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国人的人格缺陷综合症#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c*d
1 楼
这些年，我经常来香港，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重点是看那些时事政治观
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
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
国的未来。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
上拥有，在现实生活中就没了； 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就发现买不起
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
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结石婴儿，那些校车事故、动车事故，食品安全
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那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为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监狱
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
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他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
个原因，那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也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经常来香港，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重点是看那些时事政治观
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
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些人格中的第一种我称
之为“麻木人格”。民众被剥夺了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点也常认为是政府
恩赐的，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
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
久而久之，很少人会去思考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抢了，就饿了；被人打了，就忍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着；老婆被捉
去流产，那就哭着。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打
酱油，闭着嘴做俯卧撑，连死都是闭着嘴死，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
我们知道，如果你单独面对的是一个流氓，你惹不起还能躲。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流
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对自己的麻木也
往往是对他人的残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的同情心
指数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无
一肯施予援手。其实这十八个人不仅只代表他们这十八个人，更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个极度不善良的群体。他们可以怒斥身边的乞丐，也可以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
于自己的亲人的困难也极少给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不幸他就在
旁边冷冷地嘲讽，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杀的时候，这种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
，他要出名”。
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画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
感谢命运，说“嘿，该是我的就是我的”，没争过来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说“早知没
什么用，你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说“活该，让你
折腾。”
我们知道，大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叫《1984》。在《
1984》中，男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亚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
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草地上，等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之后，温斯顿对茱
利亚说，“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茱莉亚说，“完全明
白”，温斯顿接着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他妈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个人都
腐败透顶”，茱莉亚回答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我们可以把这个
看做是中国大陆人格的晚期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会对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怀疑，
甚至痛恨。他们会对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极大地怀疑和仇恨。到了这
个阶段，他们就不再麻木，相反，变得极为愤怒， 而且还会极为暴戾，一点点小事都
会引起他的万丈怒火，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而更为残忍的是，他报复
的对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体。
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作比方，我说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
胡，又打不过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吴妈，连吴妈也打不
过，就只能去打幼儿园的孩子。其实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
儿园的屠童案就是一个明证。
我讲的第二种人格，可以称之为“事实接受障碍”，因为长期的蒙蔽，必然会降低整个
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人们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
谎言辩驳。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腐败没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在天
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馆，有各地的游客排着队络绎不绝地排着队去瞻仰膜拜他的遗
体。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出租车、私家车中，有不少司机会把毛泽东的照
片像神像一样挂在车前，祈求他的保佑与庇护。
在两个月之前，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辩论的发起
者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社长林治波，他认为在中国1959年到1962年的那场大饥荒压根
就没发生过。而就是这个恶意的编造，这场辩论持续了大概半个多月，最保守的估计，
有几万人参与了这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你可以很惊讶于其中的观点和分歧，有那么
多人就认为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小撮坏人别有用心地编造；还有些人会认
为饥荒确实发生过，但是是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范围之内，绝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有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
，万人坑在哪里？有人会问，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见报纸和电视报道过，有人
会问，既然中国曾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实行计划生育，另外有一些人
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有人会实际证明，我的家乡虽然
也很贫穷，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还被饿死的。这些质问的固然是很荒谬，但是最荒谬的还
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既然他们没饭吃，为什么还不吃肉。
第三种人格可以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
代，只有两个时代，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
终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现在的奴隶大多认为自己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
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
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为被他们视为天敌。他们往往会自认为是爱国
者，一切事情都必须是跟爱国这两个字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他们学习是为了国家，他们
工作是为了国家，他们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他们保护视力也是为了国家，甚至连衣食
住行跟性爱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常常都是
政府利益，党派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有许多人都随时准备捐
躯。
在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或黄岩岛事件的领土争端中，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会说“如果
要去死的话，我愿意去死”。其实事情还没那么严重，在正常的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
斗士不错的词，但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
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得乖张暴戾，成为所谓的“暴徒人格”。
在这些暴徒看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任
何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人，那就是耻辱，
相反，如果一个中国男人找了一个外国女人而如果是外国妓女那就是最好，他们就认为
这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只一次听这些爱国愤青们描述他们的理想，说“发财之后必去
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到
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
这些人会公开鼓吹战争，会经常叫囔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
