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Stephen King:我在美国的劳改生活#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H*7
1 楼
提起“劳改”，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会想到父辈人所经历的1957年“反右”或“文革”，
深入美国生活后，我才发现劳动改造绝对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国也有劳改。
美国的“劳改”是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一种社会机制，只不过在美国一
个人不会因为政治或思想见解与主流社会不同而被送去劳改，但所有那些轻度犯法的人
都会根据法庭的判决而被强制劳动改造。譬如说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破坏公共设施、
打老婆孩子等行为的直接后果除了经济赔偿和牢狱之灾外，都会被要求劳动改造，只不
过这种劳改在美国被冠以另外一个名字——（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其内容
就是特定时间内在当事人被强制执行社区服务工作，而最常见的一个工种就是清理高速
公路。在中国，当你看到一群青少年在马路上擦金属栏杆时，你就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学
雷锋做好事。而在美国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但当你看到一批人穿着黄色马甲在清理高
速公路时，你基本上就可以认定这是一批在劳动改造的人。
我在中国没经历过劳改，在美国却没能躲得过。美国的劳改比较人性化。首先，它允许
当事人在限定时间内自由选择劳改的执行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年内完成这100个小时
的劳动，这就使得我能够比较从容地安排时间而基本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其次，每天的劳改工作不会超过八小时，也就是说我要工作13天，而这13天不必连续进
行，我甚至可以将它分为13次，每次只工作一天；再次，劳改的人不需要“同吃、同住
、同劳动”，劳改时我只需要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签字报到，工作结束后回自己家。虽
说如此，但它也是强制性的无偿体力劳动。
即便是这样人性化，它对于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我的作息时间变得像农民一样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少年了，我都没有过早晨六点钟起床的经历，但是因为七点半
要在指定地点报到，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上好闹钟，六点钟准时起床，带上自己的午饭
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这使我好像又重新回到当年美国读书时自己给自己做午饭的生活。
我的便当盒里天天一样——两个三明治，一罐可乐。在美国这是不会做饭的人最便利的
选择。因为在超市可以直接买到做三明治的面包、火腿肠和生菜，你只需把它们叠在一
起，一个三明治就做成了。当然，我在第三天就开始对这样的午饭感到腻烦了。在美国
劳改的生活中，午餐时间可是说是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你可以躲开暴晒的太阳，心安
理得地在树荫下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从容地享用自己的午餐。每当那些家里有女人
做饭的人打开自己的饭盒，那香喷喷的饭味让人很受刺激。记得当时有一哥们儿就像故
意气人一样，每天都带红烧排骨，闻着排骨的香味，再看看自己的便当，让我无比痛恨
单身生活。
每天的劳改内容、程序基本都一样。早上集合好后，两辆大车同时开出，一辆载人，另
一辆装干活用的工具、垃圾袋和饮用水。工头根据上级指令将车开到某一指定的高速公
路路端，到了停车位后集体下车，穿上带有反光带的橘黄色马甲，开始在高速公路的作
业地段摆放锥形桶，对过往车辆做出警示以防发生事故。之后大家排队领工具，然后再
按指令开始工作。记得之前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看到那些穿着黄马甲的人顶着大
太阳在路端捡纸屑，心中总是不由得升起对这些人的敬意——正是这些的工作者的辛勤
劳动使得我们能有一个整洁的环境。然而当我第一天和“同事们”集合时，原先心目中
的尊重立刻就荡然无存了，左右看去身边的十几个人单从相貌上讲就没一个象正面人物
。再一了解，更发现这些人都可以称是社会渣子，不是打了老婆，就是偷了人东西。想
到这些，心里不由升起一种悲哀，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好端端地来到美国，竟然会
与这些劳改犯为伍。
由于工作态度、效率都要由工头签字认可，所以我们所有劳改人员对工头都百依百顺。
在他眼前工作时每人都积极努力，一旦走出其视野范围，大家立刻变得一个比一个消极
