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孺子可教）#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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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孺子可教）
根据母亲说，我小时候胆子大，而且是海大，不知道怕人，她经常讲过我的一个实例。
我大概4，5岁时，她带着我去参加一个新年团拜会，有好多人。母亲抱着我坐在后面，
前面则有一张大桌子，坐的都是头头脑脑。
待遇自然也是不同的，我们桌子上只有瓜子，而前面的则有花花绿绿的糖果。我那时还
根本不会嗑瓜子，眼睛自然就死死盯着好看的糖果。母亲一下子没有抓紧，我就跑了下
来，直朝着前面飞快地冲了过去。
不过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不怕人，而是根本没有看到有人。等我抓了一把糖果在手里，这
时候才发现我在站在一个白胡子的老头的面前。
据母亲说，那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学术上的泰斗，一贯对人严厉，不苟言笑。他是那种老
派人，认为自己的身躯，包括毛发都是父母所予，自己是不能做主的。所以他理发，刮
胡子都得先跟自己的母亲请示一下。
当然，我认为那是多此一举，不会不同意的，我小时候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去理发，
被人按住头不许乱动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自己主动的去，做妈妈的岂有不同意之
理，怕是高兴坏了。但后来麻烦就来了，他母亲去世了，没有办法请示了，他只好不理
发，不刮胡子了。
于是我就盯着他的那一把白胡子看，忽然我发现了一件颇为新奇的事情，他的脸上有一
颗痣，上面长出了几根乌黑的长发，和雪白的长须相比非常地醒目，于是我就指着问：
“你那里的胡子为什么不白呢？”
他依旧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那是我的点睛之笔。”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正想问一问，可他却先指着我的衣服问：
“那是什么？”
我低头看了一下，有些得意地说：
“那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新衣服上一个荷包。”
“那能不能用来装糖？”
说完就把那一盘糖果拿到了我的面前，我虽然离天才很遥远，但这个意思还是能够懂的
。他看着我把糖果往兜里装，一边摸着我的头，才哈哈大笑地说：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矣。”
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我也非常的得意，但母亲却说自己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只好
红着脸赶紧把我抱了回来。
母亲后来当然批评我，说我像从来没有见过糖一样，还说我这么就不知道为她挣一点面
子。糖当然是见过，但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糖还是个稀罕的东西，是要票定量供应
的。任何东西一定量供应，就像言论，那一定是要激起人们的欲望的，我有追求自然是
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由于母亲说了我，当然我就认为“孺子可教”是不好的词，但等到自己后来读了《史记
》，才知道她误导了我，那是一句赞扬后辈的好话。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在琢磨老先生为什么要夸奖我，是不是说我很快就懂了应该把自己
的利益最大化呢？可见他是一个很有些率直的人。其实他有些多虑了，我是懂的，人好
像天生就懂这个。
我之所以没有往口袋里装，是忘记了。我的口袋里经常有一些母亲认为是莫名其妙的的
东西，最常见的就是石子，有一回居然有一只死鸟，她问我是怎么来的，可我怎么能知
道，我只知道有什么稀罕的东西，就应该装到自己的口袋，可见占有是一种天生的本能
，不需要教。
所以我的衣服经常没有口袋，我虽然抗议，没有作用，孩子是没有权利的。于是我只有
跟着她到那些非常隆重的正式场合，才能有权利穿上有口袋的衣服，还竟然不许我装糖
果，那口袋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认为，老先生应该教我一点高级的，有用的东西，比如像，要大家高唱为人民服
