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快乐的定义——宗萨钦哲谈无常之生命# Midlife - 人到中年
z*n
1 楼
问一个佛教徒「什么是人生的目的？」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问题暗喻在某一个地
方，也许在一个洞穴之中或者在一个山巅之上，存在着一个究竟的目的。仿佛我们可以
透过追随圣者、阅读书籍以及熟悉秘教修行，来解开这个秘密。如果这问题是假设在亿
万年以前，有某个人或神设计了一个人生目的的图表，那么它就是一个有神论的观点。
佛教徒不相信有一个全能的创造者，而且他们不认为生命的目的已经、或需要被决定和
定义。
对佛教徒比较适当的问题是「什么是生命？」。从我们对无常的了解，这个问题的
答案应该非常明显：生命是一个巨大的和合现象，因此生命是无常的。它是随时变化、
短暂无常经验的集合。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存在，但其共通点是没有任何一个生
命希望受苦。我们都想要快乐，无论是总统、亿万富翁，或是辛勤工作的蚂蚁、蜜蜂、
虾子和蝴蝶，大家都想要快乐。
当然，在这些生命形态之中，痛苦和快乐的定义有极大的区别，即使在范围相对较
小的人道之中，也是如此。对某些人痛苦的定义，是其它人快乐的定义，反之亦然。对
某些人而言，只要能够生存下去便是快乐，对另外的人而言，拥有七百双鞋子是快乐。
有些人，在臂膀上有个贝克汉模样的刺青就会快乐。当一个人的快乐在于享有一片鱼翅
、一根鸡腿或一根老虎的阴茎时，快乐的代价是另一个生命。有些人觉得用羽毛轻搔是
性感的，另一些人则偏爱乳酪磨碎器、皮鞭和链圈。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宁愿取一个离
过婚的美国女子，也不要戴上大英帝国的王冠。
即使在个人身上，痛苦和快乐的定义也时有变动。一个轻挑的调情时刻，可能因为
其中一人想要更认真的关系而突然变调，期待转为恐惧。当你是个小孩的时候，在沙滩
上堆筑沙堡就是快乐。在青少年时期，看着穿比基尼的女孩，和赤裸上身的男孩冲浪是
快乐。在中年，金钱和事业是快乐。当你八十多岁的时候，收集陶瓷盐罐是快乐。对许
多人而言，不断调适于这些无尽而又经常变化的快乐定义，即是「人生的目的」。
我们许多人从所处的社会学习快乐和痛苦的定义；社会秩序支配我们衡量满足的准
则。这是一套共同的价值标准。来自世界两端的人，能够基于完全相反的快乐文化指针
，却体验完全相同的情感—愉悦，厌恶或恐惧等。鸡爪是中国人的佳肴，法国人则喜爱
把肥鸭肝涂抹在吐司上。如果资本主义从不曾存于世上，想象一下世界会变得如何：我
们会很快乐地活在没有购物中心、没有豪华的汽车、没有星巴克、没有竞争、没有贫富
差距、享有全民健保的社会。而脚踏车会比悍马休旅车（Humvees）更有价值。然而，
我们的欲求是学习而得的。十年前，在偏远的喜马拉雅王国不丹，卡式录放影机是富裕
的象征。逐渐地，丰田Landcruiser越野车俱乐部取代了录放影机俱乐部，成为不丹繁
荣与快乐的终极愿景。
这种把群体标准视为个人标准的习惯，在幼年时就开始形成。小学一年级时，你看
到其它同学都有某种铅笔盒。你发展出一个「需求」，要有和其它人一样的铅笔盒。你
告诉了母亲，而她是否为你买那个铅笔盒，就决定了你的快乐水平，这个习惯持续到成
年。隔壁邻居有一台电浆电视或一辆崭新的豪华休旅车，因此你也要拥有同样的—而且
要更大、更新的。渴望并竞相拥有他人所有的事物，也存在于文化层面中。我们常常对
其他文化的风俗和传统，比自己的评价还高。最近，台湾有位教师决定蓄起长发，这在
中国是个古老的习俗。他看起来高贵优雅，仿如一个古代的中国战士，但是校长却威胁
他，如果他不遵从「规矩」---意即西式的短发，就要把他开除。现在他把头发剪得短
短的，看起来好像被电击了一般。
目睹中国人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难为情，令人讶异。但是在亚洲，我们可以看到
更多诸如此类的优越/自卑情绪。一方面，亚洲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但在另一方
面，又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点令人反感或落后。几乎在所有的生活层面，他们都用西方文
化来替代---举凡衣着、音乐、道德规范，甚至西方的政治体系，都是如此。
在个人和文化两方面，我们采取外来的和外在的方法，来获得快乐、克服痛苦，却
不了解这些方法常常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的不适应带来了新的痛苦，因为我们不
仅仍在受苦，而且更觉得从自己的生活中疏离，无法融入体制之中。
有些快乐的文化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一般来说，银行帐户里有一点钱、舒
适的住所、足够的食物、好穿的鞋子及其它基本的生活条件，确实能够让我们感到快乐
。但是，印度的苦行僧（sadhus）和西藏走方的隐士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不需
