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民主请从让人说话开始# CivilSociety - 华人政治
D*l
1 楼
在今日之官场，尸位素餐者众，真替老百姓干实事者寡。那么，两会代表委员们呢？是
不是亦是如此呢？两会代表委员们，本应是替百姓的利益鼓与呼，直接参政、议政的，
然而花开花落两会年年开，却鲜见为民请愿的，多的是雷人雷语，这颇令人失望和遗憾
。然而在今天，我却在网上欣喜地看到这样一份提案，那就是政协委员蒋洪名为《只有
民主才能根治腐败》的提案。在此，我要大声地为政协委员蒋洪的提案点赞，这提案说
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像这样的能够说出老百姓心声的提案，才称得上是合格的名副其实
的提案。
在该提案中，蒋洪先指出：“治理腐败的方式总的来看有两种。一种是内部治理，即权
力部门内部自上而下的或者相互之间的制约，另一种是外部治理，即社会公众通过各种
途径对整个权力部门的制约。对于反腐来说，这二者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当前的反
腐主要采取了前一种方式。”这说的就是监督问题，对拥有权力的官员如何监督才真正
有效，内部监督有效，还是外部监督有效？答案显而易见，是个地球人都知道。我想，
作为“精英”的各级各类官员们，一定也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我们在监督上，一直强
调内部监督，而少提或根本不提外部监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
况下，官员都是有惰性的，都不想将到手的权力打折，被关进牢笼失去为所欲为的自由
。换句话说，作为官员，是天然地与监督为敌的。这也就解释了，我们中国为何至今还
不启动外部监督的制度设计程序的深层次原因。外部监督一开，腐败立马烟消云散，所
有的腐败都是阴暗角落的生物，是见不得阳光的。外部监督，就如阳光一样，照到哪里
，哪里的腐败就会灭亡。
在该提案中，蒋洪最后给出了在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方面的建议，也就是民主
如何落实实践的问题。蒋洪的建议有很多条，说得都很好很到位，但要一条一条地落实
，在现阶段的中国，肯定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比如“制定和实施官员收入和财产公示
制度”，“保障每个合法公民参加选举和争取被选举的权力”，“理顺人大与一府两院
之间的关系，使之真正成为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等，在现阶段立马实施，肯
定是不大现实的。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我们的民主落实
实践，究竟从哪里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主落实实践，总不能因为其难度大，就始
终裹足不前原地踏步吧，总该迈出其关键的第一步吧。如果我们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
那何来的民主落实实践，何来的根除腐败？民主了不一定就没有腐败，但不民主肯定腐
败严重，这早已是被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颠簸不破的真理。既然我们已
经将“民主”列入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当中，并将之谱成了歌曲，让孩子们天天传唱，
就得将民主落实到我们的实践当中去，而不是将之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口号中。
我认为：我们的民主落实实践，理应从相对容易的地方入手，相对于知情权、参与权都
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储备来说，表达权的落实要求就低得多容易得多，因此我强烈提议，
我们的民主落实实践，就从表达权的落实开始，就从让人说话开始。虽然表达权要运用
得好也是不易，也是需要专业知识储备的，但好在表达权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储备，亦是
可以落实的，不需要很高的门槛，只要允许百家争鸣，让人说话就可以了。我想，即使
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亦是可以落实他的表达权的，他总该知道什么对自己好，什
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不好，什么对自己不利；他总该知道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是
什么，将之全盘一字不漏地说出来，就是表达权的落实了。
再者，相对于知情权、参与权的落实对现实的冲击可能很大很暴力，表达权的落实就要
温和得多，温馨得多。在什么都讲成本的今天，表达权的落实，是进行民主落实实践付
出成本最小的了。让人说话，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让人说话，虽然简单易行，但我们何以至今还做不好做不到呢？我们中国人难道真的这
样笨吗？连这样简单易行的一件事都无法做好完成？答案显然是否定。我们中国人并不
比任何一个外国人笨，只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喉咙，都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给扼住了，而发
不出声音，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那双看不见的扼喉之手，就是专制统治。那些专制统
治者们，会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阻挠让人说话的落实。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历史上的实例，那就是上世纪1957年的台湾：
