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刘畅：一个美国红二代的困惑#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w*m
1 楼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2011251855.
［内容简要］：60多年前，阳和平的父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美国的生活
，奔向延安。阳和平还没出生的时候，身份就已经定格为“中国牛场工人的儿子”。就
像那部著名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一样，文化冲突与和解成为他人生的重要主题。
阳和平，2012年整整60岁，他出生在中国，5年前回中国定居。中国周刊记者／王攀摄
1967年，北京，一家五口的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
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
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
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中国农场里的童年
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
“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
阳和平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
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
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同年，与比自己早
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Engst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Erwin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
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
中国名字：寒春、阳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
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
：“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
是它了。”
1953年，阳和平随父母来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滩农场里度过。七八岁时他就
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农场的全景：麦田、树林、农舍的炊烟。“太美了。”他一脸陶
醉。和很多中国男孩一样，阳和平爱玩火，有次点着了农场的柴火垛，差点酿成大火灾
。父亲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抡圆胳膊打他屁股。
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62年，阳和平的姥姥卡玛丽达为了看
望久别的女儿，从苏联入境，来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带来一棵挂着糖果和玩
具的小松树。父亲告诉他，晚上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礼物从烟囱里进来，给乖孩子
的袜子里放上礼物，给淘气孩子的袜子里会放上一大块煤炭。“兄妹三人，我总是拿到
炭。”
牛场里的圣诞节，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圣诞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帮子就
着面条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让阳和平开心很久。
“美帝”回国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
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
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
学习好点么？
50多年过去了，阳和平还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凭什么剥夺我打架的权利
？为什么就我必须好好学习？”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
，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
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
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
农场继续养牛。“文革”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
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
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
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
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
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
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
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
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
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
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国来信，“当时特
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
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
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
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
“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
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美国没有铁饭碗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
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炼钢厂吊车电
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
”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
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
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
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
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地。“每场都有
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
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美国转了大半圈，他们在旧金山给自己放了假。父子俩租了部车，在中西部的高速
路上兜风。路过一个小镇，他们买了两盒半加仑装的冰激凌当午饭。“我们全家都爱吃
冰激凌，”阳和平捂着脸笑，“美国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阳早滔
滔不绝地讲着笑话。阳和平突然发现，那个脾气暴躁、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国最开心的一天。”他把手挪开，眼圈红了。
从上至下依次为：1.1958年，在陕西的草滩农场，6岁的阳和平与父亲、弟弟、妹妹的
合影。
2.1962年，10岁的阳和平为姥姥使用的冲水马桶挑水。
3.1967年，在北京三里屯，15岁的阳和平和妹妹实验自己制造的发电机。
4.1979年，27岁的阳和平到北京光华木材场看望师傅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77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常常对同事们讲述美国的经历。可他有些失望：人们感
兴趣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却看不透“资本主义的本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阳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会和父母争论。他又一次去了美国，打算看看“西方是怎么
研究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本科的论文研究“什么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博士论文研究“资本主义的周期问题”。从1980年到1997年，阳和
平花了七年读完大学，花了九年才读完博士。
“大学毕业我没懂，研究生时候更迷糊了，后来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走向
何处》，终于有点懂了。”他总结自己17年的求学经历，“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弄懂了，
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特别明白。”他对如今中国大学生的考研热潮摇头不已：大
部分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从拉特格斯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阳和平在一个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厌
