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是小弟弟才生下来的。”古灵精怪的三年级女生小可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完这句话
后，就蹦蹦跳跳地走开了。小可的妈妈阿利生了二胎，“毫无意外”是个男孩。阿利和
我都曾经是中部某欠发达省份一所乡村学校的老师，现在在不同的学校里任教，偶有交
集，交换的都是这个圈子里并不算新奇的故事——属于乡村，更属于乡村女教师。我是
旁观者，更是亲历者。
阿利的故事有一个相对世俗的圆满结局，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以后，阿利和许多女教师
一样，进入到“怀孕-人工筛查性别-堕胎”的循环之中，在多次被医生警告再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之后，阿利终于如愿以偿，二胎生了个男孩。
这些疯狂的乡村女教师们有的像阿利这样，刚结婚时还很年轻，对生育本身保留着一定
的敬畏，也并没有很强烈地意识到男孩在本地的婚姻中，是何等重要的存在，于是在“
顺其自然”地生了女孩后，现在自然是非要再生出个男孩不可；有的女教师，追求的是
“双保险”，一胎生男孩，二胎还要男孩；而没有加入到这场循环的女教师，是难得一
小撮暂且轻松的准妈妈。
当我去看还在坐月子的阿利时，她整个人白胖得就像一个刚发酵的馒头，心满意足正从
每一个细胞里洋溢出来。她那干瘦年迈的婆婆快活地忙进忙出，一声甜过一声：“阿利
呀，快把手放进去，别冻到风！”“阿利呀，趁热喝点鸡汤。”就好像那些针尖对麦芒
的争吵从未发生过。
阿力的丈夫也从广东赶回来了，虽然再过几天他又要离开，小可没心没肺地跑进跑出，
去看她出生没多久的小弟弟。在这一片热闹祥和的氛围中，我们不知不觉提到了阿春。
前几年，“全面开放二胎”在坊间传了又传，却迟迟没有落实到政策，阿春在期望中失
望，在失望中绝望，在绝望中铤而走险——她怀孕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怀孕了，但是
她说她只是感冒了，发烧了，身体不舒服了，我们都哦哦地点着头，眼见她的肚子渐渐
连最宽松的衣服都遮掩不住了。她在尴尬中焦灼着，迟迟没有迈出那关键的一步——通
过黑诊所查看孩子的性别。前几年，她的第一个女儿也是在这种犹豫与焦灼中出生的，
现在她又陷入到同样一种焦灼和犹豫中。虽然她是个颇为心善的人，但却依旧对生儿子
怀有很深的执念。
“应该是个男孩，看，肚子多尖，人都变丑了。”这种种的征兆都证明，这一胎十有八
九是个男孩。在这种自欺欺人中，在周围人涵义复杂的目光中，她熬过了一个学期。
到了暑假，肚子里的胎儿约摸有六七个月大了，她和丈夫才终于硬着头皮去邻省做了检
查，结果让她如坠深渊——是个女孩。她像疯了一样，联系了所有能联系的黑诊所，结
果自然是一样，这么大的胎儿已经很难再查错性别。但这么大的胎儿，加之阿春本身的
身体状况，也意味着没有哪个医院敢下手处理掉她肚子里的另一个“她”了。
阿春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睡觉，睡着睡着就开学了，领导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阿春有时
候接，有时候不接。阿春坐月子的时候，领导提着个果盘来到她家，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地笑笑，就这样，阿春正式被教体局除名了。
一年以后，全面二胎政策正式颁布实施。
后来，阿春夫妻俩花了十多万从邻省一对专门生孩子卖的夫妻那里买了一个男孩。
后来，阿春的丈夫陷入民间借贷的深渊，锒铛入狱。
再后来，晚了一些生孩子的阿利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还生了男孩。阿利说：“阿春
真是太蠢了，明明刚怀上就可以抽血寄到香港去检查的，不过就是多花几个钱而已，她
呀，当断不断，又不舍得花钱，女人啊，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想起我孤身一人，走进妇产科门诊第一次做孕检时，看见几个血红的大字印在白色的
墙壁上——禁止人工选择胎儿性别。我不是第一次进出那个房间，却似乎是第一次看到
那行字，我在那里驻足了很久，以一个命途未卜的准母亲的身份站在那儿，泪眼滂沱。
而现在，我庆幸于当时的我，没有完全将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完全交付于别人。我庆幸着
，同时心有余悸。我看着阿利身边那个闭眼酣睡的婴儿，心里默想：“你的那些姐姐们
，就没有你这样的幸运了。”