这几年来，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
策”，……曰“非常时期”，曰“紧急事态”，曰“非国即共”，……如果民间言论对
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么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
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
些说词，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藉政治便利
，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驯至这一套想法成了净肃
思想言论的巨棒，甚至成为决定政策的基本精神。（殷海光：《今日是谁让我们不能说
真话？》）
上世纪1957年的台湾如此，那么我们中国的今天呢？有比他们好些吗？又比他们进步了
多少？我们今天，时代虽然变了，已经是21世纪了，但官方不让人说话的王牌依然没什
么大变化，看得见的王牌依旧是“国家利益”，“基本国策”。当然啦，小的变化还是
有的，如“非常时期”，“紧急事态”，“非国即共”这几张王牌，现在就不用了。只
不过换汤不换药，现在一改而为“不适合国情”，“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妄议中央
”等等，不一而足。
那些专制统治者们，何以要如此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阻
挠让人说话的落实呢？原因亦很简单，他们深知：如果说专制统治是暗暗的黑夜的话，
那么，让人说话无疑就是让人看到光明希望的那一缕细微的曙光！曙光一现，暗夜就会
销声匿迹。这才是令专制统治者们对让人说话恨之入骨的原因所在，这才是让人说话在
我国迟迟得不到允许的原因所在。
让人说话，虽然是民主的第一小步，但其威力是不容小觑的。只要让人说话这口子一开
，专制统治早晚要被终结。尽管如此，一个明智的专制统治者，还是应该主动地选择让
人说话。原因无他，只因为那是历史潮流所向，是大势所趋，任何逆潮流而动的人，都
是没有好下场的。朝鲜今日的金三胖，就是他们的最好借鉴，金三胖的下场，大家都可
以目睹，看看他能不能寿终正寝。万事万物都是由因果律支配的，万事万物的存与亡，
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你选择让人说话，就会有让人说话的果；你
选择不让人说话，就会有不让人说话的果。何去何从，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全在你今日
的主动选择。
判断人们究竟是真爱民主，还是假爱民主，有一块最好的试金石，那就是看其让不让人
说话。让人说话，就是真爱民主；不让人说话，就是假爱民主。要让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落地生根，请从落实让人说话开始。让人说话，就是我们今日最大的核心价值！
不是亦是如此呢？两会代表委员们，本应是替百姓的利益鼓与呼，直接参政、议政的，
然而花开花落两会年年开，却鲜见为民请愿的，多的是雷人雷语，这颇令人失望和遗憾
。然而在今天，我却在网上欣喜地看到这样一份提案，那就是政协委员蒋洪名为《只有
民主才能根治腐败》的提案。在此，我要大声地为政协委员蒋洪的提案点赞，这提案说
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像这样的能够说出老百姓心声的提案，才称得上是合格的名副其实
的提案。
在该提案中，蒋洪先指出：“治理腐败的方式总的来看有两种。一种是内部治理，即权
力部门内部自上而下的或者相互之间的制约，另一种是外部治理，即社会公众通过各种
途径对整个权力部门的制约。对于反腐来说，这二者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当前的反
腐主要采取了前一种方式。”这说的就是监督问题，对拥有权力的官员如何监督才真正
有效，内部监督有效，还是外部监督有效？答案显而易见，是个地球人都知道。我想，
作为“精英”的各级各类官员们，一定也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我们在监督上，一直强
调内部监督，而少提或根本不提外部监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
况下，官员都是有惰性的，都不想将到手的权力打折，被关进牢笼失去为所欲为的自由
。换句话说，作为官员，是天然地与监督为敌的。这也就解释了，我们中国为何至今还
不启动外部监督的制度设计程序的深层次原因。外部监督一开，腐败立马烟消云散，所
有的腐败都是阴暗角落的生物，是见不得阳光的。外部监督，就如阳光一样，照到哪里
，哪里的腐败就会灭亡。
在该提案中，蒋洪最后给出了在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方面的建议，也就是民主
如何落实实践的问题。蒋洪的建议有很多条，说得都很好很到位，但要一条一条地落实
，在现阶段的中国，肯定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比如“制定和实施官员收入和财产公示
制度”，“保障每个合法公民参加选举和争取被选举的权力”，“理顺人大与一府两院
之间的关系，使之真正成为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等，在现阶段立马实施，肯
定是不大现实的。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我们的民主落实
实践，究竟从哪里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主落实实践，总不能因为其难度大，就始
终裹足不前原地踏步吧，总该迈出其关键的第一步吧。如果我们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