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会要打你”。甚至有人会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
运送原子弹，然后运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内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
入几个字“原子弹炸东京”，看看会出来多少结果，同上述的话语和表现中，你们很容
易就听到残忍的意味。
在本质意义上，现在的这群爱国愤青跟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是一个团体，没有本质的区
别：他们同样的盲目，也同样的愤怒，有着残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极不稳定。在任何
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倾向都应该被视为危险的事物，但是在中国大陆，政府长期纵容
和玩弄他们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有几个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这群人为主体
，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如果条件时机成熟，这团火焰足以摧毁一切。
第四种我称之为“委屈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
生活。在这里，法律常常形同虚设，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几乎
没有什么界限。几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言行。不查，个个都
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其实不仅仅适用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
以一家小店的惨淡经营当中，有许多部门和机构都会对它发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税务
、消防、治安、卫生防疫，任何一种权利都有可能让它关门，任何一次代办都有可能面
临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的驱使之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
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利益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
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移财产，甚至是拼命
地挥霍，感觉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谚语，“被大火烧掉的明天”。
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本来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我们在这中国内地坐飞机，常常会有这样
一种感觉。在飞机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飞机还没有停稳，立即就有人站起来
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开车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
会有其他车辆不顾死活地挤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队，就总是有人走捷径，钻孔当，破坏
规则。
这种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之间很少会有彼此信任、彻底敞开心怀
的情况，按常常的情况是，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
，在很多时候都是个神话，更多的情况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甚至是一人有难，谁
都不管。
以上种种人格其中有个人素质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性教
育，党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最
重要的属性，人。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
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
白。
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几十年前，
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这中间有无数的灾难，也有无数的痛苦，糟蹋了无数人
的青春，甚至是毁了无数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辩护
，在给那些吃苦的人辩护，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
过一本小说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那些
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做辩护，找理由，甚至他们会为自己所
受到的损害而欢呼和鼓掌。在大陆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讲得就是知
青生活，这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很多人都会唱。
在中国大陆，“牺牲”也常常被作为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牺牲的本意其
实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
多英雄事迹都是在号召人们牺牲。公厕木桶的漏水了，怎么办？把自己它捞起来；大队
的牛羊在风雪里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去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谬。
我没有找最近的图片，这是一张过去的图片，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你号召别人不怕死是
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
从未停止，它的遗毒也从未真正地肃清，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的耳边，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学习。他在去年
创造了一个”三妈“文体，所以，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
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你去大义灭亲，你
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话说出来。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代中国大陆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要求人们去奉献。几乎每一位
贪官在落马、东窗事发之前，都曾经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也就越厉害。其
实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你的奉献，往往就是他的掠夺。一家公司，如果号召他的员工无私奉献，其潜台词就是
，你多吃点苦，多干点活，我少给你一点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号，召它的人民
去无私奉献，其实无异于赤裸裸地公开掠夺。
有人会问，难道一个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的是，一个社会固然需要那种甘于
付出，见义勇为的行为， 但同时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两者有先后关系
，即限定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怎么奉献，无自由也不奉献。
在报纸上、电视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人住上了早就该住上的救济房，
或者是领到了早就该领到的救济金、抚恤金，于是就眼含热泪说“感谢政府”。我们没
有理由去批评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只应该去谴责那些坦然无愧去接受这些感谢的话的人
。你的纳税人活得这样艰难，你的纳税人活得连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
感谢？
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的光荣的永不犯错的组织，他的权力应该是我们分给
他的，他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保安员或者清洁工，
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我们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师
那样含着热泪感谢他们吗？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我不是要歧视清洁工，但还是想说
，如果有一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地去爱他，你就
应该这么说，“我可以骂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应该这么说，“什么爱不爱的，
先把地扫干净再说”。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马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 政府也不过是一
种必要的饿，而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饿。我们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
分钱，都是从我们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要时刻查他们的账。如果清洁工买一把扫把
要花几万块，那就应该说他是贪污，如果清洁工，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用你
的钱，那就应该说他是腐败，如果有清洁工， 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几万
块一瓶的茅台，抽几百元的香烟，那其实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这样去想，换做是你会
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有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只有万能
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
，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事实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劳，或者说是他放
弃管制的功劳。三十年代的历史证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表现出勃勃的生机。比
如说家电行业，放弃了对家电的管制之后，在几年之内，中国的家电行业就能跟世界其
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几乎还取得了优势。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多都一派
死气沉沉。
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剧这
么难看？因为电视剧管制；为什么当代中国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文化审
查。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当代中国的足球，尤其是男足这么臭？原因很简单，因为有
一个足协。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
的。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听取批评意见， 即使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做出谦虚的样子；
