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三联周刊：移民的理由# Returnee - 海归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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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nengneng (熊熊),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Re: 三联周刊：移民的理由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Oct 13 07:48:23 2011, 美东)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
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
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
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
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
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
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
，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
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
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
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
加拿大。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
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
更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
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
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她也有心情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
“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后
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
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大陆当做最重要的市
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
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我们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
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
标就是升职、涨薪水，时不时能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又有一家大企业给出多少
万的年薪。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
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
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
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
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
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
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车祸案’—
—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
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
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
，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
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
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
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
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
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
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
，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
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
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
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
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
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
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
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
。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
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
，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
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
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
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
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
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
：“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
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
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
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
，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
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
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
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
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
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
，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
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
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
，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
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
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
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
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
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
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
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
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
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
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
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
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
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
，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
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
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
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
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
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
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
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
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发信人: nengneng (熊熊),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Re: 三联周刊：移民的理由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Oct 13 07:48:23 2011, 美东)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
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
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
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
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
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
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
，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
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
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
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
加拿大。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
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
更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
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
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她也有心情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
“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后
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
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大陆当做最重要的市
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
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我们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
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
标就是升职、涨薪水，时不时能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又有一家大企业给出多少
万的年薪。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
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
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
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
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
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
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车祸案’—
—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
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
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
，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
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
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
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
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
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
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
，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
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
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
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
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
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
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
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
。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
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
，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
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
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
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
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
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
：“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
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
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
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
，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
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
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
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
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
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
，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
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
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
，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
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
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
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
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
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
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
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
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
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
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
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
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
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
，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
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
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
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
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
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
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
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
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