倦了，因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没有破产却花钱多的人”，却创造不出一点社会价值。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阳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懂美式玩笑，不习惯人们
虽然很礼貌却“从来不串门”。他很难和大多数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花几个月
时间，等待一份从中国寄过来的《人民日报》，透过那些铅字，他才能找到些许的归属
感。
他觉得在美国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场电影，自己只是观众，却在影片中找到了
寻求已久的答案。
撞车
2005年，美国电影《撞车》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洛杉矶来自不同文化地域人们的
冲突与和解。就像这部电影一样，阳和平一直在中美文化中“撞车”。
太平洋两边折返了好多圈的阳和平决定在中国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的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找了份教计量经济学的工作。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早在1982年，寒春和阳早搬到了北京市昌平沙河的小王庄农场。2003年，阳早去世
。2010年，寒春也离他而去，留下了一屋子的奶牛养殖和机械设计的资料。望着堆积如
山、泛着黄的笔记和图纸，阳和平常常挠头：“我想一页一页照下来，做成电子版，可
工作量实在太艰巨了。”
偶尔，他的学生会来到这间小平房，帮他整理这些“带着奶牛味道”的纸张。尽管
阳和平很少在课堂上提起，但几乎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他的父亲母亲，是伟大的“国际
共产主义战士”。
研一女生周纤是阳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时就听过阳和平的课。她至今还记得，一次
吃西瓜，阳老师也借此讲到了中美差异：中国人习惯切成片，但美国人就得切成条吃—
—“因为我们是大鼻子。”作为校“三农”协会的负责人，周纤经常和他讨论农村问题
。“每次组织学生去农村实践，阳老师会提出一大堆建议。”她说，“可他不愿跟着我
们一起去，担心自己的模样会在农村引起麻烦。”
这个上课喜欢让学生们讨论、总是乐呵呵的外教，考试给分很合理。但他仍坚持美
国式的认真，如果有学生担心挂科去找他加分，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
帮你复习功课。”
最近找阳和平写出国推荐信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总是举笔如扛鼎：“太复杂了，真
是要了我的命。”中国的老师们总是习惯让学生写完内容，自己在下面签个名字，但阳
和平坚持自己写：“我有我的原则。”
学院领导催他多发表几篇学术论文，他从来都不着急：“我是体制外的合同工，又
不用评职称。手里的确有可写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时间才能出结果啊。”他认为目前中
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太严重，老师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拢——美国大学里拥有管理权的是
教师委员会，老师都不稀罕那个权力。他批评很多大学老师是在“混日子”。
他甚至会因为一些学生的“崇洋媚外”而伤心：“总觉得美国什么都好，电影、时
装和政治体制都当成自己的标准。”
可阳和平也常常不自觉地按照美国标准行事，他的中国爱人闵晓红最怕和他一起过
马路——一看见红灯右转的车辆和行人抢道，阳和平肯定会拦上去和司机理论，有一次
还差点跟人打起来。阳和平的理由是，美国的汽车在红灯右转时，必须等人行道上没人
才能过。
在家里，阳和平从来都不让爱人为他洗衣服：“你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这位
生活在社会底层、学历并不高的安徽妇女，时常会被他这样的话语逗乐。她经常翻阅阳
和平放在床头的书：《墓碑》、《问苍茫》、《反右派斗争始末》……这些书多为盗版
的，是阳和平从地摊淘换过来的。
前些天，美国的朋友告诉他，美国警察和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起了冲突，打伤了一位
抗议的退伍军人。“好家伙，整个加州都愤怒了，几千人占领了码头高喊：这是我们的
国家，宪法给我们权利！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他挥舞着胳膊，仿佛身临其境
，“美国政府是霸权主义，却宣传自己是正义的。一旦谎言被揭穿，你看美国群众的反
抗有多厉害！中国人民应该学习美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闵晓红回忆，寒春去世这一年来，老阳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视频，都会哭得很伤心
。有时候他会感慨：中国有些地方，越来越像美国了。他的学生周纤则这样理解：“阳
老师所怀念的，是那时大集体主义的温暖。”
最近一次“撞车”发生在公交车站上，阳和平抱怨公交路线设计不合理：“不能直
达地铁站，多么荒谬。要是在美国，公众会起诉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设施的失当！”爱人
闵晓红调侃道：“你的意思，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了？”他急了，争辩：“不是那么
回事，这和主义没有关系！”
［内容简要］：60多年前，阳和平的父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美国的生活
，奔向延安。阳和平还没出生的时候，身份就已经定格为“中国牛场工人的儿子”。就
像那部著名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一样，文化冲突与和解成为他人生的重要主题。
阳和平，2012年整整60岁，他出生在中国，5年前回中国定居。中国周刊记者／王攀摄
1967年，北京，一家五口的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
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
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
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中国农场里的童年
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
“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
阳和平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
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
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同年，与比自己早
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Engst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Erwin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
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
中国名字：寒春、阳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
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
：“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
是它了。”
1953年，阳和平随父母来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滩农场里度过。七八岁时他就
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农场的全景：麦田、树林、农舍的炊烟。“太美了。”他一脸陶
醉。和很多中国男孩一样，阳和平爱玩火，有次点着了农场的柴火垛，差点酿成大火灾
。父亲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抡圆胳膊打他屁股。
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62年，阳和平的姥姥卡玛丽达为了看
望久别的女儿，从苏联入境，来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带来一棵挂着糖果和玩
具的小松树。父亲告诉他，晚上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礼物从烟囱里进来，给乖孩子
的袜子里放上礼物，给淘气孩子的袜子里会放上一大块煤炭。“兄妹三人，我总是拿到
炭。”
牛场里的圣诞节，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圣诞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帮子就
着面条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让阳和平开心很久。
“美帝”回国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
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
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
学习好点么？
50多年过去了，阳和平还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凭什么剥夺我打架的权利
？为什么就我必须好好学习？”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
，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
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
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
农场继续养牛。“文革”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
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
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
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