而不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只喜欢歌功颂德，甚至有时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
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之下，负面新闻往往都会被屏蔽、遮掩。
事实上，我觉得负面新闻本身就有问题，把那些坏事说出来，这本身就并不是坏事，把
那些不良的习俗、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
争相效仿。
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得更多。看三十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有用知识
，而“小悦悦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因为的。在这里，我要说，
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困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与红火
，也要爱国家的创伤和疤痕，要爱那些苦难的日子、悲惨的日子，以及苦难和悲惨的日
子。
刚才提到的乔治·奥威尔，还曾经参加过1938年的西班牙战争。他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
，有一天早上，他端着枪，在自己的阵营里，从敌方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光着上身，
两手提着裤子小便，奥威尔本来可以一枪将他射杀，但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事后
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你见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
的人，你怎么忍心抠着扳机？”这就是奥威尔很有名的反问，这也是我认为人类区别于
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
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们负有职责， 但是还
是能偶尔想起奥威尔这个反问，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也会有所要求，但是还是请你珍
惜，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正在匡扶正
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
，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良心、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
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嫉恨于你。你所
做的不过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
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怀中。
在江苏扬州监狱曾经有过一处真实的惨剧。有一个狱卒无辜地殴打某一个犯人，犯人们
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这位犯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他偷偷对这个狱卒说，
你平时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当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当你是为了国家，但现在你
无缘无故地打我，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间的私事，我现在不敢还手，但是
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大约两三年之后，这个犯人出狱了， 又过了几
天，那个狱警的孩子，被吊死在这个监狱的门口。我也同样痛恨这样的暴戾，但是这样
来说，每位体制中人，为体制工作的人，都应该在其中吸取教训。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
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一个猛兽横行的世界， 即使你权倾一时，也不会拥有绝对的
长久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被
拦截的就是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些被拦截的上访者中， 不仅有贫民，也有官员
，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还有很高级的官员，有的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
答曰：如秋水长天。
在我想来，所谓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现代公民；而慈悲和清凉，指的就
是我们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会问，良心多少钱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说这些东
西，真的没什么用，但它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
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很多时候都会显得不够精明。
但越是狂热的年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尊
严和体面。我们活在一个腾图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
臭味。我们的心本应该如秋水长天，但长期放在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而且还
是极为脆弱。
在中国大陆，我们去邮寄易碎物品的时候，服务人员会在外面印一个红色的红杯子印记
。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这样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
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他如此珍贵，却有如此脆弱，应该时时拂拭，勿
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净。
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
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
国的未来。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
上拥有，在现实生活中就没了； 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就发现买不起
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
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结石婴儿，那些校车事故、动车事故，食品安全
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那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为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监狱
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
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他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
个原因，那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也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经常来香港，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重点是看那些时事政治观
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
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些人格中的第一种我称
之为“麻木人格”。民众被剥夺了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点也常认为是政府
恩赐的，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
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
久而久之，很少人会去思考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抢了，就饿了；被人打了，就忍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着；老婆被捉
去流产，那就哭着。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打
酱油，闭着嘴做俯卧撑，连死都是闭着嘴死，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
我们知道，如果你单独面对的是一个流氓，你惹不起还能躲。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流
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对自己的麻木也
往往是对他人的残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的同情心
指数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无
一肯施予援手。其实这十八个人不仅只代表他们这十八个人，更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个极度不善良的群体。他们可以怒斥身边的乞丐，也可以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
于自己的亲人的困难也极少给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不幸他就在
旁边冷冷地嘲讽，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杀的时候，这种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
，他要出名”。
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画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
感谢命运，说“嘿，该是我的就是我的”，没争过来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说“早知没
什么用，你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说“活该，让你
折腾。”
我们知道，大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叫《1984》。在《
1984》中，男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亚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
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草地上，等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之后，温斯顿对茱
利亚说，“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茱莉亚说，“完全明
白”，温斯顿接着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他妈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个人都
腐败透顶”，茱莉亚回答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我们可以把这个
看做是中国大陆人格的晚期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会对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怀疑，
甚至痛恨。他们会对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极大地怀疑和仇恨。到了这
个阶段，他们就不再麻木，相反，变得极为愤怒， 而且还会极为暴戾，一点点小事都
