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国——张艺谋传》（ZZ）#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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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tbbs.com/news_wenzhang/Headline/31607249.html
前妻忆张艺谋如何坦白自己与巩俐的“第一次”
在张艺谋之前，确实没有一部中国电影真正走出过国门。可以说，张艺谋给中国电影带
来了一场革命，第一次将电影还原成电影；也正是张艺谋，第一次将镜头的使用提升到
了艺术的高度，而使得中国电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火爆的奥运会开幕式，使
得张艺谋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印象中国――张艺谋传》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电影和艺
术背后的传奇人物――
“我的父亲母亲”
任何人的身上，都强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影子一样，会伴随他的一
生。
张艺谋的身上会有其家庭的烙印吗？绝对有，而且更加深刻。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
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
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
开水一样的爱情。
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
张艺谋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这是一个肥缺，职位虽然不高，收入却不
少。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张艺谋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岁一嫁入张家，就成
为许多个孩子的母亲。她本人生过两个孩子：儿子张乃光，女儿张孝友。
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旧县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部，1997年改设临潼区）相
桥镇。张艺谋的大伯毕业于黄埔第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职位是军参谋长，后来随
蒋介石去了台湾。张艺谋的二伯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
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
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军界，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
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她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
，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
婚。
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
，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双方同意，婚事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了。事情非常凑巧，他们选定的结婚日――
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这一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旗被扯下
了，换上了共产党的旗帜。
1950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五日，早晨7时许，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张家迎来了第一
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当时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风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顺产，家
族或者邻居某个大嫂前来帮帮手；若是不顺，才需要紧急请接生婆。张秉钧在妻子临产
前便请来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张秉钧知道生产是女人的生死关，极
为重视。
喜得贵子，张秉钧乐坏了，他立即张罗着向亲戚报喜。外公接到这一消息，开始琢磨给
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了3个字：张诒谋。
“诒”字是一个不常用的字，诒谋，有遗传了祖先某种谋略智慧的意思。联系父母的家
庭背景，父系算是军人家庭，母系算是书香门第，古文中有“诒厥孙谋”之语，意即为
子孙谋划。
外公对“诒”字的理解是“诒者勋也”，是期望他在未来建立功勋，光宗耀祖。
打小开始，张艺谋和父亲就没什么话说，万一有话要说，也是绕个弯儿，将话说给妈妈
听，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说给爸爸听的。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张秉钧甚至有了
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是张艺谋开口，那一定是对他妈妈说的。直至后来，张艺谋打电话
回家问候二老，父亲似乎已经不习惯和自己的儿子沟通了，接起电话后会不自觉地说：
“你妈不在，等会儿再打来。”
张艺谋从小性格内向，他的两个弟弟也很闷。张艺谋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家是
只要我妈一回来，话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说话，家里马上特别有气氛。我妈要不回来，
就我爸在家，我们弟兄3个谁都不说话，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就那种。
我妈一回来，就这儿怎么没水了，这儿做饭了，就张罗。我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
病回来还要管我们四个……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单独谈话，基本都是一
问一答式的……”
进入“文革”，这个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开始空前加大，灾难不断地压迫着他们。张秉钧
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一个午夜，他和张孝友商量起了离婚的事。这完全出于对孩
子未来的考虑，他希望通过终结婚姻来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环境。张艺谋是躲在床上装
睡才听到这一切的。尽管父母最终并未离婚，可这件事对于少年时的他打击是巨大的。
画画看书讲故事
张艺谋上小学的时候，有两大爱好：一是画画，二是看小说。爱上摄影是成年之后的事。
张艺谋爱上画画，是受了表姐的影响。表姐比张艺谋大几岁，从小就喜欢画画，尤其喜
欢画古代仕女图。