怠工。
劳改的间歇我们也进行闲聊。一次一位长我几岁的中国“难友”听说我来劳改是因为在
公共场合打人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打人？你敢打人？这是在美国，你竟然在公共场
合打人？”他停顿了一下，“我特想被打你知道吗？谁再想打人，打我好了……”话语
中透露着认真但稍带诙谐，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对我说：“你再想打人或者你知道谁
想打人，麻烦你通知我一声好吗？咱们约个时间约个地点，就打我好了，这样我就可以
不用工作还能得到一笔赔偿了。”
这样的话，在中国听来是可笑的，可在美国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美国法律中
有一条是对“victim of crime的政府赔偿，即便是抓不到罪犯政府也要对受害者提供
医疗费和其治疗期间的误工费。因此在美国你是很难看到有人在街头打骂的，更不用说
像台湾和韩国那样议员开会时拳脚相加了。
洛杉矶的气候是三季如春，一季为夏。夏日里，虽然每天一到下午六点就能感受到清凉
的海风，以至于晚上睡觉常常还要盖上一层单被，但中午那几个小时还是酷热难耐的。
烈日之下，如果你站在毫无遮盖的空地上，甚至会感到脚下的土地如烈焰般灼热。
不幸的是我的劳改就选在了夏天，而清理高速公路的劳动也始终处于烈日的烘烤之下，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用毛巾、帽子把身体各个可能露出的部位完全遮住。这样虽然躲开了
毒辣的日光直晒，但在衣服和帽子里的身体早已是大汗淋漓，汗水把浸湿的内衣裤子紧
紧地贴在皮肤上，难受不堪。
当我在高速公路边的草丛中用纸夹将纸屑、废弃物一个一个夹起放进垃圾袋时，看着路
上一辆辆放着音乐疾驶而过的汽车，心里不禁感叹：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拥有时你
并不察觉，因此也不知道珍惜，只有失去她时才倍感可贵。
我们的工头是个墨西哥后裔，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个人从外表看上去，就
知道是属于那种祖祖辈辈都做简单粗活的人，喜怒哀乐全在脸上，心直口快藏不住半点
秘密。
一天，当我正在炎炎烈日的煎熬下劳作时，他走到我面前冲我诡秘地一笑：“来，跟我
来，我有特别的事要跟你说。”
我心里一阵狐疑，虽然我动作有些拖拉，但与周围的大多数人相比，也算是规规矩矩、
恪尽职守了，不至于到挨批的程度吧。他会给我什么特别的指教呢？
等我们走到树荫下，他依然止不住那股兴奋劲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一个中国女
孩上床了。”
你和谁上床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虽然这样想，但还是不冷不热地说：“那好啊，祝贺你
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我没有表情地看着他，等着他的进一步“指示”。
他拉了一下我胳膊，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说：“你懂吗？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说就是了。”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我想让你用中文帮我写几个字向她表达我的感情，这样一定会给她一个惊喜。”他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看，我已经用英文写好了，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用最简单的语
言就行。”说着从兜里抽出一张叠成几折的格纸，上面有他用英文写的句子。
“什么时候做？”我听完他的话紧接着问。说实在话，我很担心他在下班之后还缠着我
给他做事。因为每天下班后我都身心疲惫，急匆匆开车回家，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当然是现在写了。一下班，我好马上拿给她看。”他很得意地说。
听到这话，我才放了心。
“你先不用干活了好吗？”紧接着他指指不远处的一块树荫，“你就坐这儿吧，把你的
本事都发挥出来把这事搞好。”他把纸条递给我，转身走了。
我坐下来开始翻译。这时我完全可以感觉到从我身边走过的其他劳改同仁们异样的目光
，他们一定在想：“这小子想什么方法贿赂工头了，可以逃避劳动。”
当我译到第二句时，突然灵感上来了——我可以把这些英文译成句句押韵的中文情诗。
于是，我就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再度加工创作。工作做完后，心中感叹：真不愧是北大
诗人啊！就是在劳改时看到写得这么烂的英文，还有兴致把它译成情诗，不过这么好的
诗用给工头有点可惜了。
译完后，我把诗的意思讲给工头听，同时添枝加叶地把这种诗在汉语中的工整、对仗、
合辙、押韵描述了一番。听得这工头乐不可支，脸上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但我心里却
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上床的这个中国女孩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其他海外