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
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
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
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
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
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
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国来信，“当时特
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
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
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
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
“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
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美国没有铁饭碗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
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炼钢厂吊车电
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
”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
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
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
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
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地。“每场都有
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
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美国转了大半圈，他们在旧金山给自己放了假。父子俩租了部车，在中西部的高速
路上兜风。路过一个小镇，他们买了两盒半加仑装的冰激凌当午饭。“我们全家都爱吃
冰激凌，”阳和平捂着脸笑，“美国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阳早滔
滔不绝地讲着笑话。阳和平突然发现，那个脾气暴躁、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国最开心的一天。”他把手挪开，眼圈红了。
从上至下依次为：1.1958年，在陕西的草滩农场，6岁的阳和平与父亲、弟弟、妹妹的
合影。
2.1962年，10岁的阳和平为姥姥使用的冲水马桶挑水。
3.1967年，在北京三里屯，15岁的阳和平和妹妹实验自己制造的发电机。
4.1979年，27岁的阳和平到北京光华木材场看望师傅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77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常常对同事们讲述美国的经历。可他有些失望：人们感
兴趣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却看不透“资本主义的本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阳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会和父母争论。他又一次去了美国，打算看看“西方是怎么
研究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本科的论文研究“什么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博士论文研究“资本主义的周期问题”。从1980年到1997年，阳和
平花了七年读完大学，花了九年才读完博士。
“大学毕业我没懂，研究生时候更迷糊了，后来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走向
何处》，终于有点懂了。”他总结自己17年的求学经历，“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弄懂了，
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特别明白。”他对如今中国大学生的考研热潮摇头不已：大
部分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从拉特格斯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阳和平在一个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厌
倦了，因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没有破产却花钱多的人”，却创造不出一点社会价值。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阳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懂美式玩笑，不习惯人们
虽然很礼貌却“从来不串门”。他很难和大多数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花几个月
时间，等待一份从中国寄过来的《人民日报》，透过那些铅字，他才能找到些许的归属
感。
他觉得在美国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场电影，自己只是观众，却在影片中找到了
寻求已久的答案。
撞车
2005年，美国电影《撞车》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洛杉矶来自不同文化地域人们的
冲突与和解。就像这部电影一样，阳和平一直在中美文化中“撞车”。
太平洋两边折返了好多圈的阳和平决定在中国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的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找了份教计量经济学的工作。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早在1982年，寒春和阳早搬到了北京市昌平沙河的小王庄农场。2003年，阳早去世
。2010年，寒春也离他而去，留下了一屋子的奶牛养殖和机械设计的资料。望着堆积如
山、泛着黄的笔记和图纸，阳和平常常挠头：“我想一页一页照下来，做成电子版，可
工作量实在太艰巨了。”
偶尔，他的学生会来到这间小平房，帮他整理这些“带着奶牛味道”的纸张。尽管
阳和平很少在课堂上提起，但几乎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他的父亲母亲，是伟大的“国际
共产主义战士”。
研一女生周纤是阳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时就听过阳和平的课。她至今还记得，一次
吃西瓜，阳老师也借此讲到了中美差异：中国人习惯切成片，但美国人就得切成条吃—
—“因为我们是大鼻子。”作为校“三农”协会的负责人，周纤经常和他讨论农村问题
。“每次组织学生去农村实践，阳老师会提出一大堆建议。”她说，“可他不愿跟着我
们一起去，担心自己的模样会在农村引起麻烦。”
这个上课喜欢让学生们讨论、总是乐呵呵的外教，考试给分很合理。但他仍坚持美
国式的认真，如果有学生担心挂科去找他加分，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
帮你复习功课。”
最近找阳和平写出国推荐信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总是举笔如扛鼎：“太复杂了，真
是要了我的命。”中国的老师们总是习惯让学生写完内容，自己在下面签个名字，但阳
和平坚持自己写：“我有我的原则。”
学院领导催他多发表几篇学术论文，他从来都不着急：“我是体制外的合同工，又
不用评职称。手里的确有可写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时间才能出结果啊。”他认为目前中
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太严重，老师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拢——美国大学里拥有管理权的是
教师委员会，老师都不稀罕那个权力。他批评很多大学老师是在“混日子”。
他甚至会因为一些学生的“崇洋媚外”而伤心：“总觉得美国什么都好，电影、时
装和政治体制都当成自己的标准。”
可阳和平也常常不自觉地按照美国标准行事，他的中国爱人闵晓红最怕和他一起过
马路——一看见红灯右转的车辆和行人抢道，阳和平肯定会拦上去和司机理论，有一次
还差点跟人打起来。阳和平的理由是，美国的汽车在红灯右转时，必须等人行道上没人
才能过。
在家里，阳和平从来都不让爱人为他洗衣服：“你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这位
生活在社会底层、学历并不高的安徽妇女，时常会被他这样的话语逗乐。她经常翻阅阳
和平放在床头的书：《墓碑》、《问苍茫》、《反右派斗争始末》……这些书多为盗版
的，是阳和平从地摊淘换过来的。
前些天，美国的朋友告诉他，美国警察和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起了冲突，打伤了一位
抗议的退伍军人。“好家伙，整个加州都愤怒了，几千人占领了码头高喊：这是我们的
国家，宪法给我们权利！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他挥舞着胳膊，仿佛身临其境
，“美国政府是霸权主义，却宣传自己是正义的。一旦谎言被揭穿，你看美国群众的反
抗有多厉害！中国人民应该学习美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闵晓红回忆，寒春去世这一年来，老阳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视频，都会哭得很伤心
。有时候他会感慨：中国有些地方，越来越像美国了。他的学生周纤则这样理解：“阳
老师所怀念的，是那时大集体主义的温暖。”
最近一次“撞车”发生在公交车站上，阳和平抱怨公交路线设计不合理：“不能直
达地铁站，多么荒谬。要是在美国，公众会起诉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设施的失当！”爱人
闵晓红调侃道：“你的意思，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了？”他急了，争辩：“不是那么
回事，这和主义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