那时，从周围大人甚至孩子对他的态度，张艺谋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受到另类的待遇。自
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但他不明白为什么。
某一天，他在家里翻找东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国民党军服上的纽扣之类的东西。这些
东西把他吓坏了，他不明白自己家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和“变
天账”没有太大区别。此事一旦被人知晓，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顶“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
，留着国民党军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这在张艺谋的心中再次投下浓重的阴影，他
越来越感到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便有意和小伙伴们拉开距离。
他并非没有人玩，他有表姐，还有兄弟。更多的时间，他会和表姐泡在一起，表姐画仕
女，他便画武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一定真的就喜欢干这件事，而是除了这件事
之外没其他事可干。家里的家务活，他不想干，母亲也并不强迫他。和小伙伴们玩耍？
真的没有几个知心的。最知心也最让他舒坦的，就是画中的那些武士。家里经济不宽裕
，没有钱给他买纸笔颜料，他就将自己最初的作品留在黑板上，留在地上，留在电线杆
上。没有笔和颜料，他就用粉笔画，用树枝画，用刀刻。
那个时候，普通人家虽然没有余钱买书，却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借到书。张艺谋靠的是
他母亲所在单位的图书馆，那里有大量藏书。张艺谋尤其迷恋那里的小说，还在初中阶
段便看完了很多中外名著。每得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往往可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有
一次，因为看书太投入，他竟在课堂上昏倒了，老师同学们急急地将他送进医院。住在
医院里的张艺谋却放不下正在看的书，一有机会就捧出来读。他的母亲张孝友担心儿子
身体有什么问题，找到了儿科的何教授替他诊断。岂知何教授跨进房间，看到张艺谋正
捧着一本大厚书在啃，当即发起了脾气，说：“张大夫，你是怎么搞的，这么小的娃，
你让他看这么厚的书，多费脑子呀！”张孝友了解儿子，只能无奈地笑笑。
张艺谋看书还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可以给同学们讲故事。
因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欢和他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认同。他
看的书多，并且都能记住。他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们自然就会接近他，
甚至还会带着某种崇拜的心理依赖他。
张艺谋曾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
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
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
和赞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
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地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
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地做人，从小养成这种性格。在电影学院我是属于那种
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不张扬，也紧张，自己害怕，自己总是觉得有危
机感，因为年龄、家庭出身，长期养成的习惯。其实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从来不做
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尽量把自己说圆一点，尽量不要让大家太多地看到我
个人的这些方面，我一直必须低调……但是……我在电影的表现上，尤其在电影形式的
表现上，极尽之能事，尽量把这个形势渲染得很极端。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
端。别人分析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生命中包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内向的张艺谋绘画，看书，沉默，思考，这些时候也是
在积蓄力量，正如他所说的，后来拍电影时力求表现形式上的极端等就是这种力量的释
放。
种红高粱，拍《红高粱》
张艺谋真正决定当导演，是在找到了合适的题材之后，也是他借调到西影厂不久的事。
知道张艺谋在悄悄寻找题材，在图书馆工作的肖华便格外留意，有时间便翻阅各种文学
期刊，希望帮他找到好的素材。这天，门房送来了新的杂志，有好大一堆。肖华埋头整
理，一一归档，其中有新一期的《人民文学》。她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上面有莫
言的一篇新小说。肖华知道张艺谋很喜欢莫言的小说，年初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她，以
后要多注意莫言，之前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非常感兴趣。
将杂志归档之后，她迫不及待地读起那篇小说，没想到一读就迷进去了，想让张艺谋也
看看。张艺谋从小就是小说迷，对小说有很高的鉴赏力，对莫言的新小说，他怎么可能
不如获至宝？他当即从妻子手中接过杂志，认真地读起来，一边读一边说：“好东西，
好东西！”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读，完全不知道饭菜是什么滋味。
他拿定主意，自己当导演的处女作就弄这个《红高粱》。
那时候的张艺谋虽然已经红透了，可作为导演绝对属于新手，且经济上也还非常一般，
去莫言家还是挤公共汽车。那天公共汽车上特别挤，他不敢耽误时间，拼命往上挤，不
留神脚被车门给夹了，当时觉得脚上一阵麻，因为人多也没太在意。中途有一个妇女下
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熘血由车内顺着门往外流。张艺谋此时才觉得有异，
脚板底下有一层黏煳煳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脚趾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
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便拖着伤脚去见莫言。
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张艺谋和莫言谈定的版权价竟然是800元。同时张艺谋和莫
言还谈定，剧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红高粱，这东西不好找，得事先种。莫言答应回他的家
乡山东高密去找当地农民协商。张艺谋告别了莫言后，又开始和剧作家朱伟以及陈剑雨
一起弄本子。当年的12月，剧本出来了，交给西影厂，厂里却有了不同意见，双方争执
不下。张艺谋急坏了：庄稼不等人，错过了这个季节，高粱地怎么办？如果不能在开春
时种下百十亩高粱，明年是绝对不可能拍这部影片的。
要说张艺谋此人运气可真是好：招工的时候遇到王闰芝，读大学时遇到白雪石、华君武
和黄镇，进入电影圈又遇到魏必达和吴天明。这些人都是张艺谋命中的贵人，比如吴天
