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三大红利”转换新拐点(张茉楠)#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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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中国为什么能长期持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
红利”，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黄金发展30年。首先是要素红利。过去30多年改革，劳
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
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
，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
高资本形成。
其次是改革的制度红利。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
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
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而最重要的还有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
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
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而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
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程度，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然而，在改革开放30年多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
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
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尤其是2008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之变更倒逼中国重新审视和调
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增长格局不断转换的新时期。
第一，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未来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
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
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式增长转变。
第二，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消费格局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
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由“中国储蓄、美国消费”到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
收敛。根据十八大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届时将可能释放64万亿的购买力，中国
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
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
球经济的重要原因，这也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
路。
不过，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今
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9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3.2万亿的外
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
的重大考验，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中国能否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
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十八大开启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道路，中国增长格局转换的新时期
正加速到来。中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国家盈利模式能否实现新的转
变将决定中国未来60年的发展道路。
红利”，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黄金发展30年。首先是要素红利。过去30多年改革，劳
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
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
，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
高资本形成。
其次是改革的制度红利。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
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
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而最重要的还有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
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
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而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
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程度，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然而，在改革开放30年多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
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
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尤其是2008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之变更倒逼中国重新审视和调
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增长格局不断转换的新时期。
第一，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未来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
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
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式增长转变。
第二，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消费格局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
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由“中国储蓄、美国消费”到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
收敛。根据十八大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届时将可能释放64万亿的购买力，中国
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
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
球经济的重要原因，这也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
路。
不过，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今
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9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3.2万亿的外
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
的重大考验，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中国能否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
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十八大开启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道路，中国增长格局转换的新时期
正加速到来。中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国家盈利模式能否实现新的转
变将决定中国未来60年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