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和90年代的校园爱情# Midlife - 人到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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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一 1986年学潮之前
曾经有多位师兄和师姐，不约而同地对我讲过大致类似的故事。他们有的是上海
交大的毕业生，有的在其他城市、是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故事的大意是，1980
年代初期，大学都严禁学生谈恋爱，使用的手段恶劣。比如校园里有些僻静的地
点，傍晚和夜间会有男女同学出没。于是，政治指导员或班主任就去监视。他们
预先躲在隐蔽处，比如蹲在树丛后面，偷看恋人们的活动，然后把名字和行为记
下来上报。学校就会批评、处分这些学生。具体的惩罚要看当时的政治大风向、
或学校内部工作的需要。比如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惩罚就比平时严重得
多。常见的惩罚包括通报批评、取消原本应该有的奖励资格、毕业分配时不许他
们去好的岗位或大城市、甚至故意把一对恋人分配到不同的城市，等等。
我在1985年进交大，在一、二年级时因为学生活动的原因，与当时的几个本科
和研究生毕业班的男生较熟。大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已经毕业、在外地工
作的师兄回上海出差。他找到我，我们天南海北地交谈。他说到自己正在处对
象，并讲到他们的身体亲密接触。记得他很真诚地说，“在一起的时候禁不住，
但事后就觉得很恶心”。那时他应该25岁左右，之前可能完全没有恋爱经验。那
个时代，所有的中学和大学都严格禁止学生恋爱。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能考上
好大学的，一般都是老实学生，一直听从老师的话，所以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与
异性正常交谈过。那个年代没有性教育，也没有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美女图
片、小黄片、微信群等。这些人直到成年，对男女关系很无知。我那时也无知。
现在我的孩子都上大学了，回想当时师兄对男女关系的了解，觉得他不像大学毕
业生，更像现在13、14岁的青春期少年。
男同学如此，女同学也类似。记得在一二年级时，英文老师要求每人事先准备、
然后在课堂上用英文讲一小段话。一位女同学选择的题目大约是“什么是新时代
女性最重要的品质”。她开口说，女性最重要的品质是“gentle”。教室里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蹊跷，讲的人变得紧张、听的人不自然、中年女老师也有点不知所
措。那种局面有点像现在有人在正式场合谈论闺房密术。我是教室里很少几个男
生之一，感觉到了身边气氛的尴尬，但一时不懂为什么，觉得“gentle”是个很
平常的英文词。后来才明白，那位讲演的女同学选用“gentle”，是要表达中文
词汇“温柔”。我一时没懂，但教室里的女老师和女同学们立刻就懂了。在当
时，“女人要温柔”属于刚从日本和港台文艺片里传来的新思潮，算是很前卫的想
法，不适合在台面上讲。现在人很难想象，那时的女生听到“女人要温柔”都会觉
得不好意思。几年以后，我读到钱钟书在《围城》里讲到，中国男女在谈论爱情
时都要“躲在外国话里”、用外文掩盖他们的尴尬，我就想到了这件事。
但是，1980年代初期的校园还是比1970年代开放多了，所以大家心里充满希
望。我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家里还有一些老照片。照片里80年代初的女大学生
们，开始穿各种彩色的衣服、头发烫成现在中年妇女才有的大花卷、敢于摆出稍
显腰身的姿势。而1970年代的女生连这些都没有。但是和现在相比，1980年代
初的女大学生们还是很缺乏女性意识，自然也就缺少女性美。就像很多男生压抑
自己内心对女生的爱，那时的很多女生也压抑自己内心希望被男生爱的天性。她
们的装束和行为都偏男性化或中性化。她们经常不知如何吸引男性爱自己，也不
敢吸引男性爱自己。最近我看到抖音里有个好笑的桥段，说你如果骂某个女生
是“狐狸精”，她心里会特别高兴，觉得自己有吸引力。但是在1970、80年代，
女生被人称为“狐狸精”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当时如果哪个女生被说成主动吸引
男性、或自己是被动，但吸引了多个男性，就会被其他女人骂成“狐狸精”、视同
道德败坏、遭众人唾弃。
1980年代早期，虽然学校明确禁止大学生谈恋爱，但校园恋爱实实在在地存
在。谈恋爱的人主要是学校领导和有势力的教师的子弟学生、师生恋，主要是男
老师找女学生、学生干部、还有因为各种原因与校方关系好的学生。规则明确禁
止，而这些人还能或公开、或半公开地谈恋爱，说到底是因为“权力寻租”。他们
都是与校方关系密切的人，拥有一般大学生没有的权力或信息渠道，近水楼台先
得月。但是他们的存在，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们是当时校园恋爱的先行者，松动
了原来严苛的规定，事实上扩展了恋爱自由的尺度，带动了进步的潮流。“权力
寻租”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和常态，一般中国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那时的校园爱情，浪漫美好的气息要比现在差很远。在校期间，大学生即使谈恋
爱，也不得不遮遮掩掩。更常见的校园爱情是，两人在校时没有恋爱。毕业分配
方案公布后，大家的未来出路都确定了，于是一方就问另一方，“我喜欢你，你
愿不愿意？”如果另一方答应，两人就快速领证结婚。1980年代中以前，很多大
学生曾经下乡或工作过，岁数偏大，所以急需考虑婚配问题。另外，当时社会上
的大学毕业生很少，如果一个大学生，尤其是女生，要求配偶与自己的学历相
当，找同学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当时流行这样的毕业季快速表白、快速结婚。一
般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同乡之间，因为他们经常能够在毕业时被分配到一地。如
果分配不在一个地方，至少其中一方的家庭要有办法把两个人短期内调动在一
起。说到底，这就需要手里有权力、有路子。
讨论校园爱情，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记得我刚到上海时，本地同学就介绍
过上海的一个奇景，“外滩情人墙”。当时在谈恋爱方面，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开放
的地方。而外滩则是中国时尚和现代化的象征地。那时，防洪墙沿黄浦江边而
建，绵延数里地。每当太阳西落，谈恋爱的男女就沿墙而立，一对紧挨一对，呈
现男女、女男、男女的排列状态，一望无际，成了一道闻名全国的风景。由于人
数太多，每对相邻的男女经常挤在一起，这一对的女生的身体都碰到另一对女生
的身体。我见识过一两次这样的情人墙。记忆中人墙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连
人行道上都是满的。一眼望去，总能不小心看到有的男女在做着过分私密、不雅
的动作。空气中弥漫着涌动的人欲，却完全谈不上什么美感，甚至连人的基本体
面都无法顾及。我看到了，心里自然排斥。但扪心自问，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
位，能做什么改变？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又能怎样使恋爱变得更美好？如
果全日制学习、思考的大学生都不知道，就不能责怪那些每日为生活奔忙的社会
青年了。
二 1986和1989年学潮的后果
1986年底，全国各地爆发了大学生民主运动，上海是继安徽合肥之后的热点城
市。在众多同学上街游行、学校停课、校园里几乎看不到学生的时候，交大紧急
向各系、团委、学生会等传达北京来的命令，要求全校各单位组织、配合，立即
开始举办大学生舞会。命令的目的明确，就是要用男女交往来吸引大学生，短期
内把他们从游行中拉回来，长期的目的是让他们的注意力离开政治，转移到温柔
乡。于是大学生开始以班级或学生会的名义向学校申请借用教室，举办舞会。那
时学校还严格把关。什么场地可以出借、什么时间可以开舞会、总共多少教室可
以被同时借出等，都有限制和规定。政工干部们有时会来到舞会现场检查、把
关，比如看灯光是否过于暗淡、男女同学跳舞时身体距离是否太近等。
学潮过后，交大内部庞大的学生思想工作队伍有点摸不到方向，到底现在允许还
是不允许大学生谈恋爱？控制校园恋爱，一直是大学生思想工作的一个“重头
戏”。毫无疑问，这个权力也是政工干部平时被身边的师生们重视、得到各种好
处的一个重要的“权力寻租”工具。所以有人专门就此去问校党委。党委给的答复
是，“不禁止、不鼓励”。我听说其他城市、其他高校也是类似政策，说明这是全
国统一的。大概当时的党认为，“男女交往”是应对大学生政治热情的一个有力武
器，如果学潮复发，还要用它来抵挡，所以要时刻预备好、随时可以用。从此，
大学生谈恋爱才从隐蔽走向公开，从被禁止变成合规。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政策转弯在当时是多么巨大、多么突然。我举
一个例子，张行是1980年代初期的上海男歌手，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本土歌星之
一。在政策变化之前半年，在1986年6月，法院以他与多名女青年交往、并且发
生性关系为由，判他犯了流氓罪，处以有期徒刑3年。一个成年未婚男公民，还
是社会名人，和成年未婚女人发生了两厢情愿的性行为，竟然被法院认定是犯
罪，而且是重罪，入狱三年！让我们停顿一下，仔细回味这件事：国家把老百姓
的正当的性行为认定为严重的“罪行”，并且到了198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已经
持续了几十年！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对于平民家庭背景的青年，性行为
是“社会地雷”，如果不小心触发，可以毁掉自己的一生。所以 “老实”的大学生
们大多谈性色变，选择彻底远离性行为。而这种极端扭曲的局面，因为学潮后国
家需要引开大学生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发生了根本改变。
也许有些人会争辩，“张行错在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和一般青年与恋人发生性关
系不一样”。这种深究事实和道理中的细节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从“法律至
上”的西方传来的，从来不适用于中国，更不适用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当时一般
中国人都本能地懂得，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是党和政府。只要他们喜欢，任何法
律、道理、和常识都没有用。他们的态度才是最高的法律。而维持这种权威的一
个常用的手段，就是党和政府要保持对于法律和常识的随意性，并且隔不久就用
实际行动展示一次出来，提醒老百姓别忘了到底谁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比如
一般法律和常识都认为，如果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是犯罪。如果已婚人士
发生婚外性行为，违反道德，但不犯罪。如果未婚成年男女发生两厢情愿的性关
系，是私事，既不违反法律也不违反道德。张行被判刑，就是政府违反了所有这
些法律和常识。张行的事并不孤立。那个时代还经常有“严打”运动，就是党和政
府公开、大规模地撇开法律，按自己的喜好支配司法的政治运动。期间男孩在马
路上撕扯女孩的衣服，也会被判重刑，发配新疆。这类事情离交大同学也不遥
远。同在1986年，我们的同学就是因为与女朋友发生两情相愿的性行为而被开
除。所有这些官方行为，本质都是“驭民术”的具体表现。党和政府以此彰显，自
己的权力高于任何法律和常识。
