈尔不能理解这种需求和变化，他更不能理解，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表达上尊重自我
的一种手段，和关注对象与迷恋方式无关。至于迷恋的主体，究竟是个人还是永恒，这
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萨德的恶人和尼采的超人，本质上都是以永恒的方式对世界的迷恋
，但是其结果完全不同，皆因为所谓“现代”的分野，并不在此处。
与中国诗歌比较，英国诗人的现代诗歌显得不够质朴自然，而且沾有污泥。他们的心似
乎以自己的胳膊推撞着读者。这样的诗人看到的和表达的那个世界，犹如断垣残壁，满
是尘埃。他们的心今天是不健康的，颠倒错乱的。
——泰戈尔《现代诗歌》
且看这种论调，和某位喜欢讲论语的老师是多么地相像。因为泰戈尔的认识层次远不能
达到现代文学的发展高度，但他又不甘寂寞，乐于评论，于是在强硬地给“现代”扣了
一个奇怪的定义之后，又来从玄虚的角度对真正的现代诗歌加以诛心之论。只有立场，
毫无干货。
泰戈尔对诗歌的理解是肤浅的，写诗水平怎样呢？
哲理本不宜入诗，哲理诗之难于成为上等的文艺正因这个缘故。许多的人都在这上头失
败了。泰果尔也曾拿起尤利西斯的大弓尝试了一番，他也终于没有弯得过来。国内最流
行的《飞鸟集》，作者本来就没有把它当诗做，便是那赢得诺贝尔奖的《吉檀迦利》和
那同样著名的《采果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诗人理智中的一些概念，还不曾通过情感
的觉识。诗家的主人是情绪，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无须拒绝，也不必强留。至于喧宾
夺主却是万万行不得的！
——闻一多《泰果尔批评》
概念诗是做不得的，批评家可以在诗里面去找哲学；做作家不可把哲学的概念去做诗。
诗总当保得是真情的流露。泰戈尔的短诗，有多少只是Aphorism，不是诗了。
——郭沫若《补白十则》
泰戈尔顶着第一位亚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大名头，着实也哄住了许多人，上述闻一
多和郭沫若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泰戈尔几十年如一日重复写作的哲理诗，偶为一作
，也就是了，决不能以此作为诗歌的甚高目标，因为它终究不是诗歌之道。对于此，深
受其影响的冰心，也有领悟：
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
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
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和我说，“你不是
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
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冰心《繁星》自序
这种哲理诗，简便易写，毫不费力，既能零售，也能批发，自然会受到初学者的热烈欢
迎。只是，冰心先生讲的清楚，这“并不是在写诗”，进入到某种写作范式而已。日常
的小感悟，稍微记下来，加点修饰，兑上鸡汤，这不是诗歌的毒害是什么？
哲理诗为什么使人讨厌？这就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每次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总有
两点：第一，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要用心去做啊！第二，目前的状况，一定是有什么
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他的话当然是没错的，不过，却是一些正义的废话，不痛不痒
的鸡汤，谁都会说，说了没用，就像“何不食肉糜”的建议一样，夸夸其谈而没有帮助。
至于泰戈尔的影响力，那是又一回事，和诗歌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的哲理诗做得好
的，冰心、汪国真、于丹。既然这些人能够红极一时，那么，大众对于泰戈尔的追捧也
就不足为怪了。
3，大诗人泰戈尔是怎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诺贝尔奖的评选全靠评委，评委是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政治。
从内在来说，泰戈尔所处的时代，诗歌正在转折、在开辟，过去，常常是把内容放进某
种韵律的范式之中，这个做法，在当时已经不能使诗人们得到满足。诗人们开始关注于
更加突破枷锁的做法，泰戈尔的完全不拘音律、彻底散文化的大胆写法，确实极大地给
文学圈带来了震撼，虽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也不能完全抹杀了客观的功绩。另外
，泰戈尔也带来了东方的文化和调性，这也是功不可没。
从外在上，泰戈尔所代表的所谓朴素的东方神性，使西方人既觉得新奇，又怀有朝圣之
心，既唤起了他们潜在的童年记忆，又激发了他们想要殖民的私心。
这本书已经名副其实地归入英国文学，因为作者本人虽然按其所受的教育和创作实践是
本民族印度语言的诗人，但他已经给这些诗歌穿上新装……这使它们能为英国、美国和