会引起他的万丈怒火，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而更为残忍的是，他报复
的对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体。
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作比方，我说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
胡，又打不过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吴妈，连吴妈也打不
过，就只能去打幼儿园的孩子。其实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
儿园的屠童案就是一个明证。
我讲的第二种人格，可以称之为“事实接受障碍”，因为长期的蒙蔽，必然会降低整个
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人们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
谎言辩驳。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腐败没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在天
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馆，有各地的游客排着队络绎不绝地排着队去瞻仰膜拜他的遗
体。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出租车、私家车中，有不少司机会把毛泽东的照
片像神像一样挂在车前，祈求他的保佑与庇护。
在两个月之前，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辩论的发起
者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社长林治波，他认为在中国1959年到1962年的那场大饥荒压根
就没发生过。而就是这个恶意的编造，这场辩论持续了大概半个多月，最保守的估计，
有几万人参与了这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你可以很惊讶于其中的观点和分歧，有那么
多人就认为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小撮坏人别有用心地编造；还有些人会认
为饥荒确实发生过，但是是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范围之内，绝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有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
，万人坑在哪里？有人会问，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见报纸和电视报道过，有人
会问，既然中国曾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实行计划生育，另外有一些人
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有人会实际证明，我的家乡虽然
也很贫穷，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还被饿死的。这些质问的固然是很荒谬，但是最荒谬的还
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既然他们没饭吃，为什么还不吃肉。
第三种人格可以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
代，只有两个时代，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
终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现在的奴隶大多认为自己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
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
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为被他们视为天敌。他们往往会自认为是爱国
者，一切事情都必须是跟爱国这两个字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他们学习是为了国家，他们
工作是为了国家，他们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他们保护视力也是为了国家，甚至连衣食
住行跟性爱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常常都是
政府利益，党派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有许多人都随时准备捐
躯。
在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或黄岩岛事件的领土争端中，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会说“如果
要去死的话，我愿意去死”。其实事情还没那么严重，在正常的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
斗士不错的词，但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
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得乖张暴戾，成为所谓的“暴徒人格”。
在这些暴徒看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任
何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人，那就是耻辱，
相反，如果一个中国男人找了一个外国女人而如果是外国妓女那就是最好，他们就认为
这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只一次听这些爱国愤青们描述他们的理想，说“发财之后必去
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到
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
这些人会公开鼓吹战争，会经常叫囔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
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会要打你”。甚至有人会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
运送原子弹，然后运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内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
入几个字“原子弹炸东京”，看看会出来多少结果，同上述的话语和表现中，你们很容
易就听到残忍的意味。
在本质意义上，现在的这群爱国愤青跟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是一个团体，没有本质的区
别：他们同样的盲目，也同样的愤怒，有着残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极不稳定。在任何
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倾向都应该被视为危险的事物，但是在中国大陆，政府长期纵容
和玩弄他们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有几个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这群人为主体
，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如果条件时机成熟，这团火焰足以摧毁一切。
第四种我称之为“委屈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
生活。在这里，法律常常形同虚设，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几乎
没有什么界限。几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言行。不查，个个都
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其实不仅仅适用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
以一家小店的惨淡经营当中，有许多部门和机构都会对它发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税务
、消防、治安、卫生防疫，任何一种权利都有可能让它关门，任何一次代办都有可能面
临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的驱使之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
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利益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
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移财产，甚至是拼命
地挥霍，感觉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谚语，“被大火烧掉的明天”。
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本来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我们在这中国内地坐飞机，常常会有这样
一种感觉。在飞机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飞机还没有停稳，立即就有人站起来
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开车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
会有其他车辆不顾死活地挤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队，就总是有人走捷径，钻孔当，破坏
规则。
这种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之间很少会有彼此信任、彻底敞开心怀
的情况，按常常的情况是，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
，在很多时候都是个神话，更多的情况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甚至是一人有难，谁
都不管。
以上种种人格其中有个人素质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性教
育，党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最
重要的属性，人。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
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
白。
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几十年前，
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这中间有无数的灾难，也有无数的痛苦，糟蹋了无数人
的青春，甚至是毁了无数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辩护
，在给那些吃苦的人辩护，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
过一本小说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那些
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做辩护，找理由，甚至他们会为自己所
受到的损害而欢呼和鼓掌。在大陆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讲得就是知
青生活，这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很多人都会唱。
在中国大陆，“牺牲”也常常被作为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牺牲的本意其
实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
多英雄事迹都是在号召人们牺牲。公厕木桶的漏水了，怎么办？把自己它捞起来；大队
的牛羊在风雪里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去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谬。
我没有找最近的图片，这是一张过去的图片，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你号召别人不怕死是
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