1986年学潮以后，政府的态度大变，造成大学生谈恋爱的风气有了质的飞跃。
校园里开始看到一些男女同学成双成对。在食堂里出现了“你喂我一口饭、我喂
你一口饭”的小恋人们。晚上的自修教室里也会有男女生紧密地坐在一起。宿舍
里会有小情侣们偷偷在电炉上用饭盆炒菜、做饭。宿舍的角落里开始堆集起油盐
酱醋等。但总得来讲，这些人还是有点偷偷摸摸。比如自修教室里人多时，他们
就会分开坐。只有宿舍同学不在时，他们才敢炒菜。因为校规还是“不鼓励”学生
恋爱，所以恋爱行为就还是“妾身不明”。谈恋爱的同学就只好放低姿态。大多数
同学仍然不谈恋爱。
一方面，当时的大学生普遍向往外国小说和电影里的那种浪漫爱情。身边恋爱的
人较少，反而为大家留下了想象美好爱情的心理空间。另一方面，当时的大学宿
舍条件很差，七到八个人一间。城市里也不存在为情侣开放的小旅馆，所以谈恋
爱的同学，连个私密空间都没有。造成那些谈恋爱的同学，只好用“互相喂
饭”、“在混乱的宿舍里锅碗瓢盆地过生活”等方式体现亲密。在很多没有谈恋爱
的同学的眼里，相对于心中憧憬的爱情，这种恋爱就自然显得太猥琐了，让人心
里难以接受。记得当时我自己就思想简单、而且理想化，看到校园里恋人们的行
为，就怀疑这样的恋爱算不算爱情，于是就没有什么恋爱的愿望了。
1986年12月份开始的学潮，延续到1987年春天才逐渐平息。大约两年以后，在
1989年春天，规模更大的学潮开始了，席卷全国，造成了历史上对政权生存最
严重的冲击。学潮期间，党中央故伎重演，对高校下达紧急命令，全面开放校园
舞会、允许同学谈恋爱。当时形势所逼，高校政工队伍对命令的本质心领神会，
不再有插手阻挠的意思。于是，交大各个教学楼、食堂、体育馆等，每周有三四
天办舞会。其他学校也类似。男女生在不同大学的校园间流动，变得远比以前平
常。舞会上也不再有人检查灯光是否过于暗淡、人是否贴在一起了。大学舞会遍
地开花，经久不衰，成了那个时期的一道风景线。当时读大学的人，很多都对这
些校园舞会记忆深刻，多年以后还会兴奋地谈起。
六四之夜以后，政治热情受到挫折的大学生们，行为变得越来越放肆。记得那段
时间有同学抱怨，在交大晚自习的教室里，有恋人坐在教室前排，在大家的眼皮
底下，男生把手从女生的领口伸到衣服里抚摸，完全失去了基本的文明和体面。
还有，1989年7月本科毕业班离校前，学校全面停课，鼓励学生回家，很多宿舍
空着，也无人照管。我身边的一帮男同学与上海师范大学的一帮女生联系上。他
们自己配成双，然后占用空宿舍，夜宿在一起。这在之前多年的大陆大学里，是
完全不可相像的。1989年的学生运动没有争来国家的民主，却歪打正着，为之
后的大学生争来了恋爱自由。可惜中国人习惯于漠视为他们争取权利的人。现在
的中国大学生有了恋爱自由，却没有人会想到感谢前人，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段
历史。
上海社会上的情况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在各个公园里，每天晚上都会有民兵、
纠察、联防队员等巡逻，抓有亲密动作的恋人们，然后羞辱或惩罚他们。大约在
六四期间，这些巡逻都取消了。也许因为政治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政府根本无暇
顾及这些小事了。被六四所逼，党非常担忧自身生存，需要经济发展增强执政合
理性，所以抛开意识形态的阻挠，全力对西方开放。于是，上海的马路上开始出
现了一些咖啡馆、酒吧、舞厅等商业娱乐消费点。恋人们有了更好的去处，著名
的外滩情人墙就不那么热火了。再后来，上海越来越灯红酒绿，外滩又多次因为
改造而被封闭，情人墙就随之慢慢消失了。
总之，政府不再禁止校园恋爱后，大学生们迅速学会了利用这个新的自由去消减
性寂寞和性饥渴，但是他们对于男女交往的后果和各自的责任的理解，却进步很
慢。比如1989年我本科毕业。离校前同学们少有地围在一起谈心。一个女生突
然讲到，“老实说，如果以后男人能够一人上班养家，女人呆在家里教育孩子和
持家，也很好”。她讲时，语速很快，带着试探和不自信，并用眼睛迅速环顾四
周，打量别人的反应，生怕自己“骇世忌俗”的观点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而四周
的男生们也沉默不语，不致可否。女生的话犹如掉入无底洞，半天没个回响，她
也就讪讪地闭了嘴。接着话题就被岔开了。大概这位女生刚刚开始体会女人需要
家庭保护的心理，而男生还集体性地对此无知无感。
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都读过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以前大学生不允许谈恋爱，但我们心里憧憬高尚美好的爱情。1986年学潮以
后，禁令被逐渐解除，大学生们开始公开正常地谈恋爱了。但现实中大家看到的
真实恋爱却经常是“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饭”、偷偷在宿舍里用电炉过家
家、或在公开场合摸胸等猥琐样子。难道那个比生命还可贵的爱情，轮到我们自
己身上，就只能变得这么低俗吗？这个反差让我和很多熟悉的朋友不能接受。所
以我们继续向往爱情，但现实里却排斥“谈恋爱”。
三 1980-90年代流行文艺
我很幸运，在交大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和朋友。那时，如果一个同学读到一本
好的小说，就会自然地介绍给周围的人，别的同学也会跟着读。如果一部好的电
影出现，大家都会去看，然后在宿舍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影视
和文学作品，成了我们获得新思想的重要来源。直到现在，同学聚会，大家还会
谈起那些共同熟悉的文艺作品，再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重新审视和评价
它们，以此加深自己对爱情、人生、和社会的认识。
我将用这一节点评那些朋友们到现在还会谈起、在1980和90年代流行的、承载
着我们共同青春记忆的作品。
A. 外国爱情电影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拍摄于1970年，讲述一个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恋爱故事。男女主角
都是哈佛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相识、相爱，互定终身。结果遭到男主角的富
翁爸爸反对。男主角为了爱情与父亲决裂。于是女主角外出工作，帮助男主角攻
读法学院。男主角毕业了，但女主角身患绝症。男主角陪伴女主角走完生命的最
后一程，让女主角在永别前一直感到爱情的温暖和爱人的支持。这部电影是后来
风行全世界的各种校园爱情戏的鼻祖。它的场景、情节、对白都真实、自然，体
现了爱情的真心和美好，让观众感到向上的精神力量。在1980年代中、后期，
这部电影在中国流行，给同是大学生的我和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幸福的黄手帕》
日本在1977年拍摄的电影。它基于一本美国小说。导演把故事的场景和人物都
从美国搬到了日本。剧中，丈夫意外打死了一个流氓，因此入狱六年。在狱中，
他为妻子的前途着想，主动劝妻子离婚、另嫁他人。出狱后，落魄的丈夫不知妻
子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就写了一封信寄给妻子。信中约定，如果妻子没有改
嫁、还在等丈夫，就在家门前的旗杆上挂上一块黄手帕。丈夫会坐车路过家门
口，如果看不到黄手帕，就从此远走他乡。结果一路患得患失的丈夫到了家门
口，看到旗杆上旌旗招展、挂满了黄手帕！
全剧剧情简单，却诠释了爱情里的忠贞，充满真情，让人感动。相爱的夫妻，一
方没有作恶、却遭遇劫运。另一方不离不弃，践行着最初的誓言。
《简爱》
基于19世纪中出版的同名世界名著。原作是英国早期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从女性
的角度看爱情和社会。小说和电影在校园和社会上都很流行。男女主角在社会地
位、财富、和年纪等诸多方面相差悬殊，但他们在日常接触中真心相爱。女主角
虽然贫困、不漂亮，但坚信自己的灵魂与任何人的灵魂一样，都是上帝给的，都
是平等的。她为保持自尊，忍痛离开了男主角。后来世事变迁，男主角在大火中
失去健康与财富。但女主角感到了自己还是真心爱着男主角，于是回到男主角身
边，二人结合。
类似的对我们这代人影响较大的外国爱情电影还包括《罗马假日》、《茜茜公
主》、《巴黎圣母院》等。它们展示的爱情都简单、真心，故事情节也实在、可
信。并不是这些电影教育了我们爱情是什么，而是它们唤醒了我们内心本来就有
的、对爱情的天然向往。被提醒世界上有这样美好的爱情，我当然就不愿接受平
庸丑陋的恋爱，所有人都不应该接受。
B. 当代本土主流文艺人
那个年代活跃着一批本土文艺人，比如作家张贤亮、王朔，导演谢晋，导演和演
员张艺谋等。他们占据了主流文艺平台，在全国大学生里和我身边的同学之间也
很有影响。
《老井》
张艺谋做演员的成名作是《老井》。故事讲述了男主角和女同学相爱，却在家庭
压力下与没有爱情的寡妇结婚。他婚后冷落和背叛自己的妻子，偷偷与女同学再
续前情。电影里有很长的男女关系描写，但主题是男主角不顾危险，为村里成功
打出一口水井。把这部作品放在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发现，它实际是用爱情和
男女交欢的戏码吸引人们入场，然后对观众灌输集体主义教育的苏联式政治宣传
电影。它没有严肃地探讨爱情，其中关于男女关系的描写，也不体现勇敢、真
心、催人向上的爱情。
《牧马人》
张贤亮写作、谢晋导演的《牧马人》是1980年代初轰动全国的主弦律电影。讲
述右派男与逃荒女结成夫妻，在贫困的大西北相依为命。右派的父亲在美国发
财，回国寻找儿子一家，希望带他们去美国继承财产。儿子夫妻因为爱国，拒绝
父亲的邀请，回到大西北。
电影用帅哥和美女演绎劳改右派和逃荒的乞丐女，让头脑简单的观众觉得“很美
好”。但只要稍微想一想，一个被严酷迫害的右派和一个为活下来就献出身体的
乞丐女，在互相不认识、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结合，他们也许需要彼此，但谈
不上什么爱情。
我中学时看这部电影，曾与影院里的观众一样，被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感动。几年
后在交大时，我恰巧得知，当影片正在全国巡回放映时，导演谢晋在1983年把
自己唯一精神正常的儿子送到美国读书。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饰演逃荒女的
丛珊去了法国，不久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入了法国籍。谢晋和丛珊运气不如影片
中的主人公，没有在美国的富裕爸爸，就自己千方百计寻找海外关系出国。他们
却在作品中鼓动亿万中国大众，即使在国内受迫害半辈子、亲生父亲在美国、有
财产等着继承，也不要出国与父亲团圆。那一代文艺人的虚伪和谎言令人发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男主角是被长期关押
和迫害的政治劳改犯，每天面对饥饿与苦难。在39岁时偶然遇到也是劳改犯的女
主角，两人结婚。但男主角因为长期被迫害而有性功能障碍，于是女主角与他人
通奸。后来男主角恢复性功能，与女主角有了床第之欢。然后男主角冷酷地离开
女主角，投身政治运动。这个作品当年以大篇幅、无遮掩地谈论性而出名。但是
从探讨爱情的角度，男女主角只因为性需求而结合，后来又都背叛彼此，哪有什
么真心、美好的爱情？
这本小说是以作者自己的身世为原型。张贤亮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自述曾有过
朦胧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年轻时被打成右派，被马克思主义的政府
监禁十几年，强迫思想改造。他然后放弃原有的想法，转而写作、宣扬马克思主
义，获得宣传部门的认可和推崇，达到他人生与事业的巅峰。现在回头看，张贤
亮很年轻时就被打成右派，却从1960、70年代那么严酷的政治运动中生存下
来，并且后来迅速发达，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思想上彻底屈服，全心全意地
为宣传部门效力。如果坚持了自己的思想，他就可能是另一个林昭或张志新，早
已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他屈服但不彻底，他也最多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不可能