务的的红歌，然后自己就能正大光明地去拿，拿多少都可以。这种技巧就不能是天生的
，要得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来锤炼。
我想那老先生如果活到了现在，也许会教我一点与时俱进的实用的东西，但他在文革时
死了。临死前头发，胡子都给革命小将剪掉了，小将们倒不是说他们问过了他的母亲，
而是说那是四旧，还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地主婆。
当然，老先生并不了解我，那只是客套话，我母亲恐怕有不同的看法。
小时候母亲总是说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是一只三脚猫，毛躁还坐不住，最让她伤脑
筋的就是我的错字，她纠正了我十遍，我仍然可以错十一次的。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总是不能正确地写二点水，三点水，有时都是二点，一会儿又都变成
了了三点；再不然就是高兴地时候就都是三点，不高兴了就不想多写一点。
她看到我的错字就用红笔一圈，但谁知我有一次在非常不高兴的时候突然狂喜，也就是
说都只有二点的时候，偏偏有一个正确的三点，她还是相信我的一贯性，顺着圈下来。
要知道那一个圆圈不是随便圈的，错字我得重写十遍，于是我重写了拿给她看的时候，
她就愤愤的对我说：
“怎么一回事，重写都写错了！”
我看了一看，也就愤愤对她说：
“是你说我三点错了，我改成的二点，怎么又错了。”
她仔细地看了看，还是恨恨地说：
“知不知道，你已经把我气晕了头。”突然像想起了什么，问：“我圈了，你就减一点
？”
我点点头，说：
“当然哪，还能怎么改。”心想有又没有一点和四点。
她好像是气完了，反倒笑了，说：
“你这不如不改，你应该查一查书，或者字典，看看错在哪里了。”
我感到非常委屈，是你说我错了，又不是书，我只能听你的改，再错了怎么还要说我，
你反正是从来不错。
当我拿回本子一看，顿时就傻了眼，于是带着哭腔说：
“妈妈，你是不是弄错了，那是一个字错了十回，你不能打十个圆的！”
“没有错，我就是要你写一百遍，长个记性，要查字典，看你下回还错不错！”
我那一下心情就完全地坏到不能再坏，别指望完成作业后能出去玩一会了。
当我写的时候，发现母亲带着笑意，静静地，有些满足感地看着我，我心里的委屈就越
来越多。
我记得那时候自己的唯一想法就是能明天一下子长大就好了，妈妈就再也不能管我了。
当然，我后来长大了，再后来，妈妈自然老了，最后永远离开了我，于是，再也没有人
用那种目光看过我。
我现在知道了，我之所以有那么美好的一个童年，美好到我只要活着就会恋恋不忘，只
是因为有那目光始终跟随着我。
根据母亲说，我小时候胆子大，而且是海大，不知道怕人，她经常讲过我的一个实例。
我大概4，5岁时，她带着我去参加一个新年团拜会，有好多人。母亲抱着我坐在后面，
前面则有一张大桌子，坐的都是头头脑脑。
待遇自然也是不同的，我们桌子上只有瓜子，而前面的则有花花绿绿的糖果。我那时还
根本不会嗑瓜子，眼睛自然就死死盯着好看的糖果。母亲一下子没有抓紧，我就跑了下
来，直朝着前面飞快地冲了过去。
不过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不怕人，而是根本没有看到有人。等我抓了一把糖果在手里，这
时候才发现我在站在一个白胡子的老头的面前。
据母亲说，那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学术上的泰斗，一贯对人严厉，不苟言笑。他是那种老
派人，认为自己的身躯，包括毛发都是父母所予，自己是不能做主的。所以他理发，刮
胡子都得先跟自己的母亲请示一下。
当然，我认为那是多此一举，不会不同意的，我小时候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去理发，
被人按住头不许乱动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自己主动的去，做妈妈的岂有不同意之
理，怕是高兴坏了。但后来麻烦就来了，他母亲去世了，没有办法请示了，他只好不理
发，不刮胡子了。
于是我就盯着他的那一把白胡子看，忽然我发现了一件颇为新奇的事情，他的脸上有一
颗痣，上面长出了几根乌黑的长发，和雪白的长须相比非常地醒目，于是我就指着问：
“你那里的胡子为什么不白呢？”
他依旧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那是我的点睛之笔。”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正想问一问，可他却先指着我的衣服问：
“那是什么？”
我低头看了一下，有些得意地说：
“那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新衣服上一个荷包。”
“那能不能用来装糖？”
