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来问，如何改善中国院士制度。以我一己之力不可能做到，不过，并非不能努力。
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称为“学部委员”
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
院士制度特权最大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但是苏联的院士制度副作用并不大。
在中国的副作用，设立时很难预见。我自己在加州大学（80年代）或哈佛大学（90年代
初），曾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建议将当时的“学部委员”改成“院士”
，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我，还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中国科学
院学部（可能还有国务院批准），称呼改成院士都是因为认为需要更多尊重科学家。那
时，即使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与他们的贡献不相称。那时不能
预计到现在的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对头衔重视的程度。
很多人以为院士的所谓副部级待遇，其实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
管自己经费的司局级（甚至处级）都点头哈腰，从无副部级的感觉。头衔的意义大于待
遇。如果将“院士”重新改成“学部委员”，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
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是否愿意改成“学部委
员”在于科学院领导和主席团是否愿意，换个时髦的说法，这叫“自律”。
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无论对院士制度如何想法的人，都担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其实还不到中国真正
“科学家”的水平），当了院士以后，就不真正积极做科研，带来明显的问题：1）有
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当选院士，就积极做其他事情；2）这些人
给学生树立不良榜样，有些学生也决心步其后尘、走入歧途，影响中国科学今后的发展
方向；3）这些人不积极做科学，并非没有资源，而在资源比较多和权力比较大的情况
下，不积极做科学，那么就给国家的科研投资带来较大的浪费；4）从普遍情况来说，
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做到国际上
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就在当选院士后离开科研一线（“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
休”），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和院士竞赛 相互激励
能否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问题？除“自律”以外，我们也可以
试图给予激励。比如，我这几天有个想法，是个“以身殉职”的竞赛建议：
殉职的意思是说，这个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我本人，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
中国做科学比我好的人；
在十年以后（2012年8月17日），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
因为有些院士回国比我早，所以从现在算起不太合理，所以比较的年代可以从20年前
1992年开始，到2012年为止，共30年，只以在中国进行、以中国为第一地址发表的论文；
竞赛的对象主要是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年龄大的不算因为他们的时代和
背景不同，而是和我年资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也就是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
，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
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
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
域的贡献在世界上、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们不用担心谁评价。十年后，中国（和海外华人）能够评价科学水平的人自然应该更
多。如果不行，就由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也行。大家说了，我就不说。当然
，大家都不评价，我也可以说。
乐观的“孩子气”好于不良的“中国式成熟”
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不如我。而是真心期盼很多人比我好。我现在就知道有很好的，
比我好的，不过不一定都在科学院院士行列。
和我竞赛不是很难。因为，我将继续32岁以后的习惯：晚上和周末习惯性不上班、还看
专业以外书籍和写杂文、实验室研究生和博士自主做科研（如何上下班不是我的事情和
休假不用请假）。所以，中青年院士（和其他自愿参加竞赛者）肯定容易超过我。
我这么做，也许不仅使得一些院士因为爱面子而积极做科研，可能还激励科学院的生命
科学和医学学部，特别是微观生物学小组，积极选拔一些真正好的人做院士，这样十年
以后来看，比饶毅好的人里面，全部（或多数）还是院士，而不是院外比饶毅好的人多
于院内。
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也许。不过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中国不良习俗的所谓“
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
这个竞赛，实际上并不是我开启的，而是8月17日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公布的结果所确
定。从那天以后，就有一些人会默默地做这种比较。本文的作用，只是公开和明确了大
家做的一件事。
本文也使此次事件，不以争论而结束，而以向前看，大家努力在中国做好科学而结束。
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
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