在文坛上出名。他的思想转变，是极端政治高压下的产物，并非是被智慧感召和
说服。读者可以可怜他曾受到的非人迫害，宽恕他的思想变节，但不能轻信他在
逼迫下宣扬的新主义。
这类作家和作品的共性
那个时代，拥有类似思想模式的出名作家和作品还有很多，例如贾平凹的《废
都》、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莫言写作、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等。那
一代成功的文艺人有类似的成长过程。他们都经历了1960、70年代中国的极端
贫困，都从残忍无情的政治炼狱中存活下来，都被宣传部门选中后登上事业和人
生的顶峰。所以他们都有为个人生存的非常斗志，都关注人在恶劣的物质和精神
环境下的生存本能，并且都在思想上彻底服从组织要求。他们都是那个“魔鬼训
练营”的优秀毕业生，所以都非常会说谎，说假话时毫无心理障碍。他们不但满
嘴谎言，而且满脑子谎言。不说谎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不会说话。他们最关键
的工作能力就是，把重要的谎话掺杂在其他次要的内容里，最大程度地打动观众
和读者，比如前面介绍的《牧马人》。
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叙述爱情时有明显的共性，比如都重笔墨描述男性在极端压抑
下的性饥渴，但很少涉猎爱情在精神上的升华。他们都试图给爱情赋予爱国主
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额外的政治目的。比如《红高粱》里的男女主角在一
起后，作者还要安排他们去伏击日本人，才算把故事推向高潮。《老井》里一男
二女的感情纠葛最吸引大众，但作品的重点却是成功挖井。这些作品里的定式，
体现了它们的创作者的个人成长经历，也反应了作品诞生时的国家政治氛围。
在日常语言里，人们出于礼貌，可以把任何双方情愿的男女关系都称为爱情，比
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男女主角之间的，完全出于性需求、相互利用的关
系。但是严格地讲，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张贤亮自己就写道，“爱情其实是文
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
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是最基本的情
欲”。他的这段话，文绉绉、遮遮掩掩，其实意思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什
么爱情？都是性欲”。这个总结不但描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男女主
角，也适用于那一代作家的其他主要作品；不但道出了他们创作背后的哲学，也
表露了他们自己内心对男女关系的根本理解。
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
上述这批文艺人都是男性，在作品里都从性饥渴的角度发现女人的重要，得到性
满足后就认为女人的重要性降低。自己的下一步、或者作品的下一步，就变成了
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政治事业。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体现了下乡知青和红卫兵
之中的风云人物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它原本来自19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随着毛泽东派系在党内的崛起，
进入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然后占领中国的官场，再居高临下，渗入中国社会的
每个角落。它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抛弃了“天理”的观念
和“信义廉耻”等道德准则。
这种流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价值取向很单一。它只推崇“权力”，不在乎道德、法
律、理念、感情，等等。在这类人眼里，世间万事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权力，都
可以用权力来标价，包括女人和爱情。任何声称高于权力的原则，在他们眼里都
是假的，只可用来骗别人，不可用来限制自己。他们认为，一个男人如果有了权
力，就理所当然地站在社会的高端，享受荣华富贵，包括占有更多的女人。相应
地，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权力，就活该呆在底层，忍饥挨饿，也没有女人。
在1980和90年代时髦的主流文艺人，年轻时大多数都下过乡，处在社会最底
层，体会过忍饥挨饿、没有女人的生活。由于体制的选择性提拔，后来成名的人
都有极端的进取心，属于按体制的要求，在制度内部爬升到顶层的少数人。所以
他们的内心早就认同了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并且他们的人生之路也体现了这种
价值观在中国的成功。他们创作的故事自然就反映出这样的价值观。他们的男主
角处在社会最底层时，得不到性满足。性就成了他向上追求的第一步。在他得到
女人后，第一步就完成了，他自然就去追求更高的权力。而在中国金字塔型的社
会里，最高最大的权力永远在国家政治里。这批文艺人的思想里都有一个权力的
标尺，政治代表高级权力，女人代表低级的权力。他们需要女人，但又看不起女
人。“爱情”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与女人有关、内涵模糊的名词而已。
国家主义
那一代成功的文艺人，几乎都是本能的国家主义者，就是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和国
家政治看得最神圣，是自己一辈子的最高追求，高过所有其他东西，当然也高过
爱情和女人。他们经常自称民族主义者，但那是不对的。“民族主义”指内部语
言、历史和习俗都统一的民族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这批人绝对不会同意中国的任
何一个民族，比如藏、维、蒙，有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力。所以他们不是民族主义
者。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以早就认同这个制度，推崇国家
主义。表现在作品里，他们的主人公的最高追求总是政治而非爱情；他们的故事
的最高潮也总是关于国家政治，而不是关于爱情。
C. 其他中文作家和作品
《人啊，人！》
戴厚英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她于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人啊，人！》，讲
述一女二男三个大学生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爱情纠葛故事。小说的视
角接近知识分子，远离主流的流氓无产阶级世界观，所以独树一帜，在1980年
代初的知识界较有影响。
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低年级大学生。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肤浅得让人
难以置信。从对人物的刻画到对历史的反思，都表面化，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
子极低的思想水平和可悲的精神状态。比如作者把女主角描述成完美的女神，年
轻时有一个表面完美的男朋友和一个后来的“真爱”。女神的应对办法竟然是为了
面子和前者结成夫妻，但心里一直想着后者。作者把那个“真爱”描写成英雄。他
被严酷迫害十几年，奋发图强，最后成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小说竟然把
这一点当作英雄的最高成就！作者和书中人物，与那个时代的千百万中国知识分
子一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却没有认识到正是马克思主义仇视自由的
思想，才造成了他们的人生悲剧。自己被非人地对待，却还要拼命赞美，这就是
戴厚英自相矛盾的思想境界！
小说声称要颂扬人性和爱情，但读后我觉得，作者自己都不懂什么是人性和爱
情。她就像一个未曾有过自由的奴隶在觊觎自由，却又坚称，维护奴隶主的权威
就是自由。主流评论说，这本小说揭示了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带来的人性的“扭曲
和变形”。我却觉得它本身就是这种扭曲和变形的具体表现。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我在大学时，当红的作家大都是下过乡的一代。更年轻的一代刚刚崭露头角，其
中王朔就是代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他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小说。故事
包含两个关联很小的部分。前一部分里，男主角靠敲诈勒索为生。女主角是个正
派的女大学生，死心塌地爱上男主角，却发现被男主角玩弄，于是自暴自弃，殉
情自杀。第二部分里，男主角出狱，爱上另一个女大学生。女大学生被其他人强
暴，男主角去为女大学生报仇打架，因此再次入狱。
这部小说当时受欢迎，因为它讲城市生活，讲大学生的故事，贴近年轻读者的生
活，不像其他时髦作家写几十年前的贫困农村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王朔是军队特
权大院里成长出来的霸道孩子，他的经历与思想与社会大众有距离。思想上，他
其实也信奉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玩世不恭，物化女人。他讲述的“爱情”，有一
些超越性欲的成分，比张贤亮一代有进步，但还是病态和不完整。
《围城》
记得在1980年代末，当时《围城》和钱钟书还不被一般读者熟知，大学同学间
就传阅这本书。我当时喜欢《围城》，主要因为它语言滑稽好笑。朋友们有时拿
出书中的只言片语，当段子互相分享。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很多好笑的语
句、还喜欢这本书。但几十年之间，《围城》和钱钟书逐渐被推上神坛，让我惊
讶。人到中年，我再回头审视《围城》，并不觉得《围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
人生、或爱情。在我思考自己人生和爱情的过程中，也从没有觉得从《围城》中
获得独到的启迪。它是一本好书，但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
《围城》写了很多“爱情”故事，包括男主角方鸿渐与鲍小姐的一夜情、与苏文纨
调情、追求唐晓芙、与孙柔嘉结婚等。书中对每一对关系的处理，都是脱口秀式
的描述，让读者觉得好笑，也很容易理解和记得。但书中并没有深入的分析和探
讨。比如方鸿渐真心喜欢唐晓芙，却与孙柔嘉结婚，是不是辜负了唐晓芙？是不
是欺骗了孙柔嘉？算不算背叛了自己的爱情？是不是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书中给
了一些方鸿渐这样做的技术性、事务性的解释，却没有回答上述这些根本问题。
有人会说，“方鸿渐就是一般人，我也是一般人，读方鸿渐让我觉得亲切”。我同
意这种亲切感让《围城》成为被大家喜爱的畅销书。就像琼瑶等的作品，只是描
述故事，而不帮助人更加深刻地了解、提升自己的书，即使畅销，也不算经典。
文坛对作家的评价经常很不公平。例如对比张恨水与钱钟书。前者的作品远比后
者多，受读者喜爱的程度至少类似。在文学造诣方面，张恨水的作品经常涵盖广
泛，从总理衙门到卖艺小贩，反应出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大背景，思想深刻、清
晰，视野恢弘，表述真切，远强过《围城》。张恨水的不足是，人物刻画有脸谱