说完就把那一盘糖果拿到了我的面前，我虽然离天才很遥远，但这个意思还是能够懂的
。他看着我把糖果往兜里装，一边摸着我的头，才哈哈大笑地说：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矣。”
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我也非常的得意，但母亲却说自己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只好
红着脸赶紧把我抱了回来。
母亲后来当然批评我，说我像从来没有见过糖一样，还说我这么就不知道为她挣一点面
子。糖当然是见过，但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糖还是个稀罕的东西，是要票定量供应
的。任何东西一定量供应，就像言论，那一定是要激起人们的欲望的，我有追求自然是
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由于母亲说了我，当然我就认为“孺子可教”是不好的词，但等到自己后来读了《史记
》，才知道她误导了我，那是一句赞扬后辈的好话。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在琢磨老先生为什么要夸奖我，是不是说我很快就懂了应该把自己
的利益最大化呢？可见他是一个很有些率直的人。其实他有些多虑了，我是懂的，人好
像天生就懂这个。
我之所以没有往口袋里装，是忘记了。我的口袋里经常有一些母亲认为是莫名其妙的的
东西，最常见的就是石子，有一回居然有一只死鸟，她问我是怎么来的，可我怎么能知
道，我只知道有什么稀罕的东西，就应该装到自己的口袋，可见占有是一种天生的本能
，不需要教。
所以我的衣服经常没有口袋，我虽然抗议，没有作用，孩子是没有权利的。于是我只有
跟着她到那些非常隆重的正式场合，才能有权利穿上有口袋的衣服，还竟然不许我装糖
果，那口袋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认为，老先生应该教我一点高级的，有用的东西，比如像，要大家高唱为人民服
务的的红歌，然后自己就能正大光明地去拿，拿多少都可以。这种技巧就不能是天生的
，要得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来锤炼。
我想那老先生如果活到了现在，也许会教我一点与时俱进的实用的东西，但他在文革时
死了。临死前头发，胡子都给革命小将剪掉了，小将们倒不是说他们问过了他的母亲，
而是说那是四旧，还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地主婆。
当然，老先生并不了解我，那只是客套话，我母亲恐怕有不同的看法。
小时候母亲总是说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是一只三脚猫，毛躁还坐不住，最让她伤脑
筋的就是我的错字，她纠正了我十遍，我仍然可以错十一次的。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总是不能正确地写二点水，三点水，有时都是二点，一会儿又都变成
了了三点；再不然就是高兴地时候就都是三点，不高兴了就不想多写一点。
她看到我的错字就用红笔一圈，但谁知我有一次在非常不高兴的时候突然狂喜，也就是
说都只有二点的时候，偏偏有一个正确的三点，她还是相信我的一贯性，顺着圈下来。
要知道那一个圆圈不是随便圈的，错字我得重写十遍，于是我重写了拿给她看的时候，
她就愤愤的对我说：
“怎么一回事，重写都写错了！”
我看了一看，也就愤愤对她说：
“是你说我三点错了，我改成的二点，怎么又错了。”
她仔细地看了看，还是恨恨地说：
“知不知道，你已经把我气晕了头。”突然像想起了什么，问：“我圈了，你就减一点
？”
我点点头，说：
“当然哪，还能怎么改。”心想有又没有一点和四点。
她好像是气完了，反倒笑了，说：
“你这不如不改，你应该查一查书，或者字典，看看错在哪里了。”
我感到非常委屈，是你说我错了，又不是书，我只能听你的改，再错了怎么还要说我，
你反正是从来不错。
当我拿回本子一看，顿时就傻了眼，于是带着哭腔说：
“妈妈，你是不是弄错了，那是一个字错了十回，你不能打十个圆的！”
“没有错，我就是要你写一百遍，长个记性，要查字典，看你下回还错不错！”
我那一下心情就完全地坏到不能再坏，别指望完成作业后能出去玩一会了。
当我写的时候，发现母亲带着笑意，静静地，有些满足感地看着我，我心里的委屈就越
来越多。
我记得那时候自己的唯一想法就是能明天一下子长大就好了，妈妈就再也不能管我了。
当然，我后来长大了，再后来，妈妈自然老了，最后永远离开了我，于是，再也没有人
用那种目光看过我。
我现在知道了，我之所以有那么美好的一个童年，美好到我只要活着就会恋恋不忘，只
是因为有那目光始终跟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