明，他知道张艺谋心里急，于是给他拨了一笔专款，让他拿着这笔钱先去种高粱。
拿到这笔钱，张艺谋立即和莫言一起来到莫言的老家山东潍坊。莫言是当地的名人，他
和张艺谋一起硬是一家一家发动，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种上了大片的高粱。到了1987
年7月，高粱应该抽穗了，张艺谋再去看，发现叶子蔫蔫的，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火红
。他问原因，老乡告诉他，因为今年缺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是挑水抗旱，可
高粱面积太大根本顾不过来。如此，张艺谋再一次急了：这可是吴天明冒着风险给自己
批的钱，今年这高粱不出效果，他的片子怎么办？
还是莫言有办法：他直接找到县委，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还准备了抽水机。张艺谋于
是组织人施肥，安排抽水灌溉。刚刚干了3天，老天似乎也被他感动，及时下了一场透
雨。他又在这里待了几天，看见高粱长势非常之好，都拼着命往上蹿，这才放了心。
高粱地弄好了，还有一个外景地需要考虑，那就是颠轿所用的外景地，还包括酒坊。这
一定要有广阔且裸露的黄土，酒坊要让人觉得有一种苍凉感，这种感觉在山东肯定找不
到，甚至整个华东都找不到。张艺谋想到了西北。当初拍《黄土地》的时候，外景地选
在西北影视城，对那个地方他有着极深的印象。
应该说，张艺谋到西部电影城，才真正找到了《红高粱》的力量和灵魂。西部电影城中
的荒凉、苍劲以及内敛的力量，使整个影片极具内在的力量，也升华了主题。西北电影
城和高粱地的结合，实现了一次艺术的完美对接。
也就是这个时期，张艺谋和肖华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这道裂痕是因为《老井》。张艺谋为《红高粱》忙乎的时候，《老井》火得一塌煳涂。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或许是因为艺术，或者因为突破，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最吸引他
们的是因为电影中大胆的性爱镜头。尽管肖华说不在乎，实际上这事还是对她产生了影
响。
一次，张艺谋回家，她便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张
艺谋的回答不用想也能猜出：“这是剧情的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
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听这话吧，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
思。肖华呢，心里显然酸酸地：“你们演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
你有什么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张艺谋赶紧说：“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
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
香水味。”
张艺谋大概觉得老被肖华这样问下去不是办法，因此决定反守为攻，他主动问：“你对
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肖华怎么想的，能对张艺谋完全说出？自然只能说些场面话，她要让张艺谋觉得，她是
个大度的女人，是个肯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一切的女人。她说：“看见你的那些镜头，
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
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
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这件事本来没想瞒你
1983年，巩俐报考了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结果都名落孙山。经
历了两年的考试，巩俐及其父母开始明白一点：她毕竟缺乏专业学习，而这些专业学校
需要学生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巩俐若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一定得增加专业知识
和技能培养。因此，父母多方打听，通过层层关系，找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导演尹大
为，希望巩俐拜他为师。
尹大为第一次见巩俐是1985年春节前夕。尹大为回忆说：“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
说话的眼睛，通过这双眼睛，我看到了一个学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较高悟性。而最使
我难忘的则是她浑身充满的那股子傲气。巩俐的这身傲气，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
来的，也不是盲目而非常浅薄粗俗的傲慢之气，她是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青春气息。”
于是，他决定收巩俐为徒。
尹大为和张艺谋第一次见面时，张艺谋握着他的手，向他鞠了一躬，说是感谢他为中国
电影培养了一位人才。
日后，巩俐成了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也成了中国演员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演艺圈冲
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旗帜。
有关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肖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当然，肖华提供的说词也是
张艺谋向她“坦白”的。肖华写道：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
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
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
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
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肖华的回忆录关于这件事记得很简略，没有细节，甚至没有情节。
其时，巩俐有个男朋友，姓杨，高大英俊，圈内人。在学校，大家能经常看到他们出双
入对，常常在学校小卖店一类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起买零食吃。当初，巩俐接《红高粱》
这部戏，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对；巩俐进入《红高粱》剧组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产生了矛
盾。
巩俐在镇北堡拍《红高粱》中颠轿以及酒坊的一些镜头期间，巩俐和男友之间的矛盾就
更加激化了。此时的巩俐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痛苦却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这类感情问题，一定会想找个人倾诉和请教，巩俐也不例外。在当时的
剧组，张艺谋与她更亲近一些，于是巩俐经常与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扰以及拍戏以外的