化倾向，不够深刻。但钱钟书也类似，二者在这方面不分上下。两个人的语言也
都通俗易懂、被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但钱钟书被推崇为泰斗，而张恨水被贬低成
鸳鸯蝴蝶派。流行评论认为钱钟书是大家，而指责张恨水颓废。但我觉得张恨水
看社会和时代的眼光，比钱钟书要勇敢、大气得多。《围城》才是玩世不恭。
在爱情方面，张恨水在通俗易懂的表象下，包含着推崇男女平等、真心爱情高过
社会阶层、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等宗旨。比如《啼笑因缘》对三位女主角
的爱情与命运的深入揭示与对比。《围城》则缺少这种文字背后的精神，而只是
用俏皮话，轻描淡写地描述和调侃一遍方鸿渐的各个女朋友。这样的作品，即便
受到很多读者追捧，本质上也只是脱口秀的脚本。
D. 流行女作家及作品
我读本科时，就是1980年代后期，琼瑶的小说和相关的影视作品开始在同学中
流行。不但女同学喜欢，很多男同学也喜欢。之后不久，又有三毛和张爱玲被大
学生们发现、也开始流行。这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对于当时的校园爱情，有推波助
澜的作用。女作家的文字可能对女性读者有特别的帮助和影响力。我没有能力评
价这种作用，而只是从一个男读者的角度讨论她们的作品。
琼瑶
可能是出于商业考虑，琼瑶的故事强调气氛的浪漫、情节的离奇，但欠缺真实，
也缺少好作品必备的深刻思想。比如《庭院深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
模仿《简爱》。琼瑶在作品里也自嘲地说过，“一个疯妇，一个家庭教师，一个
瞎眼的男主角，完全就是《简爱》”。但《庭院深深》远没有《简爱》里的那种
深刻思想和感召力。
《简爱》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小说里女主角深爱男主角，但在交往过程中，
坚持自己作为女性的人格独立。其中有段经典的对白，发生在女主角发现男主角
有个相亲对象，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贫困的女主角决定主动离开富裕的男主
角。她说，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
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
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
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
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
此！”
这段话讲出了女主角的思想原则，一字一句都让人感到她在爱情和自尊之间的挣
扎。书中的男主角被这段话折服。当年的英国各界、以及世界各地的读者，也被
这段话打动。女主角在用全部的真诚对爱人说，“我们的灵魂平等，因为都属于
上帝”。这个思想点，就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基础。《简爱》把它有血有肉、有情
有理地讲出来，从而声援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力的努力，助力之后百年的女性主义
发展。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高度和这样的感人表达，使得《简爱》迅速成名，跻
身世界名著之列。
《庭院深深》把《简爱》的故事情节与背景搬到中国，但是没有《简爱》的思想
高度，也没有《简爱》那样感人肺腑的表达，所以就没有《简爱》那种对读者的
冲击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张爱玲
张爱玲对男女感情的观察细腻、文字精巧，让读者喜欢。但是严肃地看她的作
品，不难发现她的故事背后总有一些套路。在她的世界里，对女人有吸引力、值
得女人关注的男人，总是深谙社会，懂得与女人相处的技术，但缺乏明确而坚定
的爱情。比如《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于是在
张爱玲的故事里，聪明的女人的生活本质就是，在这些或随时别情他恋、或已经
在私下心有另属的男人们中间，聪明地看清自己的位置，高技巧地趋利避害，尽
最大可能保护自己肯定会被伤害的感情和利益。张爱玲的这种写作模式，和她自
己的感情经历很相像。看懂了她，就发现她本质上就是一个很聪明、但对这个世
界既失望又无奈、对男人根深蒂固地不信任的柔弱小女人。在她的作品和她的思
想里，找不到真心、勇敢的爱情。
三毛
三毛的作品充满着玫瑰色的浪漫，是用文字做的“精神糖果”，但对爱情内涵与本
质的揭示较少，很难为严肃的读者提供思想参考。另外，她自称故事真实，但后
来受到质疑。态度认真的读者，有理由怀疑她主要作品的可信性。我觉得在这三
个女作家中，她不如另外两位。
四 1990年代中期
我毕业后离开了上海，后来又在1990年代中期回到上海谋生。我曾迫不急待地
回到了久违的徐汇校园。也是一个美丽的傍晚，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我又来到
了记忆里的红太阳广场。一眼望去，大草坪上是一对对、密密麻麻的男女学生。
他们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亲热。路过的人很容易看到一些情侣做着苟且的动
作。这个画面一下子让我回想起大约十年前的外滩情人墙，也是一对接一对、挤
在一起的男女。1990年代中期的红太阳广场，装饰的样子比1980年代中期的外
滩好很多，但人群的气氛还是类似，弥漫着肉欲、缺少基本的体面、也缺少青年
之爱本应该有的浪漫和美感。那时我以为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帮助
提升社会青年的爱情品质。十年后我却发现，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恋爱没有升华，
反而降格到了社会一般水平，虽然在社会分工中，他们专职思想和精神的探索。
有一段时间我得到老同学的帮助，住在交大闵行校区。六四之后的很多年里，政
府对全国大学工作的最大要求，就是防范学潮再起。大学新生全面强制军训。在
课程和校园生活里，政治思想灌输变得无处不在，强度前所未有。所以那时的学
生，思想发展和精神面貌都受到影响，仿佛与之前的大学氛围隔绝，更像是高中
四、五年级的大孩子。为了把学生的注意力从国家政治上引开，校园恋爱不但全
面解禁，其实被暗中鼓励。我有一些留校的同学在各系做班主任或学生工作。记
得一次私下聚会时，他们中的一位提到，自己管的班级有8位女生、二十几位男
生，竟然在这个班级内部有7对恋人。他开玩笑地说，“这哪里是爱情，简直是配
种！”因为读书时谈恋爱被限制，我们这代大学生恋爱经验较少，但多数人内心
还是把爱情看得神圣，谈恋爱的目标是追求一生一世的灵魂伴侣。而1990年代
中期的大学生，有了恋爱自由，却好像集体性地看低爱情，觉得恋爱就是在学校
里找个伴儿，让自己不寂寞，日常生活更方便而已。
一天晚上，我坐最晚的交大班车从徐汇校区回闵行校区。乘客里大多是青年教师
和学生。汽车开动，大家开始昏昏欲睡，车里很安静。不久，从我前面的座位上
传来被压低的男女吵架声。男生的声音相对浑浊，但女孩的声音清脆，大概半个
车厢都能听见她的话。女孩娇嗔而蛮横、不依不饶地说着一件事，“刚才我生气
时，你没有哄我！”男孩不断地低声辩解、求饶，“我真的哄你了！我保证你下次
再生气，我哄得更早。”这两段话一遍一遍地重复。整个车程大约一个小时，他
们就这样吵了一个小时。我坐在他们后面，既觉得好笑，又不禁感慨。任何新的
自由都带给人新的责任，要求人在思想和修养上有相应的进步。新一代大学生有
了恋爱自由，但是对爱情的理解却没有相应的进步，所以他们的恋爱有时就会变
成这样的一地鸡毛蒜皮。
五 总结
记得几十年前我们在校园里观看发生在美国哈佛的《爱情故事》，身边的交大同
学们都被感动。直到今天，大家相聚时谈起它，还对电影中的爱情记忆犹新。
《美丽的黄手帕》的故事，来自一本美国小说，却被日本人搬到日本的环境里、
由日本人演绎，结果一样显得真实、贴切，一样感动了中国的观众。爱情不分国
界，不分种族，跨越时空。
年轻时，我自己、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都从心底里向往真心、勇敢、催人向上的
爱情。我相信那些在1980年代外滩情人墙边的男女们、那些1990年代在红太阳
广场大草坪上席地而坐的同学们、那对在校车上吵架的小恋人，也都向往真心、
勇敢、催人向上的爱情。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却很少看到这样的爱情。我和朋
友们也在那个时代的中文文艺作品中寻求思想的启迪，但我们都没有找到描述在
我们熟悉的环境里、真实、真心、鼓励人勇敢、催人向上的爱情故事。
我们同时代的人里，肯定有很多也像我和朋友们那样，憧憬真心、向上的爱情，
并在自己的生活中追求它。但是在这些人中，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得写出来的人太
少了。我也尽自己的努力寻找和实践美好的爱情。因为别人不写，所以我决定把
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包括顺境和逆境、愉快和压力、面对抉择时的想法和后果、
事后对自身和社会的总体反思等，都诚实地写出来，作为供人参考的例子、而不
是被人追随的榜样，希望以此帮助同样向往爱情的后来者。
一些题外话
回顾历史，目的总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历史。在写完《雪梅和我》和《爱情的简单
道理》后，我有幸与很多读者交流，惊讶地发现即使只比我晚几届的同学，比如
1990年代初期毕业的本科生，几乎都不清楚在大学里谈恋爱曾经被明令禁止。
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自己在大学时谈恋爱的自由是怎么来的。比我年长的师兄师姐
们，比如1980年代初的毕业生，则对大学的恋爱禁令记忆犹新，但经常不清楚
这个禁令是怎么解除的。即使很多亲历的人，比如我的很多同学，对这个具体过
程也不知就里、或视而不见。于是我就想把那段历史写出来，算是填补另外两篇
文章没有涵盖的方面，让这三篇文章成为一组、内容更完整。
三篇文章中，这篇回顾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以及恋人们要面对
的社会大环境。重点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雪梅和我》讲述我自己的爱情经历
与反思。《爱情的简单道理》探讨爱情的本质，以及怎样在精神和思想上追求爱
情。
有人说，中年人的成熟，就是要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而我一直是生
活在自己内心的人，觉得在自己和周围的人们之间仿佛有一道高墙，看不清自己
与别人到底在哪些想法上一样、在哪些想法上不一样。写作就是一种穿透这面高
墙的尝试，把自己的思想解释给别人，再听取别人的意思，让自己有机会了解他
们，同时也看清自己的相对位置。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简单、平常的人。但我总
是被惊讶，为什么我这样的人，思想上也会与主流人群相距如此远呢？
以对爱情的理解为例，近一两年来被读者劝说，看了一些现在时髦的国产爱情电
影，其中最好的两部是《匆匆那年》和《八十年代的爱情》。我能感觉到，这两
个故事的背后有创作者真实的经历与心得。但是好像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或不像
我那样在乎，即使在这两部最好的爱情电影里也没有真正的爱情。在我眼里，
《匆匆那年》里的男主角上了大学后就不再爱女主角了，《八十年代的爱情》里
的女主角从来没有真正爱上男主角。真正的爱情要两人都爱对方。
于是我开始回忆年轻时我和朋友们曾经共同阅读和讨论过的，我们那个年代的时
髦中文爱情/男女故事，比如《牧马人》、《围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这些作品曾经占据我们的头脑，影响我们的爱情观、人
生观、和世界观，但我觉得它们里面都没有真正的爱情。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真正的爱情，就不能跟随这些作品。如果向它们