华人；她是否认识中国字，因为很多在美国的华人第二代移民都只能讲中文而看不懂汉
字。如果她根本看不明白，不仅白费我一番心血，这工头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到头
来还是我遭她怨。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带着我的三明治便当，按时到达集合地点。头一天的事我已忘得一
干二净，但还没等我签名报到，工头就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连声感叹，用
中国话来形容他当时的感激之情就是：“哥们，牛！把我家那位给乐的，今天早上还没
起床就又拿着那张纸一遍一遍地读。”
我心想，可不是嘛，跟你恋爱的女人，就算认得中文，中文水平也高不到哪去。要不是
我在这儿劳改，这辈子都轮不上北大的诗人生给她写情诗。
没想到工头接着说：“今天你就不用干活了，到工地你就写这个，多花些时间没关系，
能写好就行。”
就这样，中文写作能力使我规避了所有劳改人都不得不忍受的痛苦，重新回到咬文嚼字
、推敲词句的生活中。唯一的不足就是创作的地点让人难以想象，每天都是在车流疾驶
的高速公路边的树荫下面坐着思考。假如在1997年5月的日子里，你在洛杉矶10号高速
公路上，看到一帮身穿橘黄色马甲清理高速公路的团队，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人马；假
如你还看到一个人没有劳作，而是坐在树荫下埋头写字，那就一定是我了。
第二天创作时，我开始产生疑惑——这个工头的中国女友应该能看出这中文诗与他原来
的英文句子的天壤之别，难道她不会在这比较中感觉到工头的粗鄙而对他心生厌烦吗？
第三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女人的英文肯定好不到哪去甚至根本不懂英文。不管她能
说出多少句英语来，从文字上讲，她也只能看懂中文。所以她以为那工头写的原始句子
就跟这中文诗一样美，所以她不仅不会看不起这工头，还可能正在感谢上帝送给她一位
浑身散发着诗情的恋人！想清楚这点后，我的诗歌创作就进入到一个自由状态——我已
经完全不用顾及这工头的英文是什么内容了，只要在原意上稍微起个头，后面就是我天
马行空的随意创作了。
每日一诗的生活持续了七天，每天我的写作都能给工头带来很多欢乐，也能给我自己带
来许多轻松，而他的中国女友也一定沉浸在充满诗意的恋爱中。我只能说我年少时做梦
也想不到，多少年的诗词历练能够有这样一种价值的发挥。
在我劳改的最后一天，我的心情无比轻松——生命中一段难挨的日子终于彻底结束了。
工头在我的劳动登记单上签完字后，无限遗憾地对我说：“我还真舍不得你走呢！你就
这么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我想，是梦就总有醒来的那一天，生活中只有真实的才是持久的。于是我笑着对他说：
“祝你好运吧！”
深入美国生活后，我才发现劳动改造绝对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国也有劳改。
美国的“劳改”是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一种社会机制，只不过在美国一
个人不会因为政治或思想见解与主流社会不同而被送去劳改，但所有那些轻度犯法的人
都会根据法庭的判决而被强制劳动改造。譬如说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破坏公共设施、
打老婆孩子等行为的直接后果除了经济赔偿和牢狱之灾外，都会被要求劳动改造，只不
过这种劳改在美国被冠以另外一个名字——（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其内容
就是特定时间内在当事人被强制执行社区服务工作，而最常见的一个工种就是清理高速
公路。在中国，当你看到一群青少年在马路上擦金属栏杆时，你就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学
雷锋做好事。而在美国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但当你看到一批人穿着黄色马甲在清理高
速公路时，你基本上就可以认定这是一批在劳动改造的人。
我在中国没经历过劳改，在美国却没能躲得过。美国的劳改比较人性化。首先，它允许
当事人在限定时间内自由选择劳改的执行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年内完成这100个小时
的劳动，这就使得我能够比较从容地安排时间而基本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其次，每天的劳改工作不会超过八小时，也就是说我要工作13天，而这13天不必连续进
行，我甚至可以将它分为13次，每次只工作一天；再次，劳改的人不需要“同吃、同住
、同劳动”，劳改时我只需要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签字报到，工作结束后回自己家。虽
说如此，但它也是强制性的无偿体力劳动。
即便是这样人性化，它对于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我的作息时间变得像农民一样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少年了，我都没有过早晨六点钟起床的经历，但是因为七点半