那何来的民主落实实践，何来的根除腐败？民主了不一定就没有腐败，但不民主肯定腐
败严重，这早已是被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颠簸不破的真理。既然我们已
经将“民主”列入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当中，并将之谱成了歌曲，让孩子们天天传唱，
就得将民主落实到我们的实践当中去，而不是将之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口号中。
我认为：我们的民主落实实践，理应从相对容易的地方入手，相对于知情权、参与权都
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储备来说，表达权的落实要求就低得多容易得多，因此我强烈提议，
我们的民主落实实践，就从表达权的落实开始，就从让人说话开始。虽然表达权要运用
得好也是不易，也是需要专业知识储备的，但好在表达权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储备，亦是
可以落实的，不需要很高的门槛，只要允许百家争鸣，让人说话就可以了。我想，即使
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亦是可以落实他的表达权的，他总该知道什么对自己好，什
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不好，什么对自己不利；他总该知道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是
什么，将之全盘一字不漏地说出来，就是表达权的落实了。
再者，相对于知情权、参与权的落实对现实的冲击可能很大很暴力，表达权的落实就要
温和得多，温馨得多。在什么都讲成本的今天，表达权的落实，是进行民主落实实践付
出成本最小的了。让人说话，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让人说话，虽然简单易行，但我们何以至今还做不好做不到呢？我们中国人难道真的这
样笨吗？连这样简单易行的一件事都无法做好完成？答案显然是否定。我们中国人并不
比任何一个外国人笨，只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喉咙，都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给扼住了，而发
不出声音，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那双看不见的扼喉之手，就是专制统治。那些专制统
治者们，会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阻挠让人说话的落实。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历史上的实例，那就是上世纪1957年的台湾：
这几年来，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
策”，……曰“非常时期”，曰“紧急事态”，曰“非国即共”，……如果民间言论对
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么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
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
些说词，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藉政治便利
，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驯至这一套想法成了净肃
思想言论的巨棒，甚至成为决定政策的基本精神。（殷海光：《今日是谁让我们不能说
真话？》）
上世纪1957年的台湾如此，那么我们中国的今天呢？有比他们好些吗？又比他们进步了
多少？我们今天，时代虽然变了，已经是21世纪了，但官方不让人说话的王牌依然没什
么大变化，看得见的王牌依旧是“国家利益”，“基本国策”。当然啦，小的变化还是
有的，如“非常时期”，“紧急事态”，“非国即共”这几张王牌，现在就不用了。只
不过换汤不换药，现在一改而为“不适合国情”，“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妄议中央
”等等，不一而足。
那些专制统治者们，何以要如此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阻
挠让人说话的落实呢？原因亦很简单，他们深知：如果说专制统治是暗暗的黑夜的话，
那么，让人说话无疑就是让人看到光明希望的那一缕细微的曙光！曙光一现，暗夜就会
销声匿迹。这才是令专制统治者们对让人说话恨之入骨的原因所在，这才是让人说话在
我国迟迟得不到允许的原因所在。
让人说话，虽然是民主的第一小步，但其威力是不容小觑的。只要让人说话这口子一开
，专制统治早晚要被终结。尽管如此，一个明智的专制统治者，还是应该主动地选择让
人说话。原因无他，只因为那是历史潮流所向，是大势所趋，任何逆潮流而动的人，都
是没有好下场的。朝鲜今日的金三胖，就是他们的最好借鉴，金三胖的下场，大家都可
以目睹，看看他能不能寿终正寝。万事万物都是由因果律支配的，万事万物的存与亡，
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你选择让人说话，就会有让人说话的果；你
选择不让人说话，就会有不让人说话的果。何去何从，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全在你今日
的主动选择。
判断人们究竟是真爱民主，还是假爱民主，有一块最好的试金石，那就是看其让不让人
说话。让人说话，就是真爱民主；不让人说话，就是假爱民主。要让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落地生根，请从落实让人说话开始。让人说话，就是我们今日最大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