学习，也必须带着批判地学习。我不确定我身边的朋友们是否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要把这些道理讲出来，和他们讨论、交流，既为他们做一件好事，也希望借
此进一步打破自己与别人的隔阂。
二零一九年三月 于美国家中
曾经有多位师兄和师姐，不约而同地对我讲过大致类似的故事。他们有的是上海
交大的毕业生，有的在其他城市、是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故事的大意是，1980
年代初期，大学都严禁学生谈恋爱，使用的手段恶劣。比如校园里有些僻静的地
点，傍晚和夜间会有男女同学出没。于是，政治指导员或班主任就去监视。他们
预先躲在隐蔽处，比如蹲在树丛后面，偷看恋人们的活动，然后把名字和行为记
下来上报。学校就会批评、处分这些学生。具体的惩罚要看当时的政治大风向、
或学校内部工作的需要。比如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惩罚就比平时严重得
多。常见的惩罚包括通报批评、取消原本应该有的奖励资格、毕业分配时不许他
们去好的岗位或大城市、甚至故意把一对恋人分配到不同的城市，等等。
我在1985年进交大，在一、二年级时因为学生活动的原因，与当时的几个本科
和研究生毕业班的男生较熟。大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已经毕业、在外地工
作的师兄回上海出差。他找到我，我们天南海北地交谈。他说到自己正在处对
象，并讲到他们的身体亲密接触。记得他很真诚地说，“在一起的时候禁不住，
但事后就觉得很恶心”。那时他应该25岁左右，之前可能完全没有恋爱经验。那
个时代，所有的中学和大学都严格禁止学生恋爱。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能考上
好大学的，一般都是老实学生，一直听从老师的话，所以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与
异性正常交谈过。那个年代没有性教育，也没有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美女图
片、小黄片、微信群等。这些人直到成年，对男女关系很无知。我那时也无知。
现在我的孩子都上大学了，回想当时师兄对男女关系的了解，觉得他不像大学毕
业生，更像现在13、14岁的青春期少年。
男同学如此，女同学也类似。记得在一二年级时，英文老师要求每人事先准备、
然后在课堂上用英文讲一小段话。一位女同学选择的题目大约是“什么是新时代
女性最重要的品质”。她开口说，女性最重要的品质是“gentle”。教室里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蹊跷，讲的人变得紧张、听的人不自然、中年女老师也有点不知所
措。那种局面有点像现在有人在正式场合谈论闺房密术。我是教室里很少几个男
生之一，感觉到了身边气氛的尴尬，但一时不懂为什么，觉得“gentle”是个很
平常的英文词。后来才明白，那位讲演的女同学选用“gentle”，是要表达中文
词汇“温柔”。我一时没懂，但教室里的女老师和女同学们立刻就懂了。在当
时，“女人要温柔”属于刚从日本和港台文艺片里传来的新思潮，算是很前卫的想
法，不适合在台面上讲。现在人很难想象，那时的女生听到“女人要温柔”都会觉
得不好意思。几年以后，我读到钱钟书在《围城》里讲到，中国男女在谈论爱情
时都要“躲在外国话里”、用外文掩盖他们的尴尬，我就想到了这件事。
但是，1980年代初期的校园还是比1970年代开放多了，所以大家心里充满希
望。我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家里还有一些老照片。照片里80年代初的女大学生
们，开始穿各种彩色的衣服、头发烫成现在中年妇女才有的大花卷、敢于摆出稍
显腰身的姿势。而1970年代的女生连这些都没有。但是和现在相比，1980年代
初的女大学生们还是很缺乏女性意识，自然也就缺少女性美。就像很多男生压抑
自己内心对女生的爱，那时的很多女生也压抑自己内心希望被男生爱的天性。她
们的装束和行为都偏男性化或中性化。她们经常不知如何吸引男性爱自己，也不
敢吸引男性爱自己。最近我看到抖音里有个好笑的桥段，说你如果骂某个女生
是“狐狸精”，她心里会特别高兴，觉得自己有吸引力。但是在1970、80年代，
女生被人称为“狐狸精”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当时如果哪个女生被说成主动吸引
男性、或自己是被动，但吸引了多个男性，就会被其他女人骂成“狐狸精”、视同
道德败坏、遭众人唾弃。
1980年代早期，虽然学校明确禁止大学生谈恋爱，但校园恋爱实实在在地存
在。谈恋爱的人主要是学校领导和有势力的教师的子弟学生、师生恋，主要是男
老师找女学生、学生干部、还有因为各种原因与校方关系好的学生。规则明确禁
止，而这些人还能或公开、或半公开地谈恋爱，说到底是因为“权力寻租”。他们
都是与校方关系密切的人，拥有一般大学生没有的权力或信息渠道，近水楼台先
得月。但是他们的存在，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们是当时校园恋爱的先行者，松动
了原来严苛的规定，事实上扩展了恋爱自由的尺度，带动了进步的潮流。“权力
寻租”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和常态，一般中国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那时的校园爱情，浪漫美好的气息要比现在差很远。在校期间，大学生即使谈恋
爱，也不得不遮遮掩掩。更常见的校园爱情是，两人在校时没有恋爱。毕业分配
方案公布后，大家的未来出路都确定了，于是一方就问另一方，“我喜欢你，你
愿不愿意？”如果另一方答应，两人就快速领证结婚。1980年代中以前，很多大
学生曾经下乡或工作过，岁数偏大，所以急需考虑婚配问题。另外，当时社会上
的大学毕业生很少，如果一个大学生，尤其是女生，要求配偶与自己的学历相
当，找同学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当时流行这样的毕业季快速表白、快速结婚。一
般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同乡之间，因为他们经常能够在毕业时被分配到一地。如
果分配不在一个地方，至少其中一方的家庭要有办法把两个人短期内调动在一
起。说到底，这就需要手里有权力、有路子。
讨论校园爱情，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记得我刚到上海时，本地同学就介绍
过上海的一个奇景，“外滩情人墙”。当时在谈恋爱方面，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开放
的地方。而外滩则是中国时尚和现代化的象征地。那时，防洪墙沿黄浦江边而
建，绵延数里地。每当太阳西落，谈恋爱的男女就沿墙而立，一对紧挨一对，呈
现男女、女男、男女的排列状态，一望无际，成了一道闻名全国的风景。由于人
数太多，每对相邻的男女经常挤在一起，这一对的女生的身体都碰到另一对女生
的身体。我见识过一两次这样的情人墙。记忆中人墙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连
人行道上都是满的。一眼望去，总能不小心看到有的男女在做着过分私密、不雅
的动作。空气中弥漫着涌动的人欲，却完全谈不上什么美感，甚至连人的基本体
面都无法顾及。我看到了，心里自然排斥。但扪心自问，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
位，能做什么改变？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又能怎样使恋爱变得更美好？如
果全日制学习、思考的大学生都不知道，就不能责怪那些每日为生活奔忙的社会
青年了。
二 1986和1989年学潮的后果
1986年底，全国各地爆发了大学生民主运动，上海是继安徽合肥之后的热点城
市。在众多同学上街游行、学校停课、校园里几乎看不到学生的时候，交大紧急
向各系、团委、学生会等传达北京来的命令，要求全校各单位组织、配合，立即
开始举办大学生舞会。命令的目的明确，就是要用男女交往来吸引大学生，短期
内把他们从游行中拉回来，长期的目的是让他们的注意力离开政治，转移到温柔
乡。于是大学生开始以班级或学生会的名义向学校申请借用教室，举办舞会。那
时学校还严格把关。什么场地可以出借、什么时间可以开舞会、总共多少教室可
以被同时借出等，都有限制和规定。政工干部们有时会来到舞会现场检查、把
关，比如看灯光是否过于暗淡、男女同学跳舞时身体距离是否太近等。
学潮过后，交大内部庞大的学生思想工作队伍有点摸不到方向，到底现在允许还
是不允许大学生谈恋爱？控制校园恋爱，一直是大学生思想工作的一个“重头
戏”。毫无疑问，这个权力也是政工干部平时被身边的师生们重视、得到各种好
处的一个重要的“权力寻租”工具。所以有人专门就此去问校党委。党委给的答复
是，“不禁止、不鼓励”。我听说其他城市、其他高校也是类似政策，说明这是全
国统一的。大概当时的党认为，“男女交往”是应对大学生政治热情的一个有力武
器，如果学潮复发，还要用它来抵挡，所以要时刻预备好、随时可以用。从此，
大学生谈恋爱才从隐蔽走向公开，从被禁止变成合规。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政策转弯在当时是多么巨大、多么突然。我举
一个例子，张行是1980年代初期的上海男歌手，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本土歌星之
一。在政策变化之前半年，在1986年6月，法院以他与多名女青年交往、并且发
生性关系为由，判他犯了流氓罪，处以有期徒刑3年。一个成年未婚男公民，还
是社会名人，和成年未婚女人发生了两厢情愿的性行为，竟然被法院认定是犯
罪，而且是重罪，入狱三年！让我们停顿一下，仔细回味这件事：国家把老百姓
的正当的性行为认定为严重的“罪行”，并且到了198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已经
持续了几十年！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对于平民家庭背景的青年，性行为
是“社会地雷”，如果不小心触发，可以毁掉自己的一生。所以 “老实”的大学生
们大多谈性色变，选择彻底远离性行为。而这种极端扭曲的局面，因为学潮后国
家需要引开大学生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发生了根本改变。
也许有些人会争辩，“张行错在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和一般青年与恋人发生性关
系不一样”。这种深究事实和道理中的细节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从“法律至
上”的西方传来的，从来不适用于中国，更不适用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当时一般
中国人都本能地懂得，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是党和政府。只要他们喜欢，任何法
律、道理、和常识都没有用。他们的态度才是最高的法律。而维持这种权威的一
个常用的手段，就是党和政府要保持对于法律和常识的随意性，并且隔不久就用
实际行动展示一次出来，提醒老百姓别忘了到底谁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比如
一般法律和常识都认为，如果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是犯罪。如果已婚人士
发生婚外性行为，违反道德，但不犯罪。如果未婚成年男女发生两厢情愿的性关
系，是私事，既不违反法律也不违反道德。张行被判刑，就是政府违反了所有这
些法律和常识。张行的事并不孤立。那个时代还经常有“严打”运动，就是党和政
府公开、大规模地撇开法律，按自己的喜好支配司法的政治运动。期间男孩在马
路上撕扯女孩的衣服，也会被判重刑，发配新疆。这类事情离交大同学也不遥
远。同在1986年，我们的同学就是因为与女朋友发生两情相愿的性行为而被开
除。所有这些官方行为，本质都是“驭民术”的具体表现。党和政府以此彰显，自
己的权力高于任何法律和常识。
1986年学潮以后，政府的态度大变，造成大学生谈恋爱的风气有了质的飞跃。
校园里开始看到一些男女同学成双成对。在食堂里出现了“你喂我一口饭、我喂
你一口饭”的小恋人们。晚上的自修教室里也会有男女生紧密地坐在一起。宿舍
里会有小情侣们偷偷在电炉上用饭盆炒菜、做饭。宿舍的角落里开始堆集起油盐