要一个钥匙圈—他们不必恐惧财产会被别人偷走，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要锁起来。
方，也许在一个洞穴之中或者在一个山巅之上，存在着一个究竟的目的。仿佛我们可以
透过追随圣者、阅读书籍以及熟悉秘教修行，来解开这个秘密。如果这问题是假设在亿
万年以前，有某个人或神设计了一个人生目的的图表，那么它就是一个有神论的观点。
佛教徒不相信有一个全能的创造者，而且他们不认为生命的目的已经、或需要被决定和
定义。
对佛教徒比较适当的问题是「什么是生命？」。从我们对无常的了解，这个问题的
答案应该非常明显：生命是一个巨大的和合现象，因此生命是无常的。它是随时变化、
短暂无常经验的集合。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存在，但其共通点是没有任何一个生
命希望受苦。我们都想要快乐，无论是总统、亿万富翁，或是辛勤工作的蚂蚁、蜜蜂、
虾子和蝴蝶，大家都想要快乐。
当然，在这些生命形态之中，痛苦和快乐的定义有极大的区别，即使在范围相对较
小的人道之中，也是如此。对某些人痛苦的定义，是其它人快乐的定义，反之亦然。对
某些人而言，只要能够生存下去便是快乐，对另外的人而言，拥有七百双鞋子是快乐。
有些人，在臂膀上有个贝克汉模样的刺青就会快乐。当一个人的快乐在于享有一片鱼翅
、一根鸡腿或一根老虎的阴茎时，快乐的代价是另一个生命。有些人觉得用羽毛轻搔是
性感的，另一些人则偏爱乳酪磨碎器、皮鞭和链圈。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宁愿取一个离
过婚的美国女子，也不要戴上大英帝国的王冠。
即使在个人身上，痛苦和快乐的定义也时有变动。一个轻挑的调情时刻，可能因为
其中一人想要更认真的关系而突然变调，期待转为恐惧。当你是个小孩的时候，在沙滩
上堆筑沙堡就是快乐。在青少年时期，看着穿比基尼的女孩，和赤裸上身的男孩冲浪是
快乐。在中年，金钱和事业是快乐。当你八十多岁的时候，收集陶瓷盐罐是快乐。对许
多人而言，不断调适于这些无尽而又经常变化的快乐定义，即是「人生的目的」。
我们许多人从所处的社会学习快乐和痛苦的定义；社会秩序支配我们衡量满足的准
则。这是一套共同的价值标准。来自世界两端的人，能够基于完全相反的快乐文化指针
，却体验完全相同的情感—愉悦，厌恶或恐惧等。鸡爪是中国人的佳肴，法国人则喜爱
把肥鸭肝涂抹在吐司上。如果资本主义从不曾存于世上，想象一下世界会变得如何：我
们会很快乐地活在没有购物中心、没有豪华的汽车、没有星巴克、没有竞争、没有贫富
差距、享有全民健保的社会。而脚踏车会比悍马休旅车（Humvees）更有价值。然而，
我们的欲求是学习而得的。十年前，在偏远的喜马拉雅王国不丹，卡式录放影机是富裕
的象征。逐渐地，丰田Landcruiser越野车俱乐部取代了录放影机俱乐部，成为不丹繁
荣与快乐的终极愿景。
这种把群体标准视为个人标准的习惯，在幼年时就开始形成。小学一年级时，你看
到其它同学都有某种铅笔盒。你发展出一个「需求」，要有和其它人一样的铅笔盒。你
告诉了母亲，而她是否为你买那个铅笔盒，就决定了你的快乐水平，这个习惯持续到成
年。隔壁邻居有一台电浆电视或一辆崭新的豪华休旅车，因此你也要拥有同样的—而且
要更大、更新的。渴望并竞相拥有他人所有的事物，也存在于文化层面中。我们常常对
其他文化的风俗和传统，比自己的评价还高。最近，台湾有位教师决定蓄起长发，这在
中国是个古老的习俗。他看起来高贵优雅，仿如一个古代的中国战士，但是校长却威胁
他，如果他不遵从「规矩」---意即西式的短发，就要把他开除。现在他把头发剪得短
短的，看起来好像被电击了一般。
目睹中国人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难为情，令人讶异。但是在亚洲，我们可以看到
更多诸如此类的优越/自卑情绪。一方面，亚洲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但在另一方
面，又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点令人反感或落后。几乎在所有的生活层面，他们都用西方文
化来替代---举凡衣着、音乐、道德规范，甚至西方的政治体系，都是如此。
在个人和文化两方面，我们采取外来的和外在的方法，来获得快乐、克服痛苦，却
不了解这些方法常常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的不适应带来了新的痛苦，因为我们不
仅仍在受苦，而且更觉得从自己的生活中疏离，无法融入体制之中。
有些快乐的文化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一般来说，银行帐户里有一点钱、舒
适的住所、足够的食物、好穿的鞋子及其它基本的生活条件，确实能够让我们感到快乐
。但是，印度的苦行僧（sadhus）和西藏走方的隐士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不需
要一个钥匙圈—他们不必恐惧财产会被别人偷走，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要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