事情。两颗心也就是这样慢慢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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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忆张艺谋如何坦白自己与巩俐的“第一次”
在张艺谋之前，确实没有一部中国电影真正走出过国门。可以说，张艺谋给中国电影带
来了一场革命，第一次将电影还原成电影；也正是张艺谋，第一次将镜头的使用提升到
了艺术的高度，而使得中国电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火爆的奥运会开幕式，使
得张艺谋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印象中国――张艺谋传》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电影和艺
术背后的传奇人物――
“我的父亲母亲”
任何人的身上，都强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影子一样，会伴随他的一
生。
张艺谋的身上会有其家庭的烙印吗？绝对有，而且更加深刻。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
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
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
开水一样的爱情。
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
张艺谋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这是一个肥缺，职位虽然不高，收入却不
少。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张艺谋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岁一嫁入张家，就成
为许多个孩子的母亲。她本人生过两个孩子：儿子张乃光，女儿张孝友。
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旧县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部，1997年改设临潼区）相
桥镇。张艺谋的大伯毕业于黄埔第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职位是军参谋长，后来随
蒋介石去了台湾。张艺谋的二伯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
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
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军界，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
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她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
，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
婚。
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
，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双方同意，婚事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了。事情非常凑巧，他们选定的结婚日――
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这一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旗被扯下
了，换上了共产党的旗帜。
1950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五日，早晨7时许，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张家迎来了第一
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当时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风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顺产，家
族或者邻居某个大嫂前来帮帮手；若是不顺，才需要紧急请接生婆。张秉钧在妻子临产
前便请来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张秉钧知道生产是女人的生死关，极
为重视。
喜得贵子，张秉钧乐坏了，他立即张罗着向亲戚报喜。外公接到这一消息，开始琢磨给
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了3个字：张诒谋。
“诒”字是一个不常用的字，诒谋，有遗传了祖先某种谋略智慧的意思。联系父母的家
庭背景，父系算是军人家庭，母系算是书香门第，古文中有“诒厥孙谋”之语，意即为
子孙谋划。
外公对“诒”字的理解是“诒者勋也”，是期望他在未来建立功勋，光宗耀祖。
打小开始，张艺谋和父亲就没什么话说，万一有话要说，也是绕个弯儿，将话说给妈妈
听，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说给爸爸听的。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张秉钧甚至有了
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是张艺谋开口，那一定是对他妈妈说的。直至后来，张艺谋打电话
回家问候二老，父亲似乎已经不习惯和自己的儿子沟通了，接起电话后会不自觉地说：
“你妈不在，等会儿再打来。”
张艺谋从小性格内向，他的两个弟弟也很闷。张艺谋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家是
只要我妈一回来，话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说话，家里马上特别有气氛。我妈要不回来，
就我爸在家，我们弟兄3个谁都不说话，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就那种。
我妈一回来，就这儿怎么没水了，这儿做饭了，就张罗。我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
病回来还要管我们四个……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单独谈话，基本都是一
问一答式的……”
进入“文革”，这个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开始空前加大，灾难不断地压迫着他们。张秉钧
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一个午夜，他和张孝友商量起了离婚的事。这完全出于对孩
子未来的考虑，他希望通过终结婚姻来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环境。张艺谋是躲在床上装
睡才听到这一切的。尽管父母最终并未离婚，可这件事对于少年时的他打击是巨大的。
画画看书讲故事
张艺谋上小学的时候，有两大爱好：一是画画，二是看小说。爱上摄影是成年之后的事。
张艺谋爱上画画，是受了表姐的影响。表姐比张艺谋大几岁，从小就喜欢画画，尤其喜
欢画古代仕女图。
那时，从周围大人甚至孩子对他的态度，张艺谋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受到另类的待遇。自