酱醋等。但总得来讲，这些人还是有点偷偷摸摸。比如自修教室里人多时，他们
就会分开坐。只有宿舍同学不在时，他们才敢炒菜。因为校规还是“不鼓励”学生
恋爱，所以恋爱行为就还是“妾身不明”。谈恋爱的同学就只好放低姿态。大多数
同学仍然不谈恋爱。
一方面，当时的大学生普遍向往外国小说和电影里的那种浪漫爱情。身边恋爱的
人较少，反而为大家留下了想象美好爱情的心理空间。另一方面，当时的大学宿
舍条件很差，七到八个人一间。城市里也不存在为情侣开放的小旅馆，所以谈恋
爱的同学，连个私密空间都没有。造成那些谈恋爱的同学，只好用“互相喂
饭”、“在混乱的宿舍里锅碗瓢盆地过生活”等方式体现亲密。在很多没有谈恋爱
的同学的眼里，相对于心中憧憬的爱情，这种恋爱就自然显得太猥琐了，让人心
里难以接受。记得当时我自己就思想简单、而且理想化，看到校园里恋人们的行
为，就怀疑这样的恋爱算不算爱情，于是就没有什么恋爱的愿望了。
1986年12月份开始的学潮，延续到1987年春天才逐渐平息。大约两年以后，在
1989年春天，规模更大的学潮开始了，席卷全国，造成了历史上对政权生存最
严重的冲击。学潮期间，党中央故伎重演，对高校下达紧急命令，全面开放校园
舞会、允许同学谈恋爱。当时形势所逼，高校政工队伍对命令的本质心领神会，
不再有插手阻挠的意思。于是，交大各个教学楼、食堂、体育馆等，每周有三四
天办舞会。其他学校也类似。男女生在不同大学的校园间流动，变得远比以前平
常。舞会上也不再有人检查灯光是否过于暗淡、人是否贴在一起了。大学舞会遍
地开花，经久不衰，成了那个时期的一道风景线。当时读大学的人，很多都对这
些校园舞会记忆深刻，多年以后还会兴奋地谈起。
六四之夜以后，政治热情受到挫折的大学生们，行为变得越来越放肆。记得那段
时间有同学抱怨，在交大晚自习的教室里，有恋人坐在教室前排，在大家的眼皮
底下，男生把手从女生的领口伸到衣服里抚摸，完全失去了基本的文明和体面。
还有，1989年7月本科毕业班离校前，学校全面停课，鼓励学生回家，很多宿舍
空着，也无人照管。我身边的一帮男同学与上海师范大学的一帮女生联系上。他
们自己配成双，然后占用空宿舍，夜宿在一起。这在之前多年的大陆大学里，是
完全不可相像的。1989年的学生运动没有争来国家的民主，却歪打正着，为之
后的大学生争来了恋爱自由。可惜中国人习惯于漠视为他们争取权利的人。现在
的中国大学生有了恋爱自由，却没有人会想到感谢前人，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段
历史。
上海社会上的情况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在各个公园里，每天晚上都会有民兵、
纠察、联防队员等巡逻，抓有亲密动作的恋人们，然后羞辱或惩罚他们。大约在
六四期间，这些巡逻都取消了。也许因为政治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政府根本无暇
顾及这些小事了。被六四所逼，党非常担忧自身生存，需要经济发展增强执政合
理性，所以抛开意识形态的阻挠，全力对西方开放。于是，上海的马路上开始出
现了一些咖啡馆、酒吧、舞厅等商业娱乐消费点。恋人们有了更好的去处，著名
的外滩情人墙就不那么热火了。再后来，上海越来越灯红酒绿，外滩又多次因为
改造而被封闭，情人墙就随之慢慢消失了。
总之，政府不再禁止校园恋爱后，大学生们迅速学会了利用这个新的自由去消减
性寂寞和性饥渴，但是他们对于男女交往的后果和各自的责任的理解，却进步很
慢。比如1989年我本科毕业。离校前同学们少有地围在一起谈心。一个女生突
然讲到，“老实说，如果以后男人能够一人上班养家，女人呆在家里教育孩子和
持家，也很好”。她讲时，语速很快，带着试探和不自信，并用眼睛迅速环顾四
周，打量别人的反应，生怕自己“骇世忌俗”的观点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而四周
的男生们也沉默不语，不致可否。女生的话犹如掉入无底洞，半天没个回响，她
也就讪讪地闭了嘴。接着话题就被岔开了。大概这位女生刚刚开始体会女人需要
家庭保护的心理，而男生还集体性地对此无知无感。
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都读过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以前大学生不允许谈恋爱，但我们心里憧憬高尚美好的爱情。1986年学潮以
后，禁令被逐渐解除，大学生们开始公开正常地谈恋爱了。但现实中大家看到的
真实恋爱却经常是“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饭”、偷偷在宿舍里用电炉过家
家、或在公开场合摸胸等猥琐样子。难道那个比生命还可贵的爱情，轮到我们自
己身上，就只能变得这么低俗吗？这个反差让我和很多熟悉的朋友不能接受。所
以我们继续向往爱情，但现实里却排斥“谈恋爱”。
三 1980-90年代流行文艺
我很幸运，在交大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和朋友。那时，如果一个同学读到一本
好的小说，就会自然地介绍给周围的人，别的同学也会跟着读。如果一部好的电
影出现，大家都会去看，然后在宿舍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影视
和文学作品，成了我们获得新思想的重要来源。直到现在，同学聚会，大家还会
谈起那些共同熟悉的文艺作品，再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重新审视和评价
它们，以此加深自己对爱情、人生、和社会的认识。
我将用这一节点评那些朋友们到现在还会谈起、在1980和90年代流行的、承载
着我们共同青春记忆的作品。
A. 外国爱情电影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拍摄于1970年，讲述一个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恋爱故事。男女主角
都是哈佛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相识、相爱，互定终身。结果遭到男主角的富
翁爸爸反对。男主角为了爱情与父亲决裂。于是女主角外出工作，帮助男主角攻
读法学院。男主角毕业了，但女主角身患绝症。男主角陪伴女主角走完生命的最
后一程，让女主角在永别前一直感到爱情的温暖和爱人的支持。这部电影是后来
风行全世界的各种校园爱情戏的鼻祖。它的场景、情节、对白都真实、自然，体
现了爱情的真心和美好，让观众感到向上的精神力量。在1980年代中、后期，
这部电影在中国流行，给同是大学生的我和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幸福的黄手帕》
日本在1977年拍摄的电影。它基于一本美国小说。导演把故事的场景和人物都
从美国搬到了日本。剧中，丈夫意外打死了一个流氓，因此入狱六年。在狱中，
他为妻子的前途着想，主动劝妻子离婚、另嫁他人。出狱后，落魄的丈夫不知妻
子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就写了一封信寄给妻子。信中约定，如果妻子没有改
嫁、还在等丈夫，就在家门前的旗杆上挂上一块黄手帕。丈夫会坐车路过家门
口，如果看不到黄手帕，就从此远走他乡。结果一路患得患失的丈夫到了家门
口，看到旗杆上旌旗招展、挂满了黄手帕！
全剧剧情简单，却诠释了爱情里的忠贞，充满真情，让人感动。相爱的夫妻，一
方没有作恶、却遭遇劫运。另一方不离不弃，践行着最初的誓言。
《简爱》
基于19世纪中出版的同名世界名著。原作是英国早期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从女性
的角度看爱情和社会。小说和电影在校园和社会上都很流行。男女主角在社会地
位、财富、和年纪等诸多方面相差悬殊，但他们在日常接触中真心相爱。女主角
虽然贫困、不漂亮，但坚信自己的灵魂与任何人的灵魂一样，都是上帝给的，都
是平等的。她为保持自尊，忍痛离开了男主角。后来世事变迁，男主角在大火中
失去健康与财富。但女主角感到了自己还是真心爱着男主角，于是回到男主角身
边，二人结合。
类似的对我们这代人影响较大的外国爱情电影还包括《罗马假日》、《茜茜公
主》、《巴黎圣母院》等。它们展示的爱情都简单、真心，故事情节也实在、可
信。并不是这些电影教育了我们爱情是什么，而是它们唤醒了我们内心本来就有
的、对爱情的天然向往。被提醒世界上有这样美好的爱情，我当然就不愿接受平
庸丑陋的恋爱，所有人都不应该接受。
B. 当代本土主流文艺人
那个年代活跃着一批本土文艺人，比如作家张贤亮、王朔，导演谢晋，导演和演
员张艺谋等。他们占据了主流文艺平台，在全国大学生里和我身边的同学之间也
很有影响。
《老井》
张艺谋做演员的成名作是《老井》。故事讲述了男主角和女同学相爱，却在家庭
压力下与没有爱情的寡妇结婚。他婚后冷落和背叛自己的妻子，偷偷与女同学再
续前情。电影里有很长的男女关系描写，但主题是男主角不顾危险，为村里成功
打出一口水井。把这部作品放在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发现，它实际是用爱情和
男女交欢的戏码吸引人们入场，然后对观众灌输集体主义教育的苏联式政治宣传
电影。它没有严肃地探讨爱情，其中关于男女关系的描写，也不体现勇敢、真
心、催人向上的爱情。
《牧马人》
张贤亮写作、谢晋导演的《牧马人》是1980年代初轰动全国的主弦律电影。讲
述右派男与逃荒女结成夫妻，在贫困的大西北相依为命。右派的父亲在美国发
财，回国寻找儿子一家，希望带他们去美国继承财产。儿子夫妻因为爱国，拒绝
父亲的邀请，回到大西北。
电影用帅哥和美女演绎劳改右派和逃荒的乞丐女，让头脑简单的观众觉得“很美
好”。但只要稍微想一想，一个被严酷迫害的右派和一个为活下来就献出身体的
乞丐女，在互相不认识、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结合，他们也许需要彼此，但谈
不上什么爱情。
我中学时看这部电影，曾与影院里的观众一样，被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感动。几年
后在交大时，我恰巧得知，当影片正在全国巡回放映时，导演谢晋在1983年把
自己唯一精神正常的儿子送到美国读书。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饰演逃荒女的
丛珊去了法国，不久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入了法国籍。谢晋和丛珊运气不如影片
中的主人公，没有在美国的富裕爸爸，就自己千方百计寻找海外关系出国。他们
却在作品中鼓动亿万中国大众，即使在国内受迫害半辈子、亲生父亲在美国、有
财产等着继承，也不要出国与父亲团圆。那一代文艺人的虚伪和谎言令人发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男主角是被长期关押
和迫害的政治劳改犯，每天面对饥饿与苦难。在39岁时偶然遇到也是劳改犯的女
主角，两人结婚。但男主角因为长期被迫害而有性功能障碍，于是女主角与他人
通奸。后来男主角恢复性功能，与女主角有了床第之欢。然后男主角冷酷地离开
女主角，投身政治运动。这个作品当年以大篇幅、无遮掩地谈论性而出名。但是
从探讨爱情的角度，男女主角只因为性需求而结合，后来又都背叛彼此，哪有什
么真心、美好的爱情？
这本小说是以作者自己的身世为原型。张贤亮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自述曾有过
朦胧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年轻时被打成右派，被马克思主义的政府
监禁十几年，强迫思想改造。他然后放弃原有的想法，转而写作、宣扬马克思主
义，获得宣传部门的认可和推崇，达到他人生与事业的巅峰。现在回头看，张贤
亮很年轻时就被打成右派，却从1960、70年代那么严酷的政治运动中生存下
来，并且后来迅速发达，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思想上彻底屈服，全心全意地
为宣传部门效力。如果坚持了自己的思想，他就可能是另一个林昭或张志新，早
已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他屈服但不彻底，他也最多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不可能
在文坛上出名。他的思想转变，是极端政治高压下的产物，并非是被智慧感召和
说服。读者可以可怜他曾受到的非人迫害，宽恕他的思想变节，但不能轻信他在
逼迫下宣扬的新主义。
这类作家和作品的共性
那个时代，拥有类似思想模式的出名作家和作品还有很多，例如贾平凹的《废