整个西方世界的全体读者所接受……自从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这种诗歌艺术一直伴
随着不列颠的文明扩张，永不凋谢。
——瑞典皇家学院授予泰戈尔诺贝尔奖的颁奖词
诺奖组委会试图想要论证一个问题：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诗歌，其实是英语诗歌的一部
分。这是多么赤裸裸的文化殖民主义。要知道，泰戈尔当时在印度尚且没有多高的名望
，却意外地在西方一炮而红，这种奇异的经历，不由得不使人注意到：泰戈尔多多少少
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
文学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种天真，一种单纯，使小鸟和绿叶显得跟泰戈尔很亲近，就
象小鸟和绿叶同儿童很亲近一样……有时候，我猜想这种天真、单纯的特色，是否脱胎
于孟加拉文学或宗教……真的，当他说起儿童的时候，他自己的好大一部分似乎就具备
这种特色，我们真参不透他究竟是否也在说起圣人哩。
——叶芝《序》
那时的人们确实十分愿意接纳泰戈尔，就像接纳一只回家的流浪宠物。叶芝热衷于推销
泰戈尔的各种诗集，从上面那段序言中能够看到，叶芝所看重的是泰戈尔的单纯感和宁
静感，就像毕加索对卢梭的怜悯、垮掉的一代对寒山的喜爱，这种对于质朴的原始主义
的向往，其实是满足自己文化寻根的需要。那时候，西方对于泰戈尔的推崇，类似于今
天大众对待所谓脑瘫诗人余秀华，怀有一种怜悯和欲要补偿的内疚。
总之，泰戈尔能够成为亚洲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时也运也，诗歌水准是一个小因素。
4，叶芝、庞德等人对泰戈尔的评价究竟如何？
汉语世界里，常有人拿叶芝和庞德为泰戈尔背书，用这两位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
得者，来说明泰戈尔的优秀。殊不知，叶芝、庞德、纪德等人，最终看穿了泰戈尔的真
实面貌，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误读，对他的评价最终急转直下。
叶芝在1935年与友人通信的时候，毫不隐讳地提到了他对于泰戈尔的不屑——Damn
Tagore！叶芝此时已经看到了，泰戈尔不过是一个热衷于进行着无限低级重复工作的人
。曾经无限推崇泰戈尔的叶芝，此时的评价是，“泰戈尔不懂英语，没有印度人会懂得
英语”。
由于最初叶芝、庞德等人的大力推荐，也由于毕竟顶着诺贝尔的光环，最初，对泰戈尔
的质疑总是不那么公开的。直到1937年，格雷厄姆格林还在说，“真是不敢相信，叶芝
先生居然把泰戈尔的诗当成个重要的东西！”
毕竟，如前所述，当时心灵躁动的西方人大多是把泰戈尔当成沉静的东方神性，想要在
其中找到心灵在幼时的纯真形态。庞德说：“与泰戈尔这个纯朴的东方人相比，我自己
显得像是个身披兽皮的野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
这一切都因为叶芝、庞德、纪德在当时遵循着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此时泰戈尔的神秘
东方确实为他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但是，泰戈尔本质上是反文化的，他无限贴近原始
自然主义的宗旨使得他忽略了社会与文学的进步，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泰戈尔也曾到中国来，兜售他那一套随遇而安的消极思想，认为应该彻底摒弃物质的追
求，国乱没什么，不如都信教——这自然遭到了闻一多、鲁迅等人的猛烈批评。
当然，泰戈尔自己的思想状况是不是能够跟上时代，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单从
艺术的水准来讲，西方早已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遗弃。纽约时报的书评早就一针见血地指
出：泰戈尔作品在西方的阅读已经消失殆尽，“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巴特勒·叶芝，
他们最初带头建立起了泰戈尔崇拜团，然后又迅速地选择无视泰戈尔，甚至连刻薄的批
评都不屑于给予了。”
在中国，也许我们的文学意识没有集体上升到这一步，也许还有许多人需要去阅读泰戈
尔，但是，对于这些文学上的真实评论，几乎看不到哪怕一星半点，所有介绍泰戈尔的
文字几乎都会选择只是大力宣扬叶芝和庞德最初对泰戈尔进行崇拜的那一部分，所有关
于泰戈尔访华所带来的纷争都偏重于描写成思想上的不同。另外，对于泰戈尔的诺贝尔
授奖词，能查到的也往往是删节版，对于那些严重的文化殖民主义用语进行了巧妙的修
饰和回避。
总之，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冯唐对泰戈尔的译作，固然有其不妥，但是，如若只是单方
面指斥冯唐的粗俗，无视泰戈尔原文的文学水平，甚至根本不能对泰戈尔进行充分解读
，而只是一味神话，碰也碰不得，那就无异于穿着皇帝的新衣，却指责别人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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