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够管控好经济放缓#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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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 迈克尔•佩蒂斯
在北京方面宣布最新的“微刺激”之际，人们也应当搞清楚一点：中国经济增长距离触
底还很远。未来几年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将放缓至远低于目前所预期的6%至7%
的水平。尽管多数分析师相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肯定会引发社会不安定，但
他们也许正在关注错误的数字。
简单的逻辑显示，中国若想一方面推动经济再平衡、减少对出口以及由债务助推的投资
的过度依赖（这种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保持当前的GDP增速，是近乎不可能
的。想一想“再平衡”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吧。目前家庭消费占GDP的35%，这一比例之低
令人震惊，它仅略高于全球平均值的一半。
若要策动一场再平衡、使消费的占比在未来10年提高至50%（那仍将意味着中国是世界
上消费占比最低的大型经济体），年度消费增幅就必须比GDP增幅高出近4个百分点。因
此，6%或7%的GDP年均增幅意味着，中国必须在10年期间达到近10%至11%的年均消费增
幅，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
从以往经历看，中国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增长都比现在迅猛得
多），也达不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在中国乃至全球形势都低迷很多的当下，要让中国
实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是近乎不可能的。
消费占比偏低主要是政策的产物，这些政策系统化地将资源从家庭部门转移到别处，以
补贴快速增长。这种做法压低了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中国的这个比重在50%上
下，在世界上属于有史以来最低的。不提高家庭收入，就不存在提高家庭消费的可持续
方式。
这似乎表明，要实现10%至11%的消费增长，家庭收入也要有相似的增长。原则上，中国
可通过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大幅上调银行存款利率来做到这一点。但由于低工资和廉
价资本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内容，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和存款利率来实现经济再平衡，
将导致增长崩溃。只有让债务持续飙升，才能使家庭收入增长得足够快，进而一方面保
持较高的GDP增长，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再平衡，当然，这种做法最终是会引发自我毁灭
的。
这就是为什么GDP增幅必须进一步下降。但在连续多年实现高于10%的GDP年度增幅之后
，若GDP增幅跌破6%至7%的水平，似乎会与中国老百姓日益高涨的期待发生冲突。较慢
的增长会引发社会不安定甚至政治风波吗？不一定。
要让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再平衡、在保持社会安定的情况下转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
模式，真正重要的增长率——正如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的——是家庭收入中
值的增长率。与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老百姓并不关心自己的那一份GDP。他们关
心的是自己的收入。
最近几十年来，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7%。要确保社会稳定，实际可支配
收入应当继续以这个增速或接近该水平的增速增长。但是，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增长达
到6%至7%意味着，如果中国要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GDP就必须“仅仅”增长3%至4%。
这个低得多的GDP增幅至少意味着投资增长要近乎为零。
换句话说，中国的GDP不需要每年增长7%或者6%才能保持社会稳定。那是一个应当摒弃
的神话。就社会稳定而言，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继续以他们习以为常的速度提高生活水
平，同时中国调整其经济结构的方式能够使其控制信贷泡沫。
如果家庭收入能够每年增长6%至7%，10至12年后收入将翻倍，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
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目标相符。此外，如果中国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能使经济
摆脱对信贷的依赖，那将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尽管这难免意味着，GDP要以远低于
我们所习惯的增速增长。
这并非易事。降低投资和GDP增长，几乎肯定将给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带来压力，除非
通过从国有部门向家庭部门的显著资源转移来加以抵消。这种做法将遭到从强大的国有
部门获益匪浅的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但我看不出中国还有多少别的选择。的确，不这
么做的话，再平衡这道算术题是谁也解不开的。
在北京方面宣布最新的“微刺激”之际，人们也应当搞清楚一点：中国经济增长距离触
底还很远。未来几年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将放缓至远低于目前所预期的6%至7%
的水平。尽管多数分析师相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肯定会引发社会不安定，但
他们也许正在关注错误的数字。
简单的逻辑显示，中国若想一方面推动经济再平衡、减少对出口以及由债务助推的投资
的过度依赖（这种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保持当前的GDP增速，是近乎不可能
的。想一想“再平衡”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吧。目前家庭消费占GDP的35%，这一比例之低
令人震惊，它仅略高于全球平均值的一半。
若要策动一场再平衡、使消费的占比在未来10年提高至50%（那仍将意味着中国是世界
上消费占比最低的大型经济体），年度消费增幅就必须比GDP增幅高出近4个百分点。因
此，6%或7%的GDP年均增幅意味着，中国必须在10年期间达到近10%至11%的年均消费增
幅，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
从以往经历看，中国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增长都比现在迅猛得
多），也达不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在中国乃至全球形势都低迷很多的当下，要让中国
实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是近乎不可能的。
消费占比偏低主要是政策的产物，这些政策系统化地将资源从家庭部门转移到别处，以
补贴快速增长。这种做法压低了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中国的这个比重在50%上
下，在世界上属于有史以来最低的。不提高家庭收入，就不存在提高家庭消费的可持续
方式。
这似乎表明，要实现10%至11%的消费增长，家庭收入也要有相似的增长。原则上，中国
可通过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大幅上调银行存款利率来做到这一点。但由于低工资和廉
价资本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内容，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和存款利率来实现经济再平衡，
将导致增长崩溃。只有让债务持续飙升，才能使家庭收入增长得足够快，进而一方面保
持较高的GDP增长，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再平衡，当然，这种做法最终是会引发自我毁灭
的。
这就是为什么GDP增幅必须进一步下降。但在连续多年实现高于10%的GDP年度增幅之后
，若GDP增幅跌破6%至7%的水平，似乎会与中国老百姓日益高涨的期待发生冲突。较慢
的增长会引发社会不安定甚至政治风波吗？不一定。
要让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再平衡、在保持社会安定的情况下转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
模式，真正重要的增长率——正如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的——是家庭收入中
值的增长率。与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老百姓并不关心自己的那一份GDP。他们关
心的是自己的收入。
最近几十年来，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7%。要确保社会稳定，实际可支配
收入应当继续以这个增速或接近该水平的增速增长。但是，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增长达
到6%至7%意味着，如果中国要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GDP就必须“仅仅”增长3%至4%。
这个低得多的GDP增幅至少意味着投资增长要近乎为零。
换句话说，中国的GDP不需要每年增长7%或者6%才能保持社会稳定。那是一个应当摒弃
的神话。就社会稳定而言，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继续以他们习以为常的速度提高生活水
平，同时中国调整其经济结构的方式能够使其控制信贷泡沫。
如果家庭收入能够每年增长6%至7%，10至12年后收入将翻倍，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
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目标相符。此外，如果中国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能使经济
摆脱对信贷的依赖，那将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尽管这难免意味着，GDP要以远低于
我们所习惯的增速增长。
这并非易事。降低投资和GDP增长，几乎肯定将给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带来压力，除非
通过从国有部门向家庭部门的显著资源转移来加以抵消。这种做法将遭到从强大的国有
部门获益匪浅的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但我看不出中国还有多少别的选择。的确，不这
么做的话，再平衡这道算术题是谁也解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