都》、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莫言写作、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等。那
一代成功的文艺人有类似的成长过程。他们都经历了1960、70年代中国的极端
贫困，都从残忍无情的政治炼狱中存活下来，都被宣传部门选中后登上事业和人
生的顶峰。所以他们都有为个人生存的非常斗志，都关注人在恶劣的物质和精神
环境下的生存本能，并且都在思想上彻底服从组织要求。他们都是那个“魔鬼训
练营”的优秀毕业生，所以都非常会说谎，说假话时毫无心理障碍。他们不但满
嘴谎言，而且满脑子谎言。不说谎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不会说话。他们最关键
的工作能力就是，把重要的谎话掺杂在其他次要的内容里，最大程度地打动观众
和读者，比如前面介绍的《牧马人》。
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叙述爱情时有明显的共性，比如都重笔墨描述男性在极端压抑
下的性饥渴，但很少涉猎爱情在精神上的升华。他们都试图给爱情赋予爱国主
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额外的政治目的。比如《红高粱》里的男女主角在一
起后，作者还要安排他们去伏击日本人，才算把故事推向高潮。《老井》里一男
二女的感情纠葛最吸引大众，但作品的重点却是成功挖井。这些作品里的定式，
体现了它们的创作者的个人成长经历，也反应了作品诞生时的国家政治氛围。
在日常语言里，人们出于礼貌，可以把任何双方情愿的男女关系都称为爱情，比
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男女主角之间的，完全出于性需求、相互利用的关
系。但是严格地讲，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张贤亮自己就写道，“爱情其实是文
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
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是最基本的情
欲”。他的这段话，文绉绉、遮遮掩掩，其实意思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什
么爱情？都是性欲”。这个总结不但描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男女主
角，也适用于那一代作家的其他主要作品；不但道出了他们创作背后的哲学，也
表露了他们自己内心对男女关系的根本理解。
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
上述这批文艺人都是男性，在作品里都从性饥渴的角度发现女人的重要，得到性
满足后就认为女人的重要性降低。自己的下一步、或者作品的下一步，就变成了
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政治事业。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体现了下乡知青和红卫兵
之中的风云人物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它原本来自19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随着毛泽东派系在党内的崛起，
进入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然后占领中国的官场，再居高临下，渗入中国社会的
每个角落。它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抛弃了“天理”的观念
和“信义廉耻”等道德准则。
这种流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价值取向很单一。它只推崇“权力”，不在乎道德、法
律、理念、感情，等等。在这类人眼里，世间万事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权力，都
可以用权力来标价，包括女人和爱情。任何声称高于权力的原则，在他们眼里都
是假的，只可用来骗别人，不可用来限制自己。他们认为，一个男人如果有了权
力，就理所当然地站在社会的高端，享受荣华富贵，包括占有更多的女人。相应
地，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权力，就活该呆在底层，忍饥挨饿，也没有女人。
在1980和90年代时髦的主流文艺人，年轻时大多数都下过乡，处在社会最底
层，体会过忍饥挨饿、没有女人的生活。由于体制的选择性提拔，后来成名的人
都有极端的进取心，属于按体制的要求，在制度内部爬升到顶层的少数人。所以
他们的内心早就认同了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并且他们的人生之路也体现了这种
价值观在中国的成功。他们创作的故事自然就反映出这样的价值观。他们的男主
角处在社会最底层时，得不到性满足。性就成了他向上追求的第一步。在他得到
女人后，第一步就完成了，他自然就去追求更高的权力。而在中国金字塔型的社
会里，最高最大的权力永远在国家政治里。这批文艺人的思想里都有一个权力的
标尺，政治代表高级权力，女人代表低级的权力。他们需要女人，但又看不起女
人。“爱情”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与女人有关、内涵模糊的名词而已。
国家主义
那一代成功的文艺人，几乎都是本能的国家主义者，就是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和国
家政治看得最神圣，是自己一辈子的最高追求，高过所有其他东西，当然也高过
爱情和女人。他们经常自称民族主义者，但那是不对的。“民族主义”指内部语
言、历史和习俗都统一的民族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这批人绝对不会同意中国的任
何一个民族，比如藏、维、蒙，有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力。所以他们不是民族主义
者。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以早就认同这个制度，推崇国家
主义。表现在作品里，他们的主人公的最高追求总是政治而非爱情；他们的故事
的最高潮也总是关于国家政治，而不是关于爱情。
C. 其他中文作家和作品
《人啊，人！》
戴厚英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她于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人啊，人！》，讲
述一女二男三个大学生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爱情纠葛故事。小说的视
角接近知识分子，远离主流的流氓无产阶级世界观，所以独树一帜，在1980年
代初的知识界较有影响。
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低年级大学生。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肤浅得让人
难以置信。从对人物的刻画到对历史的反思，都表面化，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
子极低的思想水平和可悲的精神状态。比如作者把女主角描述成完美的女神，年
轻时有一个表面完美的男朋友和一个后来的“真爱”。女神的应对办法竟然是为了
面子和前者结成夫妻，但心里一直想着后者。作者把那个“真爱”描写成英雄。他
被严酷迫害十几年，奋发图强，最后成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小说竟然把
这一点当作英雄的最高成就！作者和书中人物，与那个时代的千百万中国知识分
子一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却没有认识到正是马克思主义仇视自由的
思想，才造成了他们的人生悲剧。自己被非人地对待，却还要拼命赞美，这就是
戴厚英自相矛盾的思想境界！
小说声称要颂扬人性和爱情，但读后我觉得，作者自己都不懂什么是人性和爱
情。她就像一个未曾有过自由的奴隶在觊觎自由，却又坚称，维护奴隶主的权威
就是自由。主流评论说，这本小说揭示了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带来的人性的“扭曲
和变形”。我却觉得它本身就是这种扭曲和变形的具体表现。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我在大学时，当红的作家大都是下过乡的一代。更年轻的一代刚刚崭露头角，其
中王朔就是代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他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小说。故事
包含两个关联很小的部分。前一部分里，男主角靠敲诈勒索为生。女主角是个正
派的女大学生，死心塌地爱上男主角，却发现被男主角玩弄，于是自暴自弃，殉
情自杀。第二部分里，男主角出狱，爱上另一个女大学生。女大学生被其他人强
暴，男主角去为女大学生报仇打架，因此再次入狱。
这部小说当时受欢迎，因为它讲城市生活，讲大学生的故事，贴近年轻读者的生
活，不像其他时髦作家写几十年前的贫困农村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王朔是军队特
权大院里成长出来的霸道孩子，他的经历与思想与社会大众有距离。思想上，他
其实也信奉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玩世不恭，物化女人。他讲述的“爱情”，有一
些超越性欲的成分，比张贤亮一代有进步，但还是病态和不完整。
《围城》
记得在1980年代末，当时《围城》和钱钟书还不被一般读者熟知，大学同学间
就传阅这本书。我当时喜欢《围城》，主要因为它语言滑稽好笑。朋友们有时拿
出书中的只言片语，当段子互相分享。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很多好笑的语
句、还喜欢这本书。但几十年之间，《围城》和钱钟书逐渐被推上神坛，让我惊
讶。人到中年，我再回头审视《围城》，并不觉得《围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
人生、或爱情。在我思考自己人生和爱情的过程中，也从没有觉得从《围城》中
获得独到的启迪。它是一本好书，但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
《围城》写了很多“爱情”故事，包括男主角方鸿渐与鲍小姐的一夜情、与苏文纨
调情、追求唐晓芙、与孙柔嘉结婚等。书中对每一对关系的处理，都是脱口秀式
的描述，让读者觉得好笑，也很容易理解和记得。但书中并没有深入的分析和探
讨。比如方鸿渐真心喜欢唐晓芙，却与孙柔嘉结婚，是不是辜负了唐晓芙？是不
是欺骗了孙柔嘉？算不算背叛了自己的爱情？是不是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书中给
了一些方鸿渐这样做的技术性、事务性的解释，却没有回答上述这些根本问题。
有人会说，“方鸿渐就是一般人，我也是一般人，读方鸿渐让我觉得亲切”。我同
意这种亲切感让《围城》成为被大家喜爱的畅销书。就像琼瑶等的作品，只是描
述故事，而不帮助人更加深刻地了解、提升自己的书，即使畅销，也不算经典。
文坛对作家的评价经常很不公平。例如对比张恨水与钱钟书。前者的作品远比后
者多，受读者喜爱的程度至少类似。在文学造诣方面，张恨水的作品经常涵盖广
泛，从总理衙门到卖艺小贩，反应出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大背景，思想深刻、清
晰，视野恢弘，表述真切，远强过《围城》。张恨水的不足是，人物刻画有脸谱
化倾向，不够深刻。但钱钟书也类似，二者在这方面不分上下。两个人的语言也
都通俗易懂、被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但钱钟书被推崇为泰斗，而张恨水被贬低成
鸳鸯蝴蝶派。流行评论认为钱钟书是大家，而指责张恨水颓废。但我觉得张恨水