要在指定地点报到，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上好闹钟，六点钟准时起床，带上自己的午饭
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这使我好像又重新回到当年美国读书时自己给自己做午饭的生活。
我的便当盒里天天一样——两个三明治，一罐可乐。在美国这是不会做饭的人最便利的
选择。因为在超市可以直接买到做三明治的面包、火腿肠和生菜，你只需把它们叠在一
起，一个三明治就做成了。当然，我在第三天就开始对这样的午饭感到腻烦了。在美国
劳改的生活中，午餐时间可是说是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你可以躲开暴晒的太阳，心安
理得地在树荫下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从容地享用自己的午餐。每当那些家里有女人
做饭的人打开自己的饭盒，那香喷喷的饭味让人很受刺激。记得当时有一哥们儿就像故
意气人一样，每天都带红烧排骨，闻着排骨的香味，再看看自己的便当，让我无比痛恨
单身生活。
每天的劳改内容、程序基本都一样。早上集合好后，两辆大车同时开出，一辆载人，另
一辆装干活用的工具、垃圾袋和饮用水。工头根据上级指令将车开到某一指定的高速公
路路端，到了停车位后集体下车，穿上带有反光带的橘黄色马甲，开始在高速公路的作
业地段摆放锥形桶，对过往车辆做出警示以防发生事故。之后大家排队领工具，然后再
按指令开始工作。记得之前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看到那些穿着黄马甲的人顶着大
太阳在路端捡纸屑，心中总是不由得升起对这些人的敬意——正是这些的工作者的辛勤
劳动使得我们能有一个整洁的环境。然而当我第一天和“同事们”集合时，原先心目中
的尊重立刻就荡然无存了，左右看去身边的十几个人单从相貌上讲就没一个象正面人物
。再一了解，更发现这些人都可以称是社会渣子，不是打了老婆，就是偷了人东西。想
到这些，心里不由升起一种悲哀，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好端端地来到美国，竟然会
与这些劳改犯为伍。
由于工作态度、效率都要由工头签字认可，所以我们所有劳改人员对工头都百依百顺。
在他眼前工作时每人都积极努力，一旦走出其视野范围，大家立刻变得一个比一个消极
怠工。
劳改的间歇我们也进行闲聊。一次一位长我几岁的中国“难友”听说我来劳改是因为在
公共场合打人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打人？你敢打人？这是在美国，你竟然在公共场
合打人？”他停顿了一下，“我特想被打你知道吗？谁再想打人，打我好了……”话语
中透露着认真但稍带诙谐，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对我说：“你再想打人或者你知道谁
想打人，麻烦你通知我一声好吗？咱们约个时间约个地点，就打我好了，这样我就可以
不用工作还能得到一笔赔偿了。”
这样的话，在中国听来是可笑的，可在美国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美国法律中
有一条是对“victim of crime的政府赔偿，即便是抓不到罪犯政府也要对受害者提供
医疗费和其治疗期间的误工费。因此在美国你是很难看到有人在街头打骂的，更不用说
像台湾和韩国那样议员开会时拳脚相加了。
洛杉矶的气候是三季如春，一季为夏。夏日里，虽然每天一到下午六点就能感受到清凉
的海风，以至于晚上睡觉常常还要盖上一层单被，但中午那几个小时还是酷热难耐的。
烈日之下，如果你站在毫无遮盖的空地上，甚至会感到脚下的土地如烈焰般灼热。
不幸的是我的劳改就选在了夏天，而清理高速公路的劳动也始终处于烈日的烘烤之下，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用毛巾、帽子把身体各个可能露出的部位完全遮住。这样虽然躲开了
毒辣的日光直晒，但在衣服和帽子里的身体早已是大汗淋漓，汗水把浸湿的内衣裤子紧
紧地贴在皮肤上，难受不堪。
当我在高速公路边的草丛中用纸夹将纸屑、废弃物一个一个夹起放进垃圾袋时，看着路
上一辆辆放着音乐疾驶而过的汽车，心里不禁感叹：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拥有时你
并不察觉，因此也不知道珍惜，只有失去她时才倍感可贵。
我们的工头是个墨西哥后裔，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个人从外表看上去，就
知道是属于那种祖祖辈辈都做简单粗活的人，喜怒哀乐全在脸上，心直口快藏不住半点
秘密。
一天，当我正在炎炎烈日的煎熬下劳作时，他走到我面前冲我诡秘地一笑：“来，跟我
来，我有特别的事要跟你说。”
我心里一阵狐疑，虽然我动作有些拖拉，但与周围的大多数人相比，也算是规规矩矩、
恪尽职守了，不至于到挨批的程度吧。他会给我什么特别的指教呢？
等我们走到树荫下，他依然止不住那股兴奋劲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一个中国女
孩上床了。”
你和谁上床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虽然这样想，但还是不冷不热地说：“那好啊，祝贺你
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我没有表情地看着他，等着他的进一步“指示”。
