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从国外回来的日子(zz)# Returnee - 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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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自己当年也像涂博士一样，头脑一热，毅然拒绝了法国导师的挽留，不管不顾地回到了
祖国，回到了家乡。当时，我也是认为自己可以被聘为副教授，甚至在听到好几个评委
问我是不是来申请教授的。不过，很快我就体会到了涂博士所说的现实——“残酷、无
情”了，按照北医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讲师的工资只有1000多块，生活很艰苦。不
过，北医并非“无信”，陈老师和系领导也对我很关心。尽管，生活艰苦，最囧的时候
，一家3代5口人，睡在一套很小的二居室里，但是我经受住了考验，过来了，终于等到
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那么短）。2003年1月，陈老师送我到香港进行
肿瘤疫苗的合作研究，可是一到那里，就遇到了非典，我终于有了机会为国出力，于是
不顾个人的安危，冲到了SARS研究的第一线。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先后出
入淘大花园、玛丽医院、北大医院和302医院等地方，追逐着SARS的身影，常常做实验
到深夜。当时，我进行研究没有任何的防护。终于，我和陈老师、香港科技大学的谢雍
教授以及北大医院的徐国宾教授一起，率先发现了人体存在着抗SARS病毒的特异性CTL
应答，并首先发表了识别的表位。该成果不仅获得了国际的认可，被邀请在IUIS的国际
学术大会上进行口头报告，而且被美国传染病与过敏疾病研究所借鉴成为评估SARS疫苗
效果的指标之一。不过，我当时还是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评价科学工作的真谛，只认为
取得成果就够了，随便找个杂志发表就可以了。其实，这很傻，很天真，以至于现在我
的学生都能理解的SCI分数，在当时我的眼里只是“愚弄中国人的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SCI)”而已。我们取得SARS的研究成功以后，很多SCI收录的杂志都邀
请我写有关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成果以及SARS的进展决定了，我们发表的论
文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也没有继续发表下去，因为没必要浪费社会的资源和大家的时
间。当然，SARS研究的成果，已经足够让我当上了副教授。今天，虽然我明白，SCI分
数是我国评价科学成果的唯一标准，我仍然为我当初的决定自豪，我不会成为SCI的奴
隶，靠SCI分数获得教授，甚至院士的科学家，是否也是一种“高分低能”呢？我不知
道。我只知道，我们的这些“高分”科学家被SARS吓破了胆，现在连再普通不过的H1N1
流感都不能勇往直前，站在追逐瘟疫研究的前列，造成了国家的巨大损失和人民的心理
恐慌。。。。。。
有太多的感慨想说，又好像不合时宜，不说了。我为涂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是唯一
的失败者。严格的讲，他不是失败者，他敢于抗争，我们应该都记住他的名字。我为涂
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懂，回国前与接收单位谈判是多么重要的事，我知道，在我之前和
之后，都有从国外回来的人直接当了教授和副教授，享受了很好的待遇，也有人和我一
样享受着低级的待遇。浙江大学也说了，他们有房有待遇，但是给“大师”（希望不是
李洪志那样的）的。我想，这指的就是深谙谈判之道的大师们了。我为涂博士而惋惜，
他并不懂，现在我们的大学和国家，需要的是SCI分数，而不是科学家本人。现在，不
是刚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国家更需要科学家而不是分数，所以钱学森可以成为大师，
而现在的大师其实就是高分的人而已。
所以，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失败者，我坚持追求着科学研究的真理，无所谓SCI的分
数，这是我的人生原则，无法抛弃。但是，我又羡慕那些高分人才的待遇，这是我人生
的需要。有时候，我也曾经想过想涂博士一样去抗争命运的安排，可是我又无法面对妻
子和女儿的失望。所以，我懦弱地活着，只能在内心深处呐喊，在涂博士他们抗争的时
候，发一些兔死狐悲般的哀叹。
祖国，回到了家乡。当时，我也是认为自己可以被聘为副教授，甚至在听到好几个评委
问我是不是来申请教授的。不过，很快我就体会到了涂博士所说的现实——“残酷、无
情”了，按照北医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讲师的工资只有1000多块，生活很艰苦。不
过，北医并非“无信”，陈老师和系领导也对我很关心。尽管，生活艰苦，最囧的时候
，一家3代5口人，睡在一套很小的二居室里，但是我经受住了考验，过来了，终于等到
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那么短）。2003年1月，陈老师送我到香港进行
肿瘤疫苗的合作研究，可是一到那里，就遇到了非典，我终于有了机会为国出力，于是
不顾个人的安危，冲到了SARS研究的第一线。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先后出
入淘大花园、玛丽医院、北大医院和302医院等地方，追逐着SARS的身影，常常做实验
到深夜。当时，我进行研究没有任何的防护。终于，我和陈老师、香港科技大学的谢雍
教授以及北大医院的徐国宾教授一起，率先发现了人体存在着抗SARS病毒的特异性CTL
应答，并首先发表了识别的表位。该成果不仅获得了国际的认可，被邀请在IUIS的国际
学术大会上进行口头报告，而且被美国传染病与过敏疾病研究所借鉴成为评估SARS疫苗
效果的指标之一。不过，我当时还是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评价科学工作的真谛，只认为
取得成果就够了，随便找个杂志发表就可以了。其实，这很傻，很天真，以至于现在我
的学生都能理解的SCI分数，在当时我的眼里只是“愚弄中国人的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SCI)”而已。我们取得SARS的研究成功以后，很多SCI收录的杂志都邀
请我写有关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成果以及SARS的进展决定了，我们发表的论
文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也没有继续发表下去，因为没必要浪费社会的资源和大家的时
间。当然，SARS研究的成果，已经足够让我当上了副教授。今天，虽然我明白，SCI分
数是我国评价科学成果的唯一标准，我仍然为我当初的决定自豪，我不会成为SCI的奴
隶，靠SCI分数获得教授，甚至院士的科学家，是否也是一种“高分低能”呢？我不知
道。我只知道，我们的这些“高分”科学家被SARS吓破了胆，现在连再普通不过的H1N1
流感都不能勇往直前，站在追逐瘟疫研究的前列，造成了国家的巨大损失和人民的心理
恐慌。。。。。。
有太多的感慨想说，又好像不合时宜，不说了。我为涂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是唯一
的失败者。严格的讲，他不是失败者，他敢于抗争，我们应该都记住他的名字。我为涂
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懂，回国前与接收单位谈判是多么重要的事，我知道，在我之前和
之后，都有从国外回来的人直接当了教授和副教授，享受了很好的待遇，也有人和我一
样享受着低级的待遇。浙江大学也说了，他们有房有待遇，但是给“大师”（希望不是
李洪志那样的）的。我想，这指的就是深谙谈判之道的大师们了。我为涂博士而惋惜，
他并不懂，现在我们的大学和国家，需要的是SCI分数，而不是科学家本人。现在，不
是刚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国家更需要科学家而不是分数，所以钱学森可以成为大师，
而现在的大师其实就是高分的人而已。
所以，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失败者，我坚持追求着科学研究的真理，无所谓SCI的分
数，这是我的人生原则，无法抛弃。但是，我又羡慕那些高分人才的待遇，这是我人生
的需要。有时候，我也曾经想过想涂博士一样去抗争命运的安排，可是我又无法面对妻
子和女儿的失望。所以，我懦弱地活着，只能在内心深处呐喊，在涂博士他们抗争的时
候，发一些兔死狐悲般的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