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山农， 关于果树嫁接# gardening - 拈花惹草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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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伯樵·阿苏勒（来自豆瓣）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510335/
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4年本科，等到工作却觉得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
民工家庭不愿让孩子读大学？为什么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既然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对
日后的工作并无太大影响，那大学教育还有用么？——乃至，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么？
这些问题看似非常之中国式，但事实却是，很多西方国家都在某些历史阶段，遭遇了同
样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一部分走在前列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等教育与工作
职业之间，看似是无比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但无论是很多企业还是求职者，早已不再执
着于“专业对口”、“（学校）技能培养”这样的神话故事了。不过更奇怪的是，哪怕
从业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对大学“作为职业培训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
职业”的迷思依然犹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扎根于中产阶级群体和企业招聘人员的心中
——中产精英们要为孩子的教育焦虑上20年，而企业人力资源部则依旧执着于“大学本
科以上”、“硕士以上”这样的职位描述——这似乎成了一个比“大学教育究竟有没有
用”这一问题本身更难索解的难题。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于1979年出版的著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
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虽然距今已经出版近40年，但其结论却依然历久弥新，特别是他
一针见血地指出残酷真相：教育看似增强、但实则却阻碍了社会流动，并借由“政治工
作（闲职）-技术工作”、文化通货等理论概念，捅破了文凭表面光鲜亮丽、内里却不
名一文的那层窗户纸，在将近40年前，就回答了那个困惑我们许久的问题——文凭，为
什么越来越不值钱？
从技术训练走向文化通货
现代大学教育在很长时间里，都在标榜其可以为职场上的各类职业，输送经过专业化培
训的人才：于是乎，家长们热衷于给孩子选择“就业好”的专业，高校专业课程名称中
，充斥着“实践”、“应用”这样的词（如“电视制作的理论与实践”），很多大学也
在鼓吹毕业生就业率...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在为了就业做准备。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
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
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
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
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但是
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
文凭趋之若鹜呢？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
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
产财富，我们经常将之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作价值。政治劳动因
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体力劳动
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
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那么，为何要用文凭来区分两者呢？作者通
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
产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
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就这样
，文凭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要求雇员精通
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
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
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类似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
”）。“文化通货”虽然叫“通货”，但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
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些孩子上
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芭蕾课...... 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
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 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1980
年代时的那种“天之骄子”，但父母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是“
高中”、“职高”还是“本科”，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
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
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像其一直所宣扬的那样，
促进社会流动，给予家贫者以摆脱其本身社会阶层的契机。相反，一旦学校-职场这架
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相
关的，往往不是实际的能力与技术，而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
这也
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教育社
会学脉络中的柯林斯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看似论证惊世骇俗，结论耸人听闻，但其背
后有深刻的学理脉络。
首先，本书所诞生的19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导的“功能论”
在北美社会学界节节败退之时。在哈佛大学，对这种具有意识形态调和色彩的功能主义
进行批判，简直成了某种社会学的政治正确。而柯林斯此书，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诞生
的：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作作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
框架内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
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为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
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其次，《文凭
社会》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重要影响。彼时，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
产：教育、社会、文化》（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刚于
1977年推出英译本；虽然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渐趋成熟，但其
核心理念已然显露无疑。柯林斯的“文化通货”无疑深受法国理论启发（柯林斯也把布
尔迪厄的《继承人》和《再生产》两书列入参考文献）。
此外，《再生产》中布尔迪厄
认为现代社会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非“物
理暴力”（physical violence）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与柯林斯的政治劳动、生产
劳动的概念划分高度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文凭理解成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一种
另类形式。从更加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
Herbert Gintis）1976年出版《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之后，北美学界的批判教育社会学开始崛起。《文凭社会》也是
在这一波浪潮之中崭露头角。
柯林斯在本书之后，转向微观社会学、冲突社会学，之后
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会学微观宏观壁垒的“互动仪式链”（ritual chain of
interaction），其研究重心从教育社会学上转移。但当《文凭社会》出版20多年后，
《教育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0）和《智识城
市的未来：变革中的美国大学》（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Intellect: The
Changing American University, 2002）等书计划出版时，两书主编全都邀请了已经告
别教育社会学多年的柯林斯，来重新撰写关于教育比较历史视角和“文凭通货膨胀”的
文章，由此也可见柯林斯《文凭社会》一书在教育社会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最后，必须
要强调的是，柯林斯并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本书第一章就
强调，初级教育（如扫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显著。这与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所认为的“教育等因素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教育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谋而
合。虽然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脉络也完全不同，但两位优秀的学者却从关联议题
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启示“中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
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教育投资从学钢琴、学芭蕾、学高尔夫，到一掷千金购置
学区房，学校从面试学生发展到面试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入园排队抢
号、小学入学求人送礼......这些种种社会怪现象看起来相当荒谬，但如果以文化通货
的视角来看，却又异常合理。对于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
”的多轮博弈——他们无法像贫困家庭那样因“力不从心”而“自暴自弃”，但也无法
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花得起”“输得起”。中产家庭时刻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危机
，只能通过对于文化通货的投资，来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
不要掉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本，来尽量撬动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杠杆，换
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货，让孩子在“政治职位”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文凭社会，也与美国类似，走向了“文凭通货膨胀”（credential inflation
）的极端——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学历的通货膨胀，已然带来了
文化通货的泡沫破碎，博士、硕士的含金量大大贬值，这也逆向助长了很多扭曲的学术
行为（如抄袭、注水），同时也使得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每况愈下。虽然很多人文教
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文科）无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