他拉了一下我胳膊，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说：“你懂吗？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说就是了。”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我想让你用中文帮我写几个字向她表达我的感情，这样一定会给她一个惊喜。”他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看，我已经用英文写好了，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用最简单的语
言就行。”说着从兜里抽出一张叠成几折的格纸，上面有他用英文写的句子。
“什么时候做？”我听完他的话紧接着问。说实在话，我很担心他在下班之后还缠着我
给他做事。因为每天下班后我都身心疲惫，急匆匆开车回家，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当然是现在写了。一下班，我好马上拿给她看。”他很得意地说。
听到这话，我才放了心。
“你先不用干活了好吗？”紧接着他指指不远处的一块树荫，“你就坐这儿吧，把你的
本事都发挥出来把这事搞好。”他把纸条递给我，转身走了。
我坐下来开始翻译。这时我完全可以感觉到从我身边走过的其他劳改同仁们异样的目光
，他们一定在想：“这小子想什么方法贿赂工头了，可以逃避劳动。”
当我译到第二句时，突然灵感上来了——我可以把这些英文译成句句押韵的中文情诗。
于是，我就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再度加工创作。工作做完后，心中感叹：真不愧是北大
诗人啊！就是在劳改时看到写得这么烂的英文，还有兴致把它译成情诗，不过这么好的
诗用给工头有点可惜了。
译完后，我把诗的意思讲给工头听，同时添枝加叶地把这种诗在汉语中的工整、对仗、
合辙、押韵描述了一番。听得这工头乐不可支，脸上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但我心里却
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上床的这个中国女孩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其他海外
华人；她是否认识中国字，因为很多在美国的华人第二代移民都只能讲中文而看不懂汉
字。如果她根本看不明白，不仅白费我一番心血，这工头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到头
来还是我遭她怨。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带着我的三明治便当，按时到达集合地点。头一天的事我已忘得一
干二净，但还没等我签名报到，工头就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连声感叹，用
中国话来形容他当时的感激之情就是：“哥们，牛！把我家那位给乐的，今天早上还没
起床就又拿着那张纸一遍一遍地读。”
我心想，可不是嘛，跟你恋爱的女人，就算认得中文，中文水平也高不到哪去。要不是
我在这儿劳改，这辈子都轮不上北大的诗人生给她写情诗。
没想到工头接着说：“今天你就不用干活了，到工地你就写这个，多花些时间没关系，
能写好就行。”
就这样，中文写作能力使我规避了所有劳改人都不得不忍受的痛苦，重新回到咬文嚼字
、推敲词句的生活中。唯一的不足就是创作的地点让人难以想象，每天都是在车流疾驶
的高速公路边的树荫下面坐着思考。假如在1997年5月的日子里，你在洛杉矶10号高速
公路上，看到一帮身穿橘黄色马甲清理高速公路的团队，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人马；假
如你还看到一个人没有劳作，而是坐在树荫下埋头写字，那就一定是我了。
第二天创作时，我开始产生疑惑——这个工头的中国女友应该能看出这中文诗与他原来
的英文句子的天壤之别，难道她不会在这比较中感觉到工头的粗鄙而对他心生厌烦吗？
第三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女人的英文肯定好不到哪去甚至根本不懂英文。不管她能
说出多少句英语来，从文字上讲，她也只能看懂中文。所以她以为那工头写的原始句子
就跟这中文诗一样美，所以她不仅不会看不起这工头，还可能正在感谢上帝送给她一位
浑身散发着诗情的恋人！想清楚这点后，我的诗歌创作就进入到一个自由状态——我已
经完全不用顾及这工头的英文是什么内容了，只要在原意上稍微起个头，后面就是我天
马行空的随意创作了。
每日一诗的生活持续了七天，每天我的写作都能给工头带来很多欢乐，也能给我自己带
来许多轻松，而他的中国女友也一定沉浸在充满诗意的恋爱中。我只能说我年少时做梦
也想不到，多少年的诗词历练能够有这样一种价值的发挥。
在我劳改的最后一天，我的心情无比轻松——生命中一段难挨的日子终于彻底结束了。
工头在我的劳动登记单上签完字后，无限遗憾地对我说：“我还真舍不得你走呢！你就
这么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我想，是梦就总有醒来的那一天，生活中只有真实的才是持久的。于是我笑着对他说：
“祝你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