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但他不明白为什么。
某一天，他在家里翻找东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国民党军服上的纽扣之类的东西。这些
东西把他吓坏了，他不明白自己家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和“变
天账”没有太大区别。此事一旦被人知晓，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顶“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
，留着国民党军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这在张艺谋的心中再次投下浓重的阴影，他
越来越感到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便有意和小伙伴们拉开距离。
他并非没有人玩，他有表姐，还有兄弟。更多的时间，他会和表姐泡在一起，表姐画仕
女，他便画武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一定真的就喜欢干这件事，而是除了这件事
之外没其他事可干。家里的家务活，他不想干，母亲也并不强迫他。和小伙伴们玩耍？
真的没有几个知心的。最知心也最让他舒坦的，就是画中的那些武士。家里经济不宽裕
，没有钱给他买纸笔颜料，他就将自己最初的作品留在黑板上，留在地上，留在电线杆
上。没有笔和颜料，他就用粉笔画，用树枝画，用刀刻。
那个时候，普通人家虽然没有余钱买书，却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借到书。张艺谋靠的是
他母亲所在单位的图书馆，那里有大量藏书。张艺谋尤其迷恋那里的小说，还在初中阶
段便看完了很多中外名著。每得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往往可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有
一次，因为看书太投入，他竟在课堂上昏倒了，老师同学们急急地将他送进医院。住在
医院里的张艺谋却放不下正在看的书，一有机会就捧出来读。他的母亲张孝友担心儿子
身体有什么问题，找到了儿科的何教授替他诊断。岂知何教授跨进房间，看到张艺谋正
捧着一本大厚书在啃，当即发起了脾气，说：“张大夫，你是怎么搞的，这么小的娃，
你让他看这么厚的书，多费脑子呀！”张孝友了解儿子，只能无奈地笑笑。
张艺谋看书还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可以给同学们讲故事。
因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欢和他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认同。他
看的书多，并且都能记住。他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们自然就会接近他，
甚至还会带着某种崇拜的心理依赖他。
张艺谋曾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
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
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
和赞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
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地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
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地做人，从小养成这种性格。在电影学院我是属于那种
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不张扬，也紧张，自己害怕，自己总是觉得有危
机感，因为年龄、家庭出身，长期养成的习惯。其实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从来不做
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尽量把自己说圆一点，尽量不要让大家太多地看到我
个人的这些方面，我一直必须低调……但是……我在电影的表现上，尤其在电影形式的
表现上，极尽之能事，尽量把这个形势渲染得很极端。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
端。别人分析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生命中包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内向的张艺谋绘画，看书，沉默，思考，这些时候也是
在积蓄力量，正如他所说的，后来拍电影时力求表现形式上的极端等就是这种力量的释
放。
种红高粱，拍《红高粱》
张艺谋真正决定当导演，是在找到了合适的题材之后，也是他借调到西影厂不久的事。
知道张艺谋在悄悄寻找题材，在图书馆工作的肖华便格外留意，有时间便翻阅各种文学
期刊，希望帮他找到好的素材。这天，门房送来了新的杂志，有好大一堆。肖华埋头整
理，一一归档，其中有新一期的《人民文学》。她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上面有莫
言的一篇新小说。肖华知道张艺谋很喜欢莫言的小说，年初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她，以
后要多注意莫言，之前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非常感兴趣。
将杂志归档之后，她迫不及待地读起那篇小说，没想到一读就迷进去了，想让张艺谋也
看看。张艺谋从小就是小说迷，对小说有很高的鉴赏力，对莫言的新小说，他怎么可能
不如获至宝？他当即从妻子手中接过杂志，认真地读起来，一边读一边说：“好东西，
好东西！”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读，完全不知道饭菜是什么滋味。
他拿定主意，自己当导演的处女作就弄这个《红高粱》。
那时候的张艺谋虽然已经红透了，可作为导演绝对属于新手，且经济上也还非常一般，
去莫言家还是挤公共汽车。那天公共汽车上特别挤，他不敢耽误时间，拼命往上挤，不
留神脚被车门给夹了，当时觉得脚上一阵麻，因为人多也没太在意。中途有一个妇女下
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熘血由车内顺着门往外流。张艺谋此时才觉得有异，
脚板底下有一层黏煳煳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脚趾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
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便拖着伤脚去见莫言。
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张艺谋和莫言谈定的版权价竟然是800元。同时张艺谋和莫
言还谈定，剧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红高粱，这东西不好找，得事先种。莫言答应回他的家
乡山东高密去找当地农民协商。张艺谋告别了莫言后，又开始和剧作家朱伟以及陈剑雨
一起弄本子。当年的12月，剧本出来了，交给西影厂，厂里却有了不同意见，双方争执
不下。张艺谋急坏了：庄稼不等人，错过了这个季节，高粱地怎么办？如果不能在开春
时种下百十亩高粱，明年是绝对不可能拍这部影片的。
要说张艺谋此人运气可真是好：招工的时候遇到王闰芝，读大学时遇到白雪石、华君武
和黄镇，进入电影圈又遇到魏必达和吴天明。这些人都是张艺谋命中的贵人，比如吴天
明，他知道张艺谋心里急，于是给他拨了一笔专款，让他拿着这笔钱先去种高粱。
拿到这笔钱，张艺谋立即和莫言一起来到莫言的老家山东潍坊。莫言是当地的名人，他