看社会和时代的眼光，比钱钟书要勇敢、大气得多。《围城》才是玩世不恭。
在爱情方面，张恨水在通俗易懂的表象下，包含着推崇男女平等、真心爱情高过
社会阶层、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等宗旨。比如《啼笑因缘》对三位女主角
的爱情与命运的深入揭示与对比。《围城》则缺少这种文字背后的精神，而只是
用俏皮话，轻描淡写地描述和调侃一遍方鸿渐的各个女朋友。这样的作品，即便
受到很多读者追捧，本质上也只是脱口秀的脚本。
D. 流行女作家及作品
我读本科时，就是1980年代后期，琼瑶的小说和相关的影视作品开始在同学中
流行。不但女同学喜欢，很多男同学也喜欢。之后不久，又有三毛和张爱玲被大
学生们发现、也开始流行。这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对于当时的校园爱情，有推波助
澜的作用。女作家的文字可能对女性读者有特别的帮助和影响力。我没有能力评
价这种作用，而只是从一个男读者的角度讨论她们的作品。
琼瑶
可能是出于商业考虑，琼瑶的故事强调气氛的浪漫、情节的离奇，但欠缺真实，
也缺少好作品必备的深刻思想。比如《庭院深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
模仿《简爱》。琼瑶在作品里也自嘲地说过，“一个疯妇，一个家庭教师，一个
瞎眼的男主角，完全就是《简爱》”。但《庭院深深》远没有《简爱》里的那种
深刻思想和感召力。
《简爱》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小说里女主角深爱男主角，但在交往过程中，
坚持自己作为女性的人格独立。其中有段经典的对白，发生在女主角发现男主角
有个相亲对象，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贫困的女主角决定主动离开富裕的男主
角。她说，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
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
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
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
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
此！”
这段话讲出了女主角的思想原则，一字一句都让人感到她在爱情和自尊之间的挣
扎。书中的男主角被这段话折服。当年的英国各界、以及世界各地的读者，也被
这段话打动。女主角在用全部的真诚对爱人说，“我们的灵魂平等，因为都属于
上帝”。这个思想点，就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基础。《简爱》把它有血有肉、有情
有理地讲出来，从而声援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力的努力，助力之后百年的女性主义
发展。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高度和这样的感人表达，使得《简爱》迅速成名，跻
身世界名著之列。
《庭院深深》把《简爱》的故事情节与背景搬到中国，但是没有《简爱》的思想
高度，也没有《简爱》那样感人肺腑的表达，所以就没有《简爱》那种对读者的
冲击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张爱玲
张爱玲对男女感情的观察细腻、文字精巧，让读者喜欢。但是严肃地看她的作
品，不难发现她的故事背后总有一些套路。在她的世界里，对女人有吸引力、值
得女人关注的男人，总是深谙社会，懂得与女人相处的技术，但缺乏明确而坚定
的爱情。比如《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于是在
张爱玲的故事里，聪明的女人的生活本质就是，在这些或随时别情他恋、或已经
在私下心有另属的男人们中间，聪明地看清自己的位置，高技巧地趋利避害，尽
最大可能保护自己肯定会被伤害的感情和利益。张爱玲的这种写作模式，和她自
己的感情经历很相像。看懂了她，就发现她本质上就是一个很聪明、但对这个世
界既失望又无奈、对男人根深蒂固地不信任的柔弱小女人。在她的作品和她的思
想里，找不到真心、勇敢的爱情。
三毛
三毛的作品充满着玫瑰色的浪漫，是用文字做的“精神糖果”，但对爱情内涵与本
质的揭示较少，很难为严肃的读者提供思想参考。另外，她自称故事真实，但后
来受到质疑。态度认真的读者，有理由怀疑她主要作品的可信性。我觉得在这三
个女作家中，她不如另外两位。
四 1990年代中期
我毕业后离开了上海，后来又在1990年代中期回到上海谋生。我曾迫不急待地
回到了久违的徐汇校园。也是一个美丽的傍晚，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我又来到
了记忆里的红太阳广场。一眼望去，大草坪上是一对对、密密麻麻的男女学生。
他们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亲热。路过的人很容易看到一些情侣做着苟且的动
作。这个画面一下子让我回想起大约十年前的外滩情人墙，也是一对接一对、挤
在一起的男女。1990年代中期的红太阳广场，装饰的样子比1980年代中期的外
滩好很多，但人群的气氛还是类似，弥漫着肉欲、缺少基本的体面、也缺少青年
之爱本应该有的浪漫和美感。那时我以为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帮助
提升社会青年的爱情品质。十年后我却发现，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恋爱没有升华，
反而降格到了社会一般水平，虽然在社会分工中，他们专职思想和精神的探索。
有一段时间我得到老同学的帮助，住在交大闵行校区。六四之后的很多年里，政
府对全国大学工作的最大要求，就是防范学潮再起。大学新生全面强制军训。在
课程和校园生活里，政治思想灌输变得无处不在，强度前所未有。所以那时的学
生，思想发展和精神面貌都受到影响，仿佛与之前的大学氛围隔绝，更像是高中
四、五年级的大孩子。为了把学生的注意力从国家政治上引开，校园恋爱不但全
面解禁，其实被暗中鼓励。我有一些留校的同学在各系做班主任或学生工作。记
得一次私下聚会时，他们中的一位提到，自己管的班级有8位女生、二十几位男
生，竟然在这个班级内部有7对恋人。他开玩笑地说，“这哪里是爱情，简直是配
种！”因为读书时谈恋爱被限制，我们这代大学生恋爱经验较少，但多数人内心
还是把爱情看得神圣，谈恋爱的目标是追求一生一世的灵魂伴侣。而1990年代
中期的大学生，有了恋爱自由，却好像集体性地看低爱情，觉得恋爱就是在学校
里找个伴儿，让自己不寂寞，日常生活更方便而已。
一天晚上，我坐最晚的交大班车从徐汇校区回闵行校区。乘客里大多是青年教师
和学生。汽车开动，大家开始昏昏欲睡，车里很安静。不久，从我前面的座位上
传来被压低的男女吵架声。男生的声音相对浑浊，但女孩的声音清脆，大概半个
车厢都能听见她的话。女孩娇嗔而蛮横、不依不饶地说着一件事，“刚才我生气
时，你没有哄我！”男孩不断地低声辩解、求饶，“我真的哄你了！我保证你下次
再生气，我哄得更早。”这两段话一遍一遍地重复。整个车程大约一个小时，他
们就这样吵了一个小时。我坐在他们后面，既觉得好笑，又不禁感慨。任何新的
自由都带给人新的责任，要求人在思想和修养上有相应的进步。新一代大学生有
了恋爱自由，但是对爱情的理解却没有相应的进步，所以他们的恋爱有时就会变
成这样的一地鸡毛蒜皮。
五 总结
记得几十年前我们在校园里观看发生在美国哈佛的《爱情故事》，身边的交大同
学们都被感动。直到今天，大家相聚时谈起它，还对电影中的爱情记忆犹新。
《美丽的黄手帕》的故事，来自一本美国小说，却被日本人搬到日本的环境里、
由日本人演绎，结果一样显得真实、贴切，一样感动了中国的观众。爱情不分国
界，不分种族，跨越时空。
年轻时，我自己、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都从心底里向往真心、勇敢、催人向上的
爱情。我相信那些在1980年代外滩情人墙边的男女们、那些1990年代在红太阳
广场大草坪上席地而坐的同学们、那对在校车上吵架的小恋人，也都向往真心、
勇敢、催人向上的爱情。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却很少看到这样的爱情。我和朋
友们也在那个时代的中文文艺作品中寻求思想的启迪，但我们都没有找到描述在
我们熟悉的环境里、真实、真心、鼓励人勇敢、催人向上的爱情故事。
我们同时代的人里，肯定有很多也像我和朋友们那样，憧憬真心、向上的爱情，
并在自己的生活中追求它。但是在这些人中，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得写出来的人太
少了。我也尽自己的努力寻找和实践美好的爱情。因为别人不写，所以我决定把
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包括顺境和逆境、愉快和压力、面对抉择时的想法和后果、
事后对自身和社会的总体反思等，都诚实地写出来，作为供人参考的例子、而不
是被人追随的榜样，希望以此帮助同样向往爱情的后来者。
一些题外话
回顾历史，目的总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历史。在写完《雪梅和我》和《爱情的简单
道理》后，我有幸与很多读者交流，惊讶地发现即使只比我晚几届的同学，比如
1990年代初期毕业的本科生，几乎都不清楚在大学里谈恋爱曾经被明令禁止。
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自己在大学时谈恋爱的自由是怎么来的。比我年长的师兄师姐
们，比如1980年代初的毕业生，则对大学的恋爱禁令记忆犹新，但经常不清楚
这个禁令是怎么解除的。即使很多亲历的人，比如我的很多同学，对这个具体过
程也不知就里、或视而不见。于是我就想把那段历史写出来，算是填补另外两篇
文章没有涵盖的方面，让这三篇文章成为一组、内容更完整。
三篇文章中，这篇回顾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以及恋人们要面对
的社会大环境。重点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雪梅和我》讲述我自己的爱情经历
与反思。《爱情的简单道理》探讨爱情的本质，以及怎样在精神和思想上追求爱
情。
有人说，中年人的成熟，就是要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而我一直是生
活在自己内心的人，觉得在自己和周围的人们之间仿佛有一道高墙，看不清自己
与别人到底在哪些想法上一样、在哪些想法上不一样。写作就是一种穿透这面高
墙的尝试，把自己的思想解释给别人，再听取别人的意思，让自己有机会了解他
们，同时也看清自己的相对位置。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简单、平常的人。但我总
是被惊讶，为什么我这样的人，思想上也会与主流人群相距如此远呢？
以对爱情的理解为例，近一两年来被读者劝说，看了一些现在时髦的国产爱情电
影，其中最好的两部是《匆匆那年》和《八十年代的爱情》。我能感觉到，这两
个故事的背后有创作者真实的经历与心得。但是好像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或不像
我那样在乎，即使在这两部最好的爱情电影里也没有真正的爱情。在我眼里，
《匆匆那年》里的男主角上了大学后就不再爱女主角了，《八十年代的爱情》里
的女主角从来没有真正爱上男主角。真正的爱情要两人都爱对方。
于是我开始回忆年轻时我和朋友们曾经共同阅读和讨论过的，我们那个年代的时
髦中文爱情/男女故事，比如《牧马人》、《围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这些作品曾经占据我们的头脑，影响我们的爱情观、人
生观、和世界观，但我觉得它们里面都没有真正的爱情。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真正的爱情，就不能跟随这些作品。如果向它们
学习，也必须带着批判地学习。我不确定我身边的朋友们是否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要把这些道理讲出来，和他们讨论、交流，既为他们做一件好事，也希望借
此进一步打破自己与别人的隔阂。
二零一九年三月 于美国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