从未停止，它的遗毒也从未真正地肃清，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的耳边，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学习。他在去年
创造了一个”三妈“文体，所以，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
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你去大义灭亲，你
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话说出来。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代中国大陆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要求人们去奉献。几乎每一位
贪官在落马、东窗事发之前，都曾经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也就越厉害。其
实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你的奉献，往往就是他的掠夺。一家公司，如果号召他的员工无私奉献，其潜台词就是
，你多吃点苦，多干点活，我少给你一点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号，召它的人民
去无私奉献，其实无异于赤裸裸地公开掠夺。
有人会问，难道一个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的是，一个社会固然需要那种甘于
付出，见义勇为的行为， 但同时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两者有先后关系
，即限定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怎么奉献，无自由也不奉献。
在报纸上、电视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人住上了早就该住上的救济房，
或者是领到了早就该领到的救济金、抚恤金，于是就眼含热泪说“感谢政府”。我们没
有理由去批评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只应该去谴责那些坦然无愧去接受这些感谢的话的人
。你的纳税人活得这样艰难，你的纳税人活得连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
感谢？
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的光荣的永不犯错的组织，他的权力应该是我们分给
他的，他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保安员或者清洁工，
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我们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师
那样含着热泪感谢他们吗？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我不是要歧视清洁工，但还是想说
，如果有一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地去爱他，你就
应该这么说，“我可以骂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应该这么说，“什么爱不爱的，
先把地扫干净再说”。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马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 政府也不过是一
种必要的饿，而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饿。我们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
分钱，都是从我们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要时刻查他们的账。如果清洁工买一把扫把
要花几万块，那就应该说他是贪污，如果清洁工，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用你
的钱，那就应该说他是腐败，如果有清洁工， 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几万
块一瓶的茅台，抽几百元的香烟，那其实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这样去想，换做是你会
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有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只有万能
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
，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事实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劳，或者说是他放
弃管制的功劳。三十年代的历史证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表现出勃勃的生机。比
如说家电行业，放弃了对家电的管制之后，在几年之内，中国的家电行业就能跟世界其
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几乎还取得了优势。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多都一派
死气沉沉。
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剧这
么难看？因为电视剧管制；为什么当代中国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文化审
查。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当代中国的足球，尤其是男足这么臭？原因很简单，因为有
一个足协。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
的。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听取批评意见， 即使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做出谦虚的样子；
而不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只喜欢歌功颂德，甚至有时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
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之下，负面新闻往往都会被屏蔽、遮掩。
事实上，我觉得负面新闻本身就有问题，把那些坏事说出来，这本身就并不是坏事，把
那些不良的习俗、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
争相效仿。
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得更多。看三十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有用知识
，而“小悦悦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因为的。在这里，我要说，
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困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与红火
，也要爱国家的创伤和疤痕，要爱那些苦难的日子、悲惨的日子，以及苦难和悲惨的日
子。
刚才提到的乔治·奥威尔，还曾经参加过1938年的西班牙战争。他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
，有一天早上，他端着枪，在自己的阵营里，从敌方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光着上身，
两手提着裤子小便，奥威尔本来可以一枪将他射杀，但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事后
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你见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
的人，你怎么忍心抠着扳机？”这就是奥威尔很有名的反问，这也是我认为人类区别于
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
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们负有职责， 但是还
是能偶尔想起奥威尔这个反问，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也会有所要求，但是还是请你珍
惜，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正在匡扶正
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
，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良心、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
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嫉恨于你。你所
做的不过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
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怀中。
在江苏扬州监狱曾经有过一处真实的惨剧。有一个狱卒无辜地殴打某一个犯人，犯人们
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这位犯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他偷偷对这个狱卒说，
你平时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当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当你是为了国家，但现在你
无缘无故地打我，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间的私事，我现在不敢还手，但是
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大约两三年之后，这个犯人出狱了， 又过了几
天，那个狱警的孩子，被吊死在这个监狱的门口。我也同样痛恨这样的暴戾，但是这样
来说，每位体制中人，为体制工作的人，都应该在其中吸取教训。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
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一个猛兽横行的世界， 即使你权倾一时，也不会拥有绝对的
长久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被
拦截的就是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些被拦截的上访者中， 不仅有贫民，也有官员
，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还有很高级的官员，有的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
答曰：如秋水长天。
在我想来，所谓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现代公民；而慈悲和清凉，指的就
是我们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会问，良心多少钱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说这些东
西，真的没什么用，但它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
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很多时候都会显得不够精明。
但越是狂热的年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尊
严和体面。我们活在一个腾图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
臭味。我们的心本应该如秋水长天，但长期放在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而且还
是极为脆弱。
在中国大陆，我们去邮寄易碎物品的时候，服务人员会在外面印一个红色的红杯子印记
。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这样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
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他如此珍贵，却有如此脆弱，应该时时拂拭，勿
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