和张艺谋一起硬是一家一家发动，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种上了大片的高粱。到了1987
年7月，高粱应该抽穗了，张艺谋再去看，发现叶子蔫蔫的，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火红
。他问原因，老乡告诉他，因为今年缺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是挑水抗旱，可
高粱面积太大根本顾不过来。如此，张艺谋再一次急了：这可是吴天明冒着风险给自己
批的钱，今年这高粱不出效果，他的片子怎么办？
还是莫言有办法：他直接找到县委，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还准备了抽水机。张艺谋于
是组织人施肥，安排抽水灌溉。刚刚干了3天，老天似乎也被他感动，及时下了一场透
雨。他又在这里待了几天，看见高粱长势非常之好，都拼着命往上蹿，这才放了心。
高粱地弄好了，还有一个外景地需要考虑，那就是颠轿所用的外景地，还包括酒坊。这
一定要有广阔且裸露的黄土，酒坊要让人觉得有一种苍凉感，这种感觉在山东肯定找不
到，甚至整个华东都找不到。张艺谋想到了西北。当初拍《黄土地》的时候，外景地选
在西北影视城，对那个地方他有着极深的印象。
应该说，张艺谋到西部电影城，才真正找到了《红高粱》的力量和灵魂。西部电影城中
的荒凉、苍劲以及内敛的力量，使整个影片极具内在的力量，也升华了主题。西北电影
城和高粱地的结合，实现了一次艺术的完美对接。
也就是这个时期，张艺谋和肖华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这道裂痕是因为《老井》。张艺谋为《红高粱》忙乎的时候，《老井》火得一塌煳涂。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或许是因为艺术，或者因为突破，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最吸引他
们的是因为电影中大胆的性爱镜头。尽管肖华说不在乎，实际上这事还是对她产生了影
响。
一次，张艺谋回家，她便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张
艺谋的回答不用想也能猜出：“这是剧情的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
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听这话吧，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
思。肖华呢，心里显然酸酸地：“你们演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
你有什么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张艺谋赶紧说：“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
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
香水味。”
张艺谋大概觉得老被肖华这样问下去不是办法，因此决定反守为攻，他主动问：“你对
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肖华怎么想的，能对张艺谋完全说出？自然只能说些场面话，她要让张艺谋觉得，她是
个大度的女人，是个肯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一切的女人。她说：“看见你的那些镜头，
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
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
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这件事本来没想瞒你
1983年，巩俐报考了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结果都名落孙山。经
历了两年的考试，巩俐及其父母开始明白一点：她毕竟缺乏专业学习，而这些专业学校
需要学生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巩俐若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一定得增加专业知识
和技能培养。因此，父母多方打听，通过层层关系，找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导演尹大
为，希望巩俐拜他为师。
尹大为第一次见巩俐是1985年春节前夕。尹大为回忆说：“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
说话的眼睛，通过这双眼睛，我看到了一个学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较高悟性。而最使
我难忘的则是她浑身充满的那股子傲气。巩俐的这身傲气，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
来的，也不是盲目而非常浅薄粗俗的傲慢之气，她是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青春气息。”
于是，他决定收巩俐为徒。
尹大为和张艺谋第一次见面时，张艺谋握着他的手，向他鞠了一躬，说是感谢他为中国
电影培养了一位人才。
日后，巩俐成了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也成了中国演员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演艺圈冲
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旗帜。
有关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肖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当然，肖华提供的说词也是
张艺谋向她“坦白”的。肖华写道：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
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
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
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
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肖华的回忆录关于这件事记得很简略，没有细节，甚至没有情节。
其时，巩俐有个男朋友，姓杨，高大英俊，圈内人。在学校，大家能经常看到他们出双
入对，常常在学校小卖店一类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起买零食吃。当初，巩俐接《红高粱》
这部戏，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对；巩俐进入《红高粱》剧组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产生了矛
盾。
巩俐在镇北堡拍《红高粱》中颠轿以及酒坊的一些镜头期间，巩俐和男友之间的矛盾就
更加激化了。此时的巩俐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痛苦却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这类感情问题，一定会想找个人倾诉和请教，巩俐也不例外。在当时的
剧组，张艺谋与她更亲近一些，于是巩俐经常与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扰以及拍戏以外的
事情。两颗心也就是这样慢慢靠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