等教育只能仰仗这种名为反功利主义、实为保住饭碗的防御性言辞来维系自身尊严的话
，那无疑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虚无与悲哀
作者：伯樵·阿苏勒（来自豆瓣）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510335/
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4年本科，等到工作却觉得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
民工家庭不愿让孩子读大学？为什么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既然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对
日后的工作并无太大影响，那大学教育还有用么？——乃至，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么？
这些问题看似非常之中国式，但事实却是，很多西方国家都在某些历史阶段，遭遇了同
样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一部分走在前列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等教育与工作
职业之间，看似是无比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但无论是很多企业还是求职者，早已不再执
着于“专业对口”、“（学校）技能培养”这样的神话故事了。不过更奇怪的是，哪怕
从业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对大学“作为职业培训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
职业”的迷思依然犹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扎根于中产阶级群体和企业招聘人员的心中
——中产精英们要为孩子的教育焦虑上20年，而企业人力资源部则依旧执着于“大学本
科以上”、“硕士以上”这样的职位描述——这似乎成了一个比“大学教育究竟有没有
用”这一问题本身更难索解的难题。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于1979年出版的著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
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虽然距今已经出版近40年，但其结论却依然历久弥新，特别是他
一针见血地指出残酷真相：教育看似增强、但实则却阻碍了社会流动，并借由“政治工
作（闲职）-技术工作”、文化通货等理论概念，捅破了文凭表面光鲜亮丽、内里却不
名一文的那层窗户纸，在将近40年前，就回答了那个困惑我们许久的问题——文凭，为
什么越来越不值钱？
从技术训练走向文化通货
现代大学教育在很长时间里，都在标榜其可以为职场上的各类职业，输送经过专业化培
训的人才：于是乎，家长们热衷于给孩子选择“就业好”的专业，高校专业课程名称中
，充斥着“实践”、“应用”这样的词（如“电视制作的理论与实践”），很多大学也
在鼓吹毕业生就业率...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在为了就业做准备。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
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
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
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
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但是
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
文凭趋之若鹜呢？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
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
产财富，我们经常将之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作价值。政治劳动因
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体力劳动
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
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那么，为何要用文凭来区分两者呢？作者通
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
产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
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就这样
，文凭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要求雇员精通
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
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
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类似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
”）。“文化通货”虽然叫“通货”，但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
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些孩子上
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芭蕾课...... 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
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 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1980
年代时的那种“天之骄子”，但父母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是“
高中”、“职高”还是“本科”，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
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
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像其一直所宣扬的那样，
促进社会流动，给予家贫者以摆脱其本身社会阶层的契机。相反，一旦学校-职场这架
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相
关的，往往不是实际的能力与技术，而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
这也
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教育社
会学脉络中的柯林斯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看似论证惊世骇俗，结论耸人听闻，但其背
后有深刻的学理脉络。
首先，本书所诞生的19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导的“功能论”
在北美社会学界节节败退之时。在哈佛大学，对这种具有意识形态调和色彩的功能主义
进行批判，简直成了某种社会学的政治正确。而柯林斯此书，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诞生
的：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作作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
框架内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
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为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
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其次，《文凭
社会》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重要影响。彼时，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
产：教育、社会、文化》（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刚于
1977年推出英译本；虽然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渐趋成熟，但其
核心理念已然显露无疑。柯林斯的“文化通货”无疑深受法国理论启发（柯林斯也把布
尔迪厄的《继承人》和《再生产》两书列入参考文献）。
此外，《再生产》中布尔迪厄
认为现代社会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非“物
理暴力”（physical violence）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与柯林斯的政治劳动、生产
劳动的概念划分高度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文凭理解成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一种
另类形式。从更加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
Herbert Gintis）1976年出版《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之后，北美学界的批判教育社会学开始崛起。《文凭社会》也是
在这一波浪潮之中崭露头角。
柯林斯在本书之后，转向微观社会学、冲突社会学，之后
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会学微观宏观壁垒的“互动仪式链”（ritual chain of
interaction），其研究重心从教育社会学上转移。但当《文凭社会》出版20多年后，
《教育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0）和《智识城
市的未来：变革中的美国大学》（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Intellect: The
Changing American University, 2002）等书计划出版时，两书主编全都邀请了已经告
别教育社会学多年的柯林斯，来重新撰写关于教育比较历史视角和“文凭通货膨胀”的
文章，由此也可见柯林斯《文凭社会》一书在教育社会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最后，必须
要强调的是，柯林斯并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本书第一章就
强调，初级教育（如扫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显著。这与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所认为的“教育等因素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教育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谋而
合。虽然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脉络也完全不同，但两位优秀的学者却从关联议题
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启示“中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
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教育投资从学钢琴、学芭蕾、学高尔夫，到一掷千金购置
学区房，学校从面试学生发展到面试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入园排队抢
号、小学入学求人送礼......这些种种社会怪现象看起来相当荒谬，但如果以文化通货
的视角来看，却又异常合理。对于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
”的多轮博弈——他们无法像贫困家庭那样因“力不从心”而“自暴自弃”，但也无法
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花得起”“输得起”。中产家庭时刻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危机
，只能通过对于文化通货的投资，来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
不要掉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本，来尽量撬动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杠杆，换
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货，让孩子在“政治职位”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文凭社会，也与美国类似，走向了“文凭通货膨胀”（credential inflation
）的极端——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学历的通货膨胀，已然带来了
文化通货的泡沫破碎，博士、硕士的含金量大大贬值，这也逆向助长了很多扭曲的学术
行为（如抄袭、注水），同时也使得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每况愈下。虽然很多人文教
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文科）无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
等教育只能仰仗这种名为反功利主义、实为保住饭碗的防御性言辞来维系自身尊严的话